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丽军(1972.12—)，男，山东莒县人，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届客座研究员、特约研究员，山东省首届签约文艺评论家，山东省作协首批特邀研究员。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理事、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茅盾研究会常务理事。

　　新世纪文学经典何去何从?有人认为在今天“文学死了”的时代，文学经典已经终结，“21世纪是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这是文学的宿命。”[1]也有人认为，“当代文学经典正在远去”，“甚至叫以这样痛心地来讲，如今的校园，传统的、精神的东西止在淡化，物质的、实用的东西在扩张。传统被解构，经典被抛弃，时尚被追捧，流行风行四方;而独立、自由、充满想象和激情的大学人文精神处于失魂状态。”[2]文学经典娱乐化、商业化、平面化、复制化的被解构命运和存在危机越来越清晰了。但是不是文学经典就此终结?今天的人类就不需要文学经典了吗?如何看待新世纪文学经典化的危机?新世纪文学经典应如何重构?对此，学者提出了众多不同的看法，形成了一个较为持续的关注文学经典危机的人文研究热潮，表现为一种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紧张对垒的文化焦虑。本文拟对当前经典化论争进行总结、梳理的基础上，指出经典化论争的误区所在，分析经典化、反经典化与去经典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探讨如何辩证地看待文学经典化的“危机”，思考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建构的多种途径与可能性。

　　一、恒定与变异：文学经典的“一体两面”

　　文学经典有没有永恒性?这在前现代和现代文明时期，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经典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每个民族自身的文化典籍和文学名著，如中国的《诗经》、唐诗宋词，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等等。但是，随着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各种各种后现代思潮的到来，一些民族原有的经典不断受到冲击，另一些不见经传的作品则开始登上经典的殿堂，文学经典日渐出现多元化面貌。事实上，尽管经典受到了冲击，但是，一些真正意义的文学元典依然散发着永恒的、不朽的艺术魅力，向当代灵魂迷失的人类昭示生命的本真和终极的意义，提供丰沛的精神滋养。如《诗经》中的《关雎》，当我们今天重新阅读的时候，依然为诗中所展现的人性之美、情感之美、意象之美、音乐之美感动不已。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是永恒的。

　　经典是永恒的，并不意味着凝固、僵化。永恒性是经典本体的一个向度，指向的是经典本身所具有的普世性人文精神价值。而事实上，经典的这个普世性的精神价值，如讴歌爱情、大地、母亲、英雄，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是有着具体不同的语言体式、象征意象和艺术形态的。从这个角度讲，经典是流动不居的。如中国文学经典，从语言体式来看，经历了从三言、四言、五言到七言，从诗、词、曲到小说，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历史沿革。可以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正是经典的时代变化轨迹，但是不管如何变幻，经典本身的魅力和内涵并不曾减弱，甚至在某个时候，发生某种艺术经典的复古运动，如唐宋古文运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而同时，经典的艺术形态一旦确立，就同经典本身的精神内涵一样，开始恒定化、经典化，构成一个时期不可逾越的经典，不管后人如何评说，都将以某种神圣的姿态存在，供后人瞻仰、品味、体验。“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正是经典永恒艺术魅力和人文精神价值在一代代流淌传承的最生动体现。文学经典在历史的时空里，借助于不同的艺术形态，呈现为一部部传承着道德之善、人性之美和哲理之思的书籍，构成一条从古至今绵延流动的、灿烂辉煌的经典之河。

