——专访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所著的《中国人的音乐》一书，以中国传统音乐、各地民歌为脉，饱含深情地讲述了“中国人的音乐故事”，获得第八届“啄木鸟杯”优秀文艺评论著作奖。在这本书中，田青提出一系列追问：中国音乐究竟有多好、有多美？作为中国人，你真的了解中国人的音乐吗？中国音乐里有多少中国的伟大创造和赓续千年的品格与智慧？田青认为，中国音乐之独特，在于其蕴含着一种人文精神。带着对这部著作以及作者本人更进一步的了解和思考，记者对作者进行了专访。

中国艺术报：长期以来，您致力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的研究，为推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您完成《中国人的音乐》这部作品的初衷是什么？

田青：中国音乐有数千年历史，真的是浩瀚无垠、博大精深。应该说，过了古稀之年，我才对中国音乐有了一点点认识和了解。我早期的学习阶段，就像“盲人摸象”，摸到肚子以为是墙，摸到尾巴以为是绳。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学习、研究，我才隐约看到一点儿“大象”的模样，才认识到中国传统音乐就像中华民族一样，是一个“多元一统”的小宇宙、大格局。

本书是写给大家的。书名是大了点儿，我们指导学生写论文，总强调要“小题大做”，但本书却是“大题小做”，即希望通过我精心选择的这26个主题和36首音乐，让读者对中国音乐这头“大象”有一个大致的整体印象。象牙塔里的音乐学是分门别类的，史是史，论是论，美学是美学，欣赏是欣赏。本书没有遵守这些规则和门类，只是随心所欲地写我心中的中国音乐，写这些给我的心灵留下永恒印记的音乐。

至于书名为什么叫《中国人的音乐》，强调一个“人”字？是因为我始终笃信：音乐，是人创造的是人聆听的，是人的情感与思想的凝聚与升华。因乐可知心，因乐可知人，你懂得了中国人的音乐，也就懂得了中国人，懂得了中国。乐声如水，亦如光。

中国艺术报：在《中国人的音乐》这本书中，您用三个乐章的篇幅，采撷古今代表性音乐精粹，其中有中国传统音乐，也有不同民族的代表性民歌作品，还有对中西文化的融合有深入浅出的观照。您的这部作品从音乐层面、地缘及历史层面、人文层面，讲述了蕴藏在音乐里的民族情感，既表现出您的领域专业性，也体现了您为成书付梓的辛苦投入。您在撰写这本书之前作了哪些具体的准备和调查工作？

田青：多年来，我一直在为弘扬包括中国音乐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但是，我也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我所研究、热爱的这一切，不能只在象牙塔里传承，不能只靠自己带几个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于是，我利用各种机会，在各大院校、电视台、图书馆、读书班，给大众讲说中国传统音乐。2018年，我在央视《正午学堂》连讲十期《田青讲国乐》；2019年，在国家图书馆开设公开课“音乐里的中国”。没想到，原计划的十讲只讲了五讲便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而暂停了。于是，我想到将我这几十年关于中国音乐的思考写下来。这次的写作竟让我忽然找回消失已久的写作激情，我不舍昼夜，一鼓作气，用3个多月的时间写完了这本书的初稿。

写作过程的顺畅与愉悦，不是说没有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是中国音乐浩如烟海，横无际涯，该如何取舍？如何在尽量短小的篇幅内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让读者对中国人的音乐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另一个困难是不能像写学术论文一样用学术圈内的方式自由写作，因为要想让更多人读懂，就必须尽量降低阅读门槛，除了注意语言的明白晓畅，还要尽量不用或少用专业术语。用大家都懂的语言讲清一个专业问题，比把浅显的道理用深奥冷僻、唬人的“新名词”堆砌成一部“学术著作”，要困难得多。

中国艺术报：音乐艺术是中华文化的灿烂瑰宝，您的这部作品彰显了我国音乐资源的丰厚绚丽。我们也知道，一直以来音乐在民族认同、国家力量凝聚等方面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从音乐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您认为“音乐”在中国古代历史、近现代历史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田青：从孔孟老庄对音乐的论述，一直到中国最早音乐的发明，包括像曾侯乙编钟等伟大乐器的出土，都说明中国不但重视音乐，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世界上、在音乐这个领域是具领先地位的、是有非常大成就的。同时，中国音乐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国的音乐史料及研究等都深受我国音乐的影响。

音乐在近现代历史上起的作用就更大了。比如在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义勇军进行曲》就发挥了无与伦比、无法替代的作用，这首歌不仅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民族战歌，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国际战歌。1938年，丰子恺在《谈抗战歌曲》一文中写道：“抗战以来，文艺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都会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歌声还伴随着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事迹传到了海外。1940年，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学生干事刘良模（中共地下党员）被迫离国去美国留学时，教会了在美华侨和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用中文唱《义勇军进行曲》。罗伯逊于次年发行英文版唱片，改名为《起来》。宋庆龄在为唱片写的英文序言里说：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传唱运动中，发现了反抗敌人的力量源泉。这一切都可以彰显出“音乐”本身所凝结的巨大力量。

中国艺术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占据大众视野的还是流行音乐，但我们也观察到，近些年来，像民族音乐、古典音乐等也越来越为更多人所推崇。您是如何看待音乐和大众之间的关系的？

田青：现在的青年人喜欢流行音乐，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民族音乐，一是大环境的影响所造成的。现在国家提倡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民族音乐的推广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相关的活动和演出也日益增多，这对民族音乐进入青年人的审美视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是青年人的爱好结构是多样性的。年轻人喜欢流行的东西无可厚非，但是流行音乐是一种随大流的音乐，流行、时尚，就是“一时之尚”，它是会过去的。那么等你沉淀下来，会有更高的追求，会自己去寻找符合更高审美的文艺作品、音乐作品去追崇。

民族音乐是活在我们血液里的音乐，民族音乐在当代的传播也激活了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所以现在很多青年人喜欢民族音乐，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和传播民族音乐。

田青《中国人的音乐》插图

中国艺术报：艺术评论和艺术创作总是相互激发、相互促进。您如何看待艺术研究、艺术评论对艺术创作发挥的作用？

田青：艺术批评对艺术创作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是非常重要的存在。我曾经是《艺术评论》杂志的创刊主编，距离现在已经20年了，我对艺术批评一直非常重视。同时，我自己也作了许多公开的旗帜鲜明的艺术评论文章，发出了很多艺术批评的声音，都曾经影响了我们的艺术创作。

2000年，央视有个节目叫“青歌赛”，当时的音乐气氛是学习西方的美声唱法，用它改造中国的歌唱，以学院派的为主，把民间的民族的这些音乐精华予以否定。于是我在“青歌赛”上直言不讳地批评这种千人一声的“罐头歌手”，我提倡要多元，要有不同的唱法，尤其要关注民族民间的唱法。我的批评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在那样的一个公开的场合，提出这样强烈的批评是罕见的，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这在当时成为了一个文化事件。

文艺批评要真正做到成为一个文化事件是不容易的，它需要大环境，也需要批评者的勇气。如果光说那些不痛不痒的话，文艺批评是没有意义的。这2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在支持我的观点，对民族民间的音乐支持以及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观点也成为主流。然而在当时我提出来的时候还没有这种趋势，所以文艺批评要有勇气，也要有前瞻性。有效的文艺批评对艺术创作的作用是无限大的。

手机微信扫码进入《中国人的音乐》读者专享曲单

延伸阅读：

第八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推优发布！燕园群飞啄木鸟！

第八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名单及评委推选意见

微访谈&短视频合集/第八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推优

第八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作者、推荐单位代表感言

合集|第八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作者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