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当选为刚成立的“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的复旦大学教授汪涌豪在接受东早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看似“不够主旋律”的内行话、贴心话——“我一再提出批评家要独立。要做到财务完全独立，可以不看人脸色说话，本着对艺术的初感做出评论。不仅要说好话也要说真话。”通常说来，在这样的“当选时刻”，一般“荣登宝座者”容易说点冠冕堂皇的话，或者说点“正确的废话”，但是这位比较年轻的学者却“直击靶心”，提出他的重要论点：虽然他和很多批评家都多次提倡“独立批评”，但即便到了“呼吁滥了”的程度，却完全不起作用。为何?因为很少有人直击原因所在，好像只要启发良知、呼唤道德、划清底线，情形就会改观。而其实，真正的症结不在这儿。

　　这就让我想到“根治腐败”的话题。有一阵子，看了很多“反腐录像”，一些贪官在镜头前做悔罪状，有的还拿着稿子念。就发现从他们口中以及片尾的解说词里，不约而同把他们的贪腐行为归结为“放松学习和世界观改造”，仿佛只要“好好学习”，他们就会变为清官。是这样么?我很怀疑。如果不从制度和体制上找原因，而是只找“个人原因”，苛责于他们的道德境界和道德自觉，窃以为是起不到“釜底抽薪”作用的。

　　重新说回“独立批评”。如何保持“独立立场”，不受权力和金钱的诱惑和干扰?真正的症结恰恰就在“财务独立”上。当然也离不开人生境界、文化自觉、职业操守等“形而上”的因素，但假如没有“形而下”的“财务独立”做支撑，很多批评家就会放弃操守，为权势、为人情、为名利作违心之言。就我所见，一些“著名批评家”一边抨击着“红包批评”，一边热衷于“文艺表扬”，穿梭于各种“表扬家扎堆”的场合，用极其夸张和出格的语言，将一部平庸之作，歌颂得天花乱坠。而且不难发现，这种歌功颂德的肉麻之词的多少，与红包的厚度成正比。他们涌来涌去，永远是这些熟悉的面孔，永远是合乎礼仪的捧场之词，弄得“批评界”灰头土脸——说到“文艺批评”这样严肃、崇高、专业的称谓，优秀的文学艺术家们多以苦笑和戏谑对待之，在他们的心目中，鲜有几位令人钦服、受人崇敬的真正批评家。

　　文学艺术家真的只想听表扬之词么?非也。据我熟悉的一些著名文艺家而言，他们特别期望听到有识之士条分缕析的批评之声，他们以为“批评家”博闻强记才多识广理论性强，当能站在相当的高度给他们指导，他们知道自己有不足之处。然而不知为何，明明应该扮演“良师”角色的批评家，常常却做阿谀状，反而弄得文艺家看不起他们。原因何在，除了见解平庸、艺术直觉差、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某些“批评家”之外，一些“有才有识”之士也往往不敢直击要害，通常是“给足面子”。不为别的，为的是给自己留后路，免得把人得罪完了，不再有“进项”。

　　当然也不能全怪他们。目前体制下，你想大发真正的“文艺批评”之言，有几个媒体容纳得下?很多烂片，媒体的“呛声”集体缺席，还不是因为早被“公关”了。版面被资本控制，有你批评家的地盘么?更恶劣的是，一旦有批评之声，资本方甚至组织水军连番轰炸，“黑”批评家。这样的“批评生态”，如何产生优秀批评家?此外，各级官方团体组织的研讨会，初衷多半是“正面造势”，拉一堆名人扎堆捧场。你如果“不识相”地老是“批评”，还有谁会邀请你?你被out是没有悬念的。

　　所以，你如果是真正的良心之士，才识超群，发誓成为像别林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中国的斯基”，成为文艺的良心、文化的旗帜，那么你必须在衣食无忧、丰衣足食、可葆尊严、令人信服的状态下，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不起哄、不扎堆、不讨好，抱着“爱听不听我自由之”的心态说出诚恳之言，到位之言，可庄可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如果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或犀利，或幽默，或严谨，或精悍，必然能够独步天下，成为批评家之翘楚。

　　只是，这样的“财务独立”之批评家，目前的土壤尚难以培育出来。只有到了某一天，批评家能够通过批评获得优渥稿酬，不但能养活自己，还养得很滋润，并且获得尊崇的社会地位，才会涌现出一批真正的“独立批评家”。眼下，只能寄望于那些真正的“财务独立”者，他们的财富来源与“文艺批评”无关，只是将“文艺批评”当做“业余兴趣”，不吐不快，见识超群，“纸媒不睬新媒爱”——以他们为新标杆，或许“独立批评”渐渐成形，慢慢蔚成气象。

　　很少有人直面“财务独立”的问题，仿佛“文艺批评”只属于精神层面。但是深入分析“独立批评”匮乏的成因，却绕不开“财务独立”的命题。既然绕不开，不妨认真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