　　二、经典的普世性、审美性不应被意识形态性否定

　　恒定和变异，构成了经典本体的“两面”。在前现代和现代时期，经典变异是有较长周期性的，呈现为某种规律性。如中国文学经典的变换，三四百年文体为之一变。但是，到了20世纪，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经典出现了几十年甚或更短时间的断裂现象，从五四文学、革命文学到延安文学，从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文学经典变换的周期越来越短，形成了消解、去经典化乃至是无经典化的时代。文学经典在一切市场化、一切以金钱为衡量标准、视文化为精神消费品的文化消费主义时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如大话文学，戏说经典，经典改写、戏仿、搞笑等消解经典的去经典化运动。经典的神圣性、崇高性、永恒性轰然倒塌，被“消费”为高额的商业利益、平面化的浅薄庸俗和大众化精神狂欢。针对这种全球化的经典危机根源，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刻的思考。陆扬引用艾伯拉姆斯的观点，指出“经典的边界是变动不居的。即是说，有时候一个作家位居边缘，甚或压根就无缘于经典，但是时光流转，趣味更替下来，完全有可能突然跃居中心。”[3]艾伯拉姆斯的观点得到了东西方文学史的印证，其中一些西方学者引用陶渊明从非经典到经典的事例来说明经典的变异。一些中国学者则通过分析美国的经典文学教材选本中入选作家作品的变迁来看当代文学经典的流变，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学经典的变迁展现了当代美国意识形态和多元文化主义思潮，把过去受到排斥的黑人文学、印第安本土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和女性文学等非主流文学作家作品纳入到经典的行列之中，是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微观呈现。[4]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微观权力运行机制研究恰好为这种经典变迁原因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过于意识形态化解读，对文学经典的神圣性、崇高性和恒定性造成了一种精神的内伤。“认定经典不过是文本，不过是众多文本之重由于某种偶然原因的局部或突然放大，进而虚无地宣称，只要受众喜欢的文本就可以升格为经典，一切文本都可以擢称经典!这是某种时髦的文化研究可能形成的误区。”[5]在这些人看来，文学经典没有恒定不变的东西，只是某个时期某一部分人(常常是操控权利的人，如政治人或知识精英)基于某种利益或审美趣味的狭隘选择;一旦时过境迁，文学经典就要发生变异，就要被新的政治人或知识精英圈定的新经典所取代。这样一来，文学经典就会像黑熊掰棒子一样，掰一个丢一个，陷入经典的虚无主义相对论陷阱之中。这种观点的误区在于，以文学经典的意识形态性取代文学经典的普世性、审美性、民族文化性。一旦陷入虚无主义相对论陷阱之中，我们就会在无形之中消解了对经典所应有的敬意，会肆无忌惮地肢解，乃至践踏、否定经典的存在。

　　“不管阶级、性别和其他特殊利益关系在经典形成过程中发生什么影响，它们并不能代表导致经典产生的全部复杂因素，而在这些因素当中，举足轻重的是经典作品本身知识和艺术特质，能否久经考验，且传布久远的人文价值。”[6]事实上，经典承载了一个民族自远古以来的文化基因秘码，是民族文化想象共同体的最核心部分，有着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形象原型功能;同时也显现着人类共通的人性意识、精神品质和文化理念，是具有普世性价值意义的。“文学是灯，或许它的光亮并不耀眼，但即使灯光如豆，若能照亮人心，照亮思想的表情，它就永远具备着打不倒的价值。而人心的诸多幽暗之处，是需要文学去点亮的。……从古至今，人世间一切好的文学之所以一直被需要着，原因之一是它们有本领传达出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呼吸，有能力表现出一个时代最本质的情绪，它们能够代表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想象力。”[7]

　　“在世界文学领域里，这种交流、碰撞、吸收往往就发生在经典作品的传播与译介过程中，而这些作品中带有的人类共享的历史经验和记忆、体现的人类共认的道德观念和理想、显示的人类共通的审美情趣和形象等等，就具有了超民族的文化价值认同的属性。”[8]文学经典的普世性、审美性、民族性、文化性不应被所谓的意识形态性一笔抹杀，不应因为经典的艺术形式和审美趣味流变而否定永恒性的一面。事实上，经典在当代嬗变与流动的加速，不仅仅在于意识形态的因素，而更大、更根本的因素在于当代人类文化、文明发展的加速流动和交汇融合。

　　纵观人类文学经典的流变，我们就会发现，在微观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运行机制之上，还有着更为重要的和起着根本制约作用的因素——人类审美趣味与道德关怀的变迁。随着时代的演变，人类的审美趣味也逐渐发生着变化，如陶渊明诗歌地位的变化，就是从魏晋到唐宋诗歌审美趣味演变的经典化结果;而当代美国文学选本的变化，则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呈现为当代道德关怀意识变化导致文化多元化和黑人文学等经典的多样化。可以预言的是，随着人类道德关怀的进一步扩展，展现人与自然和谐融洽的生态文学，如梭罗的《瓦尔登湖》等将迈入经典的行列;与此同时，《圣经》等神圣经典则因为张扬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而饱受质疑，出现神学生态化的新转换与阐释。

