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百年来，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经历了不断变化的发展过程，既勾连着传统思想的历史积淀，又进行着中外文论的跨文化交流。当前，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时代背景下重提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着重要关系。本期我们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聚焦文论话语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梳理历史、辨析概念、分析话语、对话中外，以期更好地构建和完善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推动中国文论更加充满活力地面向未来。

中国文论概念的古今之变及其融会策略

【内容摘要】 中国文论有古代和现代两大系统，概念也存在着两个系统。由于这两个系统中作为理论筋骨的概念差异极大，很多概念几乎无法找到融通甚至对应的点。这给人们整体认识与评价中国文论带来很大困难，更为构建中国特色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也都有其自身的局限。古代文论的价值是彰显了理论的民族性和审美的独特性，局限是不能完全适应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现代文论的价值是紧跟现代世界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试图与世界接轨，局限是民族特色不鲜明，创新性不足。这说明，僵守古典和生吞活剥的拿来主义都不是正途。唯一的途径是让古今融会，通过概念的深入研究和中西互释实现通约，从而实现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目的。

【关 键 词】 古代文论 现代文论 西方文论 概念 互释 融会

中国文论有古代和现代两大系统，自然而然，概念(或曰“范畴”)也存在着两个系统。由于这两个系统风马牛不相及，故而，作为理论筋骨的概念差异极大，很多概念几乎无法找到融通乃至对应的点。例如，作为古代文论重要概念的“风骨”，现代文论就没有可以与之对应的概念，即便想找一个意涵相近的也很难。至于比兴、文气、应感、气韵等，虽然与现代文论中的概念如隐喻、象征、性格、灵感、风格等意涵部分相近，但通约性也极差，无法找到真正可以衔接的点。这就给人们整体性地认识与评价中国文论带来很大的困难，更为构建中国特色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当下，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学界也大都认可，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已经是中国文论的两个传统，一个是古代文化造就的古典传统，一个是“五四”以来引进的外来文化造就的现代传统。由于这两个传统之间没有血缘，不存在根本性的传承关系，不仅不能通约，甚至还对立、冲突，主要是因为它们言说的文化背景不一样，面对的文学艺术形式也不一样，因而体系不一样，概念不融通。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成为中国文论的一个难题。概念是文论的理论筋骨，很多重要的理论、观念都是通过概念呈现的，化解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的矛盾，从概念入手是一条根本性的解决途径，即通过概念的研究、梳理引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引导现代文论与古代文论衔接，实现古代文论与以苏俄和欧美西方文论为代表的现代文论有效对接。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的历史发展，考察中国文论概念的古今之变，并借以寻求古今文论概念融会的可能性及策略，力争为构建中国特色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提供参照。

一、古今文论概念差异形成的历史经纬

总体说来，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是两种没有血缘传承关系的文论，它们具有各自独立的概念系统。究竟这两个概念系统是如何形成的？将来会向着什么方向发展？有没有可能找到一条融会的途径？这是决定能否构建成中国特色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关键。而要理清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这种非血缘、非传承关系及其产生的缘由，必须弄清楚这种状况形成的历史经纬，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复杂。

古代文论自先秦发轫直到19世纪中期，一直循着自身的逻辑在发展、演化着，各种概念轮番出现，代代传承，且不断翻新。可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社会的转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面临被质疑、被抛弃的风险。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凭靠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长久封闭的国门，强迫清政府割地、赔款，以野蛮的方式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展示给国人。这时，国人才意识到，国家已远远落后于世界。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怀揣爱国、报国的志向，想方设法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纷纷出国留洋，兴办实业，开展洋务运动。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观念。科学、民主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很多知识精英将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归咎于传统文化，其中也包括以文言为代表的语言。在他们看来，要改变中国的现状，首先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包括文学。这才出现了裘廷梁的“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文言之为害”的极端认识，才会有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激进观念。而“五四”倡导的新文化和白话文运动，主张搥碎、烧去孔家店的招牌，对贬低传统文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盲目崇拜，为古代文论的边缘化埋下了伏笔。

