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习思想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本期特别选登三篇文章，分别立足于艺术学、美学、文艺理论三个领域，从方法论角度，强调艺术学理论本土化过程中基础性工作的重要性，探讨中国现代美学之于当下美学建设的方法论意义，展望工艺学方法论范畴对马克思文艺思想体系重构的开创性意义，以期助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

工艺学、自由时间：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文艺思想体系的重构

内容摘要：局限于生产关系投射的意识形态观念论范畴，文艺学已不足以全面应对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正在锻造的文艺自动机器大生产方式的挑战。蒸汽机等实现了机器能量自动化，当今人工智能正在实现机器(计算机)智能自动化，引发人类生产工艺方式和生产力二次现代化革命，使物质生产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减少、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产品不断增加，从而使从物质生产中游离出的自由时间越来越多，促进文艺精神生产越来越快发展；而代表生产现代化社会方式的资本，则力图把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束缚在自我增殖的封闭循环中，打破资本封闭循环而把自由时间解放出来，文艺将获得自由发展。在当今人工智能时代，打破学科壁垒，不局限于意识形态观念论范畴，结合工艺学方法论范畴和自由时间价值论范畴，全面重构马克思文艺思想体系，具有广泛而深远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工艺学 自由时间 自动机器 价值论 人工智能

一、ChatGPT类大模型对传统文艺学的冲击与应对

2022年底OpenAI公司发布ChatGPT大模型，随后国内外研发界不断发布类似大模型而进入“百模大战”乃至“千模大战”状态。正如蒸汽机等曾开启物质产品自动机器大生产时代，大模型标志着计算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正在开启文艺等文化精神产品自动机器大生产时代，这对文艺传统生产方式和传统文艺学产生巨大冲击，若文艺学不作相应调整和理论转型，依旧自闭于学科分化所造成的学科壁垒中，将无法对此作出全面而有效的应对。

与运作已久的谷歌注册用户只有两亿左右相比，ChatGPT注册用户在极短时间内就达到一亿以上，可见其影响的广泛性和震撼性。AI对于全球大众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概念，通过智能手机等，AI早已进入大众日常生活并产生广泛影响，但总体来说尚处于“日用而不知”的状态，而现在ChatGPT则打破这种状态：全球大众真切感受到了“GPT时刻”或“AI时刻”的到来，ChatGPT的发布堪称划时代的“现象级”事件。以ChatGPT为代表的基于自然语言机器学习、多模态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 Generated Content，简称AIGC)大模型的功能固然多种多样，但是，通过提示词(prompt)以文字生成文本、图像、视频等文艺作品，无疑是大众更容易掌握和加以利用的功能，大众可参与的文艺等精神产品自动机器大生产时代已然来临。

从文艺学角度看，传统意识形态论对ChatGPT等AIGC大模型对文艺活动的影响，依然具有一定解释力。OpenAI公司声称，ChatGPT的研发高度重视“对齐”人类价值观，数据标注、监督学习等已对具有种族、性别等偏见的意识形态进行了选择、过滤和清洗，通过“人类反馈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简称RLHF)”等，又对其可能生成的意识形态偏见进行了进一步调控，最终生成的信息(文本、图像、视频等)已基本做到了“对齐”主流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对于传统文艺作品的意识形态，可以结合作品创作者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受的思想观念影响等，进行基本有效的分析；但是现在，“文艺作品(文本、图像、视频等)”直接的“创作者”或“生成者(Generator)”是“机器(计算机)”，而不是“人”，新出现的问题就是：机器也能生产“意识形态”？OpenAI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所以才要标注、清洗数据，并通过RLHF等进一步调控机器自动生成信息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指向。但是，从现状看，ChatGPT抓取的自然语言数据主要是英文，英文数据必然携带其自身固有的意识形态信息，与中文类ChatGPT所生成的意识形态信息会有所不同——在此意义上，审慎对待以英文数据为主的ChatGPT非常必要。但更积极的应对是加速推进中文类ChatGPT的研发，而首先必须充分意识到：这种研发并不仅仅具有技术、经济方面的价值，也具有文化战略方面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OpenAI标注、清洗数据和通过RLHF等所作的调控，显然具有一定的“标准”，而这种标准必然具有相对确定的意识形态总体指向——马克思、恩格斯以下论断对此依然具有超强解释力：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而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阶级的思想一般则受“统治阶级”支配——当今时代美国统治阶级依然主要是资产阶级，AI机器等“精神生产资料”依然主要被这个统治阶级和大资本支配，这就决定着OpenAI的ChatGPT大模型所生成产品的意识形态总体指向；而标注、清洗数据和RLHF等“对齐”方法，则是中文类大模型研发可以加以借鉴的——同样要上升到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来理解借鉴这些方法的重大意义。

