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艺术的标准问题，好像多余。艺术本来就是很个性化的东西，很难把它科学量化。没有科学量化，何谈标准？书法也一样，怎么写算好，怎么写不好，各有各的标准，你能把它定于一尊吗？

　　诚然，从事艺术是非常个性化的劳动，没有个性不成艺术，但艺术又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由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创造，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而创造，必须参与“生产—流通—消费”的循环，才能实现其精神、物质多重属性。因此，既然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公共产品，势必拥有社会产品的共同属性，有共同的内在规律可循。一流艺术应该具备怎样的特质？

 记忆的永恒（油画）  萨尔瓦多·达利

　　我准备了三条材料。

　　第一条材料来自英文韦氏大词典。它说：艺术是有意识地运用技巧和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生产能为他人所共同欣赏的审美物品、环境或体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作品。

　　这个表述抓住了艺术最重要的特征，可以拿来衡量一切艺术。

　　第一，所有的艺术都要有技术高度。没有技术高度，肯定不是一流艺术。但是技术高度不代表艺术全部。艺术需要高超的技术，又不局限于此。

　　所以它提出了第二个指标：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艺术既要有高超的技术，同时要有独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由此而构成作品的独创性。

　　王羲之为什么能成为书圣？因为他的技术是高超、独创的。他开创了二王行草艺术样式。他之前的行草书，来源于民间生活书写，鲜活生动，但简单原始。以王羲之父子为代表的书家，发挥了卓越的创造才能，对民间书法进行了锤炼升华，创造了典雅精致华美的行草，把汉字行草的视觉美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独创性，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是一流艺术的第二个指标。

《汝不帖》 局部  王羲之

　　如果说，你的技术难度很高，也有想象力，很个性，但如果你的审美过于偏执，正如古语所批评的“履险蹈怪”，这样的艺术还不能说是一流的。为什么？因为一流艺术还需要有第三个指标，就是“能为他人所共同欣赏”，换言之，要拥有人类审美的共同性。

　　一流的艺术，应该是样式很独特，又是大家所共同希望看到的。它与艺术历史发展轨迹相吻合，是大家心中都想创造而创造不出来的，所谓“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东西。独特性必须以拥有公共性为前提，否则难臻一流。因为如果你创造的东西始终（历史上有艺术家观念超前了，可能一时不能为社会所认可，但最后还是被接受了）不被社会接受，那么它的所有艺术都必须具备的社会属性就不能实现，也就无从谈一流不一流了。

　　因此，判断一个艺术家或他的艺术是否一流，你只需要看三点：他的技术难度怎么样？艺术个性怎么样？他的个性化是否具有审美普遍性，能够为大家共同欣赏？三个条件都在高段位符合，就是一流艺术，这样的艺术家就是大师。

　　艺术史上所有的大师都有共同的特征：技术高超，不能简单被模仿；思维独特，和前人及同时代人拉开了距离；他的创作揭示了某些前人没有发现的规律，具有普遍的示范意义，得到广泛推崇，拥有广泛追随者。

　　西方文论史上有一句名言叫“熟悉的陌生人”，这是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提出的。所谓“熟悉”，指的是它符合艺术规律，大家都希望看到；同时它又是陌生的，因为过去没有，是原创的第一个。它的“陌生”里面包含了我们大家所共同期待得到而自己无法企及、没有能力去创造的东西，所以是“熟悉的陌生人”。

别林斯基

　　“熟悉的陌生人”是个很贴切的比喻。我们书法家一生努力的目标，就是创造汉字形象的“熟悉的陌生人”。它是熟悉的，符合规律，符合历史发展轨迹；又是新面孔，是过去书法家不曾创造的。它是在艺术规律的轨道上自然生长而超越原有格局的东西。

　　艺术的“新面孔”必须是有高度、合规律、对成法的合理突破，不是闭门造车、突发臆想、胡涂乱抹。要胡涂乱抹创造个性很容易，但是它不具有公共性。艺术创新，难就难在这儿：它又必须是陌生的，又必须有熟悉感，是我们期待创造而未能实现的，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

　　所谓的大师，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以其独具的艺术敏锐，捕捉到了前人未曾发现但具有人类审美普遍性的艺术样式，通过其作品而加以呈现。

　　王羲之之所以成为大师，就是因为他以独具的艺术敏感，捕捉到了汉字书法造型的新形式。他对汉字字形有超人的处理能力，他的处理方式和前人同时代人都不一样，同时又是人人看了都心为之动、情为之移的。他在书法领域一举手一投足，都切中大家对汉字书写的审美期待；大家都心悦诚服，自觉以他为法。他随便写个便条，都被尊为法书，成为经典，这就是大师。

　　第二个材料，来源于2006年我在法国奥赛博物馆偶然看到的一本书《怎样跟孩子谈艺术》。本书选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美术史上30位经典大师的作品，一页一图，一段鉴赏文字。书里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我熟悉的，只有后面半页纸，给我以触动。那是一段导读，题目是“什么使一个艺术家伟大”。我仔细看了这一段，觉得很受启发。

　　它里面谈到了伟大的艺术家，是创造一种新的观察（看）和表现（画）事物的方式的人。引西方绘画大师为例：达芬奇这么画，到了莫奈，变成那么画；印象派之后，又变了。塞尚、马蒂斯、梵高等，个个风格独特。