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

实事求是地说，从1840年至1940年代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段，尽管受西方思潮的浸润，古代文论的发展依然沿袭的是传统的路径，遵循文化融合的原则；期间活跃着很多杰出的文论家，如刘熙载、谭献、陈廷焯、黄遵宪、吴汝纶、严复、林纾、裘廷梁、王国维、梁启超、鲁迅以及朱光潜、宗白华等，他们都提出了属于自己的概念，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刘熙载在传统的“意内而言外”的基础上提出“音意无穷”的观念，超越传统的“言意”而探讨“音意”；其论词所使用的“点染”“真色”“借色”“妥溜”等概念，皆充实了古代文论的概念系统。谭献论词整合出“折衷诗教”的主张；陈廷焯则提炼出“沉郁”的美学准则，标志古代词论的深化。黄遵宪提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的诗歌创作纲领；吴汝纶论文推崇“雅”“洁”；严复论诗特重“真”反对“滥”；梁启超论小说主“熏”“浸”“刺”“提”等；王国维整合传统的意境论提出“境界”“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等。这都是古代文论的重要概念，其中不少受西方的影响非常明显，均被不同程度地赋予了新的意涵，可以视为现代文论的前奏。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于1902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发表于1908年。这正是西方观念大举进入中国的关键时期，文论受西方的影响是自然现象。因此，黄遵宪、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提出并阐发的一些概念大都具有西方思想观念的背景，或借鉴西方文论的概念言说中国文论，或受西方文论与哲学、美学思想的启发，赋予古代概念以独特的理论意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的“境界”说，那是在叔本华、康德、尼采等思想的感召之下，融会西方的优美和壮美(崇高)、理想与写实(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提出的既符合中国传统而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概念。“境界”说的提出标志着古代文论的深化，也标志着古代文论开始转型，朝着现代文论迈进。

如果说刘熙载、谭献、陈廷焯、黄遵宪、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人论诗、论文的方式仍然是古代的，即采用诗话、词话的方式，以序、论等作为论说体裁，以文言文作为论说的语言；那么，到了朱光潜、宗白华，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虽然他们论说的形式和语言都与古代文论大不相同，但精神意蕴相通。他们采用完全现代的论说方式，使用的文体是现代自由松散的散文，使用的语言是白话文，中西概念混用，论说的内容和运用的概念并没有违和之感，熟悉而新鲜。这已经属于现代文论的范畴。朱光潜在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诗论》中就使用了如下概念：表现、再现、谐隐、境界、情趣、意象、直觉、同质、异质、节奏、凝神、声、顿、韵、律等。从中可以看出，中西概念混杂，意义连接精微，基本上成为一个有机的文论体系。如他论诗的境界和直觉的关系：“诗的境界是用‘直觉’见出来的，它是‘直觉的知’的内容而不是‘名理的知’的内容。”“直觉的知常进为名理的知，名理的知亦可酿成直觉的知，但决不能同时进行，因为心本无二用，而直觉的特色尤在凝神注视。”“境界”是“直觉”的知而不是“名理”的知，不是理性认知，直觉的特色是凝神注视。再比如，他论中国诗的节奏，集中讨论“顿”，把中国古今诗歌的“顿”与英文诗的“步”和法文诗的“顿”相比较，认为英文诗的“步”是通过轻重相间表现节奏，可以先轻后重，也可以先重后轻，中文诗的“顿”必须先抑后扬，不能先扬后抑，而法文诗的“顿”要略微停顿。这样，中西文论节奏观念的同与异就非常清晰了。再如宗白华讨论文学艺术，也是中西并重。1932年，他发表《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一文，其中就明确写道：“希腊时代的艺术给与西洋美学以‘形式’‘和谐’‘自然模仿’‘复杂中之统一’等主要问题，至今不衰。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艺术则给与西洋美学以‘生命表现’和‘情感流露’等问题。而中国艺术的中心——绘画——则给与中国画学以‘气韵生动’‘笔墨’‘虚实’‘阴阳明暗’等问题。将来的世界美学自当不拘于一时一地的艺术表现，而综合全世界古今的艺术理想，融合贯通，求美学上最普遍的原理而不轻忽各个性的特殊风格。”宗白华预见，中外古今的艺术理想是可以融会贯通的。可见，西方观念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文论从古代文论转型为现代文论的最初表现是亲和的、自然的，虽与西方有差异乃至冲突，但并不排斥。我们从朱光潜、宗白华这两位代表性的文论家所使用的概念中可以看得十分真切。

