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百年来，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经历了不断变化的发展过程，既勾连着传统思想的历史积淀，又进行着中外文论的跨文化交流。当前，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时代背景下重提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着重要关系。本期我们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聚焦文论话语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梳理历史、辨析概念、分析话语、对话中外，以期更好地构建和完善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推动中国文论更加充满活力地面向未来。

历史地看待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

【内容摘要】 文论话语体系是文论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具体体现，它具有共同性和独特性、稳定性和变异性。百年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变化，同百年文学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其变化的动力在于各种文论话语的对话和融合。新时期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探索和建构，进入了新的阶段，积累了新的经验，取得了新的进展。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面向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实践，实现中西文论的对话与交融，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仍然任重道远。

【关 键 词】 中国文论 话语体系 话语特征 话语的对话和融合 历史启示

当前重提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着重要关系。笔者对中国文论话语问题没有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只能提出几点看法来供大家讨论。

一、从当前大的理论环境来理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问题

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问题早已有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引进西方文论，给中国文论带来新的活力，但也有人惊呼中国文论害了失语症。针对这种情况，文论界先后提出了西方文论中国化和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问题，并且在1996年召开“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西安)，在1998年召开“西方文论和中国文论建设”学术研讨会(成都)。今天，旧话重提，是同当前大的理论背景有很大关系的。关注当前的理论背景，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意义，明确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方向。

近一个时期，国内提出了一系列与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相关的新的重大的理论命题，其中包括：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这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理论命题的提出，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既有世界现代化的共同内容，又有中国现代化的独特内容。中国式现代化包含许多丰富的内容，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经过结合形成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从文论的角度来讲，就是要在吸收西方文论精华的同时，面向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实践，实现中国传统文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构中国文论独特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中国文论的发展筑牢深厚的根基，开辟更广阔的创新空间。显然，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是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大目标密不可分的，是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密不可分的，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大目标来谈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

二、弄清楚文论话语体系同文论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关系，以及文论话语体系的特征

一般来说，学术指的是有系统的、完备的、较为专门的学问，学科指的是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话语则是学术和学科所需要的一些关键性的概念和范畴。学术、学科和话语三者之间，学术体系是前提，学术体系决定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则是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具体体现。

以文学理论学科为例，西方文论的学科体系是同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建立的文论学术体系相联系的，又是通过西方文论一系列文论话语来体现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术体系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相联系的，又是通过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来体现的。其学术体系的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强调文艺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社会意识形态。其学术体系又是通过艺术反映论、艺术意识形态论、艺术的党性与人民性等一系列文论话语来体现的。

那么，话语、文论话语本身又有什么特质呢？

一是话语的共同性和独特性。话语具有一般性和个别性、共同性和独特性，文论话语同样具有一般性和个别性、共同性和独特性。人类有共同的社会生活，共同的历史文化，于是形成共同的话语，之间也才能够相互沟通。各民族又有不同的社会生活，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文明形态，于是又自然形成各民族独特的话语。人类没有共同的话语就无法共存于一个世界，没有话语的独特性又无法显示出各民族独特的文化价值，无法立足于世界文明之林。

文论话语同样具有共同性和独特性。中国百年来的现代文论一直长期运用着西方文论、世界文论的共同话语，其中如悲剧、现实主义、典型、象征、反讽、期待视野、文学性、陌生化等等，但中国古代文论也有一套独特的话语，其中如感物、言志、神思、风骨、神韵、意境、涵泳、知音、知人论世等等。

世界文论的话语体系的共同性是历史的存在，是各民族文论相互贯通、相互对话的前提。没有世界文论话语的共同性，便不可能有世界文论的共同发展。同样，如果不突出中国文论话语的独特性，不强调中国文论话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文论也无法筑牢其文化根基，无法以其独特的话语和独特的价值立足于世界文论之林。

二是稳定性和变异性。人类社会生活也好，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也好，在一定历史时期都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也都有共同的相对稳定的话语。但是随着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各民族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人类社会的共同话语和各民族的共同话语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在人类社会和各民族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会出现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如封建社会的君贵民轻、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资本主义社会的个性自由、人道博爱，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等等。同样，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人类社会生活的话语体系也在不断变化。就文学话语而言，它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同时也在不断产生变化。以文学创作方法的话语为例，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从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来看，片面强调文论话语体系的稳定性和变异性，都是行不通的。我们要在两者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既要继承中国古代文论的优良传统，筑牢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文化根基；又要适应时代的变化，赋予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现代的力量，最终形成中国的现代化的文论话语体系。

三、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百年变化的历史启示

百年以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经历了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这从文论教材的转型和变化可以明显看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文论教材就是一种典型的、体系化的文论话语形态。