　　三、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危”与“机”

　　全球化在中国这个新兴的市场大国显现着巨大力量。在文学艺术领域，全球化所带来审美趣味和道德关怀变迁，在给当代中国人带来民主、科学、人本主义等现代性理念的同时，也极大冲击了以往中国文学经典的概念、内涵和精神指向，特别是当代红色文学经典。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危机在于，一方面由于受到全球化的冲击而带来以往文学经典，特别是红色革命历史文学经典的消解。过去的经典和现代经典遭遇到无边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受到文化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当代文学的创作、出版、评价越来越以市场占有率为基准，带来了文学的商业化、庸俗化、低级趣味化，文学经典不仅无法诞生，而且文学性的底线受到挑战。一种类似“无物之阵”的“新意识形态”操控这当代文学经典的生产机制。[9]因此，如何评价当代中国文学，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文学的去经典化所带来的经典危机，已经成为一个无法漠视、无法回避的的问题。

　　然而，我们只要认识到人类文学经典的普世性、审美性和民族文化性的一面，就不必为文学经典的嬗变、消解而忧心忡忡，因为文学的嬗变是自然的流动，恰如文学经典永恒性同样存在一样。即文学经典不因为流变而取消永恒性，也不因为用普世性、永恒性而凝固不变。相反的是，我们应该看到文学经典在运动中消解了一些不适应时代、不具备永恒性的质素，而把符合新时代审美趣味和道德原则的质素显现出来，生产出新时代的文学经典。可见，文学经典是一个艺术的张力场，经典化与反经典化、去经典化构成了内在的张力。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当代文学去经典化大惊小怪，更好不必视之为洪水猛兽。

　　应该看到，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危机，既有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审美趣味、道德关怀变迁的深刻影响，又有着来自中国文化内部的非现代性因素的内在精神缺陷。作为农业文明时代的文化系统，封建家长制、长者伦理文化、等级秩序、丛林法则等曾经有过合理性，但已经不适应现代和后现代文明。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当代中国文学艺术，依然有着很多阶级斗争的、遏制人性乃至是非人性的精神缺陷。正如有的批评者所言，文学有经典化，也必然就会有“反经典化”的有形或潜在存在。“红色经典遵循既定意识形态讲述‘历史’的特征注定了反红色经典文本的问世。因为一旦远离既定意识形态，个人的经验记忆就有可能复苏，并以文本的形式表现出来。”[10]

　　“反者，道之动。”比较于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经典叙述”，当代文学中的“反红色经典叙述”就不仅显得必要，而且也是进行新的文学经典化的不可缺少的程序。“广义来讲，反红色经典的文本包括所有反既定意识形态的历史叙述。”[11]文革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正是因为反经典化叙述而迈入了经典化的行列，卢新华的《伤痕》就是最为突出的例子。样板戏是反经典化的另一个典型例子。作为“红色经典”样板的“样板戏”，因为本身所蕴含的许多非人性的、割裂人物情感心理结构的因素而在文革后饱受质疑，所以才有了新世纪以来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等改写、改编事情的发生。可见，作为经典化对立面的反经典化存在是必然的，是文学经典历史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一环。因为有着反经典化的背反性内在逻辑理念的存在，才有了去经典化行为的合理性。新世纪文学经典面临尴尬处境和被消解的危险，本身就包含着原有的文学经典浴火重生和新文学经典横空出世的多种新生机。“传统经典在这样的解构中代传统文学价值受解构之过，又在被解构中助生着跨世纪文学的发展与繁荣……解构不是破坏与否弃，而是转型与孕生。”[12]

　　随着时光流逝、审美趣味和道德原则的变迁，经典的反经典性因子不断增强，必然导致去经典化行为的发生。人类文学艺术的经典发生史，如中国的《西厢记》和《哈姆雷特》的经典化过程，无不印证着这一规律。没有反经典化，就不可能出现去经典化的文本实践，更不可能有新的文学经典的诞生。正所谓破旧立新，“推陈出新”，“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看,不断循环、吐故纳新是一个文化机体的健康标志,也是一个民族文化活力的具体表现。”[13]

