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影像中国，摄影：张晓华）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是文艺创作和评论义不容辞的职责与使命。如何履行好这一使命，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带着这一思考，近日观看京剧《将相和》，还真产生一种“温故而知新”的感觉。原来读书、看评论只是感到贤相蔺相如、名将廉颇为国为民而“和”，尽管觉悟有先后，但最终都是顾大局而不计个人荣辱，让人感到可钦可佩。这是从社会道德层面作出的理解。这次看剧，被剧中廉颇的一句台词所触动，即“问心何安？于心何忍？”他讲的是如果因将相不和导致强敌入侵，国将不保，民将遭殃，那时作为国之大将，就没法心安。这一段声情并茂、感人肺腑，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当事人强烈的心理斗争。接着，他决定负荆请罪，以实现内心之“安”、将相之“和”。也就是说，他负的是一时之“荆”，卸的是心上永久的“包袱”，实现的是内心的和谐，获得的是心理的“自由”，从而实现了社会需要与个体自由的统一。这是审美的高度，也是创作的温度与力度。由小见大，从这个高度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品一定更具感染力，评论也一定更具说服力。从本源上说，美是人在实践中产生的心理感受，是自由的形式，是真与善的统一。何为真？真就是客观规律性。何为善？善就是实践活动中目的的实现、需求的满足。掌握了客观规律性，能很顺畅地实现目的性，心理上得到极大的满足感，这就是美感的源泉，即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比如，庄子的经典故事《庖丁解牛》中所讲，由于庖丁透彻地把握了牛的结构，以致行动起来“游刃有余”，完成解牛后“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这就是生活中“美”的心理感受。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规律来讲，人是从“群居”中走出来的，社会性是其根本属性，而自然性也仍然存在，有着各种各样的个体欲求，但为了共同的生存发展，每个个体都应服从“群体”和谐运转的需要，将个体诉求与群体利益统一起来。这就是社会道德、主流价值观能够产生并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因。能够去体会更高的符合目的性的观念，就能实现更高层次的心理“自由”，人的精神生命也就可能由短暂化为永恒。这种对“崇高”的追求、对主流价值的遵循，可能会受到外界的启发，但从根本上说是自主的，不是外部强加。这是基于规律性认识的内心和谐与自洽，是社会得以生存发展、和谐安定的精神支撑。正如席勒所说，“只有审美的趣味才能导致社会和谐，因为它在个体身上奠定了和谐”。这也是最能引人思索、最能打动人心、最易引发共鸣的高度。从这个层面去理解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从容，去理解陈延年、夏明翰、江竹筠等革命志士的视死如归，去理解焦裕禄、孔繁森、袁隆平等英模人物的忘我奉献，就会深刻得多、通透得多，创作的艺术作品也会感人得多。

所以，从本质上说，这也是艺术创作应把握的基本规律，即尊重人物个体的自主性，重视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情感纠葛，以传神的形象表达深邃的思想，形成鲜活的艺术“典型”，集中展现生活中的美感。“将相和”的故事发生在2000多年前，以此为题材的戏剧作品之所以长盛不衰，正是因为它的创作秉持这一美学精神，反映社会生存发展的基本规律，引发了人们广泛而深刻的共鸣。“好钢用在刀刃上”，文艺创作尤其应当在此着重用力、用情、用功，力戒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文艺评论也应多从审美的高度来品评作品，多从典型人物的心理、情感上去体会对真理的觉悟、对社会的责任，从自觉、自省、自励中去体会“担当”带来的精神自由，从个体觉悟、美感体验上去反映弘扬主流价值理念的重大意义，以增加评论的亲和力、感染力，在引导创作、引领风尚的同时，促进公众审美能力的提升。如果仅停留在价值评判上，就很难去除“说教”的生硬、嚼出文艺的“美”味，作用也会大打折扣。

本文原刊于《中国美术报》2022年2月21日第5版

（作者：袁正领，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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