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鹏

　　天气乍暖还寒，最难受的莫过于“闷”。闲来读杜甫《解闷十二首》，有些历史背景与人名不曾熟记，觉着费力。在杜甫，信笔所之，解释闷怀，对我却难做到。倒是再次接触十二首中名句“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引起一番思索。

　　陶冶性灵，莫过于诗。在作者为“言志”，在读者为“陶冶性灵”，促进人的气质变化，精神升华，虽然各门文艺无不如此，诗的特殊效应绝不能忽视，由诗的特长与民族文化历史造成。

　　“新诗改罢自长吟”，这是异常美好的境界。作一首新诗，反复修改，直到满意，怡然自得，于是吟诵不已，享受着自我实现的旷达、闲适、自得。“改罢”，其实也有相对性。改，吟，再改，再吟……直到满意为止。“满意”也有相对性，才推动了事物的前进。“两句三年得”并不过分。有位诗友告诉我，有“诗囚”一词，与苦吟相连，又同孟郊、贾岛相关。有人以“诗囚”为乐。从字面看，“诗的囚徒”不免过苦。倘以苦为乐，乐自苦中得来，也未尝不可。在特定条件下，“苦”与“乐”原来可以成为统一体的两个互相转化的方面。文天祥“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是特殊情况下极高的境界，写出了不朽的《正气歌》。

　　写诗结集，检阅既往成绩打上一个句号。在我先前有过冠以“三馀”二字的“吟草”“续吟”“再吟”面世，如今总合2012年起到2018年止七年间的250馀首诗词编成《三馀长吟》，“长”字与前面的“续”“再”呼应，取了杜老“新诗改罢自长吟”的意境。论年龄，是八十一岁以后的作品。人到这年纪，一般来说，有了更多的积淀，应当更成熟，更深邃，有自我特色。2013年春，我到台湾、海南三亚，兴致勃勃写下了日月潭、北回归线、鹿回头、天涯海角等系列诗作，许多作品在边游边行中有感而发。古人于泽畔、舟中、马上，于登高、临水，以至流浪寄寓……只要有丰富的生活，潜在的素质，都可以吟出发自内心的佳作。

《三馀长吟》 沈鹏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不意2013年春畅游之后，得了一场不轻的疾病。医生说要做外科手术名曰“微创”，看这两个字，我松了一口气，想大概不过如此。可是名实难副，尤其手术之后的内科治疗延续半年以上，使我自幼病弱的身体雪上加霜。我不堪设想病愈之后会是什么模样，常常自问“我还能像以前那样把握手里的硬笔和软毫吗？”住院期间，看到报载史家小学六名小学生发现六颗小行星，顿时感到兴趣，童心勃发，勉力调动迟钝的思维能力，控制颤抖的手写下了一首七绝。再有《霍金》（七律）是住院时写的另一首诗。霍金一向是我最敬佩的全人类的智者，“轮椅推进古时空”，像他这等人物思考问题肯定不限于“专业”范围，他告诫地球人：如果不逃离脆弱的地球，我们将无法生存千年。他说出了我潜意识中存在而说不出的话。我写下了“人类伊甸千载近，关怀运命发忧忡”作为《霍金》一诗的结句。

　　终年很少离开居室，贪眠之外抽出少量时间读与写，但总觉得“行路不远，颇厌闲居”（旧句），想来我是“坐井观天”了，可抬头看，见不着天，那只是白色的楼板，于是突然想到一句“坐井观天划地牢”，又常想这年是戊戌双甲子，七律结束时没有忘记“维新百日垂青史，曲折艰难民主潮”。戊戌变法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遭受专制统治者镇压失败，而与辛亥革命成功相延续。

　　我一直认为，对于创作者来说，生活无所不在，思想可以超越空间、时间，重要的是要对生活充满兴趣、爱惜。题材无分大小，思想的深度、广度才是决定性因素。回顾过去七年，我并不虚度，生活中的一些偶然事件会引发诗意。记得有一回就餐，面前纱窗上飞来一只蝉歇息，鸣声十分美妙，说不定与纱窗发生了某种共鸣吧！蝉的一生短暂，我替它担忧发出“缘何芳翅独留寓，岂有疏桐违素心”的感慨，唐代李商隐的《蝉》开头便是“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也是同情蝉的身世，不过全诗借蝉表白自己清高廉洁：“我亦举家清”。

　　目镜无意中遭到压损、扭曲。对时刻不离目镜的人来说免不得懊恼。读书暂时休止吧！闭目养神，想满屋满桌的书籍究竟有多少用处？“且将闲杂束高阁，斗室行空独运思”。给自己开个玩笑，解闷。明知“读书识字忧患始”，但不读书是不可能的。我写过“何尝烦乱离尘网，太过天真尽信书”（《奉和刘征“八十自述”》）。

