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艺是在现代中国创生的过程中发生、发展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文艺是现代中国创生的重要手段与载体，因而，在现代中国创生的每一个阶段，中国现代文艺都感时忧国，敏锐地感应时代变化，捕捉时代精神，创造了许多杰作。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摆脱封建窠臼迈向现代的起步期，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时代主题是人——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新生，不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先锋、先倡者大声疾呼，高倡“立人”的哲学、文学，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艺家更是把这一哲学——时代精神——贯注到文艺中，创作了大批优秀之作。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抨击吃人的封建社会、吁请“立人”的现代社会的啼血之作。在这篇充满象征色彩、寓言意味的小说中，不仅权势者吃人，而且弱者、被吃者、发疯的“我”还吃惊地发现自己也是吃人者，这种吃人、被吃的叠加叙事，让我们意识到“立人”的现代事业是何其艰难，需要付出多么艰巨的努力。鲁迅为此奋斗终生，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文艺大家都书写过这一主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人”是先在文艺中站立起来后，才走向人间的，即现代文艺很好地践行了烛照时代精神、引领时代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民主解放日益上升为时代主题。这个时期，文艺更加自觉地响应、把握、再现这一时代精神，精品力作不断涌现，其代表是革命文艺的两部“圣经”：《黄河大合唱》、歌剧《白毛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是中国文艺的重要书写对象，但在传统文艺中，黄河叙事多是空旷的、悠远的、哀伤的。由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精神的贯注，在《黄河大合唱》中，黄河叙事变旧声、作新声，我们感到歌声中奔涌的不仅是九曲盘旋、纵贯中国的黄色水流，更是涌动着崇高的精神流体。在这种精神感召下，我们看到，不仅中华民族的儿女要站立起来，中国的山水、草木也要站立起来。在歌剧《白毛女》中，一曲“北风吹”，让我们尝尽黑暗的旧中国的寒凉、无情、残酷，而那曲“太阳出来了”，则让我们感知到觉醒的中国人民砸碎囚禁他们千年的镣铐的决心和迎接新生的欢欣、敞亮、雀跃。正是由无数这样的优秀文艺作品汇聚成的情感巨流、思想巨流、精神巨流，成为告别旧中国、创造新中国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为时代主题，于是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优秀文艺作品中就激荡着这样的时代精神，我们看到革命和建设成为文艺叙事的核心主题，革命者、建设者成为文艺的核心形象。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就是典型之一。他之所以痴心不改，钟情互助合作事业，是因为这是无数中国人的梦。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雷锋之歌》中的雷锋是又一个典型。他只有154厘米的身高，22岁的年龄，但在他军衣的五个纽扣后面却有七大洲的风雨，亿万人的斗争在胸中包含。他全身的血液、每一根神经，都沸腾着对祖国的热爱，这是战士的形象、先锋的身姿。

柳青《创业史》

进入新时期，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成为时代主题，我们的文艺及时呼应这一主题。“改革文学”的发轫者、代表者蒋子龙早期的创作致力于改革者的形象塑造，以雄放刚健的风格，把改革者的个性心理、精神风貌以及他们为现代化建设进行的可歌可泣的奋斗表现得极具感染力，这些改革者的初心也跃然纸上，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凝聚了精神、提振了士气。比如，他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七期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就塑造了一个熟悉工厂生活、胸怀远大抱负的实干家形象——乔光朴，写他立下军令状后到两年半没有完成生产任务的某市重型电机厂当厂长。他甫一到任即大刀阔斧、锐意改革，很快使电机厂重回正轨，他也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由于这部小说以饱满的热情讴歌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脊梁”，得到读者好评，“乔厂长”也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词。有的工人还买来发表这篇作品的《人民文学》送给自己的厂长，希望他也能如乔光朴那样领导工人干“四化”，有些厂长甚至把这篇小说当作企业管理的教科书加以研究。如果没有反映时代精神，很难相信，这部作品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这一切都表明，把握并反映时代精神，是中国现代文艺的基因。这一切也在民族文艺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且，由于时代精神与民族文艺之间更为丰富多样的关系，使得时代精神在优秀民族文艺作品中得到了更为饱满、也更有意味的表现，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民族性，在于时代精神与民族性的相互激发。关于文艺的民族性问题，鲁迅的论述尤为透辟、生动，笔者略作引介。鲁迅不仅在自己的创作中高度重视民族性，而且在谈论、评价艺术时也是如此。比如，他之所以赏识陶元庆的绘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能够“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在鲁迅看来，民族性可谓中国的灵魂、中国文艺的灵魂，何其重要！鲁迅还分析了民族性或地方色彩对文艺有增益的原因，一是能增加作品的特色，提升作品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因为“现在的世界，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二是能点染出作品的世界意义，即“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

