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百年来，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经历了不断变化的发展过程，既勾连着传统思想的历史积淀，又进行着中外文论的跨文化交流。当前，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时代背景下重提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着重要关系。本期我们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聚焦文论话语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梳理历史、辨析概念、分析话语、对话中外，以期更好地构建和完善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推动中国文论更加充满活力地面向未来。

黄药眠审美话语的历史接受与影响分析

【内容摘要】 “审美评价”说是黄药眠在19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提出的命题。本文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进入当年“美学大讨论”的历史现场，既阐述黄药眠美学命题的重要性，也呈现他与朱光潜、蔡仪、李泽厚等人美学话语的交往和碰撞，直面黄药眠审美话语在历史接受过程中出现的争议和问题，作出相应的评价和分析，并在发生论层面呈现黄药眠的价值论美学对当代审美文论话语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 键 词】 黄药眠 审美评价 价值论美学 历史接受 影响

黄药眠是19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的“点火者”。他的审美话语立足马克思主义美学，依托创作经验和生活常识，深入浅出，当时成为很多学者思考的“酵母”。他的学术观点对引导朱光潜的观点向历史唯物论和人民性转变、批判蔡仪的机械唯物论美学、促进李泽厚生活实践论美学的形成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因为当时被冠以“不彻底的唯心论”“不具有系统性、代表性”等标签，主要还是历史原因，黄先生的美学思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直到1999年《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经过多年尘封后发表出来，才以童庆炳等一众弟子为首，开启了黄药眠美学被重新发现与认识之旅。尤其是他重视主体审美经验、立足生活实践的价值论美学观点得到学界的充分认可，对当代中国审美文论话语的发生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一、“美学大讨论”与被遗忘的“点火者”

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在当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其发生的时代大背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树立马列主义为正统意识形态和清理胡适等人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当然还有1956年出现的反思苏联领导体制、主张学术“百家争鸣”和“向科学进军”的思想小气候。这场美学上破旧立新的政治批判逐渐偏离了既定轨道，演变成一场各抒己见的学术争论。黄药眠是这场“美学大讨论”的发起者之一。他的《论食利者的美学——朱光潜美学思想批判》发表在1956年7月、8月《文艺报》第14、15期上，用他自己的话说：“以这篇文章为起点曾引起了有关美学界广泛的争论，这也算是起了点火者的作用罢”。1957年6月黄药眠还邀请朱光潜、蔡仪、李泽厚等人来北师大开设美学论坛，向高校学生公开宣讲各人的主张，展开学术争鸣。在6月3日他自己总结回应各家学说，发表演讲《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然而接下来6月6日他就因为卷入“六教授”事件被错划成右派，学术发表遭到压抑。接下来整整40年间学术界谈论“美学大讨论”的理论成就，以“美学四派”(吕荧、高尔泰的主观派，蔡仪的客观派，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派，以及李泽厚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派)说流传下来，黄先生的核心观点及理论贡献被选择性地遗忘了。

为什么黄药眠的观点长时间被忽略？笔者经过整理发现主要存在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以童庆炳、黄大地等生前学生、亲友为代表，认为黄先生很快被打成右派遭遇政治压抑是主要原因。跟政治雪藏相关的还有身体健康问题，从1957年到1979年，22年的右派生涯使得黄先生的健康受到损害，到“拨乱反正”时已经是风烛残年。“尽管当时他还努力地写文章和指导研究生，但其身心条件已经难以恢复他壮年时期的那种状态。”第二种说法认为跟社会转型阶级话语不合时宜有关，“现在有的人认为他的文艺思想有点左”。第三种说法认为跟学理论证上不够清晰有关。在“美学大讨论”中及之后，都有一部分人认同蔡仪对黄药眠的批评。“如果黄药眠的这种论点和朱光潜的有什么区别的话，我看不外是朱光潜是所谓‘纯粹的唯心论’，而黄药眠也许是不纯粹的‘唯心论’罢了。”朱光潜认为“在他(黄药眠)的美学里‘联想’占用了很重要的地位，似乎用‘形象的联想’代替了‘形象的直觉’，并且表示我觉得他对于‘美在心或在物’，美与美感的关系以及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分别和关系等问题没有说得很清楚”。李泽厚也曾经提到，“右派军师黄药眠《论食利者的美学》……只是对美感作了一些零碎的日常经验式的叙述，而并没有什么真正科学或理论上的系统论证，因此它并没有理论上的代表性”。由此可见，三位学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黄药眠先生观点鲜明、贴近常识的经验论述，虽然他们都从其美学思想中受益匪浅。

