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百年来，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经历了不断变化的发展过程，既勾连着传统思想的历史积淀，又进行着中外文论的跨文化交流。当前，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时代背景下重提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着重要关系。本期我们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聚焦文论话语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梳理历史、辨析概念、分析话语、对话中外，以期更好地构建和完善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推动中国文论更加充满活力地面向未来。

作为异托邦的语言

——福柯论话语体系与文学语言的辩证张力

【内容摘要】 福柯认为我们身处于语言堆砌的世界，话语具有一种强大的构型能力，通过排列、运作、穿梭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有机系统。话语与权力密切相关，话语与权力编制成的巨大网络将我们笼罩其中。而现代文学语言，尤其是以萨德、鲁塞尔为代表的文学语言呈现出模棱两可、不可言说的异质性和僭越性，成为突破理性秩序、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但是低语依然无法脱离话语，“无话语的话语”终究是以话语的形式被表达出来的，不过是以异托邦的形式被保留，它不像乌托邦那样遥不可及，却又葆有了异质性的姿态。

【关 键 词】 福柯 话语 文学语言

一直以来，语言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而存在，语言被看作纯洁而透明的符号体系，它忠实于要表现的世界，然而，到20世纪语言转向之后，语言的附属地位被逐渐翻转。我们身处于语言堆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除了语言，别无他物。“语言与思想和与符号的关系，恰如代数与几何的关系：语言用一种秩序取代了各个部分(或量值)的同时性比较……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切割，而是在空间中深远地确立起秩序”，语言将丰富的思想与世界按照规则压缩在符号的平面图上，不是思想制造了语言，而是语言创造了思想，甚至建构了世界，可以说，话语具有一种强大的形构功能，它通过排列、运作、穿梭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有机系统。而社会文化、规范律法内化为无意识的结构体现在语言中，话语与权力密切相关，正如话语无处不在，权力也如影随形。正是话语与权力编制成的巨大网络如同全景敞视监狱一般将世界包裹得密不透风，在这里，我们被塑造、规训，却不自知，甚至遵循预设的秩序进行自我治理、自我运作，最终被构建成同一的、扁平的、讲求效率的、理性至上的人。

那么，如何才能从身陷囹圄的境遇中逃逸出来？福柯认为要非常警惕任何“未经反思的连续性”，而制造断裂的正是现代主义的文学语言，这是一种模糊、散乱、非理性的喃喃自语，也正因为它的发散与无序，它无法被权力捕获，因而也具有先锋性、颠覆性与无限潜能，在福柯那里，文学语言成为了突出重围的一片飞地。因此造就了福柯的“文学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福柯对文学情有独钟，他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评论，涉及到萨德、雷蒙•鲁塞尔、荷尔德林、马拉美、巴塔耶、克洛索夫斯基、布朗肖、博尔赫斯等人，福柯曾说尼采、巴塔耶、布朗肖、克洛索夫斯基让他逃离哲学的途径。他们都打破了哲学和非哲学的界限，溢出哲学的边界，走向语言学、谱系学和文学。在《什么是作者》中，他把文学看作一种话语实践，而不仅仅是内在于语言世界的实验。文学能够成为实践，就在于通过它对语言的测试、挖掘、刺激与询问，将封闭的、等级化的话语体系击破。那么，话语与文学之间存在何种辩证张力？文学语言有怎样的内在潜能？它是否能承载颠覆逻各斯大厦的使命？沿着这些问题，我们试图勾勒出福柯话语理论，进入福柯的文学时期。

一、一套完备生产机制：陈述、话语与权力

(一)从陈述到话语

福柯试图用一套全新的话语理论取代之前的语言体系，他势必要创造出新的关键概念和表达方案。他认为话语是所有陈述的整体，并赋予了“陈述”(énonciation)以新的内涵：陈述“既不是意群、也不是建构规则，还不是更迭与排列的标准形式，陈述是使这样的符号存在和允许这些规则或这些形式成为现实的东西”。可以说，陈述不是话语中的基本单位，也非逻辑学中的命题，它不是语言中的句子，也不是言语行为，而是一种功能；它不是静态的、有待描述的语言结构，而是动态的、随时随地都起作用的运作机制。因此，必须将其放置到具体语境与运作场域中才能窥得其全貌，具体来看陈述有四个功能：

