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标题为：

探索民族的“秘史”

——纪念陈忠实逝世两周年

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

　　即使在写作最紧张的时候，他也不拒绝来自农民哪怕最微小的请求……比方，当那些乡间芸芸众生们红白喜事的“账房先生”，为给乡亲儿孙婚礼收份子钱记账而乐此不疲，给逝去的乡党写挽联，为因此而受到夸赞欣喜异常。

　　今年是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逝世两周年。两年前，正值万物勃发时节的大西北，一颗文坛巨星猝然陨落。

　　《白鹿原》卷头题词引用了巴尔扎克的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陈忠实正是家国和民族“秘史”的伟大揭示者。

始终与大地和农民心心相印

　　叩问苍生历史，揭示家国隐秘，必须要有开阔的生活地带与睿智的思想学校。陈忠实作为中国乡村的伟大之子，其文学创作所达到的高度，取得的成就，是农村生活所考验和砥砺的结果。他与农村这个文学的伟大学校没有过须臾疏离，农村就是生活，就是社会，就是鲜活的源泉。陈忠实长期固执地浸泡于纷乱的农村生活之中，在其间拨弄着自己要寻找的东西，未曾有过动摇。陈忠实太了解农民，他们的优点及落后庸俗，他都心知肚明，但他从心底激赏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支撑作用，这是构成他所有创作的一大背景和前提。即使在写作最紧张的时候，他也不拒绝来自农民哪怕最微小的请求，甘愿放下写作，花去对自己而言最宝贵的时间，参与到乡村的事务之中。比方，当那些乡间芸芸众生们红白喜事的“账房先生”，为给乡亲儿孙婚礼收份子钱记账而乐此不疲，给逝去的乡党写挽联，为因此而受到夸赞欣喜异常。陈忠实在农村公社当过10多年的干部。他深入理解农村的历史与现实，这使他创作起来游刃有余。他的作品和笔下的人物，用王汶石的话讲，一看可知作者就是在农田基建大会战的工地上、在县三级干部会议中、在麦草铺垫的通铺上滚过多年的。他从未离开他的乡亲、他脚下的土地。对陈忠实来说，那些和他谈笑、向他倾诉苦恼的农民，同样是他一见如故的读者朋友，是他文学的衣食父母，是他创作的持久靠山和不竭动力。

于博采众长中振奋艺术创新魄力

　　深入揭示民族的秘史需要有艺术魄力。陈忠实有着巨大的艺术追求和文学志向。他在年过40岁之后，感到要写一部告慰自己一生的作品的紧迫性，为此他立下给全人类写一本书的志向。陈忠实谋深远，站高处，心无旁骛，不为琐碎欲望所左右。在他看来，真正的文学创作需要振奋艺术魄力，排斥“非文学因素”。他拒绝“非文学因素”干扰的法宝之一就是走进生活，沉潜到经典那里去进行广博的吸收借鉴。陈忠实通过广泛阅读，吸收着一切有益的养分，苏俄欧美拉美，现代当代精英通俗，他都如饥似渴。世界之大、历史之长和思想之厚富，在他那里不是笼统的浮光掠影，而是构成了经常性反省的依据。赵树理、柳青，陈忠实对他们都有师承。在文学情感上，陈忠实直接的亲近者是赵树理，更直接的导师则是柳青。而对新文学传统的吸收，使他意识到，现代意义上的新文学呼应民族救亡的主题，引入启蒙思想，寻求新思想、新生力的愿景，最终开辟了现代中国思想的新境界。现实主义精神和各种人文主义思潮的滋养，使他能够不断超越原来的思维，在更宽广的世界视野中打开自己，获得新的参照。正是他在对当代最前沿的思想成果和文学资源的吸纳中，在对中国当代文学成果、传统的尊重中，和当代作家一起，共同分享着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学经验和思想成果，体现了强大的创新自觉意识。

一个放宽胸襟的现实主义者

　　陈忠实无疑是现实主义的至诚实践者。他的《白鹿原》真正能够深入到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以宏大的叙事和史诗性，充分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力量，同样来自陈忠实对现实主义的独特体认，在他看来，“现实主义者也应该放开艺术视野，博采各种流派之长，创造出色彩斑斓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者应该放宽胸襟，容纳各种风貌的现实主义。”在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变动不居的观念与文化带来了人性的多姿多彩，给文学刻画带来契机。《白鹿原》仍然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突出表现在于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培育的人格，进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这部大开大合的作品还发展了作者在写《蓝袍先生》时善于写的人在时代变化中变化之难的特点，在历史、文化、民俗等方面均富于样本的作用。致力于讲文化养成的作用，讲中国人修身做人治国安邦的教化作用，勾勒以文化取代暴力的理想图景。作品的价值更在于告诉人们，有艺术说服力量的现实主义，能够有助于展示作家所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有助于独特生命体验的迸发。小说借鹿鸣之口说：“当我第一次系统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进了起初的那种思索，悲剧的发生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作品集现实与魔幻、大善与大恶、大爱与大恨于一体，具有很强的思想深度。陈忠实让文学成为人类心灵沟通的最佳途径。作品的对话语言如生活中陕西方言的实录，鲜活且有劲道，叙述语言则严格按照白话文语法规则，显现了新文学传统的实绩。所有这些均构成了《白鹿原》丰富博大深刻的若干侧面，使之在许多方面超越了那些急于“及时”表现现实的速朽的作品，而树立起了民族秘史探究者的恒久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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