　　长诗《放龟行》是生活里一件小事、趣事。家里养着一只绿毛龟，添了生趣，一日忽想，龟本在湖海中悠游，如今蜗居，不如放生吧！于是手提丝罗网，向目的地走去，一路上大受注目，有人赞扬龟的相貌奇特，有人猜想这龟肉能大快朵颐，都愿出高价购买，更有人紧跟我后，一旦我将龟放入江湖，立即捞走，我又想捐献有关部门，却遭到冷遇……无可奈何，可爱的绿毛龟仍旧随我回到故处，如同我的亲子一般。“五湖四海尽辽阔，可叹是处暂从容，暂从容！”重读三年前的《放龟行》，颇像一篇小杂文，说的是放龟，从一个侧面透视人情世态。杜甫有《缚鸡行》：“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我斥奴人解其缚……”这首诗在杜诗选中不多见，杜甫的仁者之心跃然纸上。“不知鸡卖还遭烹”，我那绿毛龟如果放生，后果不会好到哪里。

　　说《放龟行》有点像小杂文，我于1996年写的《自三亚至海口汽车抛锚二十二韵》，也有人评论像小杂文。一辆名牌轿车抛锚，乘客纷纷议论指责，有谓“既是名牌何能坏，长年奔跑终身使”，我却站在“名牌轿车”的立场为他辩护：“轿车听我转一语，尔为世人尽力矣！今日尔且事休整，有烦顾客劳步履。”轿车被人性化了，过度的劳顿让轮胎“薄如一张纸”，怎能忍心继续使用？

　　抒情言志始终是诗的本体的最重要特征。孔子教学生学诗，论诗的功能：“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想象力；“观”，观察力；“群”，人际亲和力；“怨”，讽刺能力。以上既是学诗的受益，也可用于写诗者须具备的能力。“怨”，见不平之事，以公正立场给予抨击，发表议论。诗有“美与刺”之分，“怨”应该接近“刺”，没有这一个方面，诗的功能不完美。

　　《论语》又说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照此，诗还可以增加自然知识。这里所指离不开《诗经》从“关关雎鸠”“参差荇菜”开头，不是有许许多多鸟兽草木之名吗？尽管如此，诗的主要功能不在于教人知识。“雎鸠”“荇菜”围绕着追求“窈窕淑女”展开。前面说到有的诗可做杂文看，鲁迅的《自嘲》：“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便是一例。具有杂文意味的诗也是多样的。有些诗可作散文或当代历史看，如杜甫的“三吏”“三别”，从不同角度浓墨疾书人民的痛苦、官吏的无情、战争的残酷……白居易的长篇古诗《长恨歌》从记事角度看有点像短篇小说，叙杨贵妃天生丽质，受唐明皇专宠，然后乐极生悲，导致安史之乱、明皇出奔、贵妃惨死，以后又引出另一个太真，无限恩爱，终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束。《长恨歌》寓抒情于叙事，以诗的格律叙事，转韵随内容有微妙变化，加强跌宕起伏之致。《长恨歌》终究以诗的情意为主导、为铺垫。

　　文艺各种体裁如同所有的事物一样个性中有共性，共性中有个性，所以能互相沟通。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最多不过一百字，抒情，写景，淡泊空灵，远离人寰而富人情味。这《夜游》也无妨当作诗来看。读起来极其轻松自如，有节奏感。诗一般少不了押韵，但我体会节奏感更重要，无论是否押韵或运用平仄。节奏在生活中无所不在，日月交替，四季轮回，人体循环活动……节奏是生活中存在的美，艺术的节奏美是生活中节奏的抽象规范、美化。音乐中的七个音符可以比作书法的“永字八法”。由基本的乐音、笔法形成节奏，可贵在于有了运动感，贯穿着气韵，由局部到全体，发展为小品直至规模宏大的交响乐或者巨幛长卷的书作。艾青的白话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真实描述一个农家妇女平凡、朴实、高尚的形象，十一段，每段字数不等，没有押韵，全靠散文式的文字开展，跌宕中有严密的联系，有若干两个字到四个字的词句排比，呼应，形成节奏，大大加强了抒情色彩，发挥诗的语言魅力。节奏感构成诗的形式美，体现特定的内容。节奏是诗的内容的节奏，内容是诗的节奏的内容。贯穿在诗的全体到局部。不仅前面例举的文言《记承天寺夜游》有节奏与诗感，好的白话散文也可以作如是观，读起来觉得其中暗藏着诗的语言、意境——无论新体诗或格律诗。

　　我从不惑之年开始写格律诗，起点不早了。在此以前，生活阅历与读书知识的积累不算丰富，我自少年时代学中国画，虽然爱好，但是束缚于临摹《芥子园画传》不免厌倦，以后长期做美术编辑出版工作，写评论顺理成章。儿童时期就喜欢读格律诗，缺少旧时教育那份背诵苦读的功夫。写格律诗，应与我的书法创作有密切因缘。我不能满足于在古人诗文里讨生活。“书，心画也”，诗又何尝不是？一幅完美的自作诗书，便是特定的自我写照，与读者进行心灵的交流。一旦进入诗词创作，我觉得只要真情饱满，笔底烟云自然生起。基本功夫靠边干边学。凡是过去学到的东西，不期而然吸附到诗里，如磁石吸引铁屑，只要能够为我所用。

