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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先生:壮心填海,赤胆忧天
——深情缅怀恩师陆贵山先生
天空,晴朗得令人心碎。
北京的春天,乍暖还寒,格外肃穆。初春的风驾驭着云海,在蔚蓝的高空里翻滚起伏,恣意飘荡。
清晨的八宝山,拥满深情的思念。
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每个人都有特别的欢喜和忧伤。无数个这样的清晨,人们在这里寄托哀思。
兰厅的门楣上,悬挂着肃穆的横幅——沉痛悼念陆贵山教授。门廊两侧,是巨幅挽联:
著雄文明义理学界楷模初心永驻
守信念育英华杏坛表率正气长存
陆贵山先生的巨幅照片,悬挂在灵堂中。他微笑着,静静地注视着前方。他脸庞瘦削,目光中似有无穷深意。这张照片,是他生前最喜爱的一张。
我无法注视这张平素看惯了的照片,以及照片上那深邃的眼眸。我一直不敢相信他辞世的噩耗,不敢相信他竟然真的跟我们永别了。
就在告别仪式前一天晚上,我梦见了老师。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操场上散步,如往常一样高谈阔论,健步如飞。我们一干弟子数十人追随在他的身后,浩浩荡荡,随他前行。他的旁边,还有曾经每日同他一道出入的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三位导师:陈传才、王振民、周忠厚。旁边的赛道上,还有常常同他漫步和切磋的诸多师友:徐中玉、陈涌、蔡钟翔、钱中文、胡经之、张炯、吴元迈、张秉真、刘忠恕、童庆炳、吴小林、何西来、杜书瀛、黄保真、王先霈、章安祺、曾繁仁、董学文、黄克剑……这是当年我们在校读书时最普通的场景。
而今,这些旧日时光出现在梦里,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真切。
陆贵山在古隆中
一
肃穆的兰厅堂外,是排成了长队前来悼念的人们。铺满白花的签到案台上,摆放着中国人民大学陆贵山教授治丧委员会的讣告:
陆贵山教授,辽宁省辽阳市人,1935年11月11日生,中共党员,我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评论家,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理论组主要成员,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第一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顾问、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顾问、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一届顾问。曾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学组召集人、教育部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会议中国文学学科组组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第二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和编写教材评审会议中国文学学科组组长、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等学术期刊编委。陆贵山教授因病于2023年2月12日20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
陆贵山教授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其众多弟子勤勉砥砺,奋发有为,在我国文学艺术、哲学美学、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国际传播、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不凡的业绩,并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陆贵山教授的一生,是满腔热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与发展的一生,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中国语言文学教育事业的一生,是殚精竭虑致力于文化强国建设的一生。陆贵山教授的逝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重大损失,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界的重大损失,也是中文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坚持和发扬陆贵山教授的学术思想,将他始终作为我们立德树人方面的典范,继承他的遗志,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和文化强国建设而团结奋斗!
陆贵山教授永垂不朽!
兰厅里,回荡着小提琴曲《深深的河流》(Deep River),这也是陆贵山先生曾经最喜欢的旋律。秘鲁作家何塞·玛利亚·阿尔格达斯的《深深的河流》,也是他喜爱的文学作品。六十余年前,阿尔格达斯创作了小说《深深的河流》,对其所处时代的拉丁美洲社会进行了深刻阐释。阿尔格达斯是“新土著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杰出的人类学家,他的作品对拉丁美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乌拉圭文学评论家马里奥·贝内特帝高度评价这部小说:作家从文学创作角度,对一个由相对封闭空间创造的“微缩社会”进行分析,并试图剖析发生在“微缩社会”却具有更深远含义的宏观现实问题。
古人说:“静水流深,智者无言。”陆贵山先生喜爱静水流深般“深深的河流”,却不愿做“无言”的所谓“智者”。他追求的,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先生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担当。他将这句诗写作座右铭,作为恪守终生的信仰,从无半分懈怠。
2022年5月底的一天,老师一个人在家里,不小心摔了一跤,在地上躺了二十多个小时。第二天儿子晓松发现,紧急送他去999急救中心医院。还好,医生说,只是轻微骨裂。我和师兄弟们得知此情,急急忙忙都跑去他家里探望他。他却笑呵呵地说,还好还好,有惊无险,我这把老骨头还经得住摔。就是,有些累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累。
老师一生好强,从不言败,从未说累。曾经好多个夜半时分,他发信息说,想到很多人很多事,很是惦念,心慌意乱,夜不能寐。我懂得他在记挂什么人、忧心什么事,于是编了很多故事,一一为他分解。他听了,信以为真,说,真的吗?放心了。
然而,这一次,他说累了。
或许,他真的累了。
——明年是老师八十八岁米寿。何至于米?相期以茶。我们都在期待为老师贺米、恭茶!
