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崇拜与追星行为可谓早已有之，但乱象丛生的“饭圈文化”却是在近年来互联网资本主导的“泛娱乐”产业生态转型中方才出现的追星新样态。
关于中国内地以偶像型艺人为中心形成的“追星族文化”或者说“粉丝文化”的演进，国内的研究者通常会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起点，以2005年和2014年为分界线，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2005年之所以会被视作关键的时间节点，一方面是因为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选秀节目风靡全国，形构出一条跟风者甚众的造星路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以百度贴吧为代表的网络社区与当时仍由电视媒体主导的造星产业发生了密切的互动，深刻地改变了追星族之间的交流方式以及粉丝社群的组织模式。而2014年之所以会被视作又一个时间节点，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资本开始试图全面入主文娱行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数据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应用。
正是在2014年，腾讯互娱将其战略正式定义为“基于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多领域共生，打造明星IP的粉丝经济”，并且在同年成立了继“腾讯游戏”“腾讯动漫”“腾讯文学”之后的第四大实体业务平台——“腾讯电影+”，形成了以“明星IP”为核心的横跨多种文创业务领域的产业链条。也是在2014年，阿里巴巴成立阿里影业，并于次年收购优酷土豆，从此形成了BAT旗下的“爱（百度控股的爱奇艺）优腾”共同主导长视频行业的格局。
这些不断扩张的互联网巨头对文娱行业的运行规则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构，而其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尤其突出地体现在它们对于大数据算法的借重之上。大数据技术的运用意味着用户的媒介使用行为有可能被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机制捕捉和量化，以2014年正式上线的新浪微博“明星势力榜”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媒体榜单也就随之涌现。此类榜单很快就成为某些新媒体平台日活数据和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也逐渐成为“泛娱乐”产业链中某些格外看重流量数据的行为主体制定决策时的重要参考依据。
于是，在中国内地的“泛娱乐”产业链中出现了一种新形态的偶像型艺人，人们称之为“流量明星”。他们并不像正统文艺工作者那样，主要通过奉献文艺作品来积累公众认知度，赢得演艺行业的宝贵资源，而是更多地依靠各式“明星势力榜”所涉及的新媒体指数，来吸引各类文娱机构的合作邀约与商业品牌的代言合同。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前后也是内地娱乐行业试图引进日韩“爱豆”造星模式的时间段。随着模仿日本杰尼斯事务所的时代峰峻公司推出“养成系爱豆”组合TFBOYS，韩国“爱豆”团体EXO的四名华人成员陆续将工作重心从韩国转移到中国，初代“顶流”开始霸占“明星势力榜”的前列，日韩“爱豆”工业的“粉丝运营”模式也被成系统地引入内地娱乐行业的某些明星经纪公司与明星工作室。
而“顶流明星”的新媒体势力的形成，不仅倚赖于“泛娱乐”资本的资源投注与互联网平台的技术支持，同时也高度倚赖于造星团队对其粉丝圈层的“粉丝运营”。他们会通过对接粉丝组织、组建“官方后援会”、收编“大粉”、雇佣“职粉”等方式，自上而下地渗透粉丝圈层，对粉丝群体进行持续的情感刺激和行为规训，借由“粉头”引领的“数据组”“打投组”“网宣组”“安利组”“控评组”“反黑组”等粉丝组织，向粉丝布置各种旨在制造并增加“正面”数据、消除或压制“负面”数据的任务。
正是在此类“粉丝运营”长时间、大规模、高强度的直接作用之下，在“流量明星”的粉丝圈层当中，形成了将“爱豆”称作“正主”的“饭圈修辞”，形成了“爱他就为他做数据”“爱他就为他氪金”之类的“饭圈观念”，形成了“控评”“打榜”“反黑”“洗广场”等一系列“饭圈实践”，形成了乱象丛生的“饭圈文化”。
在结成利益共同体的互联网平台与“流量明星”团队的共同压榨之下，粉丝群体的劳动力与消费力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变现机制转化为“泛娱乐”产业链里的滚滚金流。然而，那些由“饭圈做数据”制造出来的榜单信息却始终缺乏足够的公信力。与“做数据”相关的刷量控评、养号刷分、流量造假、操纵账号等问题，还严重地破坏了网络信息内容生态和商业诚信体系。而青少年粉丝群体沦为某种被资本无偿征用的数码劳工，时间精力被大量占用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饭圈应援”向校园渗透，某些教师为响应“爱豆”的视频应援号召，在学校教室里带领未成年学生集体应援并上传应援视频的现象，更是特别值得警惕。
更有甚者，某些造星团队长期借助过激的“粉丝运营”来提升粉丝群体的“战斗力”，利用粉丝群体的“战斗力”来为明星“撕资源”“争番位”，长期纵容粉丝群体的网络暴力和恶意举报行为，对划分敌我的“固粉”策略以及阴谋论式的“虐粉”策略形成路径依赖，导致零和竞争的“饭圈互撕”与党同伐异的跨圈侵犯愈演愈烈，不断败坏舆论环境与网络风气。
在“流量明星”团队与“饭圈粉头”营造的“催氪金”氛围下，还出现了花样繁多的集资应援、浪费严重的冲量打投、竞拍式的购票活动、以数字专辑为代表的虚拟商品的无限重复购买等现象，由此形成的唯数据论的流行榜单严重破坏了影视音乐行业的文艺评价机制，不仅无助于文化市场的正循环发展，而且有损青少年的价值观建设。特别是某些网络平台还诱导粉丝“借贷追星”，更是蕴含着金融信用风险。
更进一步说，借鉴自日韩“爱豆”工业却又在互联网资本主导的“泛娱乐”产业链中发生异化的造星流水线，对于中国内地原有的以专业院校体系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机制构成了冲击和侵蚀。某些业务能力欠佳却片酬不菲的“流量明星”严重挤占影视项目的制作成本，伤害影视作品的艺术品质，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也扭曲了文化创意产业的资源配置机制。
有鉴于此，“饭圈文化”治理必须从多个层面入手，既治标又治本。就治标的层面而言，应当对那些依靠“粉丝运营”来制造流量数据的“流量明星”展开严谨的舆情监测，对明星经纪公司的“粉丝运营”以及“职粉”“站姐”活跃于其中的应援产业实施严格的监管，对涉嫌非法集资的“饭圈”金融活动进行严肃的查处，对涉及数据造假、有偿删帖、不正当竞争的违法违规行为加以严厉的打击，对“明星势力榜”“超话排名”等诱导粉丝群体“做数据打榜”的平台功能模块予以取缔，对数字音乐平台与电商平台售卖的虚拟商品施加明确的限购措施。
就治本的层面而言，应当依法推进算法治理，通过算法治理打破互联网企业的数据霸权，进一步完善平台经济反垄断裁判规则，防止平台资本在文化领域的无序扩张，破除近年来弥漫在“泛娱乐”行业的“唯流量论”“数据拜物教”，让科技应用以更加符合艺术规律的方式赋能文艺创作与内容生产，重构一种注重业务能力与艺术品质、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综合评价机制，协同共建良好的内容生态与产业生态。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签发：杨晓雪
审核：王庭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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