《撑洋伞的女人》 莫奈（左）、《梵高自画像》 梵高

　　第二，这种方式根植于时代——来源于大众；但超越时尚——比一般的民间水平要高；它打动了众多的同时代人——大家看了以后都觉得好；获得众多的追随者——也就是说获得了大众的拥护。最后这一条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三个要素，符合审美的公共性。

　　第三，他的创造影响了同时代人，成为一种模式——有独创性；但不能轻易被模仿——有高度，不是简单的。

　　这本由西方学者撰写的普及读物，在谈到“什么使艺术家变得伟大”时，实际上也是谈到了三个问题：一是独特性（创造了一种新的观察和表现事物的方式）。二是公共性（大家都喜欢、追随）。第三是受到大家的追捧，但不容易模仿（有技术高度）。所以回过头来看第一个材料所讲的三要素，二者表达方式不同，思想实质是一致的。

　　西方艺术在历史上一直很重视传承，重视个性化和公共性的统一。近代以来，它对个性化的要求更高了。从艺术观念到语言媒介、表现手法，都尝试和历史固有模式拉开距离。表面看起来，好像是颠覆性的，甚至出现惊世骇俗的极端例子，对一切艺术采取否定的态度，只破坏，不建构，但就其近现代艺术主流而言，无论哪个流派，都要求建立自己相应的艺术哲学理论基础及创作逻辑体系，为自己的艺术普适性与合理性做出学理阐释。因此它的最后归宿，还是追求个性化和公共性相统一。

　　中国艺术有我们自己的道路。中国艺术的观念方法比较特殊，书法尤其如此。书法史给定的艺术创新轨道是：先临摹，后创造。

　　临摹是创造的先期准备，创造是艺术的成熟升华。书法的规律，是承古开新。承古的目的，是掌握技术、熟悉规律，在此基础上，再向上跃升，创造独特的艺术样式。书法家职业生涯的目标，就是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往前推进一点点。书法史的一座座丰碑，即由此而形成。

　　关于一流艺术的标准，前面两段引的都是外国资料。下面我们看看中国的艺术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上文引用的两句古文，来源于清代画家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文中这样写道：“苟能知其弊之不可长，于是自出精意，自辟性灵，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不袭不蹈，而天然入彀，可以揆古人而同符，即可以传后世而无愧，而后成其为我，而立门户矣。”

　　一个艺术家，怎么才能成功？要“知其弊之不可长”，知道问题在哪儿。要“自出精意，自辟性灵”，即要有独特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以古人之规矩”，那就是要遵循历史的规律。历史的规律怎么来的？无数代书法家共同摸索总结而成。实际上它讲的即遵循社会审美的共同规律。在这个基础上“开自己之生面”，创造独特的艺术风貌，要“不袭不蹈”，是原创的，同时又要“天然入彀”。这个“彀”是靶心，“天然入彀”就是很自然地与艺术规律相契合。这里强调了我们既要继承前人，又不能完全蹈袭古人；要努力创造个性，又必须符合规律。沈宗骞说，艺术家只有这样，才“成其为我”，配在艺术史上自立门户，传之后世。

　　分析显示，两百年前的中国画家阐述艺术法则，和20世纪国际学术界所总结的艺术原则完全吻合。“自出精意”“以古人之规矩”包含了技术高度和历史规范。“自辟性灵”“开自己之生面”“不袭不蹈”，是要有独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天然入彀”“揆古人而同符”，显然讲的是审美的公共性。虽然东西方艺术文化背景不同，他们所处的时代也相隔甚远，但对于艺术的基本认知，却是何其相似乃尔！可见人类无论古今中外，对艺术审美，有其共同追求和法则。

　　技术、个性化、公共性，三者对艺术同等重要，而个性化和公共性的统一，又尤为艺术家能否走向成功的关键。

　　纵览中外艺术史，历史上能成为大师的，都是既非常个性化，又非常具有公共性。书法史更不例外。

　　王羲之的伟大与不可取代，在于他是百分之百的个性化，又是百分之百的公共性。所以他的艺术，全盘被接受为经典法则，他成为标准的制订者。

《快雪时晴帖》（局部）  王羲之

　　几千年来书法家习行草，都以王羲之为标准，为什么？因为他的艺术个性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书法审美的共同性。历史上有的书法家可能是50%具备公共性，50%不具备。这样的书法家，可能就是二流的。他的东西，一部分切中艺术普遍规律，有普遍价值；另一部分则仅有个性而已，不具普遍性。因而整体而言，他只能呆在时代的边缘。而王羲之、颜真卿，他们都是百分之百，他们的东西大家都觉得好，人人都想学。他们确实是做到了最大幅度的个性化，同时实现了具有最大社会公约数的艺术审美公共性。

　　所以衡量一个艺术家、艺术作品，第一看他的技术高度，第二看他是否达到了充分的个性化，第三看他充分的个性化中又是否包含了充分的公共性。在此前提下，他的个性化中多大程度上包含了公共性，决定他多大程度上能被历史接受，获得什么样的广泛认可，获得多高的历史地位。中外艺术史，以此标准衡量之，即可见高下。

　　（作者：郑晓华，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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