黄药眠《面向着生活的海洋》

二、价值论美学与“审美评价”说的再发现

“美学大讨论”加深了对美学一些基本问题的理解，它带来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美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当然它也带来明显不期然的影响，这就是美学理论思考的认识论化。当时人们主要是通过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提到的反映论来理解美学问题，倾向于把世界的所有问题归结为一个精神/物质谁为第一性的问题，在美学理解上也复制了存在/意识、唯物/唯心、主观/客观这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这种谈主观则色变、言唯物必彻底的盲目自信，造就了对美学问题的本质主义理解方式，这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人道主义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实践观背道而驰的。

关于美的理解，大体有认识论和价值论两种思路。黄药眠在1957年6月的公开演讲《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中提到：“若说美的存在，是先于人的存在，那就是将哲学上的认识论的命题(物先于人存在)硬套在美学上，是不适当的。这样会抹杀美是作为社会生活现象而存在的这样命题。……故美不是存在于事物本身中，而是人对于客观事物的美的评价。”朱光潜也在1957年《哲学研究》第4期发表的文章《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里提到这个问题，“应不应该把美学看成只是一种认识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政治斗争与审美话语的深度纠缠，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狭隘的理解，黄药眠的“美是审美评价”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黄药眠1987年去世，直到1999年《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才在《文艺理论研究》发表，黄先生的价值论美学观点在新世纪相继得到童庆炳、陈雪虎、李圣传等人的深度阐发。在“美学大讨论”过去大半个世纪、黄先生去世12年之后，其审美话语才在一众弟子拒绝遗忘、重新发现、锲而不舍地接力研读中被激活，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人们惊讶地看到，他在1950年代就有说出“美是一种审美评价”的理论勇气，这个观点对当年“美学大讨论”的总结性、超越性和启发性不可低估。的确，黄先生不是哲学家，他的理论表述看上去不像那些哲学出身的学者有“庞大”的“系统”，但是他从一个作家的生活体验、创作心理和一个置身于历史之中的知识分子实践视角出发，没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硬套在美学思维上，因此才超越了当时截然二分的认识论美学思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价值论思考之维。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审美评价”说的再发现有赖于引入价值论美学的新视角。价值论美学在中国本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兴起，构成了对认识论美学的挑战。现代美国诗人、美学家、文学评论家乔治•桑塔耶纳(George Santayana，1863—1952)在他的《美感》(1896)一书中曾经提到，“美的哲学是一种价值学说”，“美学是研究‘价值感觉’的学说”。德国现象学美学家莫里茨•盖格尔(Moritz Geiger，1880—1937)首先将现象学方法引入美学领域，在他看来：“美学是一门价值科学，是关于审美价值的形式和法则的科学。”他发现了审美主客体关系的交互性质，从而开创了审美价值现象学理论。苏联美学家斯托洛维奇(Леонид На-умович Столович，1929—)的《审美价值的本质》(1972)运用价值论方法研究审美关系和艺术活动，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美学的早期成果。英国的H. A.梅内尔著有《审美价值的本性》(2001)，他们都在现代价值论美学方面作出了理论贡献。