但是，ChatGPT类大模型的影响，显然不仅仅局限于意识形态方面，甚至可以说首要的还不在这个方面。从相关表述看，“ChatGPT时刻”往往被比之于历史上的“苹果iphone时刻”“互联网时刻”“个人电脑时刻”乃至“自动印刷机时刻”。也有论者认为大模型将引发一场新的文艺复兴，更有不少论者认为，在AI持续累积性发展的基础上，今天基于大数据、大模型、多模态的AIGC将有望引发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这自然使我们联想到对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现代机器第一次能量自动化革命及其社会文化影响作过系统、深入研究的马克思，并且也可把基于计算机的“ChatGPT时刻”比之于“蒸汽机时刻”。笔者早在2019年就著文指出：AI正在开启中国文论自主创新新时代——2022年以来ChatGPT类大模型，无疑使新时代及其发展远景，更清晰、更震撼性地展现出来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文论界似乎对此远远没有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或依然追随西方各种似乎时髦的如后现代、后人类等理论，对大模型所引发的新的文艺现象及其发展趋势作未必匹配的阐释和评论；或固守单一的意识形态论，认为这些新现象只是一时的时尚，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专业研究没有关系——不克服这种认知现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将丧失自主创新的重大机遇！

当然，文论界对单一的意识形态论的局限性早已有觉察，这突出体现在1980年代以来对马克思“艺术生产”范畴的发掘、讨论上。总体看，学者们意识到了“艺术生产”是与“艺术意识形态”不同的范畴，但是两者之间具体的联系和区别，并未得到深入、系统的揭示和探讨。有关“艺术生产”的集中论述，出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导言》首先讨论了“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等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的“结构性”问题，然后指出：“注意：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这些“各点”大致是“非结构性”问题，但并非不重要。正是在这些“各点”中的第六点中提出“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并在后面作了大段论述：“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或“先说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再说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就“史诗”等艺术形式来说，“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这里非常明确地把“艺术生产”作为“现代人”的“现代的形式”与艺术的“古典的形式”区分开来，可以说“艺术生产”乃是艺术的“现代化”范式——把“艺术生产”泛化而运用于对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创作活动的分析，显然并不符合马克思原意。

