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之后，如何持续繁华？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表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十年来，《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人世间》《装台》等严肃文学作品被成功搬上电视屏幕，体现文艺创作者对创新的执着追求。

2024年开年，根据作家金宇澄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由著名导演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也成为现象级精品，生动讴歌改革开放的火热实践，引发海峡两岸暨香港地区观众广泛的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

文艺创新的“繁花”如何持续盛开？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特邀请专家学者撰文，从《繁花》在叙事结构、典型塑造、视听艺术、美学风格、价值表达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的创新之处谈起，探讨如何推动中国电视剧高质量创新发展，以发挥文艺评论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作用。本期“艺见”特刊发五篇文章，以飨读者。本文刊发于《中国艺术报》2024年3月18日第6/7版。（点击查看）

大时代的馈赠，美若“繁花”

新年热播剧《繁花》由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来，在央视电视剧频道和腾讯视频同步开播后，与剧作相关的热搜指数迅速攀升。从视听表现的审美层面来看，一个以上海为地域背景的传奇故事因为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刻画生动成为了荧屏上的观看焦点；而在更为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30集剧作中的时代记录、物像呈现和历史重大事件的影像回望，恰恰与当前社会踔厉奋发的进取精神互为应和，激励更多的年轻人们直面现实，投入实干，真正实现内心深处的未来梦想。

从“不响”到“鲜亮”，跨媒介改编的核心面向是大众艺术

以往常见的现象是，由文学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上映后，原著读者与新作观众各执一词，前者振振有词地维护阅读体验，指责改编过度发挥、不忠于原作等。《繁花》剧集上映后，围绕改编进行的讨论却意外地一致。作家金宇澄和导演王家卫之间惺惺相惜、互相成全，确保编剧秦雯进行大刀阔斧的创造性改编。小说原著的个人史叙事只作为基本时空框架，私密化的自然主义白描和超现实想象一并删改。剧集以大众化审美为新的核心目标，加入激烈商战与情场多角恋的复杂线索，构成了高概念、强情节的影像叙事。再加上剧集在实际拍摄过程中坚持行业高标准，遵照工业化流程，细致落实精品化制作的目标，最终呈现出的作品样貌既符合大众化审美，也保留了鲜明的导演个人风格。更难得的是，还获得了原著作者的大加赞赏。金宇澄在接受各路媒体采访时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对剧集改编的积极肯定，认为全剧宛如一幅属于上海的“清明上河图”，播出后的效果“是不可估量的”，既会让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们产生落泪的冲动，还可以吸引大量的年轻人对已经成为历史的那个年代萌发兴趣。

王家卫曾经认真数过《繁花》书中“不响”二字出现的次数，三十一个章节中共有一千多处“不响”！作为离沪赴港的历史迁徙者，他能够感同身受地理解“创作者的态度”：“不响不代表沉默，它是一种留白。”然而思想上的深切理解并不能直接转换为画面，影视观众期待看到饱满的叙事，由真实感人的精彩表演得到审美满足和情感激动。因此，原作倾心描述的市井生活百态变成了高光照耀下的时代传奇。随着平淡人物沪生与小毛的彻底隐去，原作中并非主角的阿宝进阶成为面目鲜明、名声响亮的宝总，一举一动尽人皆知，他说过的、没说过的话瞬间传遍角角落落。

在犹如东方盖茨比的塑造中，剧集改编将本无情感瓜葛的玲子与汪小姐引入复杂的多角恋爱关系。一方面将原著中着墨不多的前者塑造为雪中送炭的红颜知己；另一方面将原著中几乎近于反面描述的汪小姐调转为全剧中的戏眼所在，先浓墨重彩地表现她帮助宝总白手起家，继而更加集中地表现她主动脱离依附关系，重新艰难而独立地创业。一句“我是我自己的码头”，在赢得事业第一桶金的同时，也绽放出女性自我价值的光彩。始终保持清冽冷感的宝总初恋、冰美人雪芝，代表盛年女性成熟风韵的酒店老板娘李李，女性角色或浓妆或本色，或默默少言或高声大气，在阿宝或宝总的不同身份与年龄阶段里轮流展示各有魅力的女性美。

