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文学理论与批评70年：筚路蓝缕的守正开拓之路（朱航满西元）

2019-08-06

阅读：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作者：朱航满西元收藏

　　与当代军旅文学创作相比较，军旅文学批评研究一直处于滞后的状态，尽管新时期有徐怀中的“两只轮子”说[1]，但更像是一种期待，或者借用朱向前的一句评判，军旅文学批评是“一只失衡的轮子”[2]。综观当代军旅文学史，“前17年”的军旅文学批评乏善可陈，这是时代的政治背景及诸多原因所造成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军旅文学批评曾一度崛起与繁荣，与创作形成两只同时滚动的轮子，一起构造了军旅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蜜月期，但好景不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文学语境的突变，军旅文学批评再度式微。新世纪以后，这种态势没有根本好转，但在困境之中出现了一次重建的努力。本文试图通过对70年来军旅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重要思潮、收获缺失以及重要军旅评论家展开论述，论述中对新时期以来的军旅文学批评有所侧重。”[3]

　　一发展脉络

　　（一）“前17年”：理论批评的缺失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的国家的诞生也就意味着新的理论形态的诞生,它势必造成理论批评研究的规范与环境的改变。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于“前17年”的批评环境有过较为细致的清理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学批评并不是一种个性化的或‘科学化’的作品解读，也不是一种鉴赏活动，而是体现政治意图的，对文学活动和主张进行‘裁决’的手段。它承担了保证规范的确立和实施，打击一切损害、削弱其权威地位的思想、创作和活动的职责。一方面，它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规范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则对不同程度地具有偏离、悖逆倾向的作家作品，提出警告”[4]。在这种文学批评的文艺标准和政治标准出现严重偏差的历史环境下，我们读到的军旅文学理论文章大体有三类，一类是针对文艺作品而写的短评；另一类是作家的创作谈；第三类则是一些火药味浓重的批评文章，这些文章今天大多已经不堪卒读，许多都带有强烈的批判意味，远远超越了文艺争鸣的范畴。

　　徐怀中在一篇文章中曾对这个时期的军旅文学评论有过一段总结，“回想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初，军事文学创作有过一片郁郁葱葱的好风景。其中经过时间冲洗得以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相当一部分出自军队作家之手，或者曾经是军人的作家之手。作为军内外相映成辉的一支军事文学创作队伍，我可以随手拉出一张长长的名单。而那个年代的文学评论和创作状况相比，则根本不能构成对应关系。那时，军内立得起来的评论家，真可说是屈指可数，你数到第二、第三个名字，便已经觉得勉强了……”[5]事实的确如此，当我们重新翻阅这一段历史，不难发现为数不多的一些评论往往是出自于诸如丁玲、刘白羽、魏巍、王愿坚等作家之手，这与我们部队文艺工作的历史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历史的原因，部队文艺队伍的文化素质构成较低，理论素养更为匮乏。与批评队伍的缺乏一样严重的是理论批评阵地的缺乏，在“前17年”期间，全国仅有《文艺报》《解放军文艺》和《解放军报》等少数报刊可供发表军旅文学批评，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二）20世纪80年代：理论批评的崛起与高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思想解放大潮在中国的出现。思想的坚冰一旦瓦解则是波涛滚滚的激流，各种文艺思潮顿时成为时代最新的热点，西方文艺理论思潮的引进也为文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正如一位理论家在回顾“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辉煌岁月时写下这样的文字：“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之中，‘新时期’曾经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断代命名。这个名称刚刚出炉时的光泽和明亮风格，许多人记忆犹新。尽管文学史的分期依据不无歧见，但是，多数人都愿意承认某种意义重大的巨变，出现于1978年前后。这时开始，文学汇入了思想解放的文化气氛。人们置身于‘新时期文学’之中，亲历种种大大小小的文学事件，参与激烈的争辩，投入地阅读一系列成熟或者不成熟的作品。”[6]批评家不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而是大刀阔斧高歌猛进。军旅文学批评研究也顺应时代思想大潮，开始了自己新的历史征程。

　　从1978年开始，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军旅文学作品在全国产生了[7]，军旅文学创作上的巨大成功同时也相应地促动了军旅文学评论的发展。这些优秀的军旅文学作品促使一些批评家开始关注军旅文学的研究，并且写下了为数较多的研究文章，当时活跃全国的评论家几乎都曾经为军旅文学作品写下批评文章，甚至开始出现了一些不乏深入思考的理论文章，诸如关于英雄主义和人性问题等一些热点的研究。另一个方面，军旅文学的重新崛起也为军旅文学批评家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他们顺势而生，脱颖而出。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从高等院校毕业的专业研究人才补充到部队中来，极大地促进和活跃了军旅文学的批评与研究。正如徐怀中所指出的：“……军内一批评论家，大多是全国各著名大学输送来的。他们受过系统化的良好教育，戴着硕士、博士头衔走进军营。其中一部分人，原来就是从部队考进大学的，他们重返军队，即刻就进入了状态。与此同时，又有相当数量的部队作家，考进军内外高等学府深造。今天说来，这或许已经并不值得夸耀，却也未可等闲视之。作家评论家知识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整体素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便保证了部队文学事业进一步走向良性循环。从某种意义上是否也可以说，因此而为造就优秀人才，为推出精品大作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呢？”[8]看看活跃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军旅文坛的批评家：韩瑞亭、范咏戈、黄国柱、张西南、王炳根、周政保、陆文虎、张志忠、朱向前、丁临一、叶鹏等等，就足以证明徐怀中所言不虚。[9]