我们七嘴八舌地说。
我多想听到他说,真的吗?放心了。就像从前很多次我听到的。可是,这一次,他静静地对着我们微笑,什么都没说。
2022年岁尾,他给我发来信息,说,我现在视力不佳,一只眼睛近乎失明。你寄送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我用不着了,还请将这份报纸送给有用的人吧!
2023年年初,他又发来信息,说,我有点事求你,请你帮我做一份完整的学术生平,我要放在百度上。
两个信息,让我心惊肉跳。
第一次,我打电话过去跟他说,老师,报纸照常寄给您,您就留着吧,一定会有用。
他听罢,不置可否。
最近这些年,老师听力下降得很快。每次同他面对面交谈,凭借动作和眼神,他尚能知晓对方的心意。可是,电话线路凭空就会阻断很多信息,我猜,他或许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我又啰哩啰嗦发了信息,嘱咐他疫情严峻,不要多想,一定做好防护,出门千万小心。他发来一个防治新冠病毒的小偏方,说,你在岗位上,更要多保重。
第二次,我努力压制着心中的惊惧和不安,打电话给他,说,老师老师,您想做什么?您要它做什么!我放慢速度,一个字一个字告诉他,您要做的不是学术生平,那个东西叫作百度百科,不是生平,不是生平!老师,您不要做这个吧,您现在还用不着啊!
他沉吟了许久,缓缓地道:
我有用。
我放下电话,泪流满面,肝肠寸断。
是的,老师,他什么都了然于胸。
二
不知生,焉知死?
不知死,又何以生?
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对于生与死,要格外看得分明。
很多很多次,老师这样跟我说。
其实,他对自己的生死早已看得淡泊。然而,我却从来不敢直面他的淡泊。
陆贵山先生离世之后,他的儿子晓松第一次打开他的电脑,试图查找资料。他惊愕地发现,老师早就为他的远行做好了准备。电脑里所有的文章和档案,分门别类,整理得清清楚楚,其中,就有《陆贵山简介》《陆贵山学术简介》《陆贵山自述》《陆贵山学术生平》《陆贵山学术著作年表》《陆贵山论文集》……这些,他在一个多月前曾经全部发给我,告诉我,他有用。
老师喜欢安静,他的书房很少人踏入。各种各样的物品他整理得一清二楚:落地的书架上,摆满了他的图书,其中有一个架子,是他的著作和他的各种获奖证书,还有一个架子,摆放着他喜欢的音乐光盘,其中就有小提琴曲《深深的河流》。
著作等身——这四个字,远远不能概括他的一生。
老师的简介、自述,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我写过一些书,有专著,有主编,有合著。著述300多万字,主编700多万字。个人专著8部,合著和主编20多部。专著主要有:《艺术真实论》《审美主客体》《宏观文艺学论纲》《文艺理论与文艺思潮》《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文艺人学论纲》等,汇辑出版《陆贵山论集》(2卷本)和《陆贵山文集》(8卷本)……
我出版的一些著作都有书评,从老一辈学者到青年文艺理论家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给予充分肯定和良好评价……
我做过一些事。我同王振民、陈传才、周忠厚几位教授共同努力,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苦创业,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优势学科,一直在全国高校和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
我承担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职务:任全国社科规划(社科基金)中国文学组召集人;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名誉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顾问;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
低调中有骄傲,谦虚里有高贵,这就是他的风格和风骨。
陆贵山相关著作
《陆贵山论集》(两卷本)
1935年11月11日,陆贵山先生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市。
很多次从我工作的北京回老家长春休假。飞机从山海关掠过,我便开始在空中找寻这个叫作辽阳的地方。飞机穿过云端,发出巨大的轰鸣。从高空俯视地面,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像大陆探向海洋的巨大触角。曾经,巨大的触手筋骨相连,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辽河、渤海地层断陷,陆地开始了壮烈的拗曲、断块、隆升、岩浆喷发,渤海海峡断裂陷落,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遂分割成为两个半岛。
弹弓一样的渤海湾和黄海湾,如巨人用两个巨大的手臂,坚定地挽起了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碧蓝的海水在阳光下翻着晶莹而细碎的浪花,海潮如同听到了冲锋号角的队伍,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浪头,喧嚣着,鼓噪着,呐喊着,飞舞着,跌跌撞撞,层层叠叠,拼命地冲上海滩,扑向海岸,远远望去,像千万只展翅飞翔的白鹭,如千万匹脱缰狂奔的烈马,似无数条怒吼狂叫的蛟龙,撞击在岩石上,绽开万朵洁白晶莹的浪花。
辽阔的北方,肃穆的北国。
千百年、千万年甚至亿万年以来,古老的黑土地以母亲养育儿女的方式,以土地滋生万物的方式,以江河承载舟船的方式,以大海涵养生命的方式,孕育、收纳、包容、埋葬着无数生命,见证着岁月的兴衰成败。
