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电视剧创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网剧的大面积袭来使电视剧人才流失、资金分流,播出平台不再优势独有。在这样新的背景下,电视台只有播出好作品才是王道。为了促进电视剧多出优质作品,对2016年度电视剧的盘点,重点落到对每一部作品质量的分析上,与读者分享入选作品的品质所在。
高小立:去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央视及各大卫视集中推出了一大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及再现红色历史的电视剧作品。《海棠依旧》《彭德怀元帅》《绝命后卫师》《长征大会师》《淬火成钢》是这批作品中的佼佼者。这些作品具备史诗品格,揭示了历史发展逻辑,最值得称道的是人物塑造的用心。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领袖人物一改过去要么高大上、要么刻意世俗化的走向极端的塑造,更注重领袖人物的性格、人格塑造;《绝命后卫师》中革命英雄的塑造摆脱了模式化,以人物坚定的精神信仰征服观众。
赵 彤:2016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数量较多,既是我国电视文艺意识形态属性决定的,也是两大纪念活动特有的推动作用,召唤电视剧创作产生的结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们的文化传统始终一向重视历史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即如“长征”和“新的长征”、“改革”和“继续改革”。而历史和现实的连接点,以“五周年”和“十周年”这两个特别时刻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因而,电视剧也会相应地形成“周年创作”这个具有鲜明主题导向的创作现象。在“周年创作”的历程上,中国电视剧已经走过了30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句话也是理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周年创作”特点的点睛之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周年创作”内涵着两个创作主题,一个是述史,一个是承志。前一方面是通过对史事的描写告诉观众,中国走过的道路是怎样的;后一方面是今天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的精神品格。
周恩来和彭德怀的历史功绩和人格风采,以前也多有影视作品予以呈现。《海棠依旧》从“亲人诉说”来描写周恩来总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与生活,《彭德怀元帅》在漫长的烽火岁月中描写性情如火的共和国元勋,以新的视角给观众展现了共产党的人格魅力。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教育先后展开的时代背景下,这两部作品所塑造的周恩来与彭德怀形象,传颂的是前辈优秀共产党员的佳话,传播的是当代共产党员应有的坐标。
2016年的长征叙事中,《长征大会师》和《淬火成钢》都采用了“会师结构”。这个结构一改以往长征叙事中讲述一支主力红军跋涉与战斗的故事,而是兼顾到若干支红军主力部队的长征经历。同时也一改以往注重展示征途中作战、大战的情节布局,更加关注长征中会议和决策的来龙去脉,可以说“打”让位于“议”了。因为要兼顾讲述多支红军主力的长征经历,这两部作品都采用以家庭关系来连接剧情,通过家人的聚散来侧面描写长征中的分进与会师。虚构辅线上的家庭化布局是2016年长征叙事的一个特点。
电视剧《绝命后卫师》是2016年长征题材创作中最具时代特点的作品。它与电影《血战湘江》同时出现,都以悲壮的色彩描写了红军长征中所遭受的重大损失。它们的价值在于,以“真的英雄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的情怀,第一次不再用大团圆的模式来讲长征的艰难,而是肃穆地书写了长征中的重大挫折,第一次用电视剧的形式展现为突破而牺牲的5万多红军将士,树立起令人崇敬的丰碑。2016年的长征叙事通过《绝命后卫师》《血战湘江》告诉观众,长征不仅是终点到达者的丰碑,也是血沃征途者的丰碑,是前仆后继者的丰碑。
高小立:看得出,在重大节庆、纪念日之际,集中推出献礼作品,是事先有规划、播出有重点的安排,其实,观众在非纪念日时期,也希望看到题材类型多样的电视剧,包括革命历史题材,而不是只有到了纪念日都是红色题材,纪念活动一过,各大卫视一窝蜂被古装剧或偶像剧霸屏。
赵 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周年创作”与纪念日档期播出是密切相关的。周年性的纪念综合性活动,会形成“周年关注时段”,电视剧在这个时段播出,易于与其他新闻、文艺节目形成类似“共振”的效果。所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和播出在周期性同步中也保持着很高的时段同步性。
高小立:《安居》是我对2016年现实题材创作评价最高的一部作品,《安居》聚焦了中国人最敏感的“动迁”故事,虽是底层叙事却不回避矛盾,用温暖现实主义风格演绎了从安家到安文化的和谐动迁故事,塑造了一系列小人物形象,尤其立足于人物性格支撑的喜剧化人物形象成为轻喜剧创作的示范。
赵 彤: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自古及今都不外于“安居乐业”这个基本项。《安居》的故事就立意于此,既具现实内涵又有历史韵味。这部作品选择了一个“命令式”的开篇来结构矛盾,却通过“服务式”的过程来解决矛盾;从老城区改造这个物质建设话题开启,却以拆迁者和被拆迁者心态改观的过程予以贯穿;它从一个三代之家小院的动迁纠葛开始,历经数个家庭拆迁的情节,最终归于一个大家族古宅保护、亲情回归、家训传承的漫长故事。在剧情进程中,来源多样的拆迁干部和心态各异的被迁群众,都经历了什么是应该被“拆掉的”、什么是应该“保留的”、什么是应该“追求的”这样的思考与抉择。在观剧过程中,荧屏前的观众也经历了这样的思考。为了实现“中国梦”,我们需要这样的基层思考和基层作为。
