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作为全民关注的影视剧创作，在年代题材和现实生活题材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电影《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革命者》《守岛人》，电视剧《觉醒年代》《山海情》《人世间》，都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诗性表达，将第一个百年里的许多瞬间，艺术化地呈现、绽放在当代观众面前，起到了以文艺创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积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我以为，以上作品正是在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传达历史中的中国、现实中的中国、精神维度上的中国。

讲好中国故事，已经成为近几年文艺创作必然面对、必然提及的一个命题，不论是官方还是人民需要、市场需求。首先要厘清的是，什么是中国故事，什么是好的中国故事。简言之，中国故事，肯定是发生在中国或者以中国为摹写对象的故事。这个层面上的故事既多且杂，甚至抖音上的一段民间视频都可以是叙述的一部分，它们与所有艺术门类一起，组成了当代中国庞大的声波。然而，好的、优质的中国故事应该是可以树立中国形象、高扬中国精神、描摹中国气韵、奠定中国高度、传播中国力量的。德国《时代》周报前任总编辑、国际问题专家提奥·索默在接受中新社访问时曾感慨：“在短短30多年间，中国已转变为一个发展动力十足的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先例”。对于“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先例”的创造者，中国需要的好故事应该具备从历史走向现代，从民族血脉深处走向今天，从文化的河流流淌至今的命运纵深感；具备描摹日月山川、大美风物、格调高远的时空磅礴感；具备见微知著、关注个体、疼惜羸弱、为民发声的时代责任感。这是由5000年中屡遭战乱又几经弥合的中国命脉所决定的，这是不论何种遭际总是一脉相承从未断绝的中华文化所呼唤的，这也是建立起现代化制度和国家的中国人民所需要的。

如何讲好以上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故事”？我以为，需要以“史”的深度与“诗”的表达这两个叙述层面去开掘、去铺展。我们面对的题材不一定是历史故事和年代戏，但彪炳着时代气质的大作力作所秉持的创作方法，一定是以“史”作为根基、作为给养。这个“史”，是时间概念，更是文化概念，是历史、文化赋予集合和每一个个体的性格养成、精神养成。我们常说，所有的历史剧都是当代剧，反之亦然。我们今天的集体品质、文化认同、社会属性，多半是历史一点点积累的结果，而文艺作品最终追寻的恰恰就在于此。它让观众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它让读者明晰我们往哪里去。以最近热播的话题大剧《人世间》为例，剧中的主要形象都是时代的缩影和代言。周父支援大三线，将山样的父爱隐藏在对儿女的训斥、无言之中，这是中国父性文化的典型显现；父母一辈相濡以沫、却从不吐露的爱，全凝缩在一封封纸短情长的来信中，这是我们父母辈对待感情的惯常方式；周秉义“达则兼济天下”的公心，周蓉在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碰撞中选择、迷惘与坚守，秉昆的“穷则独善其身”却也善良达观，郑娟遭受命运那样不公平的对待依然选择活着、相信爱情的隐忍，都是中华民族最具闪光品质的代表。及至光字片那些卑微却也认真的生命，也让人动容。

与“史”相连接的，往往是“诗”。诗，曾是中国人运用得最熟稔的表达方式，它的基础是情感：对天地的欣赏，对他人的共情，对命运或反抗或忍受或和解的愤怒、委屈与豁达。而在中国故事的讲述中，这种“诗”意，更应该成为一种美学和价值观上的主动追寻，以艺术的语言传达人物精神、感情世界和价值情操，以达到“史”与“诗”互为表里、水乳交融的境界。以电视剧《觉醒年代》为例，当一代人想要打破旧的桎梏开创新的世界，新旧交替的时事，犬牙交错的势力，理想与守旧的冲撞，苦难与希望的共生，加上一组改写百年中国命运的先行者，以及基于真实史料所铺陈的大事要事，已然构筑了相当坚实的年代剧的骨架和路径，但创作者明显不满足于只是重现一段历史，而是要以诗性的表达将那个年代特有的质感、精神的超拔与文化的熏陶以视觉形象推到今天观众面前：阴雨缠绵、湿漉之气浸透屏幕的江南，军阀过处街道的萧瑟，高校内外思潮涌动的蓬勃……写意对写实的弥补，诗性表达对历史事件的浸润，都让这一本应“很正”的题材有了更多意味、更多余韵。它处处都在提示当代观众：那个年代之所以“觉醒”，是历史选择了中国，是中国选择了这样一批有文化、有思想、有担当的觉醒者、播火者！视听语言传达出文学层面中的诗意，这种诗意又填充和拓展着“史”的长度、高度，使作品上升到一个民族几代人的共同记忆，上升到中华美学的表达维度上。不唯《觉醒年代》，《山海情》《长津湖》《革命者》《守岛人》等，很多作品都具备着这种双向表达、多重建构的追求与能力。或者说，好的中国故事，本来就该是“史”“诗”兼有、形神兼备的。

（作者：陈建忠，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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