1980至19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新的一波美学热，现代西方形式主义美学、文艺心理学、生命美学、体验美学等学说大量涌入。“所谓美学，大部分一直是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三者的某种形式的结合。”如果说1950年代从批判朱光潜的西方美学话语出发，开启了美学与社会历史互动的“向外”转向，那么1980年代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就是对1950年代美学批判矫枉过正的再反思，因而重新开启了美学“向内”转向。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人的价值学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人的需要和满足的论述，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解放部分章节的重新阅读，人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中更加立体化、更加人道主义的一面。1990年代初，随着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等著作翻译过来，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美学视界开始得到中国学人的重视。

与将美学认识论化的倾向不同，价值论美学主张美是客体相对于主体的一种审美价值属性。“价值论美学主张美是主客体关系的统一，认为审美价值是人类在长期的主客体审美活动当中确立起来的事物属性之一，作为主客体统一论美学，价值论美学是一种相对论美学，只有在确定的审美关系、审美活动、审美实践当中，审美价值属性才表现为有条件的客观性。”就看重审美对于人类的实际功用价值来说，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比较早的价值论美学主张；就价值论美学是一种“主客体统一论”美学而言，它原本和朱光潜的学说有很大的亲和力；而首次把价值论美学的主张表达得清晰有力，在1950年代就冒着“主观唯心主义”的政治风险，承担似乎在重复定义的学术风险，提出“美是审美评价”说的是黄药眠。

励耘文库·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药眠卷

三、“审美评价”说与当代审美文论话语的发生

应该看到，如果只是在1999年发表的黄药眠遗作的演讲稿里提到“美是审美评价”，一定有人认为黄先生的后辈弟子有“美化先师”“过度阐释”之嫌。经过回到历史现场进行文本细读，我们发现黄先生的同辈学人、“美学大讨论”中那些著名论敌和辩友蔡仪、朱光潜、李泽厚等人批评他的观点，在这里恰可以成为有力佐证。原来，那些被论敌称作“没说清楚”“不彻底”“不够系统”的地方，恰是他思想最闪光之处——价值论美学的胚芽。也就是说，在黄药眠1940—1950年代参与美学论争的多篇文章里，这种价值论的关注视角都是草蛇灰线一般一直存在的。只不过那时，黄先生自己并没有自觉意识。黄先生当年提出“美是审美评价”的主张，只是根据他多年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修养，并且尊重自己的审美常识、创作经验而已。在价值论美学的视野中，“所谓的美，是指一种审美价值，是事物相对于人类审美活动所呈现出来的一种价值属性，它的生成必须以审美客体、审美主体、主客体审美活动、作为审美惯例的审美文化等几个方面为前提”。以下我们就主要从这四个方面分析黄药眠的“审美评价”说对中国当代审美文论话语的发生产生的影响。

(一)审美客体与审美文论话语的现实基础

蔡元培曾经指出：美“在客观方面，必须具有可以引起美感的条件，在主观方面，又必需具有感受美的对象的能力”。价值论美学认为美是客观事物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审美价值属性，必须要有一个客体作为审美对象，这个审美对象具有某种“审美召唤结构”，能够激发主体的审美体验。在黄药眠看来，这个“审美召唤结构”和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需要、利益、兴趣紧密相关，来源于人的现实生活经验。

当时在“美学大讨论”中，坚持美在客观事物本身的是蔡仪，他认为美学上唯物/唯心主义两条道路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是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中的反映论，是否承认客观事物本身的美，是否承认美的观念是客观事物的美的反映。黄药眠最初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唯物主义美学客观“典型”说。“美就是在同一种类中既具有个性，又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典范性的东西。”不过与蔡仪的典型论强调物的美在于其自然属性不同，黄先生认为这些典型是与世推移、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美的典型性，虽然是客观的存在着，但它是从人类生活实践中的立场去显现出来的，个人的立场不同，因而个人所遵循着的序列不同，而所谓典型也就不同了。”