　　四、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的多种途径

　　文学经典受到来自文学内部的消解和来自文学外部的冲击，以文学为中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文学就此可以消解了，人类不需要文学经典了。恰好相反的是，这是一个文学经典无比危机的时代，这同样也是一个无比需要文学经典的时代，是一个更加依赖、更加需要文学经典发挥其独特艺术价值和作用的时代。惟有文学经典发挥其独特价值作用，经典危机才会消除，才会建构起与新世纪审美趣味和道德关怀相适应的新经典。如何去除危机，建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呢?这需要来自批评家、作家、读者和意识形态权力机构的多方面努力，需要来自期刊杂志、新闻媒体、网络微博、手机报等多传播介质的参与，需要反经典化、去经典化、经典化的经典张力场各元素的多元博弈。

　　1、全球化时代与经典的当代命名

　　当代人可不可以命名当代经典?对此，吴义勤先生认为，我们存在着一个观念误区：“所谓的当代人不宜写当代史，所谓当代文学没有经过实践的沉淀与检验，还有当代人与当代文学之间没有必要的距离等等。”[1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当代人不宜做史的观念呢?在古代由于印刷术技术的落后、媒介传播方式的有限性和缓慢性，从技术层面制约乃至决定了古代人治史的滞后性。但是，随着新闻出版业的繁荣和媒介传播技术的高度发达这为文学艺术作品的出版、发行、传播、阅读接受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性。全球化时代，人类可以跨越时间、空间、语言、种族的种种障碍，实现同时阅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代文学经典已经无需像古代那样缓慢的传播与接受，最终被不同时代、地域的人们命名经典，而是可以同时代、跨地域来实现文学作品的传播、阅读、接受，进行文学经典的当代命名。

　　因此，我们“不能把对文学的判断权完全交给权威或者交给时间。同代人对作品的理解肯定要超过后代人的理解，所以不要只等着后人的挖掘。”[15]所以，对于当代批评家而言，要善于发现经典，勇于命名经典。这是全球化时代文学生产与传播体制所赋予批评家的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职责。

　　2、读者的审美趣味与经典命名权

　　批评家可以发现和命名经典，却不可以垄断经典的命名权。作为20世纪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潮流派的崛起就是读者接受美学理论的出现。它极大地改变了以往作家中心论和文本中心论的地位，形成了以读者审美接受为中心的研究思潮。在读者接受美学看来，没有经过读者阅读和接受的文本是不具有生命力的。正是因为有着读者阅读的环节，文学作品才可称之为文学，才是一个完整的、有活力的艺术存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读者都是有命名权的。例如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评价，到了上世纪80年代，金庸文学是经典文学很大的一部分。金庸是被所有人喜爱的，然后再被专业的人去研究。”[16]

　　读者的阅读接受不仅是文学作品之所以成其为文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且也是文学经典化的一个重要过程和试金石。很多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最终是一代代承传下去，还是日趋消亡，不取决于批评家的权威、也不取决于权力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只是取决于读者是否继续愿意读下去。一遍遍、一代代读下去，那就是经典，否则就不是。从这个意义而言，读者阅读接受是有着经典最终命名权的。

　　比较于批评家或权力意识形态的审美偏颇而言，一代代读者的审美阅读接受还可以纠正经典命名中的偏狭，缝合意识形态所带了的审美缝隙，起到经典命名的补正纠偏作用。如新时期以来的精英批评家所漠视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无缘在当代文学史中得到经典的命名。但是，一次次的读者接受调查中，《平凡的世界》都要被读者提起，从文学史的阴影中浮现出来。不惟如此，在大街小巷的报摊小贩，《平凡的世界》的读者接受踪迹几乎是无所不在。在笔者所辅导的夜大学生中，有人就曾说每年都要读上两遍，每次都泪流满面。“文学不仅仅是一个专业，它始终是与生命和灵魂紧贴一体的。诗性是一个民族的核心隐秘，它不仅体现了人类追求完美的一种本能，还包含了更多的不可思议的能量。” [17]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经典不仅构成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而且直接建构我们的人生，铸就我们内心一生享用不尽的精神资源。

　　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叙事同样带有着读者阅读期待和审美趣味的影子，这是一个可以值得期待的经典化过程。因此，我们要充分相信读者的审美趣味和经典命名，“只有所有的文学爱好者、文学阅读者的声音都发出来，才能完成文学经典化的过程。”[18]