在20世纪初，文论教材和文论话语还是以中国古代传统的文论话语为核心的，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1914年)。到了二三十年代，文学教材从以传统的文论话语作为结构核心转向以新文学观念和现代文论话语为结构核心。其中西方文论教材的引进，带来了西方现代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话语，有关国民性、进化论、人性论、人道主义等话语都代表着现代性的深层问题。此时，在西方文论话语和新文学观念的影响下，出现了体现新的文论话语的教材，其中如田汉的《文学概论》(1927年)、郁达夫的《文学概说》(1927年)等。到了三四十年代，随着“科学的文学论”的引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入，文论教材的话语产生了更大的变化，引发了对“五四”新文学话语的重新认识，体现唯物史观的文论话语的教材开始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从1949年到1976年，这个时期主要是引进苏联教材，其中如季摩菲耶夫的《文学概论》(1953年中译版)。苏联的文论教材以及在其影响下编写的国内的文论教材，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同时也带来了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的文论话语。在那个时期，反映论、党性原则、阶级性、人民性、形象思维、典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些重要的文论话语，都是来自苏联文论教材。中国文论教材和文论话语另一次重要转型，是从1976年开始的。这个时期新的文论教材所体现的文论话语，摆脱了政治化的影响、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强调了文论学科的自主意识。新的教材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指导下，整合了20世纪西方文论中有价值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话语，吸收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把它们融合到新的话语体系之中，逐渐形成具有创新性的、开放性的和综合性的教材。新的教材源于新的文学观念和新的文论话语，反过来又影响新时期新的文学观念和新的文论话语的形成。文论教材常出现的诸如审美意识形态、文学主体性、艺术生产、假定性、审美意象、叙述话语、文学消费、文学接受、期待视野、隐含读者等新的范畴、概念，都成了新的流行的文论话语。

百年文论话语的历史变化，为我们建构中国文论话语增添了新的历史内容并提供了有益启示。

第一，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是同文学观念的变化和创新相联系的。百年来，文论话语从文章到文学，从强调文学是经国大事到强调文学是人学，从强调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到强调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从强调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到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文学观念的深刻变化和创新，给文论话语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和创新。这个由文学观念的变化和创新带来的文学话语的变化和创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经历了两个艰难的转变过程。一是从政治性的文论话语转变为科学的文论话语，从规定性的文论话语转变为描述性的文论话语，它强调的是文学是什么而不是文学应当怎么做。二是从哲学性的文论话语转变为审美的文论话语。这时的文论话语不再是直接照搬哲学的概念和范畴，诸如“典型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作品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而是来自文学的事实和规律，其中诸如用“艺术反映论”代替“反映论”，用“审美意识形态”代替“意识形态”，等等。

第二，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要整合各种理论资源。文论话语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来自于古今中外文论话语的对话和融合。“五四”以来，文论话语先是吸收西方文论话语，后又同新文论话语相结合，但忽视了古代文论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完全向俄苏文论一边倒，既排斥西方文论，又拒绝古代文论。历史的经验证明，理论资源的丰富和多元使文论话语充满活力；理论资源的贫乏与单一，使文论话语枯萎和僵化。新时期，文论结束了封闭和僵化的局面，大胆吸收借鉴西方文论话语，同时努力实现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化，努力使多种理论资源得到整合，使文论话语充满生机和活力。其中，比如在作品论方面，整合了中西文论话语，将文学作品分为现实型、理想型和象征型三种类型，将文学典型、文学意境和文学意象作为文学形象的理想形态，等等。这种整合尽管不是无可挑剔的，但是具有创新意义。在整合多种文论话语时，还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不能只照搬其中一些范畴和概念，更要重视对其背后深层的文学观念的吸收，一定的文论话语是同一定的文学观念和文论体系密切联系的；二是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文论话语的吸收不能“一边倒”，不能一重视西方文论话语就排斥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反之，不能一重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就排斥西方文论话语。在吸收各种文论话语时，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既要看到它的价值，也要看到它的局限和不足。

四、新时期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探索和建构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给中国文论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也改变了封闭、僵化的局面，出现了开放创新的局面。这首先表现在大胆引进西方20世纪文论，出现一大批介绍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丛书，其中如《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美学译文丛书》《当代西方美学名著译文丛书》《知识分子图书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等。这些丛书以相当大的规模介绍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新进展，其中如文艺心理学、结构主义、叙事学、文体学、接受美学、阐释学等。西方文论的大量引进虽然也存在生搬硬套的弊病，但为我们打开了眼界，对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引进西方文论的同时，学界还出版了多种多卷本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论史，出版了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学术著作、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著作。这些研究都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做了很大的努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引进西方文论和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同时，文论界面向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面向中国文论的实际，对中国文论话语体系进行艰难的探索。文论界在纠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偏狭的文学观念之后，开始重视文学的审美特征。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从文学意识形态论到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中国文论的话语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审美特征论提出之后，以此为出发点，新的文论话语的探索和建构从多个方面迅速展开和推进。在这个时期，如果说对文学创作个性的重视、对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兴趣，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推进文学审美话语的建构；那么文学文体论的出现，文论语言学转向的出现，则是从文本的角度，从文学形式的角度，推进和深化了文学审美论的探索和建构。

后来，“审美意识形态”“文化诗学”等文论新话语的出现，使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得到了一种新的整合，使中国当代的文论话语的探索和建构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钱中文等人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人类审美形式的历史生成过程，以及最后如何找到诗意审美和社会价值之间、文学自律和他律之间的张力和平衡。以童庆炳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等的提出，则是针对中国当代社会物欲横流的实际和文学研究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割裂的实际，提出文论研究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审美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既要伸向文学文本的细部，又要伸向宏观的历史文化观照。我们常常感慨当代中国文论没有独创的文论话语。实际上无论是“审美意识形态”也好，“文化诗学”也好，都是中国当代独创的重要的文论话语，它试图解决文论研究长期存在的内容和形式、历史和结构、外部和内部相割裂的弊端，达到文学研究内容和形式的结合、历史和结构的融合、外部和内部的贯通。新的文论话语的出现，既对中国文论体系的建构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是对世界文论话语的独特贡献。

从20世纪到新世纪，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探索和建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艰难的过程，但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也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今后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面向当代创作实际，实现古今中外文论话语的对话和融合，依然任重道远。

作者：程正民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11期（总第98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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