也就是说，与寻找典型中的某种客观规律和本质相比，黄药眠更重视客体满足主体的意义价值。他认为物能离开我们而存在，但是美却不能离开人的感觉而存在，“美的原始形态与功利直接相联系，和好、善很难分开。美存在于能满足我们物质生活与精神需要的对象之中，同时也存在于人们为追求人类幸福生活而斗争的生活中”。黄先生一直认为在美的问题上，绝对客观、永恒不变的规律和本质是不存在的，“美是人们在当时的历史具体条件下，各自根据其阶级立场、民族传统，从生活实践中看出来的一个序列的客观事物的典型性”。美的典型扎根于生活，来源于经验，并不存在类似黑格尔的“理念”、古典主义的“典范”那种抽象的本质。“审美评价”说作为价值论美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避开“美是什么”的这种本质主义提问方式，把美看成是具体审美实践中主体对客体的审美评价。在某种程度上黄先生能认同“美虽然不能离开客观的事物，但美与不美乃是属于价值的学问”，虽然这在当时会被冠以“唯心论”的标签，但是这来自黄先生个人作为创作家的现实经验，他不会牺牲常识去追求美学“理论上的系统性”。

有意思的是，蔡仪是黄药眠美学话语的第一个发难者，也是他的价值论“新说”的第一个发现者。在《评“论食利者的美学”》一文里，他批评黄药眠不谈“美”的本质问题，而大谈“审美评价”“美感经验”和“审美对象”。“‘美学的意义’和‘美学评价’，相同于一般所谓‘美的评价’；‘美学理想’大约相同于‘美的理想’或‘艺术理想’之类。黄药眠在这里着意避免用‘美’之一词而以‘美学’代之，当亦自有其用意。”他认为黄先生所说的“美学评价”和“美学意义”都是根据生活理想和个人主观经验展开联想的，因此有滑入主观唯心论之嫌，所以是用“不彻底的唯心论取代朱光潜彻底的唯心论”。虽然他隐约感到从“美是什么”到“审美评价”，这种论述命题的暗中替换可能别有深意，但当时他还无法领会那“深意”是什么。

蔡仪的批评说明早在《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成形之前，黄药眠价值论美学的思考就已经萌芽。这种立足审美活动本身的实事求是态度使他没有停留在哲学认识论层面进行抽象空疏的论辩，而是探讨审美个案的丰富和复杂。在黄先生看来，“美的事物是具体的，是要通过每个人的感觉才能构成的。因此，美的一般衡量来说，它是有客观规律的，但是每个人对自然的看法，是根据他的生活经验与体验去了解的”。黄药眠在审美对象、客观标准、美在典型等问题上注重生活经验、贴近常识的论述，为当代审美文论话语的发生奠定了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

(二)审美主体与审美文论话语的人文关怀

1980年代以来，审美文论话语主要有两个转变，一个明显转变就是“向内转”，反思以往庸俗社会学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狭隘化的理解，对符号学、语言学、形式主义和审美心理学重新加以重视；另一个明显转变就是主体性的高扬，反思以往机械唯物主义对反映论的套用，重视主观能动性和审美主体的创造力，充分肯定人的价值，正视人的主观因素在审美创作和文艺鉴赏中发挥的积极作用。黄药眠一直强调不能忽视人的主观的能动作用，他很早就认同恩格斯所言，认为机械唯物论的缺点就是在于“忽视了主观的能动性，而只是把主观看成了被动的客观事物的反映。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反对唯心论，同时也必须改正机械唯物论的缺点，把马克思主义贯彻到美学思想里面去”。在价值论美学视野中，审美主体必须存在审美需要以及能够感受美的审美能力。黄药眠一直强调美是相对于人类主体呈现出来的，他认为“离开人的生活去谈线条色彩是不对的，因为线条在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才有意义”。

