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鸟故事集》:李敬泽将考古衍化成文学

文明之间的理解，总是来自误解

　　很难定义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算什么文类体裁，这里收录的短文乍看像文化散文，忽而又带着学术随笔的考据思辨神色，一时有虚构的狂想，倏尔又显出扎实的“史传”气息。我想，作者的野心未必在文体创新，他模糊了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在被遗忘历史“边角料”里，发现了知识的可能性——想象历史的另一面。他在写作中实现的那种连缀时空碎屑的自由，让读者置身小径分岔的想象迷宫。

　　从野史笔记到域外典籍、从奏章到类书，作家在驳杂的“断章残简”里寻觅器物的谱系，他的考据在有限史料的“路标”下，捕获中西方的不同文明在初遇时狐疑、警惕与误解的目光。作品以“格物”为始，再现了历史进程中不同文明碰撞瞬间的微妙场境。换言之，李敬泽是用器物辨析精神：“观望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信念、智慧、勇气和灵感，当然还有他们的贪婪和愚蠢。”

　　于是，“以约观博”成了写作中的最大考验。文学和历史在此相遇，李敬泽将“考古”衍化成文学的手法，他在考古的边缘，想象历史未被展开的一面。他写道：“那些发生于前台，被历史剧的灯光照亮的事件和人物未必那么重要，在百年、千年的时间尺度上，真正重要的是无数无名个人的平凡生活”。他迂回在文献的缝隙之间，勾勒历史肌体不易为人察觉的“毛细血管”。有人以“作家中的考古者”形容李敬泽，但他的“考古”并不拘于侦探般还原历史现场，也非出于对考据的迷恋。他看重历史的幽微处，试图把死去的知识激活：“历史的秘密在最微小的基因中被编定，引人注目的人与事不过是水上浮沫。”

　　借着写作，作者穿梭于古今各个时空片断，他想象着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和“相对位置”，揭示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解与理解，包含“看与被看”带来的偏见、谬误、交往与转译。“这本书写的皆是此地与云外异域之间的故事，书里的人原也是西王母座前之鸟”。从《山海经》传说里的神鸟到李商隐诗里殷勤探看的“信使”，“青鸟”的形象，最终化为李敬泽笔下的传教士、冒险者、使节和商旅们，“青鸟”这个词就是想象异域的隐喻符号。

　　《八声甘州》里，明朝皇帝把利玛窦的自鸣钟视为新奇陈设，官僚们把地图装裱起来挂在客厅，他们把当时来自西方的知识看做装饰的景观，这算是创造性误读吗?　或许是，但李敬泽表达了一种无奈，两种文化互为他者的隔阂。《飞鸟的谱系》是翻译的“闹剧”集锦。当一场战争迫在眉睫时，道光皇帝所批阅的英国人的“最后通牒”，因为华而不实的“改译”，滑稽地变为请求中国皇帝主持申冤的“陈情状”。作家所引的一段《旧中国杂记》，上演了知府、通事、印度水手和工匠之间交流的荒诞剧。工匠没有奉命翻译，而是借机向水手推销自己的店铺生意，然后胡诌些糊弄知府的回话。知府被耍得浑然不知，却从容自若，这一幕分明是把误解当理解的寓言。《第一眼——三寸金莲》戏谑了看与被看之间的“视觉政治”，它同样关于理解的错位。马戛尔尼使团一下子盯上了我们的身体，安东尼奥尼“一下飞机就瞄上了小脚”——他者眼中的中国，其实是他们“想看的”中国。“西方的入侵是从我们的身体暴露在对方批判的目光之下开始的”。“我们不得不与别人的目光斗争，因为我们辛酸痛苦地意识到，我们的形象正是被这种目光所确定的”。

　　《青鸟故事集》让人百感交集，文字间流淌着深沉的悲剧意识——人类难以超越的认知局限，面对“异邦”，理解总是困难的，交流建立在谬误上，语言既不可靠，也无力转译。时至今日，我们也许并不比古人优越：“人的境遇其实并未发生重大变化，那些充满误解和错谬的情境，我们和陌生的人、陌生的物相遇时警觉的目光和缭绕的想象，这一切仍然是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现实。”

(文/俞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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