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评论家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对文艺作品做出具体的分析与评判，还有更多深层次的问题，这主要包括：我们为什么要评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评论，评论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既是时代语境变化的结果，也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面对批评本身运营的机制，及其所遭遇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最具根本性的问题作出让自己信服的回答，批评自身的发展便会缺乏内在的动力，缺乏生机与活力，也无法负担起时代所赋予批评的使命。新一代评论家只有将这些问题纳入自己的问题意识之中，并加以探索，才能在文学史上留下足迹。

　　回顾五四以来的文艺批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批评最重要的一个转变即是公共空间的开拓，在五四之前，以评点、诗话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文艺批评，更注重对文艺作品的鉴赏品评，更多的是三五好友“奇书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但五四以来，文艺批评的社会职能与面对的对象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伴随着现代报纸刊物等新兴媒介的发展，批评成了一个公共事物，不再面向私人，而是面向社会公众，批评本身也成为了一个公共空间，任何读者，只要有兴趣和能力，都可以进入，这个空间也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阅读，既向作家与知识界敞开，也向社会公众敞开。应该说公共空间的开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既是五四知识分子社会与文学整体理想的一部分，也是其重要载体。20世纪中国的“新文学”，正是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传播发展，并在历史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则是这一公共空间的萎缩。萎缩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学在文化与社会整体领域位置的变迁，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在一个泛娱乐化与消费主义的文化环境中，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得到突显，而其认识启迪功能则大为弱化，文学尚且如此，批评的位置便显得更加尴尬。在这样的情境下，严肃的讨论与争鸣很难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也很难发挥其社会功用，我们为什么要评论、评论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等问题便突显出来。当然在这里，也存在批评自身的问题。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学院体制的建立及其规范化，文学批评也被纳入学科建设之中，更多地成为学术研究的一部分，而不再直接面对读者、公众与当代社会及其精神问题，更多地在理论层面展开论述，而较少涉及到当代的作家作品，文风也更加晦涩难懂，普通读者很难进入，这些都让文学批评从公共空间中退出，而成为一种专业领域的研究。

　　在这样的情境下，青年批评家要想在批评领域有所作为，不仅要对当代作家作品发声，而且要致力于重建文学批评的公共空间，让文学批评走出专业领域，在文学批评与当代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连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借鉴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经验，研究文学批评的运行机制，及其与社会发生联系的方式。在我看来，五四以后文学批评运行机制最重要的特征在于，文学批评构建了一个公共平台，在其中提出并讨论重要的文学、思想与社会问题，而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鸣、讨论与商榷中，共同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可以说这是一个更为开阔而又宏大的视野，文学批评所关注和评论的不只是文学，而是包括思想、艺术、社会等问题在内的一个时代的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只需看看鲁迅、陈独秀、胡适、茅盾、周作人等五四时代的批评家，他们虽然讨论文学问题，但文学问题只是他们整体问题意识的一部分，他们身处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巨大转型中，以其思想的力量承担起知识分子的使命，为中国文学开拓出新的境界与命运。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思想、观念与态度并不相同，比如陈独秀谈的是“文学革命论”，胡适谈的是“文学改良刍议”，周作人谈的则是“人的文学”与“平民的文学”，但就整体而言，他们所谈论的问题却构成了一个整体的话语场，一个公共性的文化空间。他们以文学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时代最为核心的精神命题，引领时代风气之先。不只五四时期如此，可以说从五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都走在时代最前沿，提出并回应时代提出的文学、思想与社会问题，在整个社会中也处于重要位置。

　　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问题意识，缺少严肃的思想与艺术争鸣，我们并不缺乏对具体作品的评论，在这方面毋宁说是“过剩”的，但大多却是就文学谈文学，缺少一种更加宏观的视野。而对于新一代评论家来说，缺乏问题意识并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尚没有将个人所遇到的问题学术化与历史化，让之成为其文学批评的一部分，或者说不少人的问题意识仍然是师长一辈的问题意识，并未将新一代人的经验、情感与思考带入到研究之中，从而提出新时代青年所面临的新问题，这可以说是新一代评论家所面临的瓶颈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最重要的或许不仅仅是读书治学，而是从学院中走出来，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有更多的观察与思考，同时将个人体验与时代经验“相对化”、“历史化”，将之融入到文学批评之中，只有这样，才能让文学批评充满生机与活力。评论应该有感而发，而在有感而发的背后，则是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以及我们的文学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所面对的对象不只是作品，也是整个世界，或者说评论家是带着对整个世界的理解进入作品的，只有这样的批评才是及物的，才能不断为我们带来新的经验与新的美学。

　　青年批评家面临的时代问题，不仅仅是文艺批评及其语境的变化问题，或许更加重要的是，如何承担起时代所赋予文学批评的使命，或者说如何以文学批评的方式介入当代文学与当代中国的变革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发现自己的问题，或者发现时代的问题，就变得更加重要。在文学批评史的视野中，我们可以看到，伴随一代评论家成长起来的，是他们所倡导的新的美学原则，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新问题、新经验以及解决问题的新路径。在1980年代，当时评论家所面对的是“文革文学”的问题，他们也正是在反思中重建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1990年代，当时的评论家所面对的是大众文化的崛起，当时的评论家集中讨论的便是市场经济、人文精神、日常生活、个人经验等重要命题。那么，对于新一代评论家来说，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这既涉及到个人问题，也涉及到时代问题，既涉及到经验问题，也涉及到美学问题。如果就具体的文学评论来说，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我们如何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第二是我们如何理解作品产生的文艺环境，第三是我们如何认识作品产生的社会环境——也即我们如何认识我们的时代。这三个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我们只有将一部作品置于更加宏阔的背景中，并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与精神的重要命题加以讨论，才能对一部作品有更深刻的认识，也才能让潜隐于时代无意识的问题得以显影，为读者与社会公众所认识、了解并参与。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新的公共空间才能真正形成。新世纪以来，围绕“底层文学”、“非虚构”、“中国故事”、“80后”等命题所发生的讨论、商榷与争鸣，波及甚广，在文学界与社会领域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也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评论家介入文学、介入实践、介入现场的姿态，虽然围绕着这些命题的争论尚不充分，理论建设也不足，但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讨论，无疑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这也向我们展示了，新一代评论家只有站在时代前沿，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才能重建新的公共空间，才能让文学问题与当代中国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在积极探索与相互争鸣中，发掘新经验，创造新美学，与当代中国与当代文学共同成长，开拓出新的空间与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