他从美与美感的关系、自然的人化、审美能力、艺术个性等多个方面论述审美主体的重要作用，这体现了他一直以来对人的关注和人文关怀。关于美和美感的关系，他没有坚持机械反映论，而是认为“如果说美可以离开人的感觉而存在，等于说美可以离开人而存在，但美是社会生活现象，故离开人就谈不到美”。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人对自然的反映并不是反映自然事物本身的本质……而是通过这个形象表现出人的生活本质，而且是通过人的个性表现出来的”。黄药眠认为审美主体的审美能力很重要，审美主体必须具备相应的审美感知、理解和欣赏能力。贝多芬的交响乐需要有音乐感受力的耳朵才会感到它是美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即使美的事物存在，也不能有美感。这个审美能力并不是由一个美的事物来决定的，而是由生活习惯、知识教养、能力趣味等形成的整体生活结构来决定的，必须要通过不断地接触而增加知识和修养，才能逐步养成审美能力。并且“这种审美能力与功利有关，对我们有利的，则产生出积极的审美评价，对我们不利，则产生出消极的审美评价”。黄先生认为艺术个性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人从其本质的丰富性里显示了他的个性，人的知识越广，经历越多，个性越突出。故审美的现象又带有个性的色彩”。

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是黄药眠一直以来的看法，也有可能在“美学大讨论”中受到“主观派”的影响而加深。“美学大讨论”是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而发起的。在当年“美学大讨论”中大家谈主观而色变，只有吕荧和高尔泰的“主观派”旗帜鲜明地高扬人的主体性，强调审美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高尔泰写道：“美是人对事物自发的评价。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主观，就没有美。因为没有了人，就没有了价值观念，价值，是人的东西，只有对人来说，它才存在。”高尔泰的学说立刻引起大家的质疑，被认为是“主观唯心论”的思想。比如当时李泽厚就承袭了蔡仪对主观的恐惧，坚决捍卫美的客观性，他认为美“不在心，就在物，不在物，就在心，美是主观的便不是客观的，是客观的便不是主观的，这里没有中间的路，这里不能有任何的妥协、动摇，或折中调和，任何中间的路或动摇调和就必然导致唯心主义”。然而在“美学大讨论”之后，李泽厚本人也开始反思自己当时斩钉截铁的观点，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他开始研读康德的哲学，并且对主体性原则有了新的认识，这些理论成果收录在其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中。在这本书中，李泽厚认为康德的“人是什么”的真正答案在美学，并对康德的“美的理想”“审美理念”等概念详加评介。

通过回顾“美学大讨论”中各个学派关于审美主体问题的思想交锋，我们看到黄药眠在“审美评价”说中对各派合理性思考进行整合、批判与吸收，坚持自己建立在现实生活常识基础上的审美经验观；同时也看到当代审美文论话语走过的大半个世纪的曲折历程——由1950年代的“向外转”(批判唯心论、个人主义和主观能动性)，终于回到1980年代的“向内转”(承认主观能动性、尊重人的价值、正视个性差异，发扬人道精神、提倡人文关怀)的正确轨道上来。

(三)主客体统一论与审美文论话语的实践品格

价值论美学看重主体客体间性，强调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是一种实践关系的范畴，主客体之间是一种双向建构的过程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朱光潜在他写于1931年前后的《文艺心理学》一书中，曾经针对主客体统一性有过阐释：“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但这种关系并不如康德和一般人所想象的，在物为刺激，在心为感受；它是心借物的形象来表现情趣。世间并没有天生自在、俯拾即是的美，凡是美都要经过心灵的创造。”这一段文字在“美学大讨论”中多次被拿出来，冠上“主观唯心论”的标签，成为各路学者包括朱光潜自己批判的靶子。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黄药眠当时也批判了朱先生的美学思想隔绝现实、超脱功利、注重神秘直觉，但其实他们对于审美活动中主客体交互作用的理解并没有特别大的分歧。这就是朱光潜认为黄先生和自己理论差别不大，蔡仪认为黄药眠批评朱光潜“不够彻底”的主要原因。

