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之于国产战争电影升级换代的美学意义

峻冰

《长津湖之水门桥》2022年2月1日甫一上映，便携前作《长津湖》之利势，在票房上一路领跑（截至2月28日，《长津湖之水门桥》票房超38亿元）；口碑亦不错（豆瓣目前评分7.2分——《长津湖》豆瓣评分7.4分，均吸引数十万网民打分）。作为抗美援朝战争电影的姊妹篇，也作为最新的国产战争电影巨制（两部影片总投资13亿元，为国产战争电影之最），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袂执导的《长津湖》与由徐克独立执导的《长津湖之水门桥》，无疑是国产战争电影的升级换代之作。之于国产电影的稳步拓进与中国电影强国建设，它们显然具有需要总结的美学意义。

国产战争电影要建构真实可信的战争观

众所周知，战争是残酷的。只要是正常人，无人愿意有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历史上的不少文明成果多毁于战争，成百上千万的鲜活生命也因之罹难。尽管战争（尤其是局部战争）迄今不断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强势一方对另一方的武力相向，常是战争遽起的原因。换言之，强加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战争乃是不得不打的战争。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对朝鲜战场的染指、跨过“三八线”吞并全朝鲜的野心及对中国东北边境的轰炸侵扰，可谓中国被迫抗美援朝的动因。实际上，这是中国与当时世界上最强武装力量的较量，也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它打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数十年的和平。

很明显，《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较为客观地展示了中国抗美援朝的实质、意义及真实可信的战地情境。前者开篇对战争已强加于中国这一情势的掠影与剧中人对中国抗美援朝缘由的直陈（如片尾梅生所说：“这场仗我们不打，我们的下一代就要打，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他们不再打仗”），都对此作了明确的呈现。特别是两者自始至终对战争参与者的平等对待，即以一种令人信服的视角来审视参战双方，实是一种美学进步。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脱出了以往不少国产战争电影过度矮化敌人、拔高自我的窠臼，在比较公正的立场上褒扬了物质条件处于劣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畏强敌、保家卫国、敢于牺牲、争取胜利的钢铁意志——片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缺衣少吃、缺重火力、多靠双脚机动的境遇，与机械化的敌方军队喝咖啡、吃大餐及拥有大量现代化武备的境遇形成鲜明对比。

毋庸置疑，两片对实力极为悬殊的参战双方的生死搏杀既宏观又细致的浪漫现实主义再现，是真实可信的，也清晰地说明了：战争既要靠国家实力，也要靠国家意志、战略部署及参战官兵的勇气、信念、胆识，尤其是以身报国的军人荣耀。中国人民志愿军以牺牲近二十万人（含严寒导致的非战斗减员）的惨重代价，迫使同样付出惨重代价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坐到谈判桌前签署停战协定，从而实现战略目的的历史事实，表明了民族精神在战争中与国家实力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这是国产战争电影需要秉持也应该秉持的观念：不盲目蔑视实力要素，也不主观抬升意志要素；需要强调的是为高扬的意志品质所统摄的实力往往能焕发出大大超出自身的抗争力量。

国产战争电影要讲好中国故事

毋庸讳言，战争电影不能成为观念的传声筒。在今天“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突飞猛进的融媒时代，充斥口号、赞歌的战争电影只能询唤出虚假认同。国产战争电影要讲好中国故事，即要以合乎情理的故事架构、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新颖逼真的情节细节来震撼人心、打动观众：或触及其兴奋点，或抚慰其痛点，或调动其基于现实情势、历史记忆等的家国情怀，较大程度催生其观赏兴趣、认知欲望，激发由好口碑支撑的观影热情。显而易见，《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已经在践行这一为影史一再证明了的叙事与抒情策略。

诚然，战争电影也是电影，并非真实战争场面与战地生活的铸模；它亦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讲故事的艺术——真正的战争要比电影所呈现的更为残酷、血腥。鲁迅先生在《<出关>的“关”》一文中所说“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文学形象塑造之法，完全可以引申至电影及非人物塑造（如故事情节的编织等）领域。国产战争电影叙事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应追求艺术真实，然在故事的结构线索、人物形塑、情节安排、细节处理等方面则需合情合理，既要遵循历史逻辑，也要遵循美学逻辑：文本故事只是故事，而非战争事实（真实的战争是非审美的）；杂取多个形而下的局部（或细部）形似来追求形而上的普遍神似。当然，国产战争电影中的人物塑造也要“杂取种种”（发生在同一背景、语境中不同人的性格、故事等），合到一人身上，呈示其真实情感、精神意志及深层人性的多个侧面，努力塑造出立体饱满的典型，为题旨建构服务。