这是陆贵山先生的故乡。北方的粗犷,缔造了他的不拘一格;北国的辽阔,成就了他的纵横捭阖。
三
陆贵山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首届毕业生。1961年,他毕业后留校任教于哲学系美学教研室,1963年转入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
老师多年来从事马列文论,兼顾美学、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艺思潮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文学理论思辨性强,老师试图总结中西结合的观点和方法,不断拓展和推进对基础文艺理论的探索,最终走向宏观文艺学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为了适应并推动恢复、弘扬现实主义的文学潮流,老师在一些重要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阐发文艺真实性的论文。1984年,他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这便是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艺术真实论》。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从“文革”中走出,迅速找到治学方向和方法,从此便坚定不移地大踏步前进。
1981年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讲习班留影
九十年代初期,文艺理论界开展了“文学主体性”的论争。老师一方面觉得应当肯定倡导文学主体性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又感到“文学主体性”理论倡导者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理论缺陷。他提出,要强调文学的客体性,理应吸纳主体性的理论资源加以丰富和深化。1989年,他将这些思考纳入新作《审美主客体》,在其中对文学主客体的辩证关系加以更加系统的论述,这是他的第二部著作。著名文艺理论家、文艺美学家蒋孔阳先生读到《艺术真实论》《审美主客体》两部作品,欣喜异常,撰文《坚持辩证法 发展文艺学》在《光明日报》刊发,对陆贵山先生予以肯定和鼓励。
如果说《艺术真实论》是突显文学与现实和历史的关系研究,《审美主客体》是突出文学与审美的关系研究,那么陆贵山先生稍后出版的《人论与文学》则强调文学与人文的关系研究。《人论与文学》这本书是开始从人学视域探讨文学基础理论的重要尝试。2000年,陆贵山先生将他对文学与历史、文学与人文、文学与审美的研究进行了辩证综合的创新研究,出版了《宏观文艺学论纲》。他在《宏观文艺学论纲》中,提炼出三个观点:史学观点、人学观点、美学观点;概括出三大精神:历史精神、人文精神、美学精神;总结出三大理念:为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
这些作品,尽管还仅仅是陆贵山先生问鼎学术的第一步。但是,它们的应时而生,对于中国文艺理论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当代中国的文论界相继掀起了注重“内部规律”的形式语言符号研究热、文化研究热、生态研究热。这些社会文化文论思潮,让陆贵山先生大受启发,同时他深切地感到《宏观文艺学论纲》中所论述的“文与史的关系”“文与人的关系”和“文与美的关系”的覆盖面显得狭小,应当进行更加宏观、辩证、综合的理论创新。他着手吸纳了研究人、文学与自然的关系的生态美学,研究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的文化学,研究文学与心理学关系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内部规律层面上的形式语言符号学的成果,并最终在其收官之作《宏观文艺学研究》中提出由七大文论学理系统构成的一个更加宏大的文艺理论的框架体系。
这七大文论学理系统是:研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可以生发出各式各样的生态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可以总结出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学与人的关系,可以提炼出各式各样的人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学与审美的关系,可以概括出各式各样的审美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可以扬弃出各式各样的文化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学与心理的关系,可以引申出各式各样的心理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学自身的内部关系,可以抽象出各式各样的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
在进行文论学理系统的梳理中,陆贵山先生开始认识到,文学的本质是系统本质,文学的观念模式和研究文学的思维方式同样应当是系统的、多维度的。把握和驾驭系统的文学的本质、价值、功能和作用,必须采取多向度的研究方法。于是,他提出从四个向度来探寻文学的系统本质,即:从横向和广度上,拓展文学的本质面;从纵向和深度上,开掘文学的本质层;从流向和矢度上,捕捉文学的本质踪;从环向和圆度上,把握文学的本质链。可以相应地概括出:真理是全面;真理是深刻;真理是过程;真理是关系。