　　1982年，大型军旅文学刊物《昆仑》杂志诞生，这份杂志致力于发表最具有时代感和探索性的军旅文学作品，使活跃的青年军旅作家和批评家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精神家园。

　　（三）20世纪90年代：理论批评走向式微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文学及文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空间。市场经济浪潮使得文坛浮躁不堪，以“坐冷板凳”为职业的理论研究在这种大环境下急剧暗淡。刚刚结束的政治风波也使理论研究与探索的空间放置到一个很狭窄的地方。这种由市场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双重夹击”也使得军旅文学批评研究出现式微的局面。对此，朱向前有过精彩的论述，他指出这种双重的夹击造成了军旅文学的双重消解。表层的消解是经济的窘迫消解掉了20世纪80年代那种耗资甚巨的集体运作方式，呈现出孤掌难鸣或捉襟见肘的窘迫；深层的消解是军旅文学作为一种有着特定内涵的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相比20世纪80年代文学主潮常常与主流意识形态暗合与联姻，军旅文学总能占有优势，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着意识形态语境迅速向商业化语境的转换，军旅文学原有的庄严与神圣面临被销蚀和掏空的危险。[10]这种由于双重夹击所造成的双重消解使得军旅文学的创作与批评研究遇到了新的严峻挑战。

　　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所形成的批评队伍开始出现分流，一部分人员逐渐成为领导者，一部分人员转业到地方或者因为年龄等原因逐渐淡出了批评界；他们要么很少顾及军旅文学批评，要么视角已经开始投向其他的领域。最关键的是新的批评队伍没有及时跟上，造成了评论队伍的青黄不接，活跃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青年评论家只有张鹰等寥寥几人。这种局面的造成正如朱向前当时所指出的，“军旅批评家队伍的青黄不接，成名者或改行或知识老化，后来者又几乎不见踪影，而从20世纪80年代跨越至今的活跃者也不过周政保、张志忠等三五人而已。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回升的军旅文学创作势头形成了新的反差和更严重的失衡”[11]。如果仔细研究这个批评家的名单，会发现远比朱向前说的更加糟糕，曾经活跃在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家队伍已经风流云散，仅有朱向前、张志忠、周政保等人还在坚守，但到了1990年代末期，作为一支队伍已基本流失了。

　　20世纪90年代后，曾经以较大篇幅刊登理论批评文章的《昆仑》杂志逐渐缩减了版面，1997年《昆仑》杂志停刊，一个可供发表理论批评的重镇消失了，这对于军旅文学批评也是一个莫大的损失。《昆仑》杂志的停刊是一个现象，一些地方理论批评报刊诸如《作家报》《当代文艺思潮》《批评家》等也相继停刊，这对于萎缩中的军旅文学批评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四）新世纪：在困境中重建

　　新世纪以来，尽管中国政治文化语境错综复杂，存在诸多风险因素，我们仍然可以从极为严峻的形势中，发现其中孕育着一股新的潜在力量。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民众的国家归属感、认同感空前强大，国家意识形态保持相当的号召力。另一方面，随着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调整，自身形态在不断发生变化。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一方面更加包容多样，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反拨，呼唤国家认同、呼唤崇高精神的声音渐成民众的心声。这些积极的因素给军旅文学批评研究重新认识自身，旗帜鲜明地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传统，重构崇高、雄健的美学范式，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中国当代军旅文学从哪里来？往何处去？这是军旅文学批评研究者们普遍焦虑的问题。军旅文学批评研究遭遇了不断边缘化的深层困境，出现了前进方向困惑、人才队伍流失、自律自觉淡化、理论工具迷失等诸多问题。虽然前行的步履极为艰难，形势不容乐观，但通过细致的观察，可以发现军旅文学批评研究的内部孕育着一次新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一次理论的转型与重建。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军旅文学批评研究者们还在“对抗消解”中苦斗，字里行间不觉透露出激愤、迷惘、悲情，那么，进入新世纪以后，军旅文学批评研究的理论姿态逐渐走出这种状态，从态度到理论都重新加以调整，在中国当代政治文化语境中有了明确的立场，开始旗帜鲜明地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大胆地对崇高之美、雄健之美进行新的探索，体现了崭新的风貌。其中涉及了军旅文学在当时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存在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军旅文学该如何看待自身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如何调适与强势崛起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关系；如何重建英雄主义；如何把握国家与军队建设所处真实历史境遇。我们可以看到，军旅文学批评研究经过了一段时间开放式的调整，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砸碎重建的过程。除了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一批军旅文学批评研究者在军旅文学理论重建中取得了创新性成果之外，几个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年轻人，他们的身上较少历史重负，能够轻装前行，反而显得更加令人注目。朱向前、傅逸尘师生共同完成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军旅文学的宏大交响》一文，可算是一篇代表新世纪军旅文学批评研究新的理论姿态的宣言。