朱光潜《诗论》

由此可见，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年左右的文论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进化的，从谭献、陈廷焯、梁启超、王国维到朱光潜、宗白华，从古代文论进入现代文论，概念的转换有序、和谐、自然，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朱光潜的《诗论》初步构建了现代文论的话语体系和概念系统。如果依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那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乃至现代化就不是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的话语体系会很快建立。“五四”之后的一大批学人，包括朱自清、梁宗岱、钱锺书、郭绍虞、罗根泽、李长之等都自觉地融合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提出了一系列观念主张，发明了一系列概念，作出了非凡的理论贡献。可是，由于后来种种原由，他们都没有将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文论的研究与建构，拘束并局限了他们的文论研究和学术贡献，导致朱光潜开拓的现代文论体系和概念系统没有得到进一步推广和完善。

现代文论真正发生转变的时间是1950年代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转变，文论也开始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根据形势的需要，有关部门重新布局、调整了高等学校的专业，课程也进行了重新设置。文学理论或诗学(文论)是西方的学科概念，西方高等学校的文学专业必须开设这类课程。中国的大学原本就是受西方影响开办的，很多高校由外国教会创办，沿袭的是西方的教育体制，同时也依据中国的实际设立国文系，开设系列语言文学之类的课程。1950年前的国文系虽然普遍开设文学概论，但极不规范，既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更没有统一的教材，内容讲授比较随意。当时非常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属性，规定包括文学概论在内的课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此，旧中国的文学概论教材参考意义不大，新中国的文论也不可能采用欧美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理论，只能用与中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同的苏联理论。于是，1954年，高教部聘请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来到北京大学，举办文艺学研究班，主讲“文艺学引论”，抽调北京大学中文、西语、俄语等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和全国高校的骨干教师参加培训。毕达可夫讲的是苏联代表性的文论家季莫菲耶夫的理论，那是一度受到苏联学界批判的教条化、庸俗化了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文论。正是苏联的这一套理论和概念，构建了主流的现代文论体系，促成了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疏离。

依·萨·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

那时，人们在观念上认定古代文化都是封建文化，存在大量糟粕，需要批判继承；而古代文论作为封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存在大量糟粕，需要批判。于是，文论界开始人为排斥并有意疏远古代文论，以致它的概念无法进入现代文论的话语体系。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古代文论传统被严重边缘化，以苏联教条化、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代表的文论成为现代文论的主体，其体系就是现代文论的体系，概念就是现代文论的主要概念。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欧美的现代文论被大量引进。苏联教条、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因不合时宜遭到抛弃，取而代之的正是欧美西方文论，于是，又出现了新的文论教材，使用的是全套欧美西方的概念，从而形成了新的文论话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模仿、想象、灵感、通感、叙事、复调、狂欢、意识流、现代性、现代派、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后现代、法兰克福学派、俄国形式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成为主体概念。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苏联的话语体系。及至当下，中国现代文论的概念基本是欧美西方的，古代文论因为长期被搁置越来越边缘化，被视为象牙之塔的学问。因此，中国现代文论无论体系还是概念都是外国的，是以苏联与欧美为主体的外国文论，缺少本民族的内容。

由此可见，古今文论没有血缘关系，它们各有自己的体系和概念，概念之间无法通约，差异巨大。现代文论虽然只有一百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却几经周折。前50年中西汇通，中间三十多年因袭苏联，1980年代以后因袭欧美，历史经纬非常清晰。与其说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历史的，不如说是人为的。在社会变革之中，文论并没有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自然演变，而是在人为的推动下，不加改造、硬性推行以苏联与欧美为主体的西方现成的理论与概念，造成现代文论如此尴尬的局面，其经验与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二、古代文论概念的价值误判及现代转型障碍