　　3、文学选本、意识形态与经典化

　　经典、文学史，都是20世纪具有现代性含义的词汇，有着鲜明的西方学术史、学科史精神背景。比较而言，20世纪之前的中国文学有着明显的时间划分，以朝代命名，以文体分类。 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史是思辨型的，三言两语，以一语中的、一言以蔽之为文学批评的最高境界。这在妙不可言的同时，也存在着难以建构宏大学理体系的局限性。因此，行使文学史功能的是文学选本。从最早的《诗经》，到《昭明文选》、《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一个个文学选本规划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世界的边界。虽然，每个朝代的文学选本都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选本在某种意义上，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心理结构的原型记忆和集体无意识。

　　对于当代文学而言，文学选本依然是经典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选本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国古代的民间或官方的作品精选，当代的小说排行榜、各种文学评奖、作品大赛、“当代文学100强”等众多形式都承载了文学选本的经典化功能。在众多形式中，具有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文学读本等强制性阅读选本，无疑起到了接受最大化的阅读效果，是经典化最迅速、最便捷的途径。随着当代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的持续深入，越来越多的当代文学作品有望跨入意识形态权力经典化的大手之中。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权力意识形态经典化是一把双刃剑，在经典化的同时也对另一些作品构成了遮蔽。

　　4、新媒介形式传播与经典化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日新月异的新世纪时代的到来，而不能一味沉浸在过去的经典化理论观念和文学中心论的梦想神话之中。现代文学所倡导的“小说新民”、“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推动时代、社会、政治、文化的革故鼎新功能，已经永远成为历史了。网络、视频、影像、手机等视频音像的读图时代开始了，文学从原来艺术舞台的中心角色退回到本来的位置中去，作为一种提供深层精神滋养的元艺术而存在。

　　因此，新世纪文学的经典化，要在媒介传播形式中进行艺术创新，从单一的语言艺术世界中走出来，尝试在网络、影视、手机等新世纪媒介形式中存在。莫言的《红高粱》、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陈源斌的《万家诉讼》(改编为电影《秋菊打官司》)、苏童的《妻妾成群》(后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文学作品都是因为“触电”而名噪一时，家喻户晓，实现文学经典化。事实上，文学作品的改编是实现经典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语境中，影视话语对于文学文本的广泛认知、价值阐释和经典建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9]人类很多艺术经典就是在不断的改编中实现经典化的。当然，从古代的文学作品形式、体裁、内容的改写，到新世纪今天文学作品的改编为影视剧、舞台剧，我们都可以看到一条文学作品从名不见经传到实现经典化的共通道路。

　　参考文献：

　　[1]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文学经典的建构、结构和重构》，童庆炳 陶东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2]吴晓东：《当文学经典正在远去》，《教育旬刊》，2009年2月(中)，第61页。

　　[3] [6]陆扬：《经典与误读》，《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第84、84页。

　　[4] 金文宁：《从<诺顿美国文学选读>看美国文学经典重构》，《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31页。

　　[5]陈雪虎：《当代经典问题与多元视角》，《文学经典的建构、结构和重构》，童庆炳 陶东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7]铁凝：《文学是灯——东西文学的经典与我的文学经历》，《人民文学》2009年第1期，第101页。

　　[8][13]江宁康：《世界文学：经典与超民族认同》，《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2期，第16、15页。

　　[9]王晓明：《面对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中华读书报》，2003年2月26日。

　　[10][11][新]蒋海新：《解构红色经典：读张抗抗的<赤彤丹朱>》，《文学经典的建构、结构和重构》，童庆炳 陶东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0、340页。

　　[[12]王纯菲：《新世纪：文学经典的解构与延存》，《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第99页。

　　[14][15][16][18]吴义勤：《文学的经典性与当代文学的走向——在宁夏青年作家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第108、107、107、107页。

　　[17]张炜：《尊敬经典——从阅读的演变谈起》，《山花》，2009年第7期，第18 页。

　　[19]郝敬波：《从影视<红粉>看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电影文学》，2010年第19期，第24 页。

　　延伸阅读：

　　张丽军：论老舍的城市底层叙述

　　关于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的一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