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月16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第八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推优发布典礼在北京举行(点击查看)。这一活动旨在推出优秀文艺评论作品，激励文艺评论工作者，推进全国文艺评论创新和繁荣，促进文艺事业健康发展，引发文艺评论界广泛关注。本期继续刊发第八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推优评委和获奖作者的相关稿件，表达作者对文艺评论工作的思考和探索。

文学批评没有捷径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孙郁

在得知自己的文章获得第八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时，欣喜之余，也有惭愧的感觉袭来，这也激励着我更努力地去学习与工作。批评之作看似热闹，但写作中也不无寂寞之感。作为一种审美的对话，要契合文本，又要有觉识，其实有许多难度。在一个写作多样化的时代，批评尤其要保持个性，它与文学创作一样，在发现与表达的过程中，没有捷径可走。

我在40年前开始写一点批评文章，那是思想解放的20世纪80年代，最初是讨论张贤亮的小说，后来围绕巴金晚年的作品思考文学的价值形态，都给我年轻的心带来不小的触动。我以为文学是人的生命价值的一种体现，也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鲁迅说文学是改良人生的，那么批评，则是为改良人生而助力的工作。批评不仅仅在与作家对话，其实也通过文本与时代对话。但这个对话不是知识的简单罗列，而是灵思的一种飞动。那些已经显露或未被显露的美学之光，有时候是作家与批评家共同捕捉到的。

“五四”以后，文学批评一直伴随着文学的生长，但面对丰富的文学现象，批评家常常是缺席的。所以，那时候的作家，有许多也做批评工作。鲁迅与茅盾就是典型的代表。我自己从作家的批评文本中学到的东西，要比从职业批评家那里吸收的内容要多。因为他们的表述是有温度的，且能够体察词语中没有的幽微元素。虽然我现在也在象牙塔里，置身于学院派中，但却不喜欢过于职业的话语，那容易因为偏重知识而将生命的体味遗漏掉了。

西方人形容批评仿佛是审视艺术“记忆的回声”，不无道理。那些关于雨果、雪莱、巴尔扎克的阐释无不如此。但我们古人的批评话语并不逊于任何人，不乏宽厚和博雅，不仅仅有回声，还带着究天人之际的追问，批评既在经学范围游走，也在天地的苍茫之绪中，即儒道释之外的旷野与市井间。鲁迅的批评有学者式的智慧，但也看得出民间审美的质感，有时候甚至带着汉唐之气。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传统，今天的批评工作，可以借用这样的传统。

我一直觉得写评论的文章是一种智力和诗趣的互渗，它变化多样，其中不乏自我的内省。批评对于问题的描绘越清晰越好，但文体越有弹性越佳。因为它与诗、与哲学的距离最近，而缠绕的是光泽无限的感性文本。所以，好的批评文字，包含的要素是多重的。《文心雕龙》之所以被人一再称赞，是因为有经、史之迹，也含辞章之魂，诗与文之妙悉在，理与趣之深俱存。曹雪芹、鲁迅都受其影响，成为千百年来审美话语不可撼动的坐标。

新文化运动初期，人们对于批评家的要求是带有启蒙意识的。抗战的时候，批评家则担负起了唤起民族精神的使命。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批评都纠缠着现实问题和审美的创造性表达问题。但批评家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表达是有限度的，不要以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必是一种精神的重叠，而是一种有距离的面对，这样才能够各自看清思想的面孔。文学鉴赏是将自我投入另一个世界，视之，品之，究之，但又要从中返身于时代背景，在大的天地间看情思往来之迹，知道表达的无限可能性。既可以是啄木鸟，或鲁迅所云“剜烂苹果”者，也可以是拓展审美风景的人，以批评之语而造汉语表达的新径。在这个意义上说，批评家不必自卑，审美判断也是精神活动中有意味的部分。遥想马克思当年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阐释，是何等的精准深切、文采飞扬。我们要借取的资源，实在是太多了。

中国的文学艺术，在今天不断出现新的态势，批评家要不断面临各种刺激与挑战。所以，这是个不断学习、不断纠正偏见、不断攀援的过程。在对无数文本的凝视与辨析中，我们也参与了审美的创造，成了时代声音的一部分。大众不希望那声音是消沉的、暮气的，它应当是黎明中的响铃、冬日里的热风、暗夜里的灯火，在寻路的过程中，将诚意献给人们。审美的增长，也是精神的增长，它的回音也将是动人的。这是一种陪伴，也是一种传递，写作者也因此延伸了自己的生命。

*本文刊发于《中国文化报》2024年2月1日第3版

文学批评是一种精神对话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

金涛

日前，第八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公布，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的作品《从京派到新京派》(点击看文章)被评为“优秀文艺长评文章”。该文从百年现代文学中发掘出京派与新京派的文学现象，发现其文学贡献，肯定其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统一、对文学创作空间和作家精神个性的扩展，以及在文学中的责任和批判意识，在看似经验式批评中洞幽烛微，通过诸多精炼的个例分析点评，串联起现代文学百年发展与可贵经验。近日，就京派与新京派、文学写作中知识写作与个体生命体验的关系、评论如何与时代同频共振、青年研究者如何走好评论之路等话题记者专访了孙郁。