虽然“五四”时期出现了对传统文化大不敬的声音，涌现出激进的反古思潮，但是，基本上没有影响古代文化的现代转型。很多发出反古声音的学者私下里却在用心研究传统文化，包括经学、历史、文学等，并且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说明，他们的内心是充满矛盾的。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传统文化的血脉无法割断，并非想从根本上否定传统文化。梁启超和王国维都看到传统文学存在的缺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倡导文学革命。梁启超说：“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王国维说：“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诗、史诗、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梁启超不仅写出了《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而且还写出了《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饮冰室诗话》等；王国维更是写出《〈红楼梦〉评论》《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人间词话》等重要的理论论著，在古代文化与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影响巨大。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胡适、鲁迅也大抵如此。胡适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同时还写有《白话文学史》等；鲁迅创作了大量小说、杂文、诗歌，还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摩罗诗力说》等。其中的文学论著都涉及一些重要的文论概念，如梁启超的新理想、旧风格、精深盘郁、雄伟博丽、意境、神味、趣味等，王国维的欲、物我、利害、悲剧、优美、壮美、古雅、境界等，鲁迅的摩罗(即浪漫的音译)、诗力、兴感怡悦、神思、自由等。因此，对古代文论及其概念的价值误判并非从“五四”开始。不可否认的是，“五四”反传统的思潮确实为古代文论的价值误判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其中有欧美、苏俄的因素，也有文学本身的因素，更掺杂着政治、文化发展的因素，原因相当复杂。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文论已经进入真正意义的现代文论发展阶段。1950年代以前，现代文论的发展有三条路径：一条是中西融会的审美主义路径，以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为代表；一条是文化与政治的实用主义路径，其中，文化实用主义以康有为、梁启超与胡适、鲁迅、孙伏园、周作人、林语堂等人为代表，政治实用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周扬等为代表；还有一条是僵守传统的保守主义路径，主要以学衡派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人为代表。具体情形比较复杂，需要专门研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西融会的审美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最大，而实用主义最为普及、影响最为深远。正是在实用主义的推动下，古代文论的概念被弃置、边缘化。

中西融会的审美主义文论有一套自己的概念，从中可以看出中西文论的亲和关系。欲、物我、利害、悲剧、喜剧、优美、壮美、古雅、意境(境界)、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理想、写实、情景、移情、谐隐、情趣、意象、直觉、虚实、空灵、静照、主观、客观、风格、节奏、声韵、律、顿等等，这些都是出现在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人论著中的概念。这些概念中西融会，成为现代文论的典范，理应成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方向。后来，古代文论的一些概念能够进入现代文论的话语体系之中，主要是他们的功劳，尤其是围绕意境(境界)的系列概念，如意象、气象、情景、虚实、气韵等，实际上都已成为现代文论的概念。这些概念时时被运用并活跃起来，是他们重新赋意与阐释的结果。因此，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宗白华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朱光潜的《诗论》等成为中西概念融会的推动性著作，正是它们激活了一些古代文论概念，使之具有现代意义。朱光潜的《诗论》甚至构建了现代文论的话语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中西概念交织并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富有逻辑的概念系统。非常可惜的是，这种注重审美、中西融会的做法在1950年代以后并没有延续下去。