陆贵山先生坚定地认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结构,应当是有主旋律的多声部合奏。无多元的主元或无主元的多元,都是不可取的。
在他的积极参与下,新世纪文学艺术和文艺研究开始进入了多元对话和综合创新的时代。凡是具有合理性的文艺观念都拥有自身的疆域、人口和主权,都拥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不同文艺观念之间的差异可以形成一种张力结构和竞争机制,有利于促进学术思想的发展。
陆贵山先生的学术道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为基础,从对文学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历史的关系研究,中经对文学与人文的关系研究、文学与审美的关系研究,走向了对文学的多维度、多向度和更加开放的宏观文艺学研究。
这条布满荆棘的学术道路,何其艰难?何其坎坷!然而,陆贵山先生就这样一步一步走了过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中国人民大学接受中宣部的委托,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联合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班。“文研班”是在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倡导和直接指导下,由中宣部和教育部组织举办的,目的在于探索正规的文学教育体制、培养文艺理论人才、创建文艺理论学科,建设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1959年9月21日,开学典礼在北京东城区铁一号的中国人民大学旧址(段祺瑞执政府)举办,吴玉章、何其芳参加开学典礼。“文研班”学术资源得天独厚,调动了当时全国文艺学和相关学科一批顶尖的学者授课,其中有何其芳、何洛、蔡仪、冯至、朱光潜、宗白华、冯其庸、游国恩、杨周翰、吴组缃、缪朗山、钱锺书、唐弢、王朝闻、李健吾、罗念生、叶水夫、卞之琳、戈宝权、林默涵、陈荒煤、周立波、赵树理、柳青、李季、梁斌等等,教师阵容之强大,可以说数十年来无出其右。这个研究班是吴玉章校长亲自推动,从而打下了深厚扎实的治学基础,为全国高教界、新闻界、文艺界和研究机构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领导骨干和著名学者,其中有郭拓、王春元、陆贵山、何西来、缪俊杰、陆一帆、陈宝云、刘建军、谭霈生、滕云、李思孝、陈传才、阎焕东、李行桂、蒋荫安、邢照寰、王先霈等。
在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创立时,周扬曾指示,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当代文学评论作为基本的、主导的办学方向。为此,何洛、马奇老一辈学者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此后经历纪怀民、丁浦等学者的不懈努力,到陆贵山先生这一代人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可谓辉煌的成绩。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的文艺学学术团队阵容非常整齐,学术实力相当强大:马列文论有陆贵山教授、周忠厚教授,文学概论有陈传才教授、郑国铨教授、王振民教授、周文柏教授,中国古代文论有蔡钟翔教授、黄保真教授、成复旺教授,西方文论有张秉真教授、章安祺教授、黄晋凯教授,形成了以马列文论为龙头的四大理论的综合优势,达到了人大文艺学历史上的巅峰状态,几乎每个学科方向都打开了新局面,取得了新进展。
陆贵山手迹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起,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辉煌,经历半个世纪的砥砺奋斗,中国人民大学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劳动,成功接续并弘扬了文艺学的学科特色、学术传统和学术优势。陆贵山先生作为其中的代表性学者,笔耕不辍,学术成就卓著,为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学科建设与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他牵头带领下,1993年文艺学二级学科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实现中文系博士点零的突破。1994年推动中国语言文学入选“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陆贵山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评论家。他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六十余载,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拓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文艺理论的研究,造诣精深,其“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学术研究思维影响深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最有影响力的专家之一。