当然，鲁迅是在民族国家层面上，即在探求中国文学艺术特性的基础上讨论民族性和地方特色的，但其观点对于我们同样适用。那么，时代精神是怎样与民族性发生化合作用以成就民族文艺的呢？在笔者看来，大致有三种方式。首先，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生活化合。时代精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某个时代整体生活愿景的凝粹，而民族生活则具有相对的地方性、分众性，与特定民族的活动地域、习俗、文化、心理等息息相关，或者说，体现着特定民族的特定意愿，时代精神如果能够与特定的民族意愿水乳交融，则会释放出强大的情感与艺术力量。比如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使全体人民过上安全、幸福的生活，而其时边疆地区苗寨和哈尼寨的群众却苦于物质的匮乏和国民党残匪的袭扰，幸福指数大打折扣。该影片就把保障人民生活这一时代精神通过共产党领导的马帮这一载体带入苗寨和哈尼寨，使这里的人民生活安定起来、活跃起来，意味隽永。

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海报

其次，是时代精神与民族形式化合。各民族在自己的生活中不仅形成了独特的习俗、独特的文化，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比如蒙古族的长调、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苗族的飞歌、回族的花儿……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更是被誉为“三大民族史诗”，是中华民族璀璨夺目的文化瑰宝。概言之，相比于汉族书写文学发达，少数民族更能歌善舞，因而在歌舞方面、在口头文学等方面，留下了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如果能将时代精神与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有机结合，必然双赢。比如，电影《五朵金花》就把对爱情的追求、劳动的礼赞融入少数民族的歌唱艺术中，而清丽、朗润的歌声又强化了这一主题，可谓相得益彰。电影《阿诗玛》和《刘三姐》更是登峰造极，使音乐、歌声成为传达人民心声、时代精神的最佳形式，其中的启示格外深刻。

最后，最重要的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眼光”的化合。俄罗斯作家果戈里是刻画俄罗斯民族性格、灵魂的行家里手，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格外深刻、格外发人深思。在谈论普希金的文学特点和文学贡献时，他满怀钦佩地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萨拉凡，而在于民族精神本身。诗人甚至在描写完全是外人的世界时也可以是民族的，因为他用自己民族素质的眼光，用全民族的眼光观看它，他那样感受和讲述，使他的同胞觉得仿佛这是他们自己感受和讲述的。”这段话中，最打动笔者的是关于“民族眼光”的见解，这一见解从两个方面给我们以启示：一是在各民族的艺术家中，有一些形成了自己民族精神和“民族眼光”的艺术家，其眼光极具穿透力，同样的事物、现象、人物，在他们眼中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内蕴，而以这样的“民族眼光”看时代精神，可能会见人所未见，使自己的创作既具有高度的艺术个性，又能在个性中体现共性——时代精神。这样的要求极高，可一旦具备了这样的素质和能力，必然会高人一筹。二是提醒我们，如果去创作非本民族题材、内容的作品，应该努力深入该民族的生活，尽全力领略这个民族的精神，形成“民族眼光”。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真正体现这个民族风习、个性、魂魄的作品。上文所说的《五朵金花》等作品，创作者就是这样做的。

四、新时代的时代精神：美好生活

如上所述，在现代中国创生的每一阶段，中国文艺家都感应着时代的脉搏，把握时代精神，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引领中国向前。那么，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一论断不仅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坐标，指明了奋斗方向，而且也告诉我们，美好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主题，应该成为新时代文学艺术家用情用力捕捉、表现的时代精神。

表现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一时代精神，需要对主要制约因素，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有所认识。以笔者之见，物质生产发展与精神生产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就是一个主要制约因素。毋庸讳言，经过革命、建设、改革，中国无论在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具体到文学艺术领域，自然也是如此。不用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人民普遍文化水平极低、文艺生活极其有限的情况相比，就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的文艺生活相比，当前的文艺作品、文艺产品都极大丰富。但需要清楚的一点是，虽然数量上去了，但质量却相对不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特别是精神生活需要。城乡、区域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也是一个主要制约因素。大致来说，城市相比于乡村、东部相比于西部、中心区域相比于边疆地域，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方面都相对充裕、优越，许多民族地区也受制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解决这一难题，需要各领域共同发力，文艺领域自然不能置身事外。类似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还有一些，文艺都应予以研究、反映。

放宽历史视野就会发现，中国人民创建现代人民国家的进程就是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解决了“挨打”的问题，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白手起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人民富起来了，解决了“挨饿”的问题，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体制保证和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人民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国正在变得强起来、文明起来，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现代中国总的主题，这一主题正在全面展开、实现，而包括民族文艺在内的革命、建设、改革每个时期的文艺作品，都精彩地回应了这一主题。电影《从奴隶到将军》讲述的是奴隶出身的罗霄为求生存参加军阀部队，逐步认识到反动军队和旧社会的黑暗本质，弃暗投明，率部队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从一名旧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后来牺牲在战斗前线的故事。这部电影生动地告诉人们，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历程是多么艰难，是多少人付出牺牲追求的宏伟目标。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讲述的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达吉和她的两个父亲的故事。电影不仅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表达了民族团结的心愿，而且更传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期盼，正是由于这一主题的贯注，使民族团结的故事更加生动感人。电影《青春祭》虽然讲述的是知青下乡的故事，传达的却是新时期的精神，借汉族女知青李纯到云南傣乡插队的见闻，借傣族少男少女敢爱敢恨的故事委婉地传达了新时期人们对美的追求，这时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已经升级，有了美的维度。