现代文论的文化实用主义以梁启超为代表，他是从启蒙出发来认识文学的。他对当时的主要文体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主张诗歌应该具有“新意境”“新语言”，注重通过文界革命宣扬欧西思想，为维新服务，看重小说的“熏”“浸”“刺”“提”作用。这是传统教化观念的翻版，与审美主义形成对立的态势。20世纪三四十年代，瞿秋白、毛泽东、周扬等较早借鉴苏联文论，先是提倡“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后又引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与批评方法，把党性、人民性作为最高的准则，使文学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强调，文艺要“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立场”，也就是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古代文论因不合时宜被边缘化。对待古代，毛泽东同志强调要继承古代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主张“批判地吸收”。但由于一段时期内极“左”思潮盛行，吸收成为一句空话，批判则成为重点，也成为目的。古代文论的价值遭到误判，概念也失去意义。由于古代文论被界定为封建、落后的文化，是要批判地继承的，除了一些文献整理之外，很少有人去实质性地研究它，发掘它的价值。如此以来，古代文论便被弃置了，它的概念无法再进一步现代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文论主张。其中不少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斗争形势所提出的文化斗争策略，说到底，是政治话语；而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需要的是学术话语，因此，必须把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这才有我们上文提到的毕达可夫来北京大学举办文艺学研究班、讲授“文艺学引论”这一事件。此后，苏联机械、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被全盘照搬过来。其实，苏联当时还存在审美文论和形式文论，可由于中苏关系破裂，故而没有及时引进。

在毕达可夫授课不久，一些参与听课的高校骨干老师纷纷编写教材，如蒋孔阳的《文学的基本知识》(1957年)、霍松林的《文艺学概论》(1957年)等，所使用的体例与概念大都是从毕达可夫及苏联来的，形象、典型、人民性、党性、思想性、艺术性等是必讲的问题、必用的概念。而最具标志性的是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和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部教材几乎同时在1960年组织编写，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初版于1963年，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在1963年秋完稿，却初版于1979年。虽然它们出版的时间有先后，但由于参编人员都是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他们已经把编写的内容贯穿到教学与研究之中，且经过十数年的沉淀，并有意识在苏联的体系、概念之外补充一些中国经验，带了点中国色彩，故而成为现代文论的主流。这些教材中所使用的话语刻印在几代人的观念之中，即便在今天，仍不时发挥作用。古代文论概念除了少量的如言志、教化等，绝大多数被排斥在现代文论概念之外。此后便是“文革”十年，大学停止招生，学术研究停滞。“文革”期间，文论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阶级性、反映论等成为那时流行的概念，即便《红楼梦》《水浒传》这些古典作品也能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将文学的阶级性等发挥到极致。

1976年以后，随着高等学校招生的恢复，学术研究也步入正轨。与此同时，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开始启动。1978年，毛泽东与陈毅论诗的一封信发表，其中谈到“诗要用形象思维”，“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将形象思维与比兴联系在一起，由此引发了形象思维和比兴的大讨论。这一讨论引起了人们对古代文论的关注。随着改革开放，西方的文论观念被大量引进，苏联文论机械、庸俗的弊端逐渐凸显，打破苏联文论模式成为学界共识。1980年，胡经之提出发展文艺美学学科，主张用美学的观点审视文学艺术，自觉地运用欧美多元文艺学、美学观念研究文艺美学，使文艺美学成为时代显学。文艺美学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概念，如审美体验、艺术本体、艺术形象、艺术掌握、艺术意境等等，其中涉及众多的中西概念，包括古代文论概念，对推动现代文论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接着，李泽厚出版了《美的历程》，立足于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讨论了很多与古代文论相关的概念、范畴，如赋比兴、气势、古拙、魏晋风度、韵外之致等，引发了学界对中国古典美学乃至文论的兴趣。受此启发，古代文论概念的研究开始步入新的阶段。在这种情形下，重编高等学校文学理论教材也被提上日程。1992年，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出版，并被高校文学系科广泛采用。相比于此前，《文学理论教程》虽然打破了苏联机械、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广泛借鉴欧美多元的文论观念，并适当地引进了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倡导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但是，整个话语体系和概念的主干仍然是欧美的，其中的核心概念诸如审美意识形态、文本、世界、作者、话语、语言、言语、意识、无意识、陌生化、文学活动、文学创造、接受美学、意境、典型、意象、期待视野、风格等概念，都清晰彰显西方的特征。在它之前和之后出现的众多文学理论教材概莫如此。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

