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诗史·诗精神 ——简评北京人艺新编话剧《杜甫》

2019-09-19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作者：王芳收藏

　　“看似寻常诗句，绝非寻常文思”，在话剧《杜甫》中，严武这样评价自己的好友杜甫。

　　这部话剧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自28年前排演《李白》引起轰动之后，由著名剧作家郭启宏再次浓墨重彩推出的又一部心血之作。

　　《杜甫》选取了杜甫临死前的片断，结构与《李白》呼应，但又有不同，《李白》飘逸空灵，《杜甫》沉郁宏阔。该剧从“安史之乱”开始，在杜甫的沧桑、孤独、绝望、痛苦中，用诗人的诗作串起诗史，也串起一部大唐屈沉史。

　　“诗圣”的诗史

　　故事的序幕是李白、高适、杜甫三人在商丘梁园北边的单父台上宴游唱和。歌姬依次唱出李白的“美人卷珠帘，深坐颦娥眉”“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高适的“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三人在酒中打趣，继尔歌姬唱出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众皆言杜甫拔得头筹。这时三人得知“安史之乱”开始了。由此奠定诗史的叙述风格。

　　那时，杜甫年少，雄心勃勃，欲进长安博取功名。但这份少年梦想被打破，眼见着战乱中妻离子散，饿殍遍地，剧中用严武的嘴说出《三吏》《三别》。杜甫在这些文字中悲苍生之所悲，“新婚本是聚，永相聚，却成了别，生死别。垂老是休是养，却要赴死，又是生死别。最为奇绝，是无家之别”。而杜甫写它，是为谁别？他是和大唐的繁盛作别，和他曾经的青春作别。

　　用几十首诗串起唐朝历史，这便是“诗圣”留下的诗史。他丝毫不隐藏困顿、疾病、衰老、卑微与穷酸潦倒，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写成了诗，他不再是那时“一览众山小”的青春年少，而成为了“杜陵野老”。他在诗里活，在诗中死，他与诗纠缠，他在诗里创造一个江湖，一个不被时人理解、注定留给后世的江湖。

　　最后，杜甫的扮演者冯远征倾尽心力说出：“皇天！你为什么莽莽苍苍灵异交互？后土！你为什么浑浑噩噩纳垢藏污？为什么人间世兵戈不断几无净土？为什么激情的诗人被派姓了独孤？为什么一叶扁舟会航进微茫烟水？为什么悲壮的歌诗会飘落幽谷？为什么脸上的浅笑会溶入林梢残阳？为什么飘来心头会是阴霾毒雾？为什么人与人遭际相异，却担待着同样的痛苦？饥餐落英啊渴饮坠露，黯然魂销啊何日昭苏？问我的欢乐在何处？数楹茅舍半床书！问我的挂虑在何处？我仰天长啸，寻觅着精魂的归宿！”这时，那个苦痛无比的诗魂立于北京人艺的艺术殿堂，沉郁雄浑，久久激荡。

　　二元世界从对立到共生

　　《李白》上演时，曾有评论家认为郭启宏的作品颇有二元对立的锋芒。那时郭先生正值一个剧作家最好的年华，他对李白的“进不能，退不甘”有着深刻的理解。28年过去了，他身上的二元对立或者说处世锋芒，也许已被时间收敛，更多变成了二元世界的共生。

　　杜甫曾热衷功名，却又视官场为污浊，这样的矛盾不再止步内生于个体，更是时代的赋予。全剧呈现出时代的纷乱和错失，也涌动着一个诗人的自我意识，这是内心的自由与对时代的思考形成的共生关系。在这种共生中，诗人心甘情愿地承受了愁苦，但这种愁苦并不都是黑暗的，还有一点点的达观在里面，只是身体与心灵无法共翼，直到诗人“老病休”。

　　这样的叙述中隐藏了其他的二元关系，那便是爱与憎、得与失、从文与从政、理想与现实等，“滚诸溅玉形诸于笔，是宣泄也是洗礼，是炼狱也是飞升”（郭启宏语）。这种共生，让《杜甫》多了沉雄风格。

　　离乱中的诗精神

　　杜甫的诗正面人的命运和痛苦。杜甫是失败的，他仕途困顿，病死孤舟，却在多年的颠沛流离中保持着平民视角，“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中华民族千年来屡罹磨难，每当这个时候，人们总是会想起那个忧国忧民的杜陵野老，人们和杜甫隔过千年的光阴同气相求，也从杜诗中汲取精神，那就是在自我的沉痛中见天地见众生，即使抱病也要“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即使贫病交加也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诗人可以死，但中国精神不会死。有了诗人留下的这种精神，中国文人和接受中华文化浸润的中国人便有了脊梁，从而生生不息。

　　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现时的，没有所谓过去史。这样的杜甫是现时的，这种精神是现时的，这也许就是《杜甫》于这个时代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