那么，“艺术生产”不同于传统古典形式的“现代化”特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导言》中没有直接点出，但由其举出的一系列例子，又可概括出其基本语境：在现代“罗伯茨公司”“动产信用公司”面前，古希腊神话中的“武尔坎”“海尔梅斯”已难以存身——这提到了与“资本”相关的“公司”，而“资本”代表人类生产“社会方式”的现代化，构成了“艺术生产”出现的“社会学”语境。古希腊神话中的“丘必特”“法玛”“阿基里斯”，很难再与现代“避雷针”“印刷所广场”“火药和铅弹”并存，古希腊人的幻想和神话再也无法与现代“走锭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伊利亚特》史诗也就无法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这种史诗的“必要条件”随着“印刷机”的出现而必然消失，而“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也必然要绝迹——这些论述提到了一系列现代化技术和机器，以及与文艺等信息生产直接相关的电报、(自动)印刷机，勾勒出了“艺术生产”出现的“工艺学”语境，并且实际上还直接点出了“(自动)印刷机”乃是导致歌谣等口传文艺传统形式“绝迹”的“工艺学原因”——这些丰富的文艺思想，被后世艺术生产论研究者严重忽视了。更具理论意义的是，《导言》实际上还勾勒出了艺术生产论的基本框架：古希腊人的幻想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包括社会在内)”不自觉的艺术加工，由此产生的神话就是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其基础是“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人—物自然关系”“人—人社会关系”，乃是马克思考察“艺术加工”缺一不可的两个基本维度，或者说这两大关系之间的“关系”，才是艺术生产论最终的基础——而在1980年代以来的讨论中，这些并没有得到系统、深入而清晰的揭示和研究。

顺着《导言》描述的思路，从现代机器两次自动化革命看，英国发明家理查•罗伯茨发明了自动走锭精纺机等并主持曼彻斯特的“罗伯茨公司”——这大致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器能量自动化革命的象征，英国是这场世界革命的中心；而现在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机器智能自动化革命的中心则转移到了美国，微软、谷歌等计算机、互联网巨型公司成为这场革命的象征。智能自动化又是在信息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第一次机器革命中的电报、印刷机等存在承续关系，以此来看，英国伦敦的“印刷所广场”中心地位，现在已被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硅谷”代替；而法国“动产信用公司”，现在已被美国“华尔街”代替。《导言》讨论“艺术生产”的社会学、工艺学语境发生了变化，但是，“华尔街”依然代表“资本”，“硅谷”则代表智能自动化的“机器”，两者构成当今“艺术生产”发展基本的社会学、工艺学语境，同时也是驱动当今艺术生产发展的两种基本力量——与微软资本有关的OpenAI的ChatGPT正在引发的艺术生产新革命大致初步昭示了这一点。在当今AI时代，重构马克思“艺术生产”论批判性的“工艺学”之维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考察了现代机器第一次能量自动化革命，AI正在开启第二次智能自动化革命，而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对于这场AI革命及其社会文化影响，依然具有超强解释力。“机器”是生产现代化的“工艺方式”，“资本”则代表生产现代化的“社会方式”，不是孤立、割裂地考察这两种方式，而是把两者充分结合在一起而考察“机器/资本”的二重性辩证历史运动，构成了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的基本思路——在此思路中，一般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就具体落实为资本主义生产“社会方式”与体现高度发达生产力的机器“工艺方式”的对抗，这也是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现代化特点的最终落实。资本生产社会方式的现代化特性及其对抗性，以及与艺术等“自由的精神生产”的对抗性，又集中体现在“剩余价值”或“自由时间”及其处置方式上——在此意义上，“自由时间”可谓考察现代化艺术生产及其对抗性的基本的“价值论范畴”。

如果说有一个范畴可以把马克思现代化思想贯通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范畴就是“自由时间”：首先，它代表“生产力”，而资本对“自由时间(剩余价值)”的垄断和封闭又体现为“生产关系”，如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就被连通在一起；再者，通过“自由时间”的“游离”，文艺等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也被连通在一起；而“工艺学”则是马克思考察现代化和“自由时间”的出发点——联系起来看：作为生产工艺方式的两次现代化革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能量自动化机器已经创造出了大量自由时间，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智能自动化机器，正在并将创造出更多自由时间，为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艺术精神生产大发展奠定了越来越宽广的基础；但在资本支配下，自由时间却被束缚在资本自我增殖的封闭循环中，艺术精神生产以对抗性的“非自由”的方式发展着；而把自由时间从资本封闭循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艺术精神生产必将获得既快速又自由的发展。在当今AI时代，不局限于“意识形态”观念论范畴，结合“工艺学”方法论范畴和“自由时间”价值论范畴，全面重构马克思文艺思想体系具有重大意义，而这首先又需要回到马克思“生产”理论并对其加以全面梳理和重新认识。