由此可见，现代文论自1950年代开始，放弃先前中西融会的审美主义路径，在极“左”思潮和实用主义理念的支配下，对古代文论的价值产生了误判，致使古代文论被边缘化，也导致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落空。1980年代以前，苏联机械、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成为理论主流，之后，以欧美为主的西方文论成为主流，中国现代文论成为苏联及欧美文论的复制场。由于不加分析、鉴别，没有经过真正的改造，这些外国文论也没有真正地参与中国现代文论的话语创造。其实，古代文论的研究在1950年代以前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郭绍虞、陈中凡、罗根泽等人开辟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朱自清、宗白华等人对“诗言志”“赋比兴”“意境”等范畴开展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均开风气之先。1950年代之后，古代文论的理论研究虽然停滞了，但资料建设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学界先后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古代文论文献，如《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中国历代文论选》等。改革开放之后，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文学理论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范畴、概念研究也逐步深入，出版了诸如《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国文学思想史》等以及众多范畴、概念研究的著作，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但实事求是地说，古代文论的研究本身还存在一些问题，很多研究者只注重从故纸堆中翻检资料，根本不关注古代文论的现代化问题，不思考古代文论及其概念、范畴在建设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中可能和应该发挥的作用，一味强调“更好地了解传统，更正确地吸收传统的精华”，增加知识面，“而不汲汲于‘用’”。这种研究态度虽然没有大的毛病，但却有意把古代文论局限在象牙之塔中，无法衔接朱光潜、宗白华等所开拓的研究路径，无形中给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造成了障碍。

三、古今文论概念融会的可能及其策略

现代文论无论是以苏联机械、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文论还是以欧美多元化文论为主体的文论，其实质都是外国文论，不能算作真正意义的中国文论，因为其中属于中国自己的、有创造性的理论、概念并不多。20世纪以来，为适应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文化与政治实用主义引进外国文论，理由是古代文论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无论观念、概念还是语言都已落伍于时代，无法适应现代文学特别是政治实用主义的文化策略，引进的目的是为当下的文化、政治之用。到20世纪末，开始强调应对全球化，与西方对话。表面上看，从为政治与意识形态服务到与西方对话、应对全球化，似乎是一种进步，可在实际操作中仍显偏狭，只是为了拿来而拿来，没有经过认真的评估、消化，衡量其对中国文论的意义与价值，更没有经过用心的改造。因此，所引进的很多文论仅仅是知识评介，对中国文论无实质意义的帮助，无法参与中国文论的话语建构。以至于人们在阅读西方文论时，总感觉云里雾里。尤其是新奇的概念满天飞，诸如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女性批评、前理解、期待视野、能指、所指、悬置、符号、共时、历时、区隔、神话批评等等，甚至有些研究者自己都没搞懂概念的意义，就敢大胆使用。究竟这些理论、概念对中国文论的建设有什么参考作用？经过改造之后是否可以成为中国文论的内容？应该如何改造？很少有人去思考、解决这些问题。而这正是我们引进西方文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当然，凡事不能绝对化，不是对所有引进都要抱着实用的目的，有些引进就是为了介绍、了解，不一定有用，这样的引进理应被允许存在。的确，欧美的现代文论大多是在现代语境中生成的，它们引领世界潮流。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全面与世界接轨的大背景下，文学艺术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题材都受到外来的影响。例如，新诗和小说就广泛学习西方，不仅表现形式与内容学西方，甚至语言也学西方。不了解西方现代文学艺术与文论的发展，肯定不行。引进欧美西方理论非常必要，因为它们与中国现代的思想、观念贴得很近，与当下的文学艺术贴得很近，但是，对一些可能与中国文论发生融会的理论、概念，必须加以辨析、改造，应进行重新阐释、赋意，使之更贴近中国文论与批评的实际。