　　二批评与研究的热点

　　（一）对于英雄人物塑造问题的跟踪研究

　　英雄主义是新中国70年军旅文学创作中的基本母题，因而如何塑造英雄人物和表现英雄人物始终是军旅文学创作者和评论者所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对于英雄主义主题的热衷，一方面是因为现实生活的感召，一方面则离不开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引导与鼓动，这在建国初期表现十分明显。陈荒煤在1951年发表《创造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典型》（《解放军文艺》1951年第1期），针对文学创作中光反映从落后到先进的转变过程，对于新的英雄典型塑造不够的问题进行分析与呼吁。胡耀邦在1952年发表《表现新英雄人物是我们的创作方向》（《解放军文艺》1952年第2期），强调作家要创作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英雄人物，同时还指出这样的作品应组织力量集中完成。刘白羽、魏巍等人也曾就如何写落后到转变以及暴露与歌颂，写英雄人物的缺点等问题论述过相同的观点。

　　“前17年”对于英雄主义人物以及主题的创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进入高潮，1963年《解放军文艺》举办“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新人新事”征文可以说是对于英雄主义题材在行动上的一次集体深化。艾克思的《为革命英雄唱赞歌——喜读“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新人新事”征文》（《文艺报》1964年第8—9期）对征文中的作品给予了积极热烈的评价，但文章重点是强调文艺作品的政治意识首先要明确，反映出部队英雄人物的闪光的精神亮点，为部队和社会主义建设“立标兵、树榜样”。

　　在新时期的军旅文学创作中则逐渐摆脱了上述种种的不足，英雄人物的塑造体现出新的时代气息。王春元在《关于写英雄人物理论问题的探讨》（《文学评论》1979年第5期），缪俊杰在《努力塑造当代军人的英雄典型——浅谈军事题材文学中描写社会主义新人问题》（《昆仑》1982年第4期）中都曾指出，表现英雄主义人物应塑造出当代军人的独特个性与鲜明性格，同时要处理好表现“英雄人物”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即反对将两者割裂和对立起来以及可以使用多种艺术手法去探索英雄人物的塑造问题；王炳根在《新时期军事文学英雄人物初探》（《昆仑》1984年第3期）中针对新时期军旅文学创作中所涌现出的一批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形象，指出军事文学在对英雄的观念、价值、内涵、气质和精神世界诸方面所进行的有益的探索，如英雄人物同样具有普通人的情感，但又有一种强烈的克己精神；他们的奋斗道路艰辛沉重，却在其中获取升华；他们内心世界丰富，却在复杂丰富中寻求统一与完整。

　　（二）对人性问题的集中研究

　　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文革”期间人的生存问题的反思与批判，社会上出现了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思潮（1980—1984年）。刘再复将这一思潮归纳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之一，他在文章中写道，“新时期文学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它以空前的热忱，呼吁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唤着人的尊严与价值”[12]。在军旅题材的创作中也出现了大量关于人性问题的小说，这也同时引起了批评家的关注。可以说，这种思潮的出现是因为理论带动创作，创作同时又促进了批评研究的掘进，这是一个互生的理论生态。理论家们纷纷重申文学的基本理念就是“文学也是人学”，军人首先也是人，军旅文学就必须要描写军人作为人的人性美与人情美，抒写军人作为人的觉醒与解放，这是对“文革”中军人高大全形象缺乏人自身意识的反拨，使军旅作品获取了一种自由、平等的思想，尊重人的个性、潜能与价值。

　　顾骧的《军事题材文学的人性描写》（《文汇报》1983年5月31日）早关注到军旅文学创作中的人性描写问题，指出小说创作要真实地再现符合生活真实的人性、人情，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思忖的《军人的美与美的军事文学》（《文学评论》1983年第4期）从审美的角度认为，要表现军人的美与美的军事文学就必须着力去刻画军人作为人的性格中的人性之美；管卫中的《军事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换一种眼光看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发展及其意义》（《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1期）全面分析和探究了军事文学中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指出我国军旅文学发展由爱国主义到英雄主义再到人道主义的一个发展趋向，认为当人道主义与英雄主义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时才具有真正的美学风格；丁临一的《“军人是人”：一个永恒的创作命题—关于新时期军事文学发展走向的思考》（《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4期）呼吁军旅文学创作要不断深化“军人是人”的理念，自觉地将作为“人”的军人性格和灵魂予以解放和觉醒。