二、投射、游离、工艺学：马克思文艺思想体系的双重维度

有关“意识形态”的经典论述之一，出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同人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是他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其“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而艺术等是“意识形态的形式”——以上勾勒出的基本构架是：“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式、观念的上层建筑)—制度的上层建筑(法律的、政治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生产力”。后世有关“意识形态”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只停留于对这个框架的共时、抽象讨论，而严重忽视了马克思是历时、具体地讨论“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并且还以具体的“中介”把两者连通在一起。

马克思指出：一种生产形式会创造出新的“工艺条件”和“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求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性而引起的”，“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工艺革命”是连通“生产力革命”与“生产关系革命”的“中介”。马克思还强调：关乎“怎样生产”的“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劳动资料”是连通“劳动力(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中介”。以“工艺革命”“劳动资料”为“中介”，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连通在一起，两者关系就被具体化了。使用劳动资料的“社会方式”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的，这种所有制形式也就把“生产关系”具体化了，现代化的“生产关系革命”就表现为“资本”支配生产资料的生产关系或生产的“社会方式(企业经济结构等)”的成熟；而现代化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就表现为“机器劳动”这种“工艺方式(工艺条件)”的成熟——只抽象地讨论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两者关系，会严重掩盖马克思“生产”理论的中介性、具体性、丰富性和现代性。

马克思还以“时间”为中介把“生产力”具体化：劳动生产力所起的作用是“游离”出“剩余时间”，即“超过必要劳动的劳动时间”，也即超过“用于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劳动时间，而这表明人“在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还有空闲时间可以支配”——能够“游离”出一定剩余时间，乃是“生产力”所起的重要作用，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就具体落实为物质生产“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比例的大小，如此，生产力也就不再是个抽象概念了。“劳动群众超出再生产他们自己的劳动能力、他们本身的存在所需要的量即超出必要劳动而劳动的时间”就是“剩余劳动时间”，这种时间表现为“剩余价值”，同时物化为“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把时间游离出来，给不劳动阶级提供了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这种时间可以用于“闲暇”或“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如战争、国家的管理)”，也可以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这清晰地勾勒出了“艺术”与物质生产的“生产力”的“直接关联”：生产力的发展，使物质生产“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减少、“剩余劳动时间”及其生产出的“剩余产品”不断增加，从而使从物质生产中游离出的“自由时间”越来越多，促进艺术精神生产发展。以此来看，“意识形态”标示的只是艺术与物质生产的“生产关系”的直接关联，并不能揭示艺术与“生产力”的直接关联，只有以“自由时间”及其“游离”为中介，才能揭示这种直接关联。

后世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研究，不仅存在“具体化”不足，同时还存在“深度化”不足，即未能追索其更深的哲学基础。马克思强调：“人们的国家制度(制度的上层建筑)和人们的精神方式(观念的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以及“精神生产”的性质，是由“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的“一定的社会结构”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这两者决定的——由人—人社会关系构成的“一定的社会结构”、由人—物自然关系构成的“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是两种不同的维度，把这双重维度联系在一起，才是马克思生产理论深层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接着以上论述指出：只有在“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的基础上，才能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和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和诗歌”与“资本主义生产”并不“相敌对”，与其相敌对的是作为“自由的精神生产”的艺术和诗歌。由此来看，“意识形态”只揭示了艺术精神生产由物质生产中的“一者”即“一定的社会结构”这一维度所决定的性质，并不能揭示艺术由物质生产中的另外“一者”即“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这一维度所决定的性质，艺术精神生产的全面性质是由“两者”而非其中的“一者”决定的。