四
北京,朝阳。
东三环与东四环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金台西路2号。
从金台西路2号大院西门出来,向北、向西,由京广桥向北,再沿北三环一路向西,过长虹桥、农展桥、亮马桥、太阳宫桥、三元桥、和平东桥、和平西桥、安贞桥、安华桥、马甸桥、北太平桥、联想桥、四通桥,再向北,便是中关村大街59号。
金台西路2号、中关村大街59号,连接了两个著名的“人民”——人民日报和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它的前身是陕北公学,以及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华北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造就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满足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陕北公学,任命成仿吾为陕北公学校长兼党组书记。
十一年后的194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在河北里庄创刊,这张由《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记录了现代以来中国的多少风风雨雨。
1995年,我由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分配至人民日报。此后,金台西路2号、中关村大街59号之间的这条路,便成为我往来最多也最熟悉的一条路。从中国人民大学到人民日报,再从人民日报回到中国人民大学,这条路我走了近三十年,路边的每一棵树、每块石头,几乎已经熟悉得如同老朋友。
中国人民大学日渐喧嚣的校园腹地,深藏着一排排静雅幽深的红砖楼。冬天,满目萧瑟,这里的红色别有一丝暖意。夏日,葳蕤的爬藤将一座座小楼围裹起来,柳丝轻拂,翠鸟高鸣,古旧的红墙灰瓦更显得清幽。
东北角的几座红砖楼,叫静园。
静园4号楼101室,是陆贵山先生的家。
一间逼仄的书房,老师坐在宽大的电脑椅里,目光扫视着每一个学生。窗子外,古木参天,荫翳蔽日;窗棂间,藤枝蔓绕,不论春夏秋冬,这个窗口都会是一道别致的风景。
多年来,老师一直在思考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的发展问题。全国的一些名牌大学的文艺学博士点,都是靠文艺学或文艺美学的前辈解决的。他说,非常羡慕这些兄弟院校的同仁们所分享的福荫,可谓“大树底下好乘凉”。然而,中国人民大学的文艺学博士点,却要我们这代人自己来争取。这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使命,任何开创性的事业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第一次申报博士点,没有成功。
1993年,老师牵头申报。由于上一次申报失利,学校和老师都做了扎实的准备工作,加之学术梯队比较整齐,特别是着力突出了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学科的传统特色和优势,申报得到了大多数评委专家的认同。这一年12月,经国务院学科组专家评审通过,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文艺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从而实现了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博士点零的突破。
与此同时,陆贵山先生被国务院学科组评定为文艺学博士生导师,由此加速了老师科研和教学的开枝散叶、桃李天下。
自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三十多年来,我已经习惯每逢大事、每临节日,就与师兄弟们相聚在老师家里,老师和师母数十年不改东北口味,他们烹饪的酸菜炖排骨、小鸡炖蘑菇、土豆炖大鹅……是我们百吃不厌的美食,这种温暖与踏实的感觉让我安心。老师很少说话,很少动作。谈话涉及学术,他每一次开口都很严厉,而一旦转移话题到生活和事业,他立刻就变得慈祥,像一个细致的婆婆,叮嘱这叮嘱那,吩咐这吩咐那,千般挂记万般惦念。
他的博士硕士遍布全国各地,有些还走出了国门,从事国际传播和文明交流。老师的家,是我们大家的家。11月11日——每年的这一天,他的学生们都会不约而同集聚在这间书房,“回到知识的原点”,为先生祝寿。
每次回来,都是回家。离“家”距离最近的学生,来自他曾投注六十余年挚爱和深情的校园;距离最远的学生,跋涉重洋不远万里昼夜兼程。这个家里,常常有一二十人,甚至是三四十人,大家将房间挤得水泄不通。他间或微笑,偶尔点头,表明他在倾听。这些年,他的听力日渐衰退,即使如此,弟子们仍然喁喁细语,不敢放声。
书房三壁皆书,从地面缓升至天顶,由书案漫卷到脚下。书桌前的地板,已经被磨出两道白白的沟痕,数十年来,在这些书卷佶屈细琐的字句中,陆贵山先生带领莘莘学子,栉风沐雨,砥砺前行,见证着文艺理论的艰涩与丰润、神采与奇幻。
皇皇八卷本的《陆贵山文集》,静静地摆放在落地书柜里。绛红的封面沉稳庄重,“陆贵山”,泥金的三个大字硬硬地锲入纸面,宛如耕夫深深的犁痕。不鸣则已,鸣则力透纸背——这是老师勉励治学、勤谨执教的一个侧影。
电脑旁,一株报岁兰傲然桀立,含苞欲放。兰花,是老师最喜爱的花。高洁、高雅、高贵的兰,是老师心目中的君子形象。花苞像一朵又一朵柔软的云朵,孤独明亮的金紫缓释了一屋子的凝重。
老师喜欢侍养花草,凡是经他手侍弄的草木,都茁壮挺拔,郁郁葱葱。老师家的后院里,葡萄、紫藤、薄荷……蔓延开来,严重地“侵犯”了邻居,以至于老师招呼学生们常来家里吃葡萄、“挖”薄荷。这个小小的园子里为何“春天”常在?老师有个园艺秘诀——剪枝。我曾经眼见着老师给一棵茶树剪枝。他手起刀落,苍翠的枝叶纷纷落地。我惋惜不已。老师却说,剪掉这些树枝是为了让树生长得更好,剪掉的这些树枝都是折断、枯死或是患病的树枝,剪掉它们才能保持树木的健康和外形的美观。
