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一行初次与苏中相见时，很难相信眼前这位耳聪目明、行动利落的老人已年逾九十。自1959年调入安徽起，苏中便携家带口扎根于此。苏中以“身享四福”——享盛世国泰民安之福、享社会尊老助老之福、享个人身心健康之福、享文坛相敬相亲之福，来总结自己当下的生活状态。他乐呵呵地说，这全托改革开放的福。

　　60年的风风雨雨，苏中经历了安徽文艺界的动荡，参与了改革开放春风洗礼安徽的过程，见证了安徽文艺的辉煌。回忆起往事，他仍能够细数一件件的小事，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位评论家的一片赤诚。

　　同安徽文艺一起走过的60年

　　1959年，苏中以“支援地方文化建设”的身份来到安徽，在安徽省文联主办的《安徽文学》编辑部担任评论组组长。他看到当时的安徽文艺评论战线还比较薄弱，便以刊物作园地，积极建设、培育理论队伍，组织开展文艺批评和理论研讨活动。苏中的努力让一批中青年理论批评队伍崭露头角，文艺界也多了些生气。

　　“但说老实话，自我来到安徽直到‘文革’结束，安徽文艺界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苏中的话中流露着许多无奈。“文革”使安徽文联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安徽文艺界在这次灾难中苦苦挣扎。

　　“四人帮”覆灭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安徽文艺界的主要任务都是进行拨乱反正。苏中作为一名文艺理论工作者，他以《安徽文学》为阵地，组织理论家对“四人帮”推行的反动文艺政策、文艺理论进行了深刻系统地批评。“我们采取了‘普遍揭、逐个批、重点打、破中立’的方法，将‘四人帮’破坏了的、颠倒了的、扭曲了的有关方针、政策和理论，进行了有理、有据、有力的清理和拨正，并在批判中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的正面建树。 ”苏中回忆说。安徽文艺界在大破大立中，打破了禁锢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枷锁，这也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春风在安徽更迅速地沁入人心。

　　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文艺界由极“左”路线向文艺依自身规律发展的回归。邓小平在大会《祝词》中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苏中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艺术创作应自由发展，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艺术理论应自由讨论。自此，安徽文艺界同全国各地一起迎接文艺春天的到来。安徽文艺工作者们以昂扬的创作激情，在小说、诗歌、散文、电影等领域屡获全国大奖。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苏中与编辑部的同志一起，适时推出了一批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作品，如祝兴义的《抱玉岩》、蒋濮的《半个月亮》、王英琦的散文和短篇小说等，它们都曾引起安徽省内外读者的关注。

　　苏中不断为安徽文艺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离休后又被推举为安徽省评协主席，这一干就又是8年时间。可以说，苏中是伴随着安徽文艺界和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一路走来的。在常年的实践中，苏中吸取了许多批评的营养，也总结出了自己的评论之道。

　　“求真、求实、求异”的评论原则

　　从《长江文艺》到《人民文学》再到《安徽文学》 ，苏中戏言“当了一辈子编辑匠，当了一辈子作家学府的学生” 。作为一名编辑，苏中经常与成熟的作家打交道，从他们的言谈、文辞中，领悟了许多文学理念、创作经验、社会学识等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编辑的职业特性要求从业者时刻观察、关注和追踪文艺活动、文艺创作、文艺思潮的态势，要对一些现象的是非优劣进行思考和辨析。这促使着苏中横下心来，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钻研理论书籍提高理论素养，积极参加文艺评论活动，在实践中提高理论批评水平。

　　多年时间积累，苏中总结出“求真、求实、求异”的评论原则。“求真”中包含着对主客体的共同要求。对评论主体而言，评论家要敢于讲真话，“还要多指出点错误的地方” ，点明评论对象存在什么问题，给出建议。在苏中看来，作为客体的文艺作品则要真正写出时代的特征。比如陈登科的《三舍本传》以淮北农村为背景，写出了小镇上各色的人物，描绘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展示了丰富的生活情景，更真切地表达出作家对农村发展道路的思考和叩问。这样的作品便体现为“真” 。

　　“求实”意味着面对文本，要尊重文本的实际。 “文革”时期脱离文本，歪曲解读的事件时刻提醒着苏中要忠于文本。细读苏中给余昌谷的《当今小说掠影》的序言，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一个评论家的责任心所在。在那篇题为《求真求实求是》的序言中，苏中对余昌谷作品的内容架构、批评风格、语言特色等方面做出了精到的点评，还提出自己的建议，期望使作品更加完美，文章反映出的是一个评论家在精读文本之后的独到点评。去年他还给一位朋友的书写了序，将55万字的作品通读了一遍，写了七八千字的序言。

　　“求异”则是指评论家要说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不要人云亦云，但还要有包容的精神，能接纳不同的意见，承认当代文学中存在的创作方法、文学观念、价值尺度等方面的多元性，支持和尊重各种形态、各种模式、各种流派的理论批评，让其在比较、竞争中，在时代考验下，各自改善、提高或被淘汰。

　　苏中的批评原则指导着他的评论的展开，也影响着安徽文艺界的批评风气，他提倡的“直言批评”更是引得外省同行竖起拇指。苏中的批评精神并未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弱，多年从事的编辑职业带给他的职业敏感，让他时刻保持着对当下文艺动态的关注。

　　安徽文艺未来可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严肃文学的阵营不断收缩，许多创作者被商业文化改造与收编，文学创作的个人精神劳动变成了作坊型的流水作业，“心灵写作”变成了“身体写作” ……文艺界的诸多问题，在苏中那里，都有着清晰的认识。在他看来，“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文学被纳入文化产业趋势下难以避免的，这些现象的消极面也迫切需要运用文艺理论来正确引导和匡正。 ”在解读中评判，以评判的眼光解读，以褒优励新来助推文艺创作和文艺运动在精优化的道路上良性驱动，同时也以发现瑕疵、提出疑虑，以及贬抑庸劣、荡涤污垢等评判功能来保护文艺大环境的纯洁和健康。这应该成为文艺评论者面对时代、面对文艺的基本担当；而这也需要有一支专业的理论批评队伍来完成。

　　虽然问题驳杂，苏中对安徽文艺理论界葆有十足的信心，他说：“安徽文艺理论界的绝大多数成员，仍满怀热情期待着重整队伍，重振当年的奋进精神，为改革开放大业，为安徽文学事业的重新崛起，为文学新生代的成长成熟，以与时俱进的姿态，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潮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安徽文艺理论界近年来的发展是对苏中观点最好的佐证。

　　谈到对时下改进文艺评论现状的具体建议，苏中认为，评论家要关注那些书写时代、书写人民的创作者，关注培养理论界的新生代，重要的是加强理论界和创作界的密切合作，这样才能共创安徽文艺事业的美好未来。

　　本文首发于2018年12月19日《中国艺术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刊》第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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