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来,中国电影在观念革新、对外开放、文化碰撞、体制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发生了几乎全方位的巨变,奏响了铿锵雄浑的时代交响。《中国电影思潮流变(1978—2017)》一书聚焦40年中国电影思潮,植根于现实性和时代性的土壤,灌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血脉,在长期偏重依赖西式话语的理论界中努力进行中国话语表达,“要在守正、贵在创新、重在实践”,堪称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的一部新的力作。

　　一、历时性把握电影思潮的描述阐释能力

　　美国学者韦勒克把文艺思潮定位于历史范畴,强调文艺思潮源自某一历史时期特定的艺术创作、理论、批评以及阅读鉴赏背后起支配性作用的文艺观念[1]。40年来,中国文艺思潮几乎与整个社会变革和对外开放的进程同步,凌厉中彰显朝气,宏阔中蕴藏活力,以思潮统领艺术观点、艺术现象、艺术流派、艺术论争等的流变与演进。[2]饶曙光、李国聪所著的《中国电影思潮流变(1978—2017)》,可谓勘探40年中国电影成败得失的重要窗口,把脉当代文艺发展态势的独特路径。

　　本书立足于“改革开放40年中国电影”这个开放包容性的概念,从上中下三编来历时性呈现:上编以“思想大解放”回顾“理论滋养灵感”、理论影响创作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编以“市场化改革”串起九十年代的观念转向,下编的“产业化浪潮”点明了研究21世纪以来电影发展不容忽视的重要维度。在历史空间和时代坐标中,电影思潮与社会经济、文艺政策、电影体制、市场结构、观众诉求的多重面相横纵交织,呈现网状关联。还设有专题,将香港电影、台湾电影和期刊杂志纳入研究视野,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质的中国电影思潮体系。在当下尚显薄弱的系统阐释电影思潮的研究格局中,该书对纷繁复杂的时代电影思潮给予描述与阐释,彰显了40年来中国电影思想、理论、精神层面的历时性演变及共时性流动,让潮涌潮动彰显思想的光芒与力量。

　　本书认为,“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为井喷的思想、激荡的思潮营造了得天独厚的时机”,并对“活着的历史”表达了“温情的敬意”[3],据实陈述,客观评介,秉持包容开放的观念和心态,力避同代人治史治学可能的偏见,为电影思潮的革新流变和文艺的未来发展预留了更多可延展深挖的讨论空间。

　　二、推动电影理论与时代实践接续关联

　　电影思潮是其所属时代审美理想在电影艺术中的自觉呈现,是电影创作、现象、理论与批评相互交织的内在显映。但当下世界电影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关系较为离散,在学术乃至学科过剩中陷入了思想匮乏乃至合法性危机的困境。中外学者都在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力求突围,在超越/思辨/本体和现实/务实/物质之间寻求必要的张力。[4]在《电影史:理论与实践》(最新修订版)、《电影理论读本》(修订本)、《中国电影历史全景观照:110年电影重读思考文集》等书中,电影不再被看作是孤立于社会历史和文化变迁之外的单纯艺术形式,也不再仅仅是竞争完善的工业体制,而是在更广泛语境下电影艺术与技术、经济、社会、美学等的密切互动,中国电影更是成为特定社会城镇发展、感官机制、日常生活等层面经历现代性转型的重要标志。本书积极看到中国电影在今天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面临着极为有利的发展机会,强调了理论家钟惦棐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所提十项建议已基本得到落实,包括改革制片制度、充实电影资料馆、健全电影协会等。[5]

　　文化的热点,必有深层的动因;理论的建构,必有实践的回响。40年来,现代化与现代性之辩,戏剧性与文学性之争,“工业化艺术”与“科技化艺术”的两难,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博弈,“电影产业化”“工业化”推动“类型电影”的突进,形成了声势浩荡的“话语场”。

　　电影与时代文化语境“共生”与“同构”,电影史研究从孤立走向开阔与开放。全书近56万字,上、中两编的篇幅不及下编,多半篇幅浓墨重彩用于世纪之交至今的下编,包括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国产电影制作新格局、香港电影思潮流变与工业图景、台湾电影的美学转向与观念突围等六章,引入了代表性电影期刊、大型电影展映、重大电影节等“外视角”,并呼应上中两编里“‘娱乐片’讨论及其当下再反思”“独立电影的艺术坚守与市场抉择”、冯小刚贺岁片、进口分账大片等章节,破除“纯理论”樊篱,增加“实践型”文本,彰显了重在当下的实践意识和问题导向。

　　三、电影观念与理论评论成为重要内容

　　电影思潮是多种合力交织和碰撞下的“观念系统”。学者们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电影观念发生了剧烈的蜕变与革新;在某种意义上说,电影发展史也就是电影观念变革的历史;电影教育的核心问题是电影观念。[6]电影观念、电影功能的认知改变,和电影艺术变化、形态改变、文化价值与市场发展以及民族国家体验密切相连。[7]

　　本书认为“思”变方有“潮”动,强调“电影观念成为我国电影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8]。除了影像观,更要有技术观、市场观。电影是艺术,是商品,是文化实践和创意产品,并在全球电影产业发展中转变为新的、开放的、包含现代性的话语选择和推动文化软实力国际传播的有效策略。基于对受众观念的重视,本书从艺术社会学的视角,展开了电影思潮与电影期刊、观众之间的关联研究,力求呈现电影思潮与社会、观众、市场之间的互动互联。

