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瑞兴书法：木体实而花萼振

2018-12-10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作者：刘诗能收藏

木体实而花萼振

——读钦瑞兴的书法

　　我曾不止一次参观过钦瑞兴先生的书法展，也有幸连续责编过他的三本作品集，彼此更有过“清茶一杯”的坦诚交流。但要谈论他的书法，却不能“嗤点”，而是要尽量在本体与主体、历史的关联中，在“世情”和“时序”的宽阔中看他和他的作品。

　　书法是以汉字为依托或以汉字书写的艺术，当代书法的主流仍然以传统的经典法帖为参照，套用冯友兰的话就是“接着写”。苏州的钦瑞兴先生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书家的操守。概括地讲，他在书法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他长期从事社会文化实践工作，对他的家乡苏州大阳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是风景区的文化艺术资源进行挖掘，埋头整理乡邦文献，编著出版了《浒墅关志》和《阳山文萃》等。多年来，他对大阳山景区的景观和历史遗存进行搜寻和发掘，参与宣传、维护和开发，并不计报酬地为整修后的景观和遗存撰文、撰联，自书后立石或悬挂。这是一种具有精神浓度和温度的日常文化行为，是鲜活的文化实践，与躲进工作室里下功夫是不一样的。可以说，一二百年后，苏州的许多书家或许会湮没无闻，而后人必定会在大阳山寻找和观赏钦先生的书法，考证和讨论我们这个时代的书法生态和风貌。因此，他的日常行为不仅是审美的生活化，也在客观上具有了历史的连接性和传递性，显示出特殊的意涵。

　　其二，他数十年临池，于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都下过苦功，尤其他的行书或行草书，延续了吴门或江南书风的文脉，注重线性、线质，在技法锤炼的基础上，提炼风格、提升品位，清隽、疏朗、静逸外，又不失波澜和沉郁，温文尔雅，如水流花开，写得从容而真诚。这与当代一些书家舞台式的表演、挥洒，刻意的经营、炫耀自然有别。

　　其三，当代书法的主流应该是新古典或新传统。钦瑞兴先生虽不为展厅竞技书写，不为流行书写，但也不是走入深山的隐者，他是一位热情工作的区文联副主席、书协主席，还担任许多其他社会职务。同时，他不仅早年随名师学书，还到北京等地参加过培训，又多次举办个人书展、出版个人作品集，这些说明他是具有古典精神的时代踏浪人、弄潮人。

　　有此三点，不仅表明其书法会成为区域书法史延续中的环扣，也表明他本人已成为独具个性的当代书法文化的建构者。可以说，钦瑞兴的书法实践具有了更为广阔和辽远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情怀。

　　就其书法创作而言，四体皆能，但写得较多的还是行书或行草书，以及隶书和楷书，而最能体现他个性、才情的是行书或行草书。其作品的第一个特点是自然而温雅，即使是四尺整张的八条屏或十多米的长卷，其线条、结构和章法，包括成行、成组的安排，留白以及留白与笔墨关系的处理等，都不刻意，不追求形式上的偏移夺目，自然而然地去写，在手与心、笔与纸的协调和摩擦中，在提按、缓急、藏露、方圆、枯润等的接应与管领中，留下心痕和趣味。这种看似平淡的书写，因为有扎实的隶书、楷书和篆书的底子支撑，细读之，奇崛和峻茂自在。而这种秀润、潇散的取法，正是由于正心诚意的书写，才能不入轻靡，并体现出一种纯粹和典雅。像他的《俞樾〈梅花诗〉》《李白〈苏台览古〉》《许浑〈上方山〉》等都是这方面的佳作。

　　第二个特点是比较成功地将熟与俗分隔开。一眼看去，钦瑞兴先生的字写得很熟，生拙不多。而一般来讲，熟再往前走，易涉甜俗。但钦先生在熟字诀中向内走，而不是向外走，故能以熟来展现流丽和爽朗，加上他平朴低调的个性，又能融碑入帖，所以其作品中秀润的气息虽然不能讲十分澄澈，却保持着应有的格调。

　　第三个特点是书写自作诗联，对于今天的书家来讲，诗联的创作主要是一种涵养，是为了养成一种敏锐的性情、一种比较纯粹的心态，而不是说掌握了基本的格式、句式和韵律，能写若干首中规中矩的诗词，就一定能对书法创作有很大帮助。有人说，林散之在自己的墓碑上只刻“诗人林散之之墓”，而不提书法，是老式文人标榜品位的策略或套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在他那一代人中，诗比林散之写得好的还有很多，这是一种相当深刻的误解。根据林夫人回忆，散之老人每天都哼哼唧唧，干什么呢？推敲诗句。也就是说，诗在林散之那里不仅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更是对心灵的滋养，是生命精神的承载体，他的书画创作都是从这颗纯粹的、敏感的诗人之心——诗心出发。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颗“诗心”就是“心源”。所以老人格外看重自己的诗人身份，而不是诗的水平能排到什么位次。钦瑞兴先生也长期坚持诗词、楹联创作，还举办过自作诗联书法展。同样，他注重的是诗心的激发，而不是诗法上、知识上、数量上、名位上的累积和攀升。所以，辨析他的自作诗联与书法的关系，也能发现心灵资源对于艺术创作的价值。而这一点却是许多当代书家的短板。

　　再推展一点讲，中国传统哲学推重主体性和实践性，以“生命”为中心，中国艺术传递着生命精神。但这种生命不是自然状态的生命，而是道德实践中的生命，在儒家那里就是要讲诚仁等，追求内圣外王；在道教、佛教那里则是要“斫断一切欲锁情枷”，剔除生命的负面，要求人们拥有一个道德性主体。尤其对于儒家而言，实现理想的实践主要是政治活动，“此等活动是由自己出发，而关连着人、事和天三方面。所以政治的成功，取决于主体对外界人、事、天三方面关系的合理与调和；而要达到合理与调和，必须从自己的内省修德作起，即是先要培养德性的主体，故此必说‘正德’，然后才说‘利用’与‘厚生’”（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可见，传统书法的创作主体，不管是入世的、出世的，还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其内心都具有德性诉求，而且这种诉求不是政治绑架，是一种自觉的自我完善，就是老子讲的从“有身”向“无身”提升。而今天的书家追求名利者多，讲求德性者少。任何一种艺术的产生、发展，与其文化样态、文化环境是匹配的，它对主体的要求与主体对它的创造和继承也是大体一致的。那么，无数没有德性自觉的书家写着需要德性主体支撑的书法形态，这其实是一种错位——主要是历史的，而不是个人的。这种错位会导致书法贫血或换血，走向类型化、样式化、空心化或纯粹视觉化。如果创作主体不能有所改变，书法的风貌就必然会改变。钦瑞兴先生很早就意识到时代的变化和书法所面临的困境，但他没有做出断然改变书法样态的抉择，而是在“与古为徒”“与天为徒”的双重体认中，努力使自身在德性自觉中适应传统的变革和延续并“接着写”。“木体实而花萼振”，这种贞守、累积和精进，哪怕是一花一草，也自有其风姿和香气。

　　当然，从时代和文化的发展来看，当代的书法创作主体已无法回到传统中，而一个时代又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书法。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书法风貌究竟是何种样态，钦瑞兴先生的书法能不能汇入这个时代书法的主流中？现在还很难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诚恳、细微、持久的探索，以及那些泉石激韵的作品，已经成为值得参考和研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