　　在这一研究领域，陆文虎、周政保、张鹰等批评家也有过论述。陆文虎在分析作家徐怀中、石言等作家的作品时发现他们取得成功的一个相同的原因就是反映人性之中的美丽，他还指出人道主义与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一起构成了军旅文学写作的主题；张鹰在《世纪之交的军事文学的历史进路》（《昆仑》1997年第1期）分析20世纪90年代小说创作的收获与成就，指出军旅文学创作中所存在的对于生活缺乏宏观的把握与理性的审视，“对人及人性的理性审视与观照仍然被不自觉地漠视了”，因而作为军旅文学的创作的历史任务就是对人性在更深层次上的挖掘；周政保则分析了小说创作中在生死绝境中对于人性的审视以及所展现出来的扭曲或者高洁。

　　（三）“两类作家”论及“农家军歌”论的提出与争鸣

　　朱向前最早发现了军旅作家中一个醒目但长期不被注意的现象，即在新时期军旅文坛上活跃着两类青年作家，一类出身于军人家庭，如朱苏进、刘亚洲、乔良、海波、钱钢、简嘉等；一类出身于农民家庭，如李存葆、莫言、宋学武、唐栋、雷铎、周大新、朱秀海、陈道阔等。根据这个军旅文坛现象，朱向前写成了论文《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在文章中，朱向前发现两类作家在自我优势的前提下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他敏锐地指出，“由于过分地强化军人意识，或忽略民族心理素质的溶渗，由于过分地凸现出当代意识，或不善于以历史眼光来观照当代军人，就容易使得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给他们所钟情的‘职业军人’头上戴上虚幻的理想化光圈。再加上欠节制地借鉴外国军事文学，又渐次滋生了某种‘洋化’倾向，而把某些表层次的现代生活方式、外部特征当作传统心理嬗变或观念更新来大加吹涨”。他还认为“与之相反的是，农民青年军旅作家们还缺乏用当代意识观照历史，缺乏一种与现阶段民族进取风格相一致的军旅生活观念审视农民军人的自觉性”[13]。根据这一特性，他指出军旅文学的发展前景应该是这两类青年作家寻找合点，即寻找军人与农人的合点，寻找军营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合点。可以说，这篇论文敏锐地从分析现象入手，在归纳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特点与缺失的同时建设性地为军旅文学未来的发展寻找新的出口。

　　20世纪90年代初，朱向前在《艰难行进中的“农家军歌”—陈怀国的小说成长暨意义》（《解放军文艺》1991年第1期）一文中最早提出了“农家军歌”的理论命题，开始为人们所关注。依据这一思路，朱向前于1994年发表了《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该文堪称朱氏“农家军歌”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与完善，它在分析了李存葆、莫言等人的创作之后指出了“农民军人”形象演变的三个阶段以及局限性，呼吁军旅作家和评论家们“必须大力加强对‘农民军人’这一文学主题的深度创作与研究，加强对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这一复杂关系的辩证把握与理解”。循着这个论点，朱向前又先后对众多农家出身的军旅作家进行了作家本体研究，如《农民军人与农家军歌—一个军旅小说主题的发展与变奏》（《文艺报》1998年8月30日）等。

　　针对朱向前的这一观点，文坛上产生了一些争鸣和交锋。吴然在1995年发表《选择中的“农家军歌”及其面临的挑战—对军事文学创作的一种现象的思考》（《昆仑》1995年第5期）一文中对于“农家军歌”这一现象进行了反思，指出这种创作现象中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诸如“主人公失落意识之于作品阳刚之气实现的障碍”“狭隘的自我意识之于作品的大气风范实现的障碍”等。《文艺报》在1998年发表贺绍俊的质疑文章《“农家军歌”依然是军歌》，1999年5月18日曾辟专栏发表廖建斌、郑颖、蒋泥等人的文章进行争论。1999年第5期的《西南军事文学》发表张志忠的争鸣文章《军事文学视野与“农家军歌”问题》，指出文学评论的倡导导致大量反映农民自私狭隘作品的出现。《文艺报》于2001年又发表张伟科、张乐林的《我不能苟同“农家军歌”的说法》，将这一争论引向高潮。

　　（四）对重要军旅作家的跟踪式研究

　　批评研究与文学创作是密不可分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带动着文学评论，在中国军旅文学评论的大环境下，我们不难发现对一些影响较大的作家和作品形成了研究热点，产生了跟踪热潮，主要有魏巍、刘白羽、李瑛、王愿坚、徐怀中、黎汝清、李存葆、朱苏进、莫言、周涛等。魏巍作为老一辈的作家，早期以战地散文和报告文学著称，主要评论有丁玲的《读魏巍的朝鲜通讯》（《文艺报》4卷3期）、吉悌的《战斗热情最可贵——漫谈魏巍同志的抗美援朝时期的散文》（《文艺报》1959年第11期）、蔡葵《重读〈谁是最可爱的人〉》（《文学知识》1959年第7期）、冰心的《〈依依惜别的深情〉读后》（《语文学习》1960年第3期），等等；20世纪70年代后，魏巍又创作出了具有史诗性的小说《东方》《地球的红飘带》等，对于魏巍小说创作的评论与研究先后有丁玲的《我读〈东方〉——给一个文学青年的信》（《文艺报》1979年第7期）、张炯的《英雄的人民与人民英雄的壮丽颂歌——读长篇小说〈东方〉》（《当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三期）。