第一，陈述不是词与物的对应，而是彼此的分离，它不是对世界的再现与表象，而是与对应的参照系息息相关，那么，原有的对命题、句子的语义分析与形式研究方法就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对陈述的形成场域和分化空间的关注。第二，陈述不是陈述主体与表述内容的结合，而是彼此的割裂：陈述主体不是以第一人称发言的某个固定的表述者，而可以由无数差异的表述者来填充，同一个表述主体也可以充当不同的角色，可以说，表述主体是一个“空洞的功能”，它虚位以待、变化无常。第三，陈述是一个网状结构，任何陈述都不能单独存在，而是彼此依附编织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环环相扣，层层叠加，因而没有独立的、客观的、自由的陈述。第四，陈述需要呈现“实体、载体、场所和日期”，陈述可以变化，当陈述被重新开启，在严格的限制下，它可以被反复言说、重复呈现，陈述被生产、操控、重组，任何一个陈述的改变都会让整个网状结构发生变异，因此，陈述是流通的、变动的，可以产生强大的功效。

而陈述扩展、发散、蔓延的弥散系统构成了话语，即“话语形成”(formation discursive)。话语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分类模式、行为规范，等等。福柯将传统语言学改头换面，使之具有全新的意义：话语的对象不是自然存在的客观对象，而是在某个复杂的制度、经济、规范、社会关系网络中被筛选、建构而成的；话语关注的不是“说了什么”，而是“谁在说话”；话语的主体不是某个人，而是一种在特定语境和时代中的功能性的存在，因其所占据的位置、身份、立场而变得不同。可以说，话语表达的不是客观再现或普遍概念，而是要呈现出表述背后复杂交错的关系网络。

基于此可以看出，话语与语言不同，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1)有限与无限。在语言中，有限字母、词语按照一定的规律组合而成的无限的句子、命题，进而构成了无限的语言体系，而在话语中，已经表述出来的命题或句子在数量上是无限的，却在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历史中被建构为一个有限的整体。(2)表面与深层。语言学关注语言构成的外在规律，即词语的组合、语法、时态，以及在历史演化中词语的演变，而话语则要探寻的是语言的内在规律，以考古学的方式去探讨何种原因使得某一种陈述异军突起占据这个时期最主要的位置，从而压抑和遮蔽了其他陈述。(3)单一与杂多。语言是按照约定俗成而形成的表达思想、再现世界的语义系统，其思想性相对单一，而话语可以被建构、改造、分解和重组，可以被生产、分配、运作、控制，是一个复杂多变、盘根错节的网状结构，它无法独立存在，而与其所处的世界相互影响，所以说，话语探讨的是陈述与产生它的社会、历史、经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4)静态与动态。语言是一种对既定世界的表述，是静态的词语的缀连，而话语是不透明的，它不是再现世界，而是建构世界，因此具有生产性，那些“可被传播和被保存的、具有价值的以及我们试图据为己有的东西，我们重复、复制和转换它们，我们为它们设置一些预先确定的路线，并赋予它们在制度中的地位，它们是一些不仅被复制或译本而且被注释、评论和意义的内部增值区分开的东西”。话语是生产性的，围绕着某一事件它可以复制、评论、转发，周而复始，依据这样的模式，话语如同机器一般永不停滞地生产着。