从文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传统都无法割断。外国文论有自己的传统，其理论、概念在历史演化中不断传承，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还会产生新的理论、新的概念。中国文论也理应如此。古代文论的传统继承一直表现优异，理论、概念代代延续，且相对稳定。可是，进入现代尤其是1950年代之后，古代文论遭到长时间弃置，人为地制造了古今对立，制造了中国文论的分裂。这种对立，当下虽然依然存在，但随着改革开放以及极“左”思潮的退潮，出现了交流、融会的趋势。1980年代以后，不少学者以朱光潜、宗白华为榜样，深入研究晚清民初以来受西方影响的文论家的思想，如王国维、梁启超等，试图在古今文论的两个系统中找到平衡点，打造出一种独特的文论话语系统。随着海外汉学的输入，学者们纷纷借鉴海外汉学的研究方法，恢复以中西融通的眼光研究古代文论，特意将古代文论的一些概念与西方比较、互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为古今文论的融会带来了可能。

中国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生长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之中，概念可通约者少，不可通约者多。既然现代文论是在苏联和欧美西方文论话语体系的基础上稍加改造拼凑而成的文论，可以说就是外国文论，因此，古今文论的融会就是中西融会。古今文论虽然是两种没有血缘关系的文论，但现代文论毕竟在中国存在了将近百年的时间，很多概念被长期运用，已经有了一些根基，如模仿、艺术真实、艺术形象、典型、风格、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表现、再现等等，再加上20世纪的西方文论概念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符号学、阐释学、能指、所指、精神分析、新批评、叙事学、文学性、复调、狂欢、神话思维等等，都具备与中国古代文论融会的资本。很多概念是可以互释的，它们能够共同作用于文学批评，推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设。

中国文论要发展，真正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必须要实现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的融会。上文说过，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虽然是两种没有血缘关系的文论，可是已经成为两个传统，分别在古代和现代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们无法抹去这一事实，也无法改变历史。现代文论是从外国直接拿来的，没有经过认真改造，直接派上用场，当然会有很多不适应。例如，今天我们再用阶级性的观念评价古今文学作品会显得可笑，非常不妥，那是因为文学的美是超越阶级的，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不同的阶层可能会有不同的品味，那是审美差异，用阶级、对立、斗争的观念去界定确实荒唐。诸如此类的概念理应抛弃。同时，现代文论还有许多好的东西，如接受美学，强调读者的主导作用，淡化作者的主导性，就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中国古人说“诗无达诂”，莎士比亚曾说“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都是接受美学的观念。这是在肯定读者理解的多元性，读者在文学价值的评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说明，现代文论中有许多合理的理论、概念。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是可以融会的，在经过完美的融会之后，就会生成一种新的文论，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因此，古今文论的融会，一种重要的途径就是概念的融会。如何实现概念的融会？在笔者看来，有如下策略：

其一，深入开展古代文论的理论研究，尤其强化对它的概念进行现代阐释。

这里有两点需要解释。所谓理论研究是指理论意涵的探究。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针对古代文论的研究现状而言的。古代文论是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学理论。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出现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由于古代没有明确的文论分类，文论资料便广泛分布在经、史、子、集之中，需要查找、发现。这些文献资料，在历代传刻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错讹，需要整理；同时，由于用文言书写，其中存在大量的事典、语典、俗谚，引用或化用了大量的文献，有些出处不明，有些可能失传，需要笺注、校释，等等。先前学界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整理、出版了很多校本与注本。理论研究必须以此为基础进行理论的阐发，发掘这些概念的理论内涵，评估它的理论价值。同时，我们说的理论研究不包括文论史(批评史)的研究。文论史(批评史)的研究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已出版了大量著作。今后仍然需要资料整理和文论史(批评史)研究，但应在精品上下功夫，力争给学界提供准确可靠的注本和信史。理论研究要求学者以中西文化、文学的宽广视野去阐释古代文论的概念，发掘它们可以与当下衔接的独特意义，并将之运用于现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因为概念是理论的筋骨，抓住概念就抓住了最核心的理论。这一点，目前做得远远不够，存在的问题很多。且不说将古代文论的一些理论、概念、范畴运用于现代的文学创作与批评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即便概念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不够，很多概念没有得到深入、完整阐发，研究方法也陈旧、老套，缺乏科学性，需要花功夫调整、改变。