陆门子弟,都懂得一个有深意的词——剪枝,也就是老师的严厉批评、严肃训导。读书时,师兄弟们相见,每每私下互问:“今天,老师给你剪枝了吗?”老师一向温和文雅,对所有的学生都一视同仁,爱护有加。然而,如果哪个人偷了懒、犯了错,老师却绝不原谅,暴风骤雨的批评是不可避免的,当然风雨过后每每是彩虹。
陆贵山先生不是我的硕士导师,却是我的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那时,我做了一件在老师们看来大逆不道的事情,也就是跳了一级提前一年毕业。要知道,文艺理论不同其他,三年能接触到专业皮毛已是不易,而我居然一年修完学分、一年做完论文,试图提前离开。我至今还记得老师在我的答辩会上凶巴巴的样子:“你要是回答不出来我的问题,今天,不!今年就休想过关。”还好,我那次顺利通过,但是,老师对我第一次“剪枝”让我刻骨铭心。
我的博士读了五年才毕业,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毕业论文在老师那里过不了关。我到现在还记得拿着修改后的论文战战兢兢走进老师家的每一个场景,猜测接下来的是春和景明还是暴风骤雨。然而,回想起那青灯黄卷、孜孜矻矻的五年,我对老师充满了感激,正是因为他的严厉,才让我有了治学的收获,这些收获,让我终身受益。
陆贵山在铁人王进喜纪念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展开了几次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关于文学和人学的大讨论,这场论战最后演变为人文精神大讨论。陆贵山先生是其中的主将。九十年代中后期,陆贵山先生撰文《铁肩担道义——文艺工作者的精神价值取向》,坚定地提出,选择和承担精神价值取向主要有三个要点:“政治良知”“文化操守”和“社会理性”。倡导社会理性时,论证与人文精神的深层关系。他认为,政治良知为人文精神提供正确的方向,文化操守保证人文精神具有独立高尚的品位,遵奉社会理性、服从历史规律,才能使人文精神发挥推动时代前进的积极作用。这篇文章刊发后,童庆炳教授对老师进行反驳。两位先生的争鸣,引发了全国第三次关于“社会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大讨论。
在这些讨论中,两位老师的弟子们都不自觉地参加了论战。陆贵山先生却批评自己的学生说,你们不要盲目发言,要从自己的内心来决定自己的观点,切切不可因为是我的学生而支持我。记住,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师说,我和童庆炳教授的论争,尽管观点不尽相同,却揭示了社会理性和人文关爱关系的完整性,达到了辩证理性的思想高度。这就叫作,君子和而不同。
老师的襟怀坦荡,可见一斑。
老师退休以后,将“家”转移到北五环外的回龙观,这样他的书房可以更大一些,日照也更充分,他的研究和写作也可以更安静一些。尽管如此,他还是习惯每个周末回到静园,享受与朋友和弟子们团聚的时光。
传道,授业,解惑——正是在这里,我们懂得了怎样去追求真理,明白了如何去期冀真正的人生。正是在这里,我们懂得了,光明每前进一分,黑暗便一定后退一分。
——人生何其漫长,又何其短暂。
人的所有的智慧其实就在这两个词中——失望与希望。如果我们能够飞翔,那就要感谢我们曾经拥有过一双翅膀;如果我们只能被埋葬,那就要安心做一个随时准备破土而出的种子,为未来的枝繁叶茂、刺破苍穹积蓄力量。
——人生何其短暂,又何其漫长。
五
从北三环中点的马甸桥出发,沿着京藏高速一路向北,北五环东北角,便是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陆贵山先生生命里的最后一个多月,便是在这里度过。
老师躲过了最严重的疫情海啸,却在疫情接近尾声时被感染。
晓松将老师在999急救中心住院时的视频传给我们,说,老师在视频里高声说,我还有很多工作没完成,病房的大灯晃得我睡不着,快让我出院,让我出院吧!晓松说,希望我们都劝导老师安心住院。可是,我们给老师发去的信息,他都没有回复。晓松说,不用担心,老师第一时间吃了阿兹夫定,很快便转阴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大年初一,晓松又发来信息,说,老师十二指肠感染穿孔,必须手术。我们的心都提了起来。老师常年患糖尿病,手术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师兄弟们都说,这个春节过得太揪心了,老师的身体令我们放心不下。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焦虑不已。过了正月春节长假,晓松又传来一个好消息,老师已经安然度过了第二关,手术做得很好,术后身体恢复得不错。我们都松了口气。
年后开工的日子过得很快。去年年尾和今年年初淤积了太多的事要做,每个人都陷入自己的忙碌里。就在我们以为万事大吉时,老师开始胃出血。我知道,老师多年罹患糖尿病,手术对他来说,无异于鬼门关。我们都暗暗祈祷,希望老师像前两次一样,安然过关。
立春过后,便是正月十五,老师的各种症状都有所缓解。2月的第二个周末,2月11日,晓松高兴地通知大家,老师已经闯过第三关,就要出院了。我们欢欣不已,为老师度过第三关庆幸。
然而,第二天——2月12日傍晚时分,听闻晓松传来的信息,老师胃部大出血,正在抢救。晚上9点多,我正在夜班平台,接到晓松电话,老师已经走了……这是怎样的五雷轰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悲伤如同奔涌的河流,瞬间淹没了我。
就在昨天,我还将保存在手机里的视频发给师兄师弟,请大家劝劝老师稍安勿躁。就在昨天,我还在跟晓松说,等我出了这个夜班,去老师家找老师好好聊聊。就在昨天,我还给老师发信息,说,老师啊,您好好休息,春天就要来了!