梳理出以上联系在一起的双重维度，我们就可以对艺术“意识形态”论作出更清晰的定位：物质生产生产现实的“人—人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决定建立其上的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艺术，在此意义上，艺术生产所生产的就是“观念的”生产关系，艺术“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的生产关系的观念反映。马克思曾批评一些不同于“资产阶级辩护士”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虽然觉察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但却抱有“空想主义”，“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形态和观念的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的区别”，却“希望重新实现观念的表现本身，即神圣化的和由现实本身从自身投射出来的反射映象”——“意识形态”就是物质生产现实的“生产关系”本身“从自身投射出来的反射映象”，单纯关注这种观念投射，就容易陷入“空想主义”。物质生产所包含的另一因素是生产力、另一维度是“人—物自然关系”——“意识形态”与此无直接关联，马克思用“自由时间”揭示了艺术与物质生产“生产力”的直接关联：物质生产基本的时间结构是“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生产力”的提高表现为“剩余劳动时间”及其生产出的剩余产品的增加，剩余产品从物质生产中“游离”出的自由时间，就成为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在这一流程中，艺术与物质生产所形成的就是一种体现“生产力”水平的“(自由时间的)游离”关系，不同于意识形态论所揭示的“生产关系”的“投射”关系。

如果说“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文艺思想的“观念论范畴”的话，那么，“自由时间”和“自由的精神生产”则是其“价值论范畴”——马克思以此为价值立足点，批判性地揭示了资本框架下艺术精神生产对抗性的“非自由性”：资产者只承认、原谅那些“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的“最高的精神生产”——这种“物质财富”就是剩余价值，在资本框架下，艺术等“最高的精神生产”被束缚在剩余价值不断增殖的封闭循环之中——正是这一点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而打破资本的封闭循环，把自由时间从资本的“束缚”中“游离”“解放”出来，乃是艺术获得“自由”发展的必要前提。

“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体现了马克思生产理论批判性的“工艺学”或“批判的工艺史”的方法论思路：“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即《序言》所讲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或‘制度的上层建筑’)的形成史，是建立在“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这种物质基础上的；而“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这种‘能动性’体现在生产的‘工艺方式’和‘生产力’上)，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即《序言》所讲的‘意识形态’)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非批判的”宗教意识形态史研究抽掉这个物质基础，而“批判的”工艺史方法则将宗教意识形态追溯到这个物质基础即“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上，这种研究方法，不是侧重于相对容易的“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而是侧重于“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而这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而“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代表，一旦“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会显露出其“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因此，讨论文艺等问题的“意识形态(观念的上层建筑)—制度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生产力”这种框架，只有进一步溯源到“工艺学”及其揭示的“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上，才是完整的，也才能真正贯彻“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方法论——这是研究马克思文艺思想的中外学者所严重忽视的。

马克思工艺学的批判性体现在：把“工艺革命”与“生产关系革命”连通在一起，如果“要证明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这些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单纯地讨论“机器的历史发展”，那么，作为“当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机器，工作机(例如在缝纫机上)就是唯一有决定意义的”。现代的“工艺史”即“机器的历史”：“自动机器”代表资本主义生产的“工艺方式”，而体现其“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社会方式”的是“资本”。“批判的工艺史”研究的就是：作为“工艺方式”的自动机器与作为“社会方式”的资本之间的“联系”，如此也就连通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和人—人“社会关系”。通过以上梳理和分析，大致可以用表格来较完整地勾勒马克思文艺思想体系(见表1)。

表1

从人—人社会关系看，作为“观念论范畴”，“意识形态”只揭示了物质生产的“生产关系”与艺术精神生产的观念“投射”关系。从人—物自然关系看，“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自动机器”作为一种现代化“工艺学范畴”，代表着人对自然高度的能动关系；作为“价值论范畴”，“自由的精神生产”揭示了物质生产的“生产力”与艺术生产的“(自由时间的)游离”关系。从哲学基础看，“意识形态”体现的只是马克思文艺思想的一个维度即人—人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维度，“工艺学”揭示的是人—物自然关系(生产力)维度，而以“自由时间”为中介，则可以把这双重维度连通在一起，如此才能揭示马克思文艺思想体系的全貌。