(二)从话语到权力

从话语到权力的中间环节是知识，在福柯看来知识(Savoir)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认识论层面，即在自然史、生物学、财富研究、政治经济学中“所部署的那种实证的认识基础”以及其背后秩序形态、历史语境和实施条件；另一个是考古学层面，即福柯所谓的知识型(l‘épistémè)，这是一种能动的构型能力。福柯声称自己早期的考古学方法正是要通过“研究同一平面上实践、制度和理论的同构性”，以一种“理论活性”(theoretico-active)而非萨特所谓“实践惰性”的视角去寻找在历史中将其构建出来的知识层积。福柯话语理论最大的独创是发现了话语的内在机制：话语建构知识，知识连接权力，权力伴随着话语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属于“微观物理学”。这里的微观应该把它理解成一种新型关系、它变幻不定且不限于单一地点，它们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传递、动荡、潜藏着。权力是一种力量关系，不止是国家、法庭、监狱这样的形式，权力不是单一的，而与其他力量纠缠、交织、配合、链接，始终处于网状关系中。权力超越了暴力和镇压，它并非是通过摧毁精神、规训身体而获得可见性的，它是开放的、变化的、潜移默化的，它可以煽动或阻碍、促使或转向、扩大或限制，权力通过影响其他权力而确定，也受其他权力影响而被确定。每一个权力都包含多种权力关系，整个权力场根据这些关系及其变化对权力进行分布。

话语通过知识有效地让权力蔓延，整个人文学科的知识体系与权力密切相关，权力关系没有自身的形式，而是“与不成形的内容(感受性)和非形式化的功能(自发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然而，知识关系从各方面论述成形的实体和形式化功能，时而处于可见者的感受种类之下，时而处于可述者的自发种类之下。成形的实体通过可见性而显现，形式化目的化功能则通过陈述而显现”。可以说，知识让不成形的权力变得可见，知识与话语、权力共同构成一个相互缠绕、微妙而复杂的网络。权力通过煽动、挑起、宣扬渗入情感范畴，又通过教育、治疗、惩罚深入知识的形式范畴，两者相互影响。

福柯以“性经验史”为例考察权力如何进入个人化的性领域，这一领域非常隐秘，权力之光若要照彻这一幽暗的角落、实现对人的全方位的控制，通过暴力强制镇压往往适得其反，只有通过话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才能让人毫无防备地交出自己的私人空间。在这里，知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关于性的话题人们总是讳莫如深，但权力机关展开有秩序、有规则、多样性的话语煽动，通过坦白、忏悔、宣传将人们的个人经验变为公共话题，让新的话语源源不断地生产，多样的评论无限衍生。其次，以知识冠名建立一种看似科学的检查机制，检查的程序使得人们变为一种有待观察的客体，通过书写，将人的私密空间转变为一个可描述、可分析的研究对象；接着，在大量的对比分析和数据采集中，建立一套知识体系，通过对象化的方案，任何空间和领域都可以被观看、讨论、研究，变成被规训和征服的客体，并在教育、医学、经济、法律中对性话语进行收集整理并将其制度化，编织成一张巨大的网络；然后，权力以知识之名发号施令，通过筛选决定什么被认可、什么被禁止、什么被延续和流通。例如理性话语对疯癲话语的排斥，真理对谬误的排斥，异性恋对同性恋的排斥，这些排斥借助话语与知识最终变成一种制度或传统。

通过权力的掩护，话语生产更加快速且多样，权力让话语有组织地被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效力，只有这样，权力才能随着话语的生发而被建立并得到巩固。所以说，权力与知识相伴而生，真理与权力同样亲密无间，真理不是柏拉图所预设的理念，不是海德格尔所谓争执的结果，而是一整套秩序、规则，通过规则的制定与服从而获得权力。可以说，话语、权力与知识相互交织，彼此绑定，话语转变为知识，知识携带权力，权力又制造话语，而话语又生产权力，它们之间处于不平衡的运动状态，在运作中常常充满矛盾，在各种关系的竞争中得到强化与弱化，话语可以强化权力也可以削弱权力。基于此，德勒兹认为：“如果我们抽象地看待权力，那么它既看不见什么也不谈论什么。这是一只鼹鼠，只在自己地洞网和复杂的洞穴里才辨认得出自己的所在：权力‘从无数点开始被使用’，‘来自下层’。但恰恰是这样，在它自身不看不谈之时让人看见和谈论……问题不在于已经拥有言语和光线因作恶而出名，而在于罪恶的、卑微的、无声的存在，在于它们与权力的相遇相撞从光线中获得瞬间并使瞬间说话。”

