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湘西大山里的老农也开始使用微信了，而且微信成为森林里为数不多的人家一种普遍的沟通交流方式。当经济全球化如洪流扫荡至中国的各个角落的时候，中国的民族民间文艺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挥其价值，而不是像自然物种一样任其被裹挟消失?

　　12月25日，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传承与发展现状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希望能够借助新成立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民族民间艺术委员会这样一个开放的平台，通过加强民族民间文艺的理论建设，以评论为主要的文化传播和参与方式，让民族民间文艺的发展焕发新的生机。

　　民族的，也是流行的

　　华阴老腔和流行摇滚结合在一起，是怎样的味道?日前谭维维在《中国之星》上演唱的歌曲《给你一点颜色》，成为舆论的热点，也引起音乐界的关注。不论是否抄袭，对于这种成功地让民族传统声腔被大众接受的举措，还是得到不少艺术界人士的认可。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路侃认为，谭维维的创作受益于中国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对她的启发。《给你一点颜色》的演出效果，也给大家以启发。对于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传播来说，吸收现代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元素，也有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组成的，在民族民间文艺的挖掘弘扬上还可以大有作为。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姚艺君也以邓丽君的流行歌曲为例，说明音乐界“民族的，也是流行的”，已然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只是很多听众不知道而已。“邓丽君唱的绝大部分歌曲都是民间小调，实际上是最传统的，而学音乐的学生觉得那是前沿的。”她认为，什么是传统，什么是现代，这其中有一个辩证关系。比如，演出市场大力宣传“歌舞乐”或者“音诗画”一体表演的创新性，好像大家都忘记了从唐代开始中国就有歌舞乐一体的艺术实践。又如，现在站着拉二胡成了创新，殊不知当年阿炳一直是一边走一边拉二胡。“我们要正确地看待传统，正确地看待现代，正确地看待发展。什么是新，什么是旧，要给学生教育上的解释，这样学生在未来才会有所建树，否则完全是闭着眼睛谈创新。”

　　民歌，不仅是现代歌曲创作的源泉，对于诗歌写作来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宝藏。“现在的诗歌创作，对民间鲜活的东西重视不够，总感觉无病呻吟、枯燥无味，缺乏创造。”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庞井君认为，民族民间文化发展的意义，首先是存留价值，要把一些好的东西和形态在全球化社会转型、互联网信息化时代尽可能存留下来。我们要在当前总体文化建设中重视民族民间文化的动力作用。

　　民间文化呼唤批评

　　民族民间艺术包罗万象，它的重要性一言以蔽之——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乔晓光的话说，“它代表了一个民族今天的身心，这个民族的脉搏、血流、体温甚至喜怒哀乐就在民族民间的生活当中了”。

　　今天，民族民间文化确实成为时代的热词，尤其是民俗研究颇为热闹。但冷静透视热闹的背后，却能发现大量伪民俗、伪遗产的出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研究部主任侯仰军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表达“民间文化呼唤批评”这样的理念。他认为，批评是区分民间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必由之路，通过批评可以达到净化记忆的目的，而这是开展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前提。只有通过批评才能形成正确的传承导向。民间文化领域真的缺少批评吗?他分析到，总体来看，研究性成果多，评价性成果少，批评缺乏学术指导;专家批评、媒体批评多，而同行批评、群众批评少，尤其是传承人的批评形成的书面文字更少见到。

　　乔晓光也认为，民间文化的确非常需要批评，尽管批评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不能给出明晰的答案，但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路径、方法、视野以参照。放眼全球，如何对待民间文化，不只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从日本开始，拥有丰富的人类文明形态的东亚地区都在思考怎么对待手工艺，泰戈尔、甘地都在国家的工业化初期呼吁保护传统文化，保护传统和反传统就像一个车的两个轮子，一直并行发展到今天。

　　中央美院人文学院文化遗产学系系主任陈捷举例到，五台山的佛教美术明清以降延续至今的传统彩绘彩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河北、晋中、晋南地区民间美术工匠群体的进入，彩绘彩塑的原生性和本土性发生改变。这种情况，虽然不能说是坏事或者错误，但的确给遗产辨识、继承、分析、整理带来很大的困难、困惑。“我们应该运用批评的武器让当地相关部门、寺庙管理者、其他宗教从业人员明白当地的传统和文化的价值在哪里，劝导他们不要轻易受到外来的干扰。”

　　非遗传承步入转基因期

　　民族民间艺术需要理论，需要批评，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去开垦学术视野的处女地，而孕生于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需要批评的鉴别力和推动力。

　　“中国的非遗已经进入到严重的流变期和转基因期了。”乔晓光对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感到担忧。有的传人并不是文化的持有者，只是实践者，而且实践水平也不是很好，但现在谁做得大、谁做得新，就可能被认定为传承人。乔晓光长期以来从事剪纸创作和研究，他带领团队在努力摸清剪纸的家底，“在文化快速消失和断裂的时候，技术没有断裂，中国的技艺还在维持着。”有没有可能在丰富的民间资源的整理基础上，产生一门“中国剪纸学”呢?乔晓光认为，把基础性调查、整理的每个环节做好，是剪纸学科化的前提。

　　《民间文化论坛》副主编冯莉在做中国唐卡文化档案，与其他民族民间艺术研究不同的是，她需要去思考研究主体应该是谁，因为语言文字以及文化的特殊性，冯莉认为唐卡研究的主体应该是藏族学者。“他们对于自己的民族本体艺术，有自己的审美观、表述逻辑和理论体系，这是需要尊重的。”在调查中，冯莉和她的团队发现，不仅古代藏族的唐卡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普查，这次的唐卡普查也属首次。他们进到寺庙、博物馆、百姓生活中，收集资料，找寻传承人，运用考古学、人类学和美术史的知识去审视唐卡文化。“唐卡的当代传承体系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这些唐卡画师、艺人或者传承人的流动性非常强，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辗转很多地方。一方面唐卡文化需要抢救性保护，另一方面唐卡传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冯莉说，有的艺人希望国家能够为唐卡提供防伪标志，他们焦虑的是市场已经把本来传承很好的唐卡体系搞乱了，画了几十年的人作品却卖不上钱。

　　这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民族民间艺术委员会成立后举办的第一个研讨会。展望未来，作为第一届民族民间艺术委员会主任，乔晓光认为，文艺评论的导向作用就像工具和武器一样，发挥的是国家的智库作用，委员会既要沟通专业精英的前沿理论和底层社区的社会需求，还需要团结更多熟悉田野、熟悉高校、熟悉社会需求的专家学者，共同把推进中国民族民间文艺理论和实践的繁荣发展作为责无旁贷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