此外，在马克思考察的“自动的机器体系”中，自动纺纱机等代表物品的机器生产方式和物质生产力的大发展，而自动印刷机等代表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信息的机器生产方式和精神生产力的大发展——今天的“ChatGPT时刻”与这种“自动印刷机时刻”存在着历史承续性。不同于“意识形态”的“自由的精神生产”，乃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艺术精神生产及其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对抗性、进而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本身对抗性的重要的价值立足点；而这一系列对抗，又首先是由“自动机器”这种现代化“工艺革命”引发的——当今AI标志着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智能自动化机器”正在引发又一场新的“工艺革命”，将进一步加剧以上一系列对抗。从自由时间价值论范畴、工艺学方法论范畴出发，可以连通艺术意识形态论，进而可以全面重构具有双重维度的马克思文艺思想体系，这种重构在当今AI时代尤其具有多方面重要意义。

三、AI时代全面重构马克思文艺思想体系的重大意义

局限于“生产关系”投射的“意识形态”观念论范畴，文艺学已不足以全面应对ChatGPT等AIGC大模型正在锻造的文艺自动机器大生产方式的挑战，而马克思有关“自动机器”的“工艺学”方法论范畴、有关“自由时间”的价值论范畴，则对此依然具有强大解释力，并对探讨如何应对AIGC大模型挑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会引发而实现“生产关系革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能量”自动化机器体系，引发现代生产第一场“工艺革命”，物品生产进入自动机器大生产时代，释放出巨大的“物质生产力”，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彻底战胜封建生产关系中走向成熟，但也由此踏上了自我扬弃的道路；而当今AI作为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智能”自动化机器体系，正在引发又一场划时代的“工艺革命”，ChatGPT等AIGC大模型正在开启包括文艺在内的精神产品的自动机器大生产时代，将释放出巨大的“精神生产力”，加速资本自我扬弃进程——如果说蒸汽机等所释放出的巨大“物质生产力”还不足以葬送资本的话，那么，在此基础上，当今计算机等所释放出的巨大“精神生产力”必将葬送资本——资本自我扬弃的这种加速进程，依然可以通过社会生产“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比例更快、更大提高，“自由时间”更多“游离”等，得到科学而深入的解释。

当今代表机器智能自动化突破性发展的“ChatGPT时刻”，与当年代表机器能量自动化的“蒸汽机时刻”确实有多方面的不同——但通过马克思所讲的“时间的‘游离’”，又可以把这两场划时代工艺革命连通在一起。“雇佣劳动只有在生产力已经很发展，能够把相当数量的时间游离出来的时候，才会出现”，“资本”所代表的生产现代化的“社会方式”，只有在“把相当数量的时间游离出来”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而作为现代化“工艺方式”的自动机器在这种时间“游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圈地运动”等“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这也意味着剩余劳动时间从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中“游离”出来而投向第二产业即工业，引发了人类生产方式“工业化”转型。“剩余劳动不仅创造了自由的时间，而且还把被束缚在某个生产部门中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游离出来(这是问题的实质)，使之投入新的生产部门。”这在工业内部表现为制造业新形态及新部门不断涌现，而当工业内部的剩余劳动时间达到一定饱和度之后，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就必然会把“束缚”在工业中的剩余劳动时间等也“游离”出来——这引发了20世纪尤其“二战”以后所谓“第三产业(服务业)”转型，马克思“时间游离论”对此依然具有超强解释力。当今AI发展的基本社会学语境依然是“资本”，这表明当今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依然处在马克思所勾勒的“机器/资本”二重性辩证历史运动中，而立足这种运动，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对AI及其对文艺等社会文化的影响作出科学解释。