　　新诗，少年时代写过一些，以后较少涉足。2016年初忽然从报上看到“引力波”的消息：两个黑洞，合成六十二个太阳质量；还有三个，啊！不到一秒钟掉在无穷空间里，好似一滴水，时空的涟漪，经历十三亿年飘移到地球。这项消息极大地引起我的好奇心、想象力，这回，很快写成一首新诗《引力波之歌》，刊发以后，有位热情的好友点赞，说我懂得专业甚至比物理学家还要多。哎呀，哪里的话？我仅仅采取眼前所能见到的一些资料凭着粗浅的理解信手写成。最最重要的是好奇、想象，充分运用白话诗的语言。一边写着，我觉得自己像初生婴儿，又俨然好似大科学家。

　　事后想，这些年习惯写格律诗，为什么这次来了改变？这样的选择在当时是顺水推舟。现在我站在理性又是直觉的观念看问题，“引力波”这样的内容，要纳入五言、七言的诗句里比较困难，许多单词有三个字或更多，还有一些外语专门名词，难以融入。再说，这个题材很新颖现代，应当是我从潜意识中一开始就酝酿新体诗的原因。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多接触未经阅历的文化古迹，风物人情，除此以外我也不放弃一般旅游团体鲜为涉足的地方。1999年五十天内在美国留下十八首诗词。雷诺赌场、华尔街股市，我当作整个社会的缩影，“雷池外，虎噬鲸吞。所幸多当铺，任凭囊底无存！”在赌场，一名招待员为吸引我们投入，居然用华语说出一番荒唐话：“这里比获得诺贝尔奖金强得多！‘诺奖’才多少美元，这里超过百倍千倍。为‘诺奖’苦一辈子得不到的，在这里马上到手！”哈哈，他如此这般揣摩着知识分子的“心理”！

　　到泰国看人妖表演，我绝无猎艳低下的心态。那些贫困的良家子弟，经过畸形手术，生理心理受到严重摧残，怎么能够设想“有的人妖比美女还要漂亮？”人性的“真”“善”遭到践踏毁弃，还有什么“美”可言！耍弄“人妖”，十足是对真善美的玷污。《鹊桥仙·人妖表演》，我是以这等心态写下的。

　　2016年写的《临江仙·有油画山寨恶搞蒙娜丽莎》，看题目大体明了。恶搞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的举动，早已层出不穷，这回又有美国某教授别出歪邪。我的结句是：“咱们点燃圣火：供蒙娜丽莎！”糟蹋《蒙娜丽莎》，同前面提到的耍弄“人妖”，从本质上看，都是人性丑恶的反映，社会乱象的回照。

　　至此，连同写赌场、股市都运用了词的形式。词与诗抒情写意的本质相同。词为广义的诗，往上推，乐府；往后延申为曲，都配以音乐。词的初期与近体诗很接近。到全盛时期拉大了距离。王力将词定义为“一种律化的、长短句的、固定字数的诗”，将词与诗的形式作了区别。从辨证的观点看，第一，这样的区别应属外部形式，有别于内部形式。第二，外部形式影响内容也能对内容起反作用，但是有限，对内容起反作用的主要是内部形式。当诗词合称为一种艺术，有共性。但是“诗”“词”分开，则各有其个性，当然离不开共性。形式与内容互相制约，互相渗透，而外部形式与内部形式也有互相制约与渗透的关系。一种词牌，可以填写出无数不同内容，但词牌（外部形式）的选择与内容不见得完全无关。《满江红》未见婉约，《钗头凤》难入豪放。至于内部形式，虽然受到外部形式一定的制约，但是用韵、节奏感、音乐感等构成形式诸要素的本质联系，与内容统一不可分割。

沈鹏诗书《水仙》

　　王国维《人间词话》：“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其中“境阔”与“言长”也有相对性。诗、词的抒情、言志、写意根本上是一致的。王国维的论述，道出了词的特点，又在与诗的比较中指出各自的个性及共性，既指向形式又指向内容。好的作品充满高尚情操，凝聚着高度思想性和深广的人生境界，在诗化的语言中追求个性的自由表达。唐诗五绝《登鹳雀楼》（王之涣），长篇七古《春江花月夜》（张若虚）都受外部形式与内部形式的约束又发挥其所长，各自达到了顶端。

　　本书积七年努力，于诗歌海洋中芹献一粟，就教于同好暨广大读者。菁芜优劣暂所不计，需经过历史的考验。日忽忽其将暮兮！珍惜时光是第一要务。我自问有愧先辈积学大儒，但只要一息尚存，还会保持一片尚未泯灭的童心与诗性。

　　（本文为沈鹏《三馀长吟》自序，文中图片来源于“中国艺术报”微信公号）

　　（作者：沈鹏，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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