　　王愿坚是我军最重要的短篇小说作家，对于王愿坚的批评研究也是军旅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许多比较有影响的批评文章，诸如叶圣陶的《〈普通的劳动者〉是一篇很好的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11期）等。朱向前在《中国军旅小说：1949—1994》（《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4期）一文中对王愿坚的小说创作进行了专论，对其艺术特征进行了总结，“它们一般都主题单纯、明朗而集中，常常是撷取一个典型的生活片段、场景或细节，饱含激情而又凝练简约地勾画出人物性格的最闪光之处，‘都不着力写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而是捕捉性格发出耀眼光辉的那一刹那，英雄人物完成自己性格的那一瞬间’。结构精巧，篇幅精悍，文字精练，意境精美，是它们的艺术特色，说明作家已颇得短篇艺术之个中三昧”。

　　刘白羽在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领域都有重要作品并且都获得了评论家的关注。陈涌的《刘白羽近年的小说》（《人民文学》1950年第1卷第4期）系对刘白羽在解放战争中创作的《战火纷飞》《火光在前》等小说集的评论，指出其塑造新人物形象的教育意义和鼓舞作用，但同时还指出其存在概念化、单一化以及违背现实等诸多缺憾，以及在语言中存在“欧化”的瑕疵。韩瑞亭的《华彩流溢的心灵咏叹》（《文艺评论》1995年第5期）系对刘白羽的长篇散文《心灵的咏叹》的评论，指出其散文中带有自传的色彩，在艺术上吸纳了新闻特写和政论等文体的特征。

　　对李瑛军旅诗歌的评论具有代表性的有张光年的《李瑛的诗》（《文艺报》1963年第3期），该文系李瑛的诗歌《红柳集》的序言，指出李瑛诗歌“细致而不流于纤巧”和“善于挑选独具特色的语言，来描绘、渲染各种不同的景致和形态”等艺术特征。朱向前在《中国军旅诗：1949—1994》（《解放军文艺》1996年第2期）一文中对李瑛的军旅诗歌进行了专论并总结出“李瑛模式”，即“奇巧的构思、清新的想象、优雅的语言；四节至六节不等，每节四行，大致整齐押韵的道白调性；经由具象的描述与铺垫，最后进入哲理升华或情感爆发的思维逻辑。几方面特点的综合，大体就构成了所谓的‘李瑛模式’”，这可算对李瑛军旅诗歌特点的总结之论。

　　徐怀中成名于20世纪50年代，以发表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而确立在文坛的地位，不久因为发表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受到批判。新时期，他又发表《西线轶事》，使得军旅文学创作风向为之一变。对于徐怀中的研究与评论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老作家叶圣陶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曾发表《读〈我们播种爱情〉》，给予热情的鼓励和积极的肯定。到了20世纪80年代，先后有雷达、陈骏涛、范咏戈、陆文虎等军地著名批评家发表专论。雷达的《徐怀中风格论》（《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2期）是一篇全面的作家论，指出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忠于现实化的心灵，忠于植根于生活的激情和敢于“越位”的叛逆与冒险精神，也分析了作家在艺术探索上的变化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黎汝清擅长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创作且成绩斐然。叶鹏的《历史的纪实与悲剧的再现》（《文学评论》1992年第6期）选择了黎汝清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三部作品进行论述，指出了小说中的悲剧意蕴，分析了历史悲剧、社会悲剧与人物性格悲剧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指出作品中所存在的“失衡的矛盾现象”。

　　1982年第2期的《十月》杂志刊发了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随即引起了轰动，各种不同声音的赞扬与争议也相伴而生。最早给予积极肯定的是冯牧发表于《十月》杂志1982年第6期的《最瑰丽的和最宝贵的—读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之后，1983年3月著名作家丁玲在《红旗》杂志发表了《我读〈高山下的花环〉》，阎纲在1983年第8期的《鸭绿江》发表了《军事文学与〈高山下的花环〉》等，一时间对于这部小说的评论几乎是铺天盖地；随后李存葆又接连发表了小说和报告文学，均取得巨大成功。这一时期，军旅批评家才逐渐浮出水面，先后有张志忠的评论《花环与坟茔前的美学思考—论李存葆笔底的英雄悲剧》（《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4期）等。