劳动资料在资本支配的生产过程中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这种“工艺形态”使作为劳动资料“社会形态”的资本或作为“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社会方式”走向成熟，同时，“资本作为生产的统治形式”随着自动机器体系发展而“解体”的进程也被开启，最终结局将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将“得到自由发展”，社会将不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如此也就“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马克思的这种预测的社会学语境是资本主义“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的“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工艺学语境则是“自动的机器体系”。“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资本的崩溃乃是一种自我扬弃。紧接其后，马克思对自动机器作了非常经典的论述：“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机器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其创造和使用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表明“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所谓“一般智力”就是现在AI研究中常说的“通用智能”，这也表明人不是靠“体力”而是靠“智力”尤其是社会性的“通用智能”或“精神生产力”征服自然而获得自由发展的，而当今AI革命的重大意义也就在于：将更充分地释放出作为“通用智能”的精神生产力，而蒸汽机革命的意义主要是释放出物质生产力。马克思与当今AI的关联，绝不仅仅体现在字面关联上，智能与自动机器的关系，是被传统研究所忽视的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的重要基本论题。

接着上面有关“自动的机器体系”的讨论，马克思讨论了“自由时间”问题，并且实际上还揭示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对自由时间处置方式的不同：资本总力图使“自由时间”成为自身增殖的工具，但实际的发展却使资本“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而资本的内在对抗性及其不变趋势却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这表明资本是“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的，“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如此就形成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同“剩余劳动时间”的抽象对立。而“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象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马克思相关“提要”指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资本的主要使命。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资本中的对立形式。”“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之间对立的扬弃。”这实际上概括了以上论述的基本脉络，即“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在资本框架下所形成的“对立”及其“扬弃”。“提要”还提到“机器体系和活劳动”“机器和剩余劳动”等——这勾勒的是以上对立形成及其扬弃过程的工艺学语境。“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之间对立”，是由资本力图把“自由时间”束缚在自我增殖的封闭循环中造成的；而共产主义将打破这种封闭循环，把束缚在其中的自由时间游离、解放出来，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抽象对立将被扬弃，如此，就会“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进而“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资本的必然趋势”——“否定必要劳动(时间)”意味着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这种“趋势”同时也体现了资本的“使命”即“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而“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资本是通过创造并使用自动机器体系来完成其使命的，而自动机器发展的趋势将是：“物化在机器体系中的价值”将趋于无限大，而“单个劳动能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个人“单个劳动能力”又主要包括体力和智力：以蒸汽机为代表的“能量”自动化机器体系代替的主要是个人“体力”，使社会生产中的个人的体力“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社会物质生产力得到解放；而当今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智能”自动化机器体系代替的主要是个人“智力”，使社会生产中的个人智力也将“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社会精神生产力将得到充分解放——这就意味着作为“单个劳动能力”的“体力”加“智力”的总和的“创造价值的力量”，将“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由此可见，只有经历现代机器两次自动化革命，经过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两次解放，资本创造“自由时间”的使命才能真正得以完成。

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表现为不断创造“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或“剩余劳动”，这种不断创造的最终结局是：人将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即自动机器来代替人从事的劳动，如此，“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蒸汽机等能量自动化机器代替人从事的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当今AI自动化机器使“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主要指智力劳动。那么，每个人又将如何处置被自动机器所代替的体力和智力呢？《资本论》第三卷快结尾的地方给出了答案(某种程度可以将此视作三卷《资本论》整体的基本结论之一)：“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真正物质生产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此即前面所说的受‘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靠消耗最小的力量(此即前面所说的‘单个劳动能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而使物质生产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尽管如此，这个领域也依然是一个“必然王国”，即使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只有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才会开始，而“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其繁荣发展在时间上的“根本条件”是“工作日的缩短”——这种“缩短”又是通过把“自由时间”从存在于“必然王国”中的“真正的物质生产”中“游离”出来实现的，这种“游离”会“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每个人会在“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的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自由发展。

