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前考察中国历史研究院时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考古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探究中华文明重要的手段和方法。七十余年来，中国古代舞蹈史的研究借助考古出土的图像资料和文字资料以物证史、以图证舞，助推中国古代舞蹈史的研究走向学理化、科学化。

舞剧《五星出东方》（图片来源：“北京演艺集团”微信公号）

中国古代舞蹈史的研究是近现代中国舞蹈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1907年，《国粹学报》发表了刘师培的《舞法起于祀神考》，文中引用《吕氏春秋》《庄子》《墨子》等史籍记载对夏商周时期的祭祀场所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舞蹈是从祭祀活动演变而来的。“重视史料”是我国古代历史研究的优秀传统，也是重要的治史理念。但是，单纯依靠文字记载的研究容易落入周旋于文字的窠臼，因此就需要引用旁证，旁证的选择也要经过仔细斟酌。王国维与罗振玉合撰《流沙坠简》时将“纸上之材料”(古籍文献)与“地下之新材料”(考古文物)结合相互印证的方法，即“二重证据法”，对我国20世纪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翦伯赞在1946年出版的《史料与史学》中谈到考古文物的价值时说：“过去研究汉代的历史几乎完全依靠文献上的史料，因而说来说去总是带着抽象的性质，有了这些发现，就可以使汉代的历史从纸上浮凸出来了。”这无疑再次强调了考古活动对揭示古代历史的巨大作用。舞蹈属于时空艺术，转瞬即逝。对于中国古代舞蹈史的研究，由于无法获得影像资料，史料记载和出土实物中的舞蹈形象就成为最主要的研究参考，因此“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古代舞蹈史的研究中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它打破了文字史述记载的局限性，又解决了考古文物中的舞姿形态的历史源流问题，被视为中国古代舞蹈史学研究的“金科玉律”，助推新中国的舞蹈史学著作成为“舞蹈信史”。

舞蹈史料既包括史籍资料及其整理成果，又包括考古资料中的舞蹈相关资料及其整理成果，二者是“二重证据法”的基础。基于文学史料较早开展的舞蹈史料整理研究，《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1958)是新中国的舞蹈史研究最早的整理成果，陆续又有《全宋词中的乐舞史料》(1990)、《中国乐舞史料大典》(2015)、《“十通”乐舞典章集粹》(2021)等成果问世。这部分整理成果构成了中国舞蹈遗产传承的三大系列——静态实物陈列、动态实际呈现、学术研究建档之一，形成了挖掘、继承和传播中国舞蹈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同时，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考古舞蹈资料提供了真实的古代舞蹈场景和舞蹈形态，这些都是文字记录无法代替的。因此可以说考古中的舞蹈资料是中华舞蹈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最宝贵、最直观、最形象的资料，对探究、建构和弘扬数千年中华舞蹈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考古可以提供最新的资料，补充、订正、提出新的舞蹈史问题。1978年3月，《文物》刊出《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一文，详尽描述了舞蹈纹彩陶盆的考古学形态。其意义有三：一是迄今为止最早的一件考古发现的舞蹈文物实物，将中国舞蹈有实物可考的历史上推至五千余年以前；二是为“连臂起舞”这一传统舞蹈形态研究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证据；三是成为原始舞蹈研究和教学绕不开的一个实证。文中基于考古经验，对盆内壁三组拉手的舞蹈人物形态做了合理猜想，这为舞蹈史学家进行原始舞蹈生活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围绕盆内壁人物“尾饰”的问题，又提出了“装饰物”“男性象征物”等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议题。

考古成果可以与史料互为印证，提出新证据，揭示新问题，推动舞蹈研究和创作。汉代流行“翘袖折腰之舞”多是受到楚舞纤腰、长袖风格的影响。东汉傅毅的《舞赋》描写袖舞：“罗衣从风，长袖交横。”“体如游龙，袖如素霓。”张衡在《西京赋》中写到：“振朱屣于盘樽，奋长袖之飒俪。”徐州驮篮山汉墓陶绕襟衣舞俑、南昌海昏侯墓玉舞人、四川彭州太平乡汉墓七盘舞杂技画像砖等实物为汉代“袖舞”提供了丰富详实的实物参照。借助考古学的成果，中国古代舞蹈史的研究从单纯依靠文字“一条腿”，迈向了文字与历史实物“两腿协同”的研究之路。

考古成果可以为探寻古代舞蹈文化的创作实践提供真实可靠的历史形态。以考古实物为参照，陕西省古典艺术团于1982年推出《仿唐乐舞》，其中的《观鸟扑蝉》源于1971年发现的唐章怀太子墓前墓室西壁上的一幅表现宫女生活的壁画《观鸟扑蝉图》；湖北省歌舞团1983年推出《编钟乐舞》，其中的“农事组舞”参考了1965年四川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的“战国采桑宴乐射猎攻战纹铜壶”上的人物形象。20世纪80年代，复兴古代舞蹈文化的创作实践形成了一股仿古舞蹈的热潮。近年，灵感源自河南安阳张盛墓出土的隋代乐舞俑的《唐宫夜宴》、以河北宣化辽代张世卿辽墓东壁壁画《散乐图》为基础的舞蹈《散乐图》等在中国舞蹈“荷花奖”比赛中大放异彩，既捧奖杯，又得口碑，这充分说明考古活动对古代舞蹈历史研究的重要推动作用。

舞剧《只此青绿》（图片来源：“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微信公号）

考古活动有力地证实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和生命力。借助考古活动的成果，从历史角度重现古代舞蹈的辉煌，是一项巨大而又迫切的任务。考古视野中的中国古代舞蹈史到目前仍未有系统而较为全面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相信随着舞蹈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舞蹈考古学定能厚积薄发，为复兴中国古代舞蹈文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

*作者：董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南昌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签发：杨晓雪

审核：张利国

责编：李维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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