　　莫言因1985年在《中国作家》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以及随后的红高粱系列一炮而红，此时的莫言还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学员。最早对莫言小说进行评论的是他的同学朱向前，因近水楼台之便，朱向前快速及时地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红高粱〉穿透历史的悠长召唤》（《解放军报》1986年4月18日）、《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人民日报》1986年12月8日）、《莫言论—在传统堤岸与现代潮流之间构筑自己的世界》（《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4期）、《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点评》（《小说评论》1986年第2期）等系列文章。张志忠几乎同时对莫言的小说进行了关注，连续发表评论，后来又写成专著《莫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地方著名批评家的评论，代表性的有雷达的《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论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艺术特性》（《昆仑》1987年1月）、季红真的《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灵魂——莫言散论之一》（《文学评论》1987年6月）等。

　　对于朱苏进的研究与评论在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90年代都是军旅批评研究与追踪的热点。1990年第1期《当代作家评论》专门开辟“朱苏进批评小辑”，发表三位批评家的文章《军事以外的文学的世界》《非战争经验的叙事》《战争之外》。朱向前批评小说《炮群》的文章《半部杰作的咏叹》（《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指出小说前半部气势浩大而到后半部笔力衰减造成小说结构框架的严重倾斜，同时还指出作家作为一名体验型作家而造成人物性格塑造上的单一化。而朱向前的近4万字长文《新军旅文坛“三剑客”》则对朱苏进进行作家本体研究以及与莫言、周涛两位军旅作家进行交叉平行比较。有见地的评论还有王彬彬的《醉与笑——朱苏进论》（《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柳建伟的《孤独玄想创作道路的终结》（《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4期）等。除了朱向前的《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比较论纲》（《解放军文艺》1993年第9期），对于周涛评论的代表作还有周政保的《超越具象—论周涛的诗歌艺术》（《昆仑》1985年第4期）、黄国柱的《接近周涛》（《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等。另外朱苏进对于周涛的评论《自然之子的痴笑》（《解放军文艺》1991第1期）为周涛个人所爱，曾作为其文集的序言。

　　对于军旅作家评论比较集中的还有周大新、朱秀海、徐贵祥、乔良、黄国荣、柳建伟、石钟山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五）对新世纪以来热点现象以及“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关注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文化政治语境的变迁，以及军旅文学“第四次浪潮”的兴起，军旅文学呈现了一个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不相同的面貌，这给军旅文学的批评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焦虑。军旅文学的批评研究也正是在一次次的介入过程中，逐渐完成了自身的转变。

　　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考军旅文学的核心价值。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一直是军旅文学的核心价值，是我国军旅文学现代性的一直没有改变的价值追求。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兴起，随着市场的力量越来越介入军旅文学发展的大形势下，批评研究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又始终坚持原有的核心价值呢？在这方面，军旅评论家做出大量的努力。世纪之交，朱向前撰文[14]进行了“军事文学”与“军旅文学”之辨，通过分析军旅文学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说明了“军旅文学”这一命名的积极意义，实际上开启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军旅文学的独特价值进行重新的思考。在这个方向上，新世纪以来诞生了许多富有创新性的成果。例如，关于“军事文学”与“军旅文学”内涵与外延之辨[15]、对“中国战争美学的文化历史探究”[16]、关于“军事文学的理论命题及其美学品格”的归纳总结[17]、关于“军旅文学的本土观念和气质”的思考[18]、关于“军旅女性写作”的梳理、关于“重建英雄叙事”的理论建设[19]、关于“英雄形象”重构问题的思考[20]等。尽管一些军旅文学批评研究者仍在使用“军事题材文学”“军事文学”等概念，但其内涵与外延较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有了相当的不同。对于这一过程，我们将其看作是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境遇下，军旅文学批评研究在当下政治文化语境中，重新寻找自身位置，重新诠释“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等时代内容，重新回答“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军旅文学美学特殊规律，已获得的突破方向的努力。

　　二是对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价值的阐释。随着相当数量军旅题材影视剧引起社会反响，军旅作家在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国家级大奖中荣获桂冠，以及“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崭露头角，相应的军旅文学批评研究也步步跟进，及时地挖掘了他们的价值，给予了文学史评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对《亮剑》（电视剧及长篇小说）、《士兵突击》（电视剧）、《集结号》（电影）、《历史的天空》（电视剧及长篇小说）、《激情燃烧的岁月》（电视剧）的集中推介及评价，对麦家系列作品、徐贵祥系列作品、柳建伟的《英雄时代》、王树增系列作品、裘山山小说散文，李存葆、周涛、朱增泉、李松涛诗歌散文的推介及评价，以及贺绍俊对青年作家王甜作品，傅逸尘对青年作家王凯作品的推介及评价等等。如果从《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等一线文学研究期刊相关文章的数量和质量来看，麦家系列作品的研究力度较大。军旅文学研究论文数量相对集中、质量相对较高的期刊则为《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