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海报

看这些作品时，笔者总是会想起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想起他对祖国未来的深情祝祷：“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这些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恨，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毫无疑问，我们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观察、思考、书写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书写呢？笔者以为，方法有千万种，但立足现实是首要条件。我们当然应该像我们的前辈一样，把今天各民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和丰富多彩的实践艺术地表现出来。电视剧《山海情》之所以成为“爆款”，得到一致称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完美地传达了这一时代精神，把宁夏西海固地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纤毫毕现地再现出来，不仅写了像李水花、马得宝、麦苗这样的群众的执着追求，而且浓墨重彩地写了马喊水、马得福这样的基层干部为了带领乡亲们实现目标所付出的辛劳，乃至遭受的委屈。剧中马得福流着泪向弟弟马得宝道歉的情节感人至深——要做一位好的基层干部，有时候不仅要委屈自己，还要委屈自己的亲人，多么不易！剧中的知识分子也可信可亲可敬，白老师是基层知识分子，为了留住乡村发展的希望，为了让知识在乡村扎根，为了乡村不会变成文化的荒漠，他几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不计得失。凌一农教授是高级知识分子，他原本是要来做“高端”课题的，可是发现了这里的贫穷之后，他改变了主意，教农民学习科学种蘑菇，发家致富，摆脱贫穷。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不仅出技术、出劳力，而且自己贴钱，为了维护市场公平，保护农民种植积极性，他甚至跟投机取巧的商贩动手。看着这样的作品，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想不感动、不上进都难。

我们还要善于观察、研究各民族在高度现代化、变化层出不穷的今天碰到的新情况、新现实，书写基于这种新情况、新现实而产生的“新故事”。比如，民族地区往往传统文化发达、民间艺术活跃——这是民族地区的深层生活，现代化进程又往往对传统文化、民间艺术产生一定的冲击，那么各民族人民是如何应对这种冲击的呢？是固守？是放弃？还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切都极为重要，也极富艺术性，值得关注。在这个方面，肖江虹的创作可资参考，他以家乡修文县为地域、文化背景的“民俗三部曲”《蛊镇》《傩面》《悬棺》就以民俗、民间文化为书写主题，将地域文化融入人的生活和命运中，营构出一个格外悠远又格外鲜活的精神时空，使人回顾既往、反思现实。他的《百鸟朝凤》直写唢呐这一民间技艺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困境，由于将古老的文化与坚硬的现实对照，引发激烈的情感碰撞，由导演陆天明改编为同名电影后，更是进一步放大了其情感范围。

我们还要直面当下各民族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我们当然是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追求美好生活，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追求会很容易，相反，我们仍然会遇到许多问题，有的可能会更加纠结复杂。如果不敢直面现实，我们就会遭遇挫折。在这方面，作家肖勤的创作亦是有益的参考。2010年，肖勤发表了中篇小说《暖》，笔者当时读到这篇小说就极其感动，至今难忘。小说写的是一位乡村留守儿童的悲剧：正因为乡村社会的严重“沙化”，人员流失，逼得小等这个才12岁的小女孩不得不与奶奶相依为命并承担起沉重的家庭负担。不幸的是奶奶在生活的重压下疯了，一到夜晚就鬼魅一样咿咿呀呀，舞刀弄棒，吓得可怜的小等不得不在晚上到独居的乡村教师庆生家去睡觉——开始时，她是想在无助中得到一点帮助，可后来她竟本能地像个小壁虎一样依附在庆生的怀里安睡，求取一些久违了的“暖”。但这却有违乡村的伦理观念，使“老光棍”庆生陷入尴尬、苦恼中。在村主任周好土点拨下，庆生不得不狠心地将小等拒之门外，推入无边的雷雨和轰然作响的霹雳中，最后触电夭亡。笔者知道肖勤曾长期在基层工作，担任乡镇干部，猜测这篇小说可能来自现实，小等这个可怜的孩子也有原型，这才使其格外感人。但更令人感动的是作家的思考——她不只是在讲述一个人道主义的悲剧故事，而是以此呼唤开辟一条畅通的渠道，使乡土得到一个人才回流的机会和机制，从而使“暖流”遍布乡村、温暖乡村，从而使小等们不再孤独，不再疼痛，不再寒冷，不再死亡。这样的思考是深刻有力的。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社会依然需要“暖流”，我们的文学艺术更需要这样的思考。只有在这样的思考中，我们的民族文艺书写才不会浮泛化、景观化。只有在这样的思考中，时代精神才能真正激活、璀璨民族文艺。

在歌德的巨著《浮士德》中，有这样几句诗：

你所谓的时代精神，

事实上就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人物之精神，

这是一面时代可以对着自我欣赏的镜子。

真心期望我们的文艺家用力求取、用情拥抱时代精神，创作出越来越多的优秀文艺作品，让我们的时代可以对着“自我”欣赏。

作者：鲁太光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7期（总第94期）

责任编辑：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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