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7月16日在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的贺信中，开宗明义地再次强调文艺事业的这一重要地位和特殊职能，不只是对党和国家有关文艺事业重要性的再次宣示，更是对文艺工作者肩负责任神圣性的特别重申。贺信不仅充分肯定了70年来几代文艺工作者为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且特别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于杰出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新呼唤，同时也对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及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履行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和自律维权职能，努力创作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优秀作品，提出了新要求。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而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任务，就是要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切实履行“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神圣职责。而这一职责的实现，有赖于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及广大文艺工作者对于自身使命任务的正确认识和切实践行，更有赖于文艺创演实践对于思想内容生产这个核心任务及其价值引领作用的特别注重与不懈追求。结合一个时期以来文艺创演存在着的种种问题，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和“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等等，要想更好地践行这一职责，窃以为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就是坚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时刻注重并努力校准文艺发展的价值指针。

　　如所周知，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从创作表演的角度去看，可以说是情感体验的诗化抒发和思想认识的审美表达；从欣赏接受的角度去看，则可说是休闲娱乐的凭借手段与滋养心灵的精神食粮。而站在国家民族更高更大的宏阔视野去看，其独特价值与重要作用，是“民族精神的火炬”和“时代前进的号角”。进而还可以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离不开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正是文艺的这种特殊属性与重要作用，使得对其的创作与表演，便不是简单一般的个体行为与私人事务，而是关系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关乎社会与人心的塑造。“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便成为“当今文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便成为“当代中国文艺的崇高使命”。

　　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文艺发展的历史足迹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文艺创演的伟大实践已然昭示，我国的文艺事业及整个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一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赢得了空前的发展。但也毋庸讳言，如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的那样，与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文艺欣赏需求相比，与伟大时代对于文艺创演的深情呼唤和深切期待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同样有着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重市场效益、轻社会效益，重形式包装、轻思想内涵，多声光电、少精气神，乃至追求性感、不讲美感，讥讽崇高、亵渎英雄，恶搞经典、颠覆传统等等现象，无不提醒和警示我们，对于文艺创演而言，价值的追寻即指针的遵循，是须臾不可忘却而必须时刻牢记、意义十分重大而影响非常深远的根本性问题。

　　单从理论的角度去看，无论是古今中外文艺理论的经典作家，还是过去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都对文艺之于社会和人生的价值与作用，进行过各自有别却导向一致的充分阐述。体现在当前中国共产党有关文艺政策的规范表述即2015年10月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就是，文艺创演要：“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国精神为灵魂，以中国梦为时代主题，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创新为动力，以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为中心环节，深入实践、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推出更多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代中国，是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指导方针。为此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建立经得起人民检验的评价标准。要聚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同时要“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应当说，这些论述，对于文艺创演的“价值论”及“目标论”，说得再清楚不过。但是，为什么还有前述那么多的问题赫然存在，并一直影响着文艺创演的健康发展与正常繁荣呢？

　　这就逼迫着我们从文艺实践的种种现象入手，进一步检视创作表演中存在的具体弊端，并逐步加以改进。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对创演实践的问题揭示与偏向矫正，才能在“本体论”和“技巧论”的层面，厘清认识并解决矛盾，从而将正确的思想认识，转化为切实的创演行动。

　　首先，要强化文艺的本体意识，尊重文艺的主体地位。文艺对社会人生乃至国家民族的健康发展，固然有着重要而又深远的特殊作用。但文艺要想很好地发挥这样的作用，首先需要强健自身，多出精品。用迷人的故事、典型的形象、美好的情愫和精彩的表达，亦即让作品本身说话，通过优秀的作品来吸引人和愉悦人，进而陶冶人的心灵、滋养人的品性。但现实中的创作表演，一个非常重大的弊端，就是无法处理好“目的”与“手段”或者说“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具体表现，就是常常将文艺作品弄成宣传报道。为此不惜“题材决定”“主题先行”“围绕中心”“随时跟进”，结果势必会“形象刻板”“故事老套”“穿靴戴帽”“标语口号”。一些集体性的主题式创演，特别是群众性的文艺类活动，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和典型。这就要求我们重温并厘清文艺与宣传的辩证关系，牢记鲁迅“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的经典提醒，也牢记杜甫“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诗意启迪，将文艺的创演实践，首先凝结定位于真正优秀和典范的各类作品，同时再用富含正能量、品质有大美的情感思想及其蕴含和承载这些内容与形象的审美创造及精妙表达，去发挥自身的独特作用。为此，必须注重文艺的本体创造，尊重文艺的主体地位；藉故事渲染，凭情感共鸣，靠形象影响，用技巧支撑；既强基固本，又润物无声。