比如黄先生在举梅花等例子阐述自己的正面主张时，按照经验和常识描述出我们普通人欣赏梅花的过程，“梅花曾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使我们感觉到它的颜色，它的形态，它的香气等个别的特性。通过我们的感觉器官，我们又产生了对于梅花的知觉，即把梅花给予我们的感觉，综合起来构成了我们对于梅花这个事物的整体的认识。由于我们在生活经验中曾经重复了不知多少次的梅花的知觉，于是在我们的脑子里就慢慢地产生了关于梅花的表象”。这个描述过程中主体“人”的作用一直以“我们”的称谓出现，仔细品味这个过程，它是强调心物交感以及主观和客观的互动和辩证统一的。“当我们把梅花当作审美对象的时候，也绝不是如朱先生所说，把它和世界上一切存在分割开来，成为孤立绝缘的东西去欣赏的。……我们之所以欣赏梅花，乃是由于我们感觉过梅花，它的颜色和香味在我们的感觉上曾留下有许多愉快的情绪色彩，知道它是怎样一种花，脑子里留下有许多有关于它的记忆和表象。”在主观/客观、唯物/唯心、美/美感等关系问题上，黄先生并没有表达得像李泽厚那样斩钉截铁，一定要区分美和美感谁是第一性的，谁是第二性的。

经过20世纪以来现象学哲学的洗礼，人们一般认同物和心之间本来也没有截然的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谈到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都是做两者交互沟通、辩证统一的努力。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站在今天的位置回看，黄先生当年的“不彻底”呈现出“须听将令”和“尊重常识”之间的矛盾。当然，黄药眠在当时批判朱光潜关于直觉、距离和移情说表述上体现的唯心论思想时，也不仅仅是为了听从时代的召唤(summon)，他确实认为“强调从生活实践看出美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主客观统一论视野中的生活实践，才是美感的真正来源。

因为认同生活实践对审美经验的重要影响，黄先生的美学谈论人性，同时也更看重阶级性，这也是他后来被人诟病有点“左”的原因。黄药眠对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从来不遮掩，从1920年代到1950年代，他一直都是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意义上愿意为争夺、确立无产阶级领导权服务的“有机知识分子”。旧中国幼年贫苦的出身，青年时代国际共运和地下工作经历造就的共产主义信仰，成年后奔波于延安、武汉、重庆、桂林等地，从事抗日宣传和敌后统战工作，颠沛流离的职业生涯，培养了他最朴素的阶级感情。黄药眠一直不讳言自己强调美学的阶级性。黄先生理想的审美主体是海边的农夫、游行的学生和工人、乞讨的老妇这些无产阶级形象，朱先生默认的审美主体是海上遇雾时凭栏远眺的乘客、面对一树梅花凝神关照的学者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黄先生不满意朱先生关于美感超脱功利、隔绝名理思考的说法，认为审美现象首先应从生活与实践中去找寻根源，“在朱光潜先生，梅花的形象是人的主观世界的外化；人的观赏梅花是必须排斥名理思考，孤立绝缘地来‘直觉’它，如初出世的婴儿第一次睁眼看世界那样，才能发现美和认识美；在黄药眠同志，‘我们对于梅花的直觉的形象，乃是我们对于客观世界底主观的反映’，人的欣赏它，不能排斥名理思考，不能排斥联想，把它和‘世界上其它一切存在分割开来’”。朱先生受康德和克罗齐影响，强调审美主体的“先验理性”和“神秘直觉”，黄药眠熟读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等著作，看重一代代的历史经验“激发”和活生生的生活实践“积累”。

关于美在心还是在物，美与美感的关系，黄药眠已经表达得很清楚，美感来源于审美主体的生活实践，也就是美在生活。“我始终认为对美的理解不能脱离开人类的生活实践。……我认为美是不能离开人类整个主体的实践的。”黄先生认为，只有从生活实践和阶级意识的角度去看，才能获得满意的美学答案。不能把美感经验从功利的生活中抽取出来，如果是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这种功利主义就是可取的。在这场论争中，黄先生作为朱光潜美学最早的发难者，纠正了其美学过于强调艺术直觉和审美无功利的神秘化、贵族化倾向，将朱光潜美学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上引渡到人间。“美学大讨论”中黄先生的历史文化积累说，以及美感经验基于生活实践的说法，启发了李泽厚“客观—社会派”实践美学的形成，对当代审美文论话语实践品格的生成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审美文化与审美文论话语的开放精神