大时代叙事与全景现实主义

剧集《繁花》成功地打造出女性角色的多样美感，同时将男主角面对多个情感对象的微妙差异，驾轻就熟地编织在错落分明的空间背景中。13路公交车、外滩27号、进贤路的小饭馆“夜东京”和黄河路上的大饭店“至真园”，每个人物都有各自置身并锚定的处所。风格气质虽然不尽相同，外观容颜却都是精致出挑的，再加上细心调配的光影明暗和精妙的粤语流行歌配乐，让很多观众为了剧集中的情感叙事大呼过瘾，以为正在重温王家卫电影代表作《花样年华》的精彩。一部电视剧拍出了电影的质感，是《繁花》得到的共同称赞。然而，激发观众追剧热情的从来都不只是表面上流光溢彩的视像和怀旧金曲本身。真正让人感动甚至落下热泪的情节点，恰恰是往日的动听歌声再度响起在恰切的情景复现里。

作为一部大量包括现实主义叙事内容的作品，《繁花》的时代背景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发展。有波澜壮阔的真实历史作为影像原型，是《繁花》之美高于《花样年华》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大时代给予创作者的题材馈赠。

主人公阿宝在剧集中完成了三次变身。第一次是从上海弄堂里的小阿弟成长起来，由街道工厂的机械工人变作空壳公司的小开，靠爷叔教导的生意经成为商人，派头、噱头和花头，样样做得出；第二次是小开变老总，转投外贸行业，为江浙沪的乡镇企业产品进入上海乃至国际市场牵线搭桥；第三次是投入股市并涉足资本运作，经历了一轮完整的上市、挂牌、炒作与护盘的搏杀后，退回上海郊区的土地上，归隐田园的同时，重操种植类实业。

结合剧中的实际表现，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商战情节显然更为扎实，即便有稍显冗余的情感戏附加，以及不无过火的黄河路争斗场面时时穿插，也基本上能够达到相对合理和可信感人的程度。反而是剧情进入20集之后变得外强中干。被描述为反派人物的强慕杰登场，带着炒股初期的积怨，与宝总处处为敌。两人间的争斗在一定程度上有金融实战的成分，正如商家与资本，有时互相依存，有时又要竞争和反控制。剧作为表现这段金融战的神秘、悬疑和紧张感，特别调用了谍战式的拍摄方法和影像语言，有意强化剧情，进入高潮矛盾。可惜未能达成预期效果，低沉音乐烘托下的激烈争斗最终流于概念化的字幕补充。是什么导致了剧情发展到后来居然高开低走、难以为继？或许把欣赏剧作的眼光与现实主义的全景化艺术特征结合起来，能够更好地看清答案。

《繁花》虽然是典型的上海作品，剧中的空间意义却远大于上海本地。上海作为中国商品扬帆出海的东方大港，与富有生产能力的湖西针织厂、诸暨加工厂相濡以沫，江浙沪携手探索轻工纺织业转型和计划经济走向市场化的转轨道路。再加上汪小姐南下开拓出的深圳代工模式，剧集《繁花》在上半部完成了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的现实主义叙事，活力充沛，欣欣向荣。进入尾声的资本较量部分，由于缺少扎实的细节进行辅助叙事，关键转折又语焉不详，人物间的咬牙切齿反而难以让观众共情，再次印证出反映大时代背景的现实主义剧作更需要细节翔实、人设真实、矛盾据实以建的全景化叙事。

阿宝在告别爷叔的时候说：“我不是你最好的学生，但你肯定是我最好的老师。”这句总结用来思考剧集与时代的关系也是合适的。回望近期影视作品，剧集《繁花》不一定是最好的，却一定是最独特的。它的成功热播既传达出观众对于剧集精品化的期待，也预示着真正实现了作者风格与宏阔格局的现实主义作品一定不会被辜负。

《繁花》的影像制作融合了多部非虚构作品，基础庞大，原型大多有迹可循。不仅有素材来自《上海赋》《野蛮生长》《股市中的悲欢离合》等，还从世界公认的经典纪录片中选取了大量图片和视频片段，比如佐田雅志的《长江》、安东尼奥尼的《中国》等。30集剧作完成首轮播映后，网络上涌现出海外报道的积极反馈，呼唤《繁花》继续发挥普通话和沪语版的长处，制作外文版，推向海外放映。因大时代的感召而盛放的“繁花”，正在把精彩的中国故事带向更广阔的天地。

（作者：杨俊蕾，中国文联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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