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正在开展“艺评战疫”专题文艺评论征稿活动(截稿至3月底,点击查看)。如下是艺评战疫专题征稿选载之第21篇:
从马克思文艺理论谈“文艺战疫”创作的效度与限度
在这次新冠肺炎防疫的特殊时期,为了特定目的而创作的文艺作品,不可避免地具有“印迹鲜明”“题材集中”“主旨突出”“寓意明晰”等特征。比如,一批绘画作品扎堆表现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医护人员救治病人的形象,大量诗歌、音乐、宣传画、微视频等扎堆表现“武汉加油”“湖北挺住”“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主题,在数量上可谓蔚为大观。纵观这些在短期内创作的文艺作品,其目的是为了对这场抗疫进行精神上的提振,传播众志成城的正能量。然而,我们还将冷静下来思考,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疫情过后,这类“主题先行”的文艺作品是否还会有其持续的生命力?
这一追问,或许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致斐·拉萨尔》一文中找到启发。在马克思、恩格斯于1859年分别给斐·拉萨尔的书信中,对文艺创作中的观念与形式、功利与审美的辩证关系作出了极为精到的表述。在这两篇光辉的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斐·拉萨尔创作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提出了文艺创作“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式’”的鲜明主张。所谓“莎士比亚化”是指尊重客观现实、尊重文艺规律,用形象思维、个性化艺术语言的审美方式去进行文艺创作的方法;所谓“席勒式”则是忽视艺术思维的形象性、情感性等审美特质,从一个抽象的观念出发去进行创作,往往表现为一种直白的抒发和议论的说教,马克思形容这只是“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艺创作自身的特点与规律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并不主张直白浅露、图解观念的“席勒式”创作,更赞赏用合适的艺术形式和技巧对社会现实或思想观念进行更为深刻、含蓄的审美化表现。用恩格斯在书信中的原话就是:“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有了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做指导,我们再来反观当下“文艺战疫”中创作的大量作品,就可以判别,哪些作品是值得赞赏和倡导并且具有艺术生命力的,哪些是属于“传声筒”式作品。毫无疑问,那些经过充分的情感酝酿和精心构思、并且能用较好创作技巧表现出来的作品,往往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那些只是盲目跟风、机械重复、空洞乏味、缺乏创新精神和审美表现力的作品,则只能成为流于标语口号的平庸之作。
由刘春龙作词、王丹作曲的《长江,长江,我是黄河》,近期广泛传唱于河南、山东等地,对这次战疫做了生动的诠释。歌词中并没有出现类似于“湖北挺住、武汉加油”之类的表述,而是运用“长江”与“黄河”这两个极具象征意味的词汇,一下子将主旨提升到对华夏民族同根同源、血脉相承的情感表达。其中“我们的河床,是伟大的祖国”更可谓点睛之笔。该曲没有高亢的旋律,而是由相对较低较弱的起板逐步上升到节奏舒缓的深情诉说,渐渐积累起情绪之后,调式渐强,最后转为激越的倾吐。主题句“长江,长江,我是黄河”五度复现,表现为不同的节奏与音高,从抒情到深情再到激动,最后音韵绵长的反复吟唱,将同胞之爱、手足之情逐渐展现出来,给身处疫境中的人们以情感上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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