其二，引进切实能够与中国文学、文化相适应的西方文论概念，充实、丰富现代文论。我们说现代文论就是苏俄和欧美西方文论，并不代表我们就完全认同现代文论就等同于苏俄、欧美西方文论，只是强调现代文论的理论体系、概念、范畴、命题都是挪移、借鉴苏俄、欧美的，其语境基本是苏俄、欧美的文化、文学语境。大凡能够进入现代文论话语体系中的西方文论多少还是有些改变的，因为要适应中国的现状，适应中国的文化。也就是说，现代文论虽然没有完全背离中国文化、文学的语境(近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包括形式、体裁、题材在内都发生了变化，受西方影响很大，如诗歌的主要形式是自由体现代诗，小说成为文学的主流)，但最起码与传统形成割裂的态势，走上一条新的带有很强模仿、因袭特征的道路。无可否认，现代文论已经成为另一种传统，即新的传统。尽管这一传统存在的问题多多，也并非一无是处，还是有些好的东西值得发扬的，比如一些相对成熟的概念如文学性、陌生化、误读、语言批评、叙事学、阐释学、复调等。就像对待古代文论的概念一样，对西方的概念，也不能一味拿来，必须进行重新阐释、改造，拿来适应中国且理论意涵丰富、审美价值较高的概念，舍弃对中国文学批评与审美没有意义的概念。就像南宋的严羽改造佛教的悟(顿悟、渐悟)成为妙悟、兴趣一样，把西方文论的理论、概念改造成为自己的理论、概念。

其三，深入开展中西文论概念的互释研究。无论古代文论还是西方文论，都存在大量的概念，由于概念是理论的筋骨，它们都在各自的文论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文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概念，抓住概念，就抓住了核心。中西文论的概念是不通约的，它们之间很难找出对应关系，这给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带来一些困难。自20世纪初以来，很多人都在努力，试图找出中西文论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如王国维试图通过对古雅的研究，找出古雅与西方的优美、宏壮、形式美、艺术美、功利与非功利的关系；试图通过对境界的研究，探究境界与西方的理想、写实、优美、宏壮、主观、客观之间的关系。因此，古雅和境界都成为现代文论概念。从王国维的努力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非常困难的研究。这说明，中西文论概念也并非完全不通约，它们之间的通约可能在一个点上，也可能在多个点上，也就是说，一个中国或西方的概念可能会涉及众多中国或西方的概念。整体通约的可能性不大。钱锺书研究西晋陆机的“应感”，称“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际，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已近后世‘神来’，‘烟土披里纯’之说”。“烟土披里纯”即英文inspiration的音译，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灵感。对这两个中西概念，钱锺书只是这么一提。究竟应感和灵感有哪些可对应的地方？钱锺书并没有深入下去。由这两个概念在中西方的地位可以想见，问题值得深入发掘。其实，无论王国维还是钱锺书，对中西文论概念的研究并不是比较研究，而是互释，即让中西文论概念可以相互解释、相互申发。因此，对中西文论概念的研究，互释是一种可行的方法。通过互释，着重发掘中西文论概念的可通约的理论内涵，正视其不可通约的合理性存在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美美与共。

中国文论概念经历了一个奇特的古今之变。这种变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伴随着中国文化发展的沧桑。通过这种变，我们也感悟到，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也都有其自身的局限。古代文论的价值是彰显了理论的民族性和审美的独特性，局限是不能完全适应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现代文论的价值是紧跟现代世界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试图与世界接轨，局限是民族特色不鲜明，创新性不足，虽然在具体运用的过程中力图与中国当下的语境相适应，但是很多理论无法解释中国传统与当下的文学现象。这说明，僵守古典和生吞活剥的拿来主义都不是正途。唯一的途径是让古今融会，通过概念的深入研究和中西互释实现通约，从而实现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目的。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诗歌的语言艺术原理及其历史生成规律”（项目编号：18ZDA27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李健 单位：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11期（总第98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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