《士兵突击》剧照

　　三是对军旅文学发展趋势的批评反思。这一类批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军旅文学当中某一核心价值的嬗变进行梳理，从发展变化之中发现问题，总结规律；二是对军旅文学发展过程，尤其是当下发展之中存在的重要问题进行批评性反思。前者主要有对“英雄主义写作”（唐韵）、理想主义（傅逸尘）、英雄形象（周徐）、“父性文化”及其秩序（胡玉伟）、叙事伦理（傅逸尘）等等的梳理，后者主要有对题材与价值取向的失衡（朱向前）、世纪初长篇小说创作窘境（周政保）、审美精神的缺失（张鹰）、世俗化倾向（傅逸尘、彭丽萍）、文学性缺失（李美皆）等问题的反思。朱向前（后又有傅逸尘、徐艺嘉加入）于新世纪十年初期开展的年度军旅文学综合叙评，以及总政艺术局于新世纪十年末期主持的年度军旅文学分题材叙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较大的影响力。

　　新世纪以来，李亚、王凯、西元、卢一萍、裴指海、朱旻鸢、王甜、王棵、李骏、曾剑、曾晧、王龙、董夏青青、王昆等一批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军旅文学作家开始崭露头角。他们的创作与上一辈军旅文学作家相比呈现出不少新质，也孕育着军旅文学发展的新可能。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军旅文学发展的必然。如何去看待这一批“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创作，并且使之走向军旅文学发展的大道，甚至是开一时风气之先，是理论批评面临的重大课题。傅逸尘于2010年在《解放军报》刊文，首倡对“70后”“80后”军旅作家作整体研究。徐艺嘉以硕士论文为基础，于2012年发表《新世纪文学语境中的审美“新质”》[21]，较为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创作肌理。之后，“新生代”军旅作家得到了较多的关注。朱向前主编的《新世纪军旅文学概观》，第一次对这批军旅文学作家进行了代际研究与介绍。

　　三收获与缺失

　　检阅70年来军旅文学发展的轨迹，我们在种种的兴奋或遗憾中平静下来，发现军旅文学理论研究收获了许多积极与建设性的成果。

　　第一是形成对军旅文学及时跟踪研究与推介的局面。批评研究与文学创作是密不可分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带动着文学评论，在中国军旅文学评论的大环境下，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一些影响较大的作家和作品出现了研究的热点，产生了跟踪式研究的热潮，许多作家的作品一旦问世就会形成较大的反响。由于及时的研究评论，使得新时期军旅文学创作与批评形成了互相促进的良好局面。如朱向前提出的“两类作家”论以及“农家军歌”论对于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对于长篇小说《炮群》的批评《半部杰作的咏叹》也是对作家创作缺失的指认。另一方面，批评家对于军旅文学的热情关注与评论，使得一些青年军旅作家的作品能够及时得到关注和重视，一些有潜质的作家迅速脱颖而出，很快在文坛甚至在社会上产生影响。

　　第二是总结和归纳出军旅文学研究的理论成果。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有了新的局面，特别是在军旅文学的研究与批评方面，甚至有一部分还是非常具有学术价值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的出版极大地促进了军旅文学研究的深化，先后形成了对于军旅文学创作中的“英雄人物塑造问题”“人性问题”作家本体研究以及“农家军歌”、爱国主义、战争文学等集中研究的热点，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与深化很有建设性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先后出版的主要史论专著有《中国革命军事文学史略》（陈辽、方全林）、《新时期的军事文学》（范咏戈）、《冲浪，在军事文学的海面上》（蔡桂林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军旅文学史论》（朱向前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等。与此同时，朱向前还先后应邀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书的撰写工作，承担军旅文学部分，使当代军旅文学的研究开始被当代中国文学史界所接纳。

　　第三是初步建立和规范了军旅文学批评与研究体系。军旅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开始初见雏形，这是军旅文学研究一个非常大的收获。由一些具有远见的评论家和学者的推动，军旅文学研究由原先的零敲碎打到现在初见学科体系，并且已经收获了一系列的成果，如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主持完成的“新中国军旅文艺大系”即以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对整个70年以来的军旅文学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整理与遴选；另外还有诸如对于70年来军旅文学各种体裁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军艺术学院作为全军乃至全国唯一一所进行研究和培养军旅文学创作和研究人才的院校，培养出一批军旅文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并且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从时间上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军旅文学到20世纪末，已经有了半个世纪的历史，具备了回顾总结的历史跨度。另外，在新世纪以来的政治文化语境下，使得军旅批评与研究者们能够更加公正、历史、客观地看待新中国成立以来军旅文学的发展历史，也有利于诞生高质量的军旅文学史专著。新世纪以来，诞生了若干部军旅文学史著作。朱向前主编的《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1949—1999》《新世纪军旅文学概观》用力最勤、规模最大、立论最深、影响最广，前者荣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军旅文学史专著。其他富有创见性的军旅文学史著作（或具有相当历史跨度的专项研究著作）包括：《反思中国当代军事小说》[22]《军旅小说50年》[23]《英雄在途：祛魅·消解·重构—新时期以来军旅小说英雄形象嬗变论》[24]《中国当代军旅诗歌论》[25]《战争本体的艺术转化—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战争小说创作论》[26]《继承·突破·超越—20世纪80、90年代军旅小说论》[27]《英雄话语的涅槃：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论》[28]等。