审美主客体活动一般要在特定的审美惯例和审美文化中进行，审美文化构成了审美价值生成的背景。审美价值与功利价值、道德价值、宗教价值等其他价值既互相影响掣肘，又彼此补充生发，形成一个相互影响、异质同构的社会有机体。黄药眠一直重视审美文化，也就是生活经验、历史惯例和宗教传统等之于美感生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审美判断、审美观不仅受到社会存在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其它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哲学、宗教……等等”。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文学作品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比如《红楼梦》中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和封建贵族阶级的没落是分不开的；有的文学作品比如岳飞的《满江红》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有的文学作品受到当时的哲学潮流影响，比如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和泛神论的关系。

审美个案反过来也丰富审美文化和促进审美惯例的生成。黄先生强调“艺术作品可以从当时整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风尚和思潮来作出客观的评价”。美的典型性需要通过具体的审美文化传统体现出来。“美必须经过人类的认识才能成为美，而人类对于美的认识又是从生活实践出发的，因此美的典型性又必须是通过历史性、阶级性和民族的美的传统而具现着。”值得注意的是，审美价值与其他社会文化价值的互相影响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稳定的结构，而是形成一个开放的复合价值构造系统，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价值论美学强调“回到实事”，也就是在特定的“这一次”审美活动当中，审美价值才是相对确定的。“审美价值并非是与功利价值、道德价值、宗教价值等其它价值完全割裂的，而是一个开放性的复合价值构造……需要从具体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出发综合各方面要素来探讨审美价值。”这非常契合黄先生注重个体审美经验的举例说理方式。比如黄药眠认为确定一朵梅花美不美，首先是要审美主体感知整个客观事物也就是梅花的形象，同时和自己的生活实践、过去经验建立联系；其次要看审美主体当时的心境；最后作出的审美评价还和审美主体的思想倾向密切相关，而这个思想倾向则关联着这个人过去的全部生活实践经验，凝聚着大量社会历史、审美文化的内容，是多种价值长期积淀的结果，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也就是说，关于美的感知可能从一朵花开始，整个审美评价的形成却源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教育背景和整个社会的文化历史传统，美感的来源、美学意义的解释是向整个个体人生、社会实践开放的，它既充满了无限可能性，又有“这一次”的相对确定性。“审美评价”说作为一种相对论的美学主张，深具开放性、灵活性和包容性，当代审美文论话语能做到古今融汇、中西结合，并向未来开放，是和这些最初的理论探讨密切相关的。

结语

乔治•桑塔耶纳在《美感》导言中提到，“我们所见的一切关于美的著作，就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著作是哲学家按照他们的形而上学原理来阐明审美事实，把他们的审美学说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推论或注释；另一类是艺术家和批评家大胆深入哲学的领域，从本行的成规或敏锐的鉴赏家的评论，做出概括的论断”。黄药眠无疑属于后者。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美学学者，同时作为一个早期浪漫派诗人、革命文人、社会活动家，黄药眠的思考和写作甚至解放前的在世生活状态，有似德国著名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黄先生善于吸收、博采众长，重视创作与鉴赏，习惯吉光片羽的碎片化思考，不擅长宏篇大论；但是其审美话语短小精湛，重视经验、贴近常识，往往得风气之先。在“美学大讨论”中，通过与论敌、辩友们的话语交锋和思想碰撞，他始终让自己保持一个敞开的状态，其“美是审美评价”说敢于在当时背景下公开提出来进入公共传播，早于苏联学者若干年，开启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美学的先河，对中国当代审美话语的发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论场域中的审美话语分析：以黄药眠与童庆炳为中心”（项目批准号：22JJD750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刘剑 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11期（总第98期）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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