可是,老师的生命里,已经没有春天。
鲁迅曾写过一首诗:“……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如今读来,痛彻心扉。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车站,很多风景,很多人上上下下,握手言欢,挥手道别。年纪渐长,越来越多的握手言欢变成了挥手道别。
“从审美主客体的辩证统一与倾斜的关系中把握美的本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陆贵山先生在《审美主客体》中提出这一富有创造性的命题。他认为,在审美主客体统一的总趋势下,审美主客体呈现不统一的“倾斜”。侧重于再现客体性因素的,产生现实主义、写实主义,倾斜失度、推向极端,可能滑向自然主义、机械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侧重于表现主体因素的,产生表现主义、浪漫主义和带有泛表现主义特色的现代主义,推向极端,可能陷入心理主义、意志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此书出版不久,蒋孔阳即在《光明日报》撰文,对这一观点给予积极肯定。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这是老师的学术理念,也是他的人生理想。然而,治学经世之路岂能一帆风顺?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随着社会转型不断深入,社会道德滑坡加剧,各种反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世纪末情绪开始泛滥。有鉴于此,陆贵山的研究由审美主客体研究向文艺主体转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道德伦理思想成为他研究的重要内容。“历史非道德化和历史道德化倾向都是错误的,文艺的历史内容与道德内容应该是统一的。”此后他将思考倾注于《铁肩担道义——文艺工作者的精神价值取向》。文章刊发后,一度引发关于社会理性和人文关怀的论争。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诘问大师何在,质疑经典难存,叹息世态凉薄,呼唤良知永续,每一发问便引发一场争鸣。然而,翻开厚厚的文集,人们却诧异地发现,字里行间并无硝烟之意,只有冷静的思考、平和的求索、峻切的提问、反复的拿捏。文字背后的故事,早已缓缓沉积在岁月的深处。“治学之道,首先当有开拓的学科背景、开阔的学理思路、开放的文化视野和开豁的理想和襟怀。”在这种前提下,他提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广度和深度的结合上,从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结合上,从国学文论和西学文论的结合上,从现实主义文论和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和现代主义文论的结合上,运用宏观辩证综合的思维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
老师曾经多次说道,俄国体验派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一句饶有趣味的话——一台戏要有主角,同时每个演员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又都是主角。老师说,各种学术观点,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是主角,都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此,文化上的单边主义是不利于学术事业的发展的。学者们都应当努力发挥自己的优化的知识结构和独特的学术专长,做学术园地的拓荒者和创业者。真理是朴素的,学者们也应当像真理那样朴素,谦虚谨慎,尊重他者,发展自己,切忌顾盼自雄、唯我独尊。
他认为,对文学的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都是需要的。文学研究好比绘画,既要有宏伟的构图,又要有精美的细部。“我坚信,文艺领域同经济领域一样,都同样存在着一个综合治理和宏观调控的问题。解决经济领域中的重大问题,设有宏观经济学;探讨文艺领域中的全局性问题,也应当创构宏观文艺学。宏观文艺学即是大文艺学或战略文艺学。”
如果说二十世纪是以微观研究和分析思维见长的时代,那么在陆贵山先生看来,新世纪可能是以宏观研究和综合思维取胜的大综合、大创新的时代。学者们应当尊重、珍惜和吸纳分析思维取得的一些“深刻片面的真理”,但只有把这些“深刻的片面的真理”整合到宏观的学理系统中,才能创立文论的合理有序的生态结构。为了适应创构宏观文艺学的需要,学者们应当自觉地树立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