　　电影观念的持续革新既是电影实践的产物,也驱动着中国电影现代化的转型。本书还犀利指出:“在中国电影蓬勃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现有电影理论和市场经验无法解释的产业现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也相应地映照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建设的缺失以及电影观念的滞后性。”[9]电影理论批评未能及时同步电影实践,未能及时回应电影现象,而是转向了学术化、学科化,偏重电影社会功能乃至政治探讨,疏于对电影本体的深入研究,缺乏标新立异、气势恢宏的体系性理论建构。这些表征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现代社会以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学科分化与理性沉落、感性上浮的时代症候。为此,本书瞩望:“只有实现电影观念与产业实践的良性对话、电影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握手言和,才会碰撞出良性互动的电影生态体系,也才能立足于国际化语境建构中国电影流派,立足于中国电影实践发展建构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10]

　　中国电影是中国文化产业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但如何填补当下电影产业生态系统中所出现的“理论黑洞”?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建设有哪些缺失?电影观念有哪些滞后性?中国如何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本书希望从历史中寻找中国电影的智慧和力量,为当下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经验、资源和思路。这部厚重的理论专著描绘了40年来中国电影思潮发展的全景画卷。自觉的问题意识、坚韧的理论内骨,把社会历史的背景实体化为电影思潮的内质,同时又把电影思潮艺术的“自转”纳入社会历史“公转”的滚滚洪流之中。

　　钱穆先生指出:讲思想,必注意其连贯性。凡成一种思想,必有其历史性。这既点明电影思潮的历时脉络,又表明理论研究者需思想与初心一以贯之。捧读这本书的第一观感是:厚重之书非一日一年之功,作者功莫大焉。本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以电影人的访谈录、创作手记、口述资料、市场数据等大量一手资料,在当代视野里言说历史语境,有效避免了止于书斋的猜想臆测或学院象牙塔的自说自话。全书几乎每页都有的引文脚注,文末112本参考文献,涉及《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中国文艺年鉴1982》等各种史料或论著,在丰富的史料中见深厚的史识。

　　饶曙光自称是与新时期电影一同走过来的“老电影人”,他对电影理论的多年积累和思考在2015年参与云德主编《新时期文艺思潮概览》一书、撰写第三章《新时期电影艺术思潮述评》时“破题”。《中国电影思潮流变(1978—2017)》的写作工程,回应了20年前作者与裴亚莉合作完成的《新时期电影文化思潮》(1997年出版,署名饶朔光),也是向这个时代的致敬。这一系统和完整的呈现,出自一种恰逢其时、适得其所的写作机缘。[11]饶曙光高达近万部影片的阅读量足以成为一个电影资源库,博览而思让他具备了从影片到市场到产业到战略的学术辐射能力,并且兼及美学、心理学、经济学等诸多知识领域,特别是来了“政治经济学的临门一脚”。当他出席“一带一路”国际电影合作研讨会暨中国电影家协会“一带一路”工作委员会成立仪式,当他率队去埃及主办“开罗中国电影之夜”电影展,当他看完豆瓣高分新片《无名之辈》等发微信朋友圈,每条都是近千字。他在微信朋友圈写道:“中国电影理论现代化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或者说是一个‘未完成的启蒙’。”他思考历史成因,也与学界业界共同探讨新的思想理念。这种日积月累、博览而思,靠学术理论自觉,靠的是用心用情用功。

　　饶曙光、李国聪厚积薄发,并未止步于这一专著的出版,在各大学术期刊频频发文,如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影视艺术》首篇转载《中国电影观念再辨析与再认识(1977—2017)》,还有《建构中国电影思潮体系:描述与阐释》《钟惦棐与中国电影学派》《东方好莱坞:香港电影思潮流变与工业图景》等文章刊发在《艺术百家》《电影艺术》《电影新作》等期刊,体现出学术理论的传承接续。

饶曙光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2]近年来,“中国电影应该构建自己的理论批评学派”“中国电影学派”的呼声越来越热切。学派的建设在呼应传统与现实、国际与国内、团体与个体等影响思潮流变的多种要素,在不断发生和发展。在由“客”向“主”的位移、由“外”向“内”的突入过程中,究竟何为根本?“中国电影安身立命的根基是当下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安身立命的根基是当下中国电影丰富的实践。”[13]卒章显志,此为要义。要真正做到这些,不仅需要敏锐的艺术感知能力,还需要用电影回应时代核心问题的思想锐气和精神勇气。应该把“守正创新”作为电影行业发展和艺术学科建设的指南: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在影像中形塑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精神世界。

　　注释

　　[1][美]韦勒克:《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页。

　　[2]参见云德主编:《新时期文艺思潮概览》,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版。

　　[3][8][9][10][13]饶曙光、李国聪:《中国电影思潮流变(1978-2017)》,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9页,29页,322页,539页。

　　[4]陈林侠:《重审电影理论及其发展思路》,《当代电影》,2016年第9期。

　　[5]钟惦棐:《对当前电影工作的十项建议》,《文艺研究》,1979年第4期,第26-28页。

　　[6]参见陈旭光:《论转型期中国电影的观念变革与文化创新---从工业、艺术、文化三个维度的审视》,《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陈山:《电影教育的核心问题是电影观念》,《影博·影响》,2016年第7期,中国电影博物馆专题资料汇编。

　　[7]丁亚平:《论全球化视域下中国电影的观念变革、作用与影响》,《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8]饶曙光:《〈中国电影思潮流变(1978-2017)〉:从历史中寻找中国电影的智慧和力量》,《文艺报》,2018年6月22日。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7页。

　　作者：何美，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网络信息处处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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