高小立:《欢乐颂》《小别离》《女不强大天不容》三部作品,与时代同频共振,从残酷职场、到子女教育、到媒介变革,接时代气息、接老百姓人气,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当然,《欢乐颂》对阶层固化的推波助澜,《小别离》《女不强大天不容》一概采用的轻喜剧叙事风格,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刻性。
赵 彤:《欢乐颂》里有五个年轻女性,1959年的电影《五朵金花》里也有五个。《蝴蝶泉边》这首歌,如果让今天老一代女性观众来唱,歌词会是以“大理三月好风光”开头,而要让“80后”、“90后”的女性来唱,开头会是“我看到满片花儿的开放”。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五朵金花》是与时代同行的结果,《欢乐颂》也是,时代不一样了,旋律和唱词也就不同了。《欢乐颂》引起了关于“阶层固化”的讨论,但“阶层固化”的问题却不是由《欢乐颂》造成的。当“富二代”等“各种二代”词语出现时,“阶层固化”的问题就已经出现了。《欢乐颂》只是直面了这个社会问题,扫描了这个社会现象,但没有超越。
《小别离》涉及的话题从《北京人在纽约》播出时就有了。虽然两部作品的目的地都是美国,但当这个话题从1994年的成年人在美国奔波,变奏为2016年的青少年出国、全家奔忙的时候,滋味变得更复杂了。王起明夫妻折腾得劳燕分飞,方圆和文洁也差点形如路人。《北京人在纽约》中有一个怅然若失的结局,《小别离》里却有一个甘之如饴的落幕。
1984年电视剧《新闻启示录》所描绘的女记者闵婕,与《女不强大天不容》中实习期的郑雨晴多有相似。在我国电视剧发展史上,《女记者的画外音》和《新闻启示录》在上世纪80年代引人注目。它们以女性媒体人为主人公,建构起经历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讲述结构,描绘社会生活的变化,讲述媒体人的心路历程。2016年《女不强大天不容》承接了这个叙事结构,它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生活的描绘、对媒体人的自身观察,虽不似《新闻启示录》那样充满激情与锋芒,但更加绵长、丰厚。
高小立:2016年谍战剧作品数量也不少,似乎剧外比剧作本身更热闹,观众主要围绕重颜值胜过重演技的问题展开批评。的确,2016年度谍战剧《解密》《麻雀》《胭脂》《双刺》无一例外地走了青春偶像化的路径,其实,偶像化没什么不好,关键要提高演员的演技,要塑造人物,而不是一味展现演员的帅。2016年谍战剧的另一个问题是热衷用家斗置换谍战。相比而言,由麦加同名小说改编的谍战剧《解密》,除了演员陈学冬表演欠功夫之外,其丰满的文学基础保证了该剧的成功。
赵 彤:2016年谍战剧已经显示出明显的疲态。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主角选用的“鲜肉化”,这是借助“高颜值”来挽救老套路的办法。一个是谍战双方角色关系的普遍亲缘化,分属对立阵营的双方,或多或少、或远或近都能攀上亲戚,道义和忠孝纠缠起来,斗起来撕得更为严重,这是谍战戏不够家斗戏来凑的表现。
高小立:回顾2016年度电视剧创作,在可观的数量中,好作品还是太少,电视剧整体创作中还存在着深入生活不够、重IP轻原创、不重视剧本打磨、概念先行的诸多问题。现实题材永远是电视剧创作的主流,荧屏还缺少优秀的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包括一些行业剧。2017年仍然要在提升电视剧品质上下功夫,不求数量,但求质量。无论是几星联播,还是台网联播,观众选择的永远是好作品,而不是平台。
赵 彤:2016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数量较多,既是我国电视文艺意识形态属性决定的,也是两大纪念活动特有的推动作用,召唤电视剧创作产生的结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们的文化传统始终一向重视历史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即如“长征”和“新的长征”、“改革”和“继续改革”。而历史和现实的连接点,以“五周年”和“十周年”这两个特别时刻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因而,电视剧也会相应地形成“周年创作”这个具有鲜明主题导向的创作现象。在“周年创作”的历程上,中国电视剧已经走过了30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句话也是理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周年创作”特点的点睛之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周年创作”内涵着两个创作主题,一个是述史,一个是承志。前一方面是通过对史事的描写告诉观众,中国走过的道路是怎样的;后一方面是今天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的精神品格。
周恩来和彭德怀的历史功绩和人格风采,以前也多有影视作品予以呈现。《海棠依旧》从“亲人诉说”来描写周恩来总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与生活,《彭德怀元帅》在漫长的烽火岁月中描写性情如火的共和国元勋,以新的视角给观众展现了共产党的人格魅力。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教育先后展开的时代背景下,这两部作品所塑造的周恩来与彭德怀形象,传颂的是前辈优秀共产党员的佳话,传播的是当代共产党员应有的坐标。
(文/高小立 赵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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