　　相比军旅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与收获，我们发现在这块还没有被完全开垦的领域里，也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

　　第一是缺乏形而上的思想探究与理论建构。在军旅文学批评研究中对于作家或者作品甚至是文学现象的研究，感悟式或鉴赏式的研究多，深入的思想探讨与理论建构式的文章少。由于没有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批评也就多止于批评，无法在更深层次为理论研究发掘出新的领域和成果；没有形成形而上的归纳与总结就难以对整个军旅文学研究与创作进行宏观把握与前瞻指导。

　　第二是理论批评研究方法单一。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大多属于传统的社会历史和审美批评，而对于20世纪以来新的各种理论批评方法的借镜运用则很少。相对单一的批评方法妨碍了在军旅文学批评中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也使军旅文学研究缺少了更多的参照。

　　第三是囿于东西方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迥异，导致当代军旅文学研究难以纳入世界战争文学的广阔视野和背景中进行比较分析与深度反思。

　　第四是批评和研究对象过于集中。多数评论家的关注目光都投向了军旅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而对于散文、诗歌或者报告文学等其他体裁则熟视无睹甚至视而不见，有些几乎呈现为空白状态。因此，各种文学体裁的批评研究不平衡也成为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缺憾。

　　(本文将收录于《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一书，该书将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注释：

　　[1][5][8]徐怀中：《〈军旅文学史论〉序》，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2][11]朱向前：《一支失衡的“轮子”——当代军旅文学理论批评检讨》，《初心与正觉》，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67—69，67、69页。

　　[3]研究50年的军旅文学理论批评，需要指出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原因，由于军旅文学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以及各种非文学因素，因而这个领域在地方批评家的研究视野里较为贫乏，而军旅文学批评又没有专业的队伍和阵地，因而又使得军旅文学理论批评显示出后天失调的特征。我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大体有这样一个系统，一是全国的各类文科高校中文系都设有当代文学教研室，培养的在读学生也是不可小视的生力军，二是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科学院也均设有专门的文学理论研究所，三是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报刊也有相当数量的编辑人员，他们也都是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专业人员。与之相比较，军旅文学理论批评从来就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仅有的一些活跃的批评家也都是寥寥可数的文艺工作的管理者、高校教师或报刊的编辑等，他们都是业余时间从事军旅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当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很少将军旅文学纳入视野，常使得军旅文学研究处于一种被忽略的境地，这与军旅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镇以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成正比，这些都应该引起理论工作者的注意和重视。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6]南帆：《双重的消解——对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种描述》，《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

　　[7]从1978—1984年全国中短篇小说评奖活动中可以看出军旅文学创作的成就，仅1978年至1979年两届短篇小说评奖中就有六篇军事题材作品榜上有名。20世纪80年代初期，徐怀中、李存葆、宋学武、钱钢、朱春雨等人的作品先后获得各类全国大奖并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军旅文学新人崭露头角，其中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给中国文坛带来了很大震动。

　　[9]如果考察一下这些批评家的教育背景，就不难发现他们大体属于两类：一类是地方高校毕业后入伍的，如周政保1980年考入新疆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在新疆军区创作组专职从事文学评论；张志忠1983年获北京大学文艺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总政文艺局工作，不久即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另一类则是从部队考入高校深造后进入理论研究工作的，如陆文虎1968年入伍，1982年从厦门大学研究生毕业，先后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和总政文艺局工作；朱向前1970年入伍，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随即开始了他的文学批评，后留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这一类的批评家还有黄国柱、范咏戈、王炳根、丁临一、叶鹏等。

　　[10]朱向前：《转型期的军旅小说》，《解放军文艺》1999年第2期。

　　[12]刘再复：《论新时期文学主潮》，《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13]朱向前：《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相观照》，《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14][15]朱向前：《“军事文学”与“军旅文学”辨——兼论当代军旅文学的三个阶段》，《光明日报》1999年8月5日。

　　[16]汪守德：《中国战争诗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17][22]张鹰：《反思中国当代军事小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8]殷实：《军旅文学的本土观念和气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转引自批评文集《当小说成为哲学的仆役》，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19]傅逸尘：《“强健而充分”的现实主义》《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宏伟交响》等文章，引自批评文集《重建英雄叙事》，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20][24]周徐：《英雄在途：祛魅·消解·重构——新时期以来军旅小说英雄形象嬗变论》之下篇《英雄的重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21]徐艺嘉：《新世纪文学语境中的审美“新质”》，《文艺报》2012年11月28日。

　　[23]陈先义：《军旅小说50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5]洪芳：《中国当代军旅诗歌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