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艺评现场>原创首发>艺评战疫>正文

从责任和担当中激发力量

2020-03-02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作者：马忠收藏

　　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正在开展“艺评战疫”专题文艺评论征稿活动（截稿至3月底，点击查看）。如下是艺评战疫专题征稿选载之第19篇：

从责任和担当中激发力量

广东粤剧院创作的抗疫粤歌《生命花开》

　　一首歌，一支舞，一段戏，一个小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文艺界涌起了一阵“抗疫文艺热潮”。一大批鼓舞人民斗志、凝聚人民群众全面抗击疫情强大正能量的文艺作品，在各大报刊网平台刊载、传播，层出不穷，展现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

　　面对疫情，捧出大爱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文艺作品，在全民抗疫的特殊时期起到了宣传教育、鼓舞士气、汇聚力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慰心。疫情突然袭来，人们心生恐慌，焦躁不安，这时，抗疫文艺便成了一碗心灵鸡汤。比如由重庆市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韩咏秋编写并录制的《疫情防控顺口溜》、北京曲协孙宏超编写的快板《防疫凯歌》等，不仅很好地普及了疫情防控知识，而且引导群众正确理性看待疫情，起到了安抚心绪的作用。广东粤剧院创作的抗疫粤歌《生命花开》，以大写意的方式，凸显国家力量和期盼战胜疫情的共同感受。该曲的唱腔婉转深情，把对这场战役中所有人的敬意、谢意和爱意表达得含蓄温情。旋律凸显粤剧戏歌特色，兼具气势磅礴和直指人心的细腻表达。念白则以民族复兴路上多难兴邦宏观叙事，童声表达祖国大家庭生死相依的情感和胜利的希望。96岁高龄的美术家黄永玉创作的《中国人活得有气势》，以笔墨传达全国人民战胜疫情的必胜信念。漫画家小林老师（本名林帝浣）创作的《武汉加油》,积极、正面、温暖，该组漫画一经推出，阅读量迅速超过100万。这些抗疫文艺作品，无论是对英雄的礼赞，对生命意志的肯定，还是对大爱的弘扬等，均以饱满的正面情绪，给灾难中受伤的心灵以抚慰，提振人们抗击疫情的热情和勇气。

黄永玉《中国人活得有气势》（来源：中国美术家协会官网）

　　二是育人。文艺对人的道德教育功能深远而长久。自疫情爆发后，呈井喷式的文艺作品在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激励人民群众坚决打赢防疫阻击战的同时，也发挥着道德批判的功能。比如少年诗人唐宇佳的诗歌《我原谅了一只蝙蝠》：

武汉生病了

听说

蝙蝠有可能是

这一次的罪魁祸首

曾被人关在笼里的野生动物

现在成功地把人

也关在了笼子里

躁动的社会终于静下来了

人终于又一次

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威力

我原谅了一只蝙蝠

但我至今无法原谅

那些吃蝙蝠的人

　　蝙蝠或许是这次病毒传播的罪魁祸首，可是仔细想一想，这是蝙蝠的过错吗？不是！是那些人把野生动物关在笼子里，吃野生动物，才招来大自然的疯狂报复。小诗人告诉我们，不文明的个人行为导致了一场灾难，这一教训再次警示世人：我们必须学会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才能与大自然和平共处，否则就会遭到自然无情的报复。那些违反自然规律、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是永远不能被饶恕和原谅的。诸如这样带有批判性质的文艺作品，使那些本就向往快乐和生机的人之“善”得到弘扬；而那些“恶”之人，因为道德的作用得到良心的谴责，在“痛并快乐着”的挣扎过程中得到“净化”。

　　三是内省。灾难文艺不是用理念书写，而是命运主体在书写，不是个人的命运在书写，而是群体的命运在书写。灾难文艺所表达的对灾难的体验，并不等同于个体对灾难事件的直接经历与感受，而是在灾难发生时个体所处的社会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的群体命运，是对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文化，以及与灾难本身相关的复杂的“命运关系体”的体验。静福山人的散文《在去春天的路口》便是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我们需要安静下来，一个社会需要安静下来。静静地思考，也许这是最好的良药；回到根源反思，才能做出明智的抉择和行动。为什么宿生于野生动物的病毒会在我们身边？人在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中到底应处在什么位置？我们面对自己的虚妄自大、为所欲为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在去春天的路口，停一停脚步，回到心灵，让人归位。静下来吧，让我们回到中华博大的文化和智慧中寻找、自省，知所敬畏，知所进退，知其可为与不可为。我相信，当我们远离浮躁和恐慌，在反思和检讨中醒悟，并凝聚起生机勃发的精神力量，一个新的春天便在人心中萌芽。”将个体的命运置放在真实的群体灾难命运中书写。灾难注定是群体的命运，即使不在灾难现场，甚至根本从来没有过灾难体验，但社会的每个人都处于由此灾难所引发的命运之中，都参与了群体命运的创建。因此，用文艺观照与反思灾难十分必要。

　　疼痛之后，文艺何为

　　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鲁迅这句话，其实也揭示了某种艺术规律。一些好的作品离不开时间沉淀。没有痛定思痛的理性与冷静，灾难文艺很可能沦于浮躁的表态式，进而有悖于文艺的伦理。坦率地说，目前创作的一些抗疫主题作品，尤其是诗歌，似乎存在一种似曾相识的创作模式——以歌颂为主。诗人们基本从比较宏大的角度进行创作，使诗歌呈现出“颂歌”的主流趋势。诚然,所有这些都是必需的,但直抵人心、让人心灵震颤的作品不多。

　　我想，对于一个有抱负的创作者来说，他们都会在经历了生活的某次重要变故之后重新审视创作的意义。经历灾难之后文艺能做什么，同样值得思索。清代诗评家赵翼的一句“江山不幸诗家幸”凝练地概括了文学史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不能从痛苦中培植救赎的勇气，不能在灾难中担负关怀生命的职责，“诗家幸”无疑将成为写作者的耻辱。在突如其来的灾难诸如新冠病肺炎疫情发生之后，我们是否可以向文艺工作者提出这样的问题：疼痛之后，文艺何为?

　　2018年，在纪念“5•12”汶川大地震十周年之际，作家秦岭的小说集《透明的废墟》再版，这不止是一次以文学名义的纪念。秦岭说，关注灾难，就是关注我们自己的日子和未来。灾难文艺作品，目的并非为了渲染灾难，而是透过灾难来努力张扬生命尊严与人类精神。历史已经表明，缺乏成功的艺术表达，灾难所造成的伤痛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抛诸脑后。仅仅是展现灾难真实、歌颂英雄，还远远不够。还要去追问，人类如何在一场灾难来临时面对自身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