“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的“工艺学”，乃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文明史的出发点和基本的方法论范畴，而使“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受“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则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目标——这又是通过创造并使用自动机器来实现的，而通过价值论范畴“自由时间”及其“游离”，又可以清晰揭示实现这个目标的历史进程：“人对自然关系”的能动性的提升，在现代化以来，又首先表现为由自由时间的“游离”所引发的产业转型：自由时间首先从“第一产业(农业)”中“游离”出来，引发“第二产业(工业)”转型；再从“第二产业(工业)”中“游离”出来，又引发“第三产业(服务业)”转型——当今AI尤其未来可能实现的人工通用智能，将真正完成这场转型，进而真正实现使“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受“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的伟大目标。自由时间的两次“游离”引发了现代产业两次转型，而两次转型同时又标志着自由时间的更快、更多增加，“人对自然关系”能动性的更高提升。但是，这两次转型又是在“资本”框架下进行的，由此形成的对抗性，又主要体现在“自由时间”的处置方式上：资本的本性是力图使“自由时间”束缚在自身不断增殖的封闭循环中，但是，由现代产业两次转型、现代机器两次自动化革命所创造出的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又使资本越来越难以将其束缚，“自由时间”必将冲破资本自我增殖的封闭循环——代表着现代机器第二次智能自动化革命的当今AI，更清晰展示出了这种必然大势。

最后，从当代文艺发展历史和未来趋势看，第三产业(服务业)转型使文化产业等也成为支柱产业，包括文艺生产者在内的白领工人迎来了黄金时代，而现在，ChatGPT等AIGC大模型正在终结这个黄金时代——文艺“意识形态论”已无法对此作充分而科学的解释。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文艺思想是“决定论”的，并由此认为马克思不讲艺术的“自由”——这种判断从马克思相关原始文献看也是难以成立的。作为生产关系观念的“投射”的“意识形态”，确实是为物质生产中的现实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但这只揭示了文艺与物质生产的“一重”关系；马克思还从“自由时间”之“游离”角度，揭示了两者之间另外“一重”关系，并且，在这种“游离”关系中，文艺精神生产不是被物质生产所“决定”，而恰恰是对处于“必然王国”的“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物质生产的“不自由”特性的超越——这体现了马克思文艺思想最基本的价值立场。第三产业转型确实使大量自由时间从物质生产中“游离”出来，为文艺精神生产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物质基础，但在资本框架下，自由时间及以此为基础的文艺精神生产，却依然被束缚在资本自我增殖的封闭循环中——这依然是当今AIGC大模型时代，文艺精神生产发展所面对的基本对抗——只有从价值论范畴“自由时间”及其“游离”的角度，才能科学揭示这种对抗及其对文艺生产的冲击。

AIGC大模型甚或未来有望实现的人工通用智能，也不过表明人类将有望使自己的“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受“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而已，但是现在，甚至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研发界也流行颇广的认知是，只强调代表社会“一般智力”的AI机器将控制、改造乃至灭绝人类物种——我们可以用马克思讨论“工艺学”时的话对此作出回应：“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国内外一些有关超级智能机器人的科幻文艺叙事，尤其笼罩在这种抽象的唯心主义观念色彩中，而马克思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工艺学”方法论，是批判这些唯心主义谬误的利器。

从研究现状看，自由时间、剩余价值等只被当作“经济学”范畴，“工艺学”只被视为“技术学”范畴，并被排除在“文艺学”学科壁垒之外——不打破这种学科壁垒，文艺学就无法全面而有效地应对当今AIGC大模型正在锻造的文艺自动机器大生产方式的挑战。因此，回到马克思，不局限于“意识形态”观念论范畴，结合“工艺学”方法论范畴和“自由时间”价值论范畴，全面重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体系，不仅具有极强的现实和理论针对性，而且还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多方面重大意义。

作者：刘方喜 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7期（总第94期）

责任编辑：王朝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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