　　其次，要校准文艺的评价标尺，遵循文艺的发展规律。文艺创演有自身的规律，创演者只有深入生活，熟悉表现对象，才有可能有所发现、有所思考，并获得灵感、触发激情，首先点燃自己，而后照亮别人。其间，既有对创演技巧的高妙要求，更有对思想情怀的境界养成。只有像杜甫、曹雪芹和光未然、冼星海们那样，怀着忧患与爱恨，蘸着泪水与心血，才能写出家国命运、悲欢离合、不屈精神与爱国激越。这使文艺的创作与表演活动，既有必然的规律可循，更有偶然的不确定性。有的人高产，有的人慢工；“大江东去”的“宏大叙事”固然可喜，“小桥流水”的“浅唱低吟”也很可贵；反映现实应当鼓励，观照历史也应注重。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文艺的繁荣和发展，既不能有前置性的题材、体裁、主题及风格规定，更不能以简单机械的数量标准包括收视率、点击率和高票房等经济效益作为主要乃至唯一的评价尺度，而是要把艺术质量及社会效益作为首要乃至最终的衡量标准；要让时间去考验而非用评奖来检验，要引导文艺家追求社会和人群的口碑，而不是汲汲于机构与组织的奖杯；要不唯数量论繁荣，而应以质量为准绳。同时，既要鼓励艺术上的创新，更要尊重对传统的继承；尤其要激励和扶持长篇巨制的史诗性创演，杜绝短平快的碎片化经营。当下文艺创演数量的空前繁多，包括长篇小说每年数千部的出版量而较少为大众所知晓并捧读的数量反差，以及每年以万集计的电视连续剧生产而很少有被观众持续看完并热切追捧的现象出现，均使文艺的创演存在着过旺的虚火而较少沉潜的修炼，有“高原”而少“高峰”也就在所难免。而那些偏颇评价的标准背后，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对“为谁创演”的方向迷失。即主要是为赚钱和获奖即“名”和“利”创演，还是主要为艺术和民众即“实”和“义”负责。其间的差别，是不言自明的。“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古名”，理应成为当今有理想的真正文艺家的自觉追求。

　　再次，要改善文艺的管理方式，尊重文艺家的创造性劳动。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累形成了一整套领导文艺工作的成功经验，有着非常明确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政策与措施，包括“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演导向。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与偏颇，走过一些盲区与弯路。比如曾经存在而被纠正过的简单“传声筒”式的“为政治服务”和“写中心、唱中心”的宣传套路，就是影响文艺真正繁荣的创演大忌。近些年来，针对一个时期以来文艺评奖过多过滥的问题，中央专门开展了集中整治，有力遏制了管理层面的一些偏向，大大缓解了由评奖焦虑症带来的畸形文艺工作政绩观。但是，对于文艺的投入扶持包括政策激励与资金支持，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改善空间。比如资金的投注问题，就需要很好地研究和探索。一方面，许多创演因缺乏资金的支持而无法开展；另一方面，一些立项申请的创演扶助资金，也不一定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除了舞美制作和宣传推广等费用可管可控外，创作和表演意义上的扶持资金，实际上很难实现对应的效能。道理很简单，花钱不一定买得到创意，重赏不一定激励出勇夫。这就提醒我们，有的资金可以提前投注，而有些回报则需事后奖赏。对于创演而言，没有钱可能确实不行，有了钱也不一定都能搞定。现在许多地方动辄投入几百万上千万排大戏搞歌舞，但最后多以“声光电”的光鲜制作应景交差而乏“精气神”的审美创获，就是由于缺少深入生活的时间、精力和情感投资，缺乏沉潜、历练和打磨的创造积累。如何更好地通过政策手段及经济杠杆有力撬动文艺的创演繁荣，因而还有许多事情可做。

　　同时，要培育文艺的良好生态，培养民众的鉴赏习惯。历史发展到现今时代，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精细，文艺创演的职业化程度空前增强。创作表演早已不是文艺家的自说自话和自娱自乐，而是与社会人群的互动交流及审美对话。社会文化的生态状况，直接影响着文艺的繁荣发展。一方面，当今文艺的自身业态，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以影视剧和曲艺等表演艺术为例，就普遍存在着脚本创作的匮乏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症结之一，乃是脚本创作专业人才的匮乏。脚本创作专业人才匮乏的原因之一，则是行业内部回报分配的严重不公。比如一个著名演员的出场费，要远远高于一个脚本作家的稿费。而这类现实问题的大量存在，导致那些综合性较强的表演艺术发展，出现“木桶理论”的掣肘概率就会很高。由此带来的“剧本荒”与“曲本荒”，又严重影响着艺术创新的内容生产。虽说在艺术创演的问题上“金钱不是万能的”，但在这个“内容为王”的时代，行业伦理如此这般地严重紊乱与尴尬错位，拉扯文艺繁荣的后腿，便在情理之中，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特别关切与高度重视。而对文艺消费群体或者说受众的培养，则是另一个直接影响文艺繁荣和发展的重要生态性要素。仅以曲艺和戏曲为例，就存在着观众严重老化和流失的问题。在许多地方，一边是很少有曲艺和戏曲的演出，另一边则是有了演出却很少有人买票观看。久而久之，即便是送戏下乡、送艺上门，也因是属“嗟来之食”，事实上存在着“购销”信息不对称形成的欣赏消费的被动性。特别是那些宣传说教性很强的准艺术品，送来送去，反而会倒了观众的胃口，产生不良的后果。同时也降低了文化的身份，消解了艺术的尊严。这种动机虽好而效果较差的做法，某种意义上是对正常文化消费习惯的消解和健康文化市场的破坏。试想，当人们不眨眼就点一桌几百上千元的饭菜大吃大喝且剩余浪费严重；当人们动辄顺手花去十几乃至几十元喝一瓶名牌啤酒或者吸一包精装香烟，却不愿意花费百十元或数十元看一场戏、听一场相声或买一本小说与诗集，并且认为花钱去看演出没有面子，从而习惯于等着有人来送演出票，则中国的文艺市场如何来培育？受众又如何去培养？这个看似是属消费习惯的问题，实际上属于生活观念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舆论和价值导向问题。非得采取综合措施，既强化文艺本身的吸引力，又强化社会舆论的影响力；既要管控好书刊与演出的营销价格，又要激发并培育民众的文艺欣赏习惯，使之形成良性互动，共同营造适宜文艺健康发展和持续繁荣的社会生态条件。也只有这样，文艺才会更好地发展和繁荣。

（作者：吴文科，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说唱文艺学会会长）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名单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纵览　

　　刘兰芳的艺术贡献及《岳飞传》的成功经验（吴文科）

　　用工匠精神打磨学术和艺术精品（吴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