2011年10月2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讨暨陆贵山学术生涯50周年并文集出版座谈会在逸夫楼举行。学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文艺理论这一学科在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人文精神发展过程的许多领域,都留下深度介入的痕迹。教育部党组成员顾海良感慨:“进入新世纪,文艺学进入新的活跃期,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批判精神有了新的认识,也对其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在这方面,陆贵山堪称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特送来亲拟的条幅:“教授授教五十年作育青年无数,文集集文百余篇影响后学久远。”
真诚、勤勉、朴素、澹泊、坚韧、顽强……这是学界和朋友对陆贵山先生的共同评价。回首数十年的披荆斩棘、呕心沥血,陆贵山先生感慨“唯有坚持、坚持、再坚持”。个中滋味,又有谁懂?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老师到底在想些什么、追求什么?有人悟得准,有人猜不透。师母却抱怨这个快要88岁的老头子愈发像个顽童。他常常调皮地将助听器摘下来,甩在一边道:“糟糕,没电了!”随即朗声大笑。笑声背后,是栉风沐雨后的波澜不惊,是苦苦守候时的拈花一笑,更是众声喧嚣中的凝神静听。
六
朝着彩云走,
向着高山登,
不迷山间雾,
须避空穴风,
惊惧崖下渊,
慎履足下冰,
勿恋陌上草,
遥望岭上松。
峰峦亲吻着流云,
天公抚模着山顶。
高山的慧眼环视着浩渺的天空,
峻岭的巨擘收揽着灿烂的繁星。
听日月之弦歌,
闻宇宙之钟声。
土地呀,您本是高山的母根,
高山呀,您本是土地的精灵。
土地塑铸着高山的雄姿,
高山跪拜着土地的恩宠。
我敬仰高山,奉上一抔土的质朴,
我膜拜土地,献上露水珠的晶莹。
这是陆贵山先生的自励诗《山高路远》。
六十余年来,老师以此诗勉励自己,奋发向上,砥砺图强,这是他的信念,也是他的行动。
在中国人民大学东门,有一块巨大的山石,上面镌刻着毛泽东同志手书“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四字凝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智慧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华,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所在。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诞生于陕北、从延安走来的中国人民大学,承袭的恰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风。这种作风是中国人民大学之魂,彰显着这所人民的大学与生俱来的精神气质和初心使命;这种作风是陆贵山先生矢志不渝的追求,承载着他们整整一代人的价值信仰和理想情怀;这种作风不仅凝固在人大东门那块巨石上,而且理应凝固在每一个人大人的灵魂中。
陆贵山在橘子洲
一千多年前,民族英雄文天祥任右丞相。他在《指南录·赴阙》中写道:“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像精卫一样填海不止,同勾践一般卧薪尝胆,不计成败利钝,壮心填海,赤胆忧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何尝不是老师的写照?
在古老的北京城,除了以宫城为中心的向心式格局之外,还有一条神奇的脉络——自永定门到钟楼长近乎八公里的北京中轴线,这是世界城市建设历史上最杰出的城市设计范例之一。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在一篇文章的开头写道:“在北京的中轴线上,从永定门走向正阳门,一直走下去,直到钟鼓楼,一代一代的北京人都曾抬头看见天上那些鸟。很多很多年里,那些城楼都是北京最高的建筑,也是欧亚大陆东部这辽阔大地上最高的建筑,你仰望那飞檐翘角、金碧辉煌,阳光倾泻在琉璃瓦上,那屋脊就是世界屋脊,是一条确切的金线和界限,线之下是大地,是人间和帝国,线之上是天空,是昊天罔极。线之下是有,线之上是无。无中生有,还有那些鸟。那些玄鸟或者青鸟,它们在有和无的那条界限上盘旋,一年一度,去而复返,它们栖息在最高处,在那些城楼错综复杂的斗拱中筑巢,它们如箭镞破开蓝天,挣脱沉重的有,向空无而去。”他写道,这些鸟,直到1870年才获得来自人类的命名,它们叫北京雨燕。
这段话,空灵至极,我很是喜欢。今天,特地录下。
当我们仰望蓝天、仰望阳光之时,让我们致敬那翱翔在万里长空的北京雨燕,以及如北京雨燕般庄重而骄傲的人们。
*来源:《作家》2023年5月号
签发:杨晓雪
审核:王庭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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