中国艺术报：在20世纪90年代您就曾写过“新京派”的文章，在当下为什么又重提“新京派”这个话题？

孙郁：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最大特点，是有各类回归传统的作品出现了。尤其是曾活跃于民国时期的作家在晚年的写作，重拾旧绪，带来不少历史感的作品，比如汪曾祺、张中行，在40年代已经有很好的苗头，到了90年代后，他们将旧京派的审美位移到当代写作中。远离概念化的写作，关注心性里的东西，知识与审美融汇在一起，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候这种纯然的、带着文气的灵动的写作，深化了辞章的表达。不过还只是少数人能够如此潇洒为文，年轻人很难赶上他们。新世纪后，出现了不少有质感、有学识的作家，京派的风气开始浓厚起来，格局也大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好好总结一下其间的经验。

中国艺术报：您在文章中提到新京派中的一些作家，如格非、李洱等人对于知识的看重有时候不亚于对于个体的生命体验的信任，他们怀疑单一视角的叙述，重视在多维的知识结构里建立自己的审美世界。如何看待文学写作中知识写作与个体生命体验的关系？这两者在创作中是矛盾的吗？在文艺评论中，是否也存在知识写作与个体生命体验的辩证关系？

孙郁：新京派的特点是知识分子的写作。他们多是象牙塔中人，是以传授知识为自己的任务。格非和李洱过去都是先锋派作家，受西方现代主义审美影响很大，早期作品都带有“反常规性”特点，哲学观念在文字里闪来闪去。他们的精神在天幕上闪动，却不能融于日常生活。但后来开始向京派传统致意，对于风俗、习惯、市井里的存在更为关注，于是一些先锋派作者就从越轨式写作，转向了日常生活的描摹，态度平和了许多。格非与李洱对于中外文学的认识很深，善于以学者的目光发现问题，又能敏锐捕捉知识人和普通百姓的生活，文笔不乏儒雅之气。在他们的写作中，很好地运用学识对于生命体验的投射，在衣食住行描述中，也含着思想的锋芒。这种风格，在废名、汪曾祺写作中就呈现过，格非和李洱在此基础上各自找到了需要的元素，且促进了审美的生长。格非的《望春风》保留了先锋写作的形式感，但内蕴则仿佛流入了汪曾祺式的温情。从几代人的尝试看，知识与生命体验是可以交织在一体的，像李洱《应物兄》的写作，就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生命感受与知识元素彼此交融，其文本也有了新的维度。这是新京派作家文体上的一次革新。

中国艺术报：谈到京派与新京派的短板，您指出几点，比如过于书斋气和文人气，少有天籁之音和泥土里的气息，难以与陈忠实、路遥这类作家更贴近大地的自然姿态相比。这对当下的写作者，包括文艺评论工作者有什么启示？文艺评论如何与时代同频共振？

孙郁：京派作家因为带有书斋气，旧文人的局限显而易见。比如过去的左翼作家批评他们的绅士意识，不是没有道理。新京派作家有的克服了此点，有的没有。比如在对路遥这样的作家，过去一些京派批评家是失语的。我自己就曾低估了《平凡的世界》的价值，可见盲点之多。新一代批评家要克服职业心态里的盲区，吸取我们这代人的教训，认真研究不同风格的作品，尽量与自己不熟悉的文本互动，避免因知识结构的限度而“盲人摸象”。所以，批评的写作过程，也是自我学习、自我纠错的过程。批评家不要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其实是一种精神对话。

中国艺术报：对于青年一代文学研究者与批评者，您觉得应该如何走好学术之路、评论之路？

孙郁：文学形态丰富多姿，那些来自生活的鲜活文本，是我们在教科书里看不到的。所以首先要向作家学习。另外，还需有文学史的修养，对于古今中外文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写评论文章，不是简单的判断是非，而是一种交流与思想碰撞，择善而扬之，见异而问之，求真过程，也应保持自己的敏锐性和宽厚性，对于恶俗之物，不能视而不见，坚持自己的立场。批评家应当敢于说出心言，不卖弄，非迎合，多坦言，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要从文学史角度定位那些重要的作品，也应在人生哲学层面审视那些并不成熟，但有潜力的新作。

文学批评伴随着文学的发展而发展，它也是一种精神的创造。批评不仅仅是时代的回音，也是构建文学史的基石。它连接了知识与审美、历史与当下、诗性与哲思……它构成了文学生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从事批评写作的人而言，不断学习，不断纠正偏见，不断打捞精神之海的珍珠，是既辛苦又幸福的工作。也如著名学者赵园所说，“在对象世界里，体验自我的生命”。

*本文刊发于《中国艺术报》2024年1月29日第2版（点击查看）

签发：袁正领

审核：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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