实事求是地讲，《长津湖》和《长津湖之水门桥》的叙事线索（国家意志线索、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七连官兵战斗及生活的线索、美军官兵作战及生活的线索三线并举，并以七连的行动线索为主线）是较为合理全面的；敌对双方人物的形塑也比较立体客观，主要人物（如志愿军七连连长伍千里、指导员梅生、火力排排长余从戎、炮排排长雷睢生、神枪手平河、新兵伍万里及出身七连的三营长谈子为等，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美第十集团军军长阿尔蒙德、美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北极熊团团长麦克里安等）均有血有肉，富有个性。可以说，恰是契合规定情境的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才使两片迸发出充盈的审美魅力。两片以特殊年代伍氏三兄弟的个体命运引领“以小见大”的叙事，赢得广泛认同，但在宏大事件的全景展现与情节结构的合理营建方面尚有不尽人意之处（过度背景化、私人化导致宏大逻辑断裂而使具体事件显得零碎和缺乏有机性），这在《长津湖》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长津湖之水门桥》因故事集中于三炸水门桥，着力展示敌我双方斗智斗勇而在叙事的合理性、有机性上大为改观；梅生嘴刁女儿照片驾车拼死冲向敌阵，七连幸存的伍万里拴在树上表示不屈意志的红围巾，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宋时轮面对长津湖不无祭奠意义的深鞠一躬等细节，既照应前文，也自然有力。

国产战争电影要呈现“有意味”的战争奇观

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提出“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的论断，认为这是“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表示任何艺术都是创作主体按照审美规律和形式法则对物质世界和情感世界合情合理的把握。事实上，“有意味的形式就是我们可以得到某种对‘终极实在’之感受的形式。……艺术家灵感产生时的感情，是人们通过纯形式对它所揭示的现实本身的感情”。无疑，战争电影亦可呈现出“有意味的形式”。

因战争并非司空见惯之物事，电影对它的展现多聚焦战斗场景、战地生活场景及战地情感等，而这些发生于特定境遇（战地）中的行为和情感富有易奇观展现的新颖要素。成功的战争电影多在场景、细节上抓住了它们并予以“有意味”的视听呈现。在较高的审美意义上，视听奇观要“有意味”，因为只有“有意味”的视听奇观才是具有视觉冲击力和情绪感染力的。对当今具有浪漫现实主义风格的国产战争电影而言，复杂的战斗场景与战地生活景观要基于当下观众的欣赏习惯而有所取舍，突出有新意的事件细节和情感要素，使其展呈为“有意味”的形式奇观（宏大奇观和微奇观）；在合理性的前提层面，应追求写实基础上的写意神似，而不应以完全意义上的所谓写真生活的形似为旨归，因为这是电影在讲战争的故事，而非战争的又一次在场，尽管假定前提下的具体场景、人物言行及动机都有着逼真而令人信服的面貌。

对《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而言，视听奇观的现实主义书写是与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环境描写和影像修辞有机结合的；影片也因之具有张弛有致的节奏、新颖贴切的叙述视点、涵蕴深刻艺术感染力的典型环境和细节。在一定程度上，正因影像奇观与细节密度的相得益彰，二者才有了“有意味的形式”。无论是敌机扫射砾石滩、敌机投掷燃烧弹等场景，还是子弹击中炸药包爆炸、敌我击发的坦克炮弹摩擦出火花等景观，以及伍万里收藏的红围巾、冻硬的熟土豆、梅生女儿的照片等细节，乃至于谈子为对伍万里所说“没有冻不死的英雄，更没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准备拼死进攻的七连官兵面朝祖国的方向敬礼并喊“新中国万岁”，片尾曲《天地我来过》的反复咏叹“是战斗的使命，召唤我”“是军人的荣耀，激励我”“记住我，我来过，我爱我的祖国”“我来过，燃烧我，我身后是祖国”，都令人震撼、回味。它们有力地凸显了战争本质，烘托了人性与情感，增强了影像叙事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

国产战争电影要揭示有哲学深度的题旨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乃当今世界主题。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有着“东方礼仪之邦”美誉的中国历来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乃中华传统美德，其核心可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自然而然，深受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的国产战争电影，在阔广的题旨层面，理应彰显礼义、仁爱与和平的思想。

无疑，战争并非解决人类争端的最佳选择。或者说战争不是目的，而是一种不得不选择的手段，其目的是“以战致和”——在终极意义上，和平是战争的目的。各国和平共处，不同种族的人们安居乐业，彼此团结友爱、平等互助，应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愿景。然而，历史有时总会偏离它应有的方向，战争也有了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因贪欲而发起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而保家卫国的反侵略之战，则是正义的。战争电影对正义之战应予以肯定（如高扬爱国主义、民族独立精神等），对参与正义之战者应予以褒扬（如礼赞英雄，赞颂官兵互爱、舍己为人的品质等）。这是趋向人类良知的基本道德伦理，也是战争电影普遍应有的美学和哲思。

应该说，《长津湖》与《长津湖之水门桥》在哲思意义上指向了人类和平与种族大爱（伍千里制止伍万里再次开枪射击重伤垂死的北极熊团团长，并说“有些枪必须开，有些枪可以不开”，即是明证），也契合具体叙事情境，将服务于英雄礼赞的人性人情呈现与家国同构的宏大主题有机相融。有着明确意识形态诉求，也有着鲜明宣教认知功能的两部影片，在反映大众文化心理之时，亦复刻出已成历史但依然可触可感的活的战争及穿行其间的活的人与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让人深刻体悟到生命个体与祖国母亲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家国共同体”的想象实为二者题旨所依托的基本语境；它们成功的浪漫现实主义书写，建构了题旨的哲学深度和观众的审美宽度。显然，这也是两部影片能快速掀起观影热潮的主因。

作者：峻冰，四川大学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四川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签发：杨晓雪

审核：何美

责编：朱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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