可以说，话语已经不是传统被动的语言表意系统，而具有一整套生产、运作、建构的机制，话语无处不在，它与权力绑定进入到社会的毛细血管中，建构了整个人文学科，甚至人本身也是被建构的，仿佛人只是一个密不透风的蜘蛛网中的被权力规训的猎物，那么哪里才是逃逸的出口呢？

二、话语之外：低语的先锋性

(一)低语抵抗话语

在权力的加持下，话语代表的是一整套社会秩序与行动法则，并时时刻刻都发挥着作用，如此，混沌的原初世界被分割，蓬勃的最初欲望被压抑，不可言说的原初经验被切除，在语言法则与社会神话中，人必须合乎理性、遵守规则。而那些不符合话语体系的破碎、凌乱、异质、无逻辑的语言就被排除在外，即“低语”，而话语也正是在排斥和静止低语的基础上才能树立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正如福柯所言：“话语所驱散的正是低语(le murmure)，但是，若没有低语，话语就不能讲话”，话语总是倾向于清晰明白、概念明晰、等级森严、秩序井然，它越趋近于这一目标，低语就越被排挤，但话语想要存在又必须依靠低语避免理性耗尽言语的所有可能，两者始终相辅相成，充满张力。同一性的显现需要异质性的衬托，在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理性框架中，同一、肯定是本源，差异、否定是派生，差异之差异即同一，否定之否定即肯定，异质性被当作是同一性的附属而存在，依然延续着同一性的思路。而到了现象学开始对此有了深刻的反思，海德格尔认为：“作为宁静的静止，始终比一切运动更激烈，比任何活动都活跃”；在这种展开中，“寂静之音”恰恰是比言谈更本真的话语，海德格尔谈到正是通过“听和沉默这些现象”，话语才完成对生存的生存论的组建。日常语言是常人的存在样式，即被抛入公众意见之闲言的此在沉沦，而沉默才是语言的本真状态。

受其影响，福柯想要恢复一种全新的陌异空间，在语言最初的时刻恢复语言的原始存在，也就是低语。低语不起否定作用，而是不可整合、不能化约、模棱两可、不可言说的语言。福柯认为萨德的语言就是一种典型的低语，他在1960年代的《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知识考古学》以及《声名狼藉者的生活》等著作中多次提到萨德，萨德的《索多玛一百二十天》的书写中充满了令人瞠目的排泄物、性虐待和性变态，萨特将无穷的欲望呈现为语言的繁殖与词语的铺排，词语超越自身的边界肆意增长。正因为如此，萨德的语言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风格，它不是以否定的方式来抨击和批判，而是延伸到一种不讲逻辑、不按规则、无法归类的未思之境。在这里，我们遇到的经验和语言都是陌生的、散乱的，这是一种非话语(non discursif)的话语，即语言的原始存在，低语不能被符号化、不能被编码、不能被随意切断组合，在这里，文学才真正诞生。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语言不是理性的修辞，而始终在“语言的外部边缘”低语，它使逻辑的连续性被打断，让理性的严密性受挫，它制造了一种无法控制、无法穿透的虚空状态，我们得以在此重新思考自己的感知模式和价值系统。

米歇尔·福柯《声名狼藉者的生活》

如果说萨德的欲望书写制造了语言的狂欢，抵达了未思之处，那么雷蒙•鲁塞尔的迷宫书写则制造了词语的镜像，形成了语言的空虚。1963年福柯出版了唯一一部作家评论专著《死与迷宫：雷蒙•鲁塞尔的世界》。在福柯看来，鲁塞尔的语言也是一种低语，他制造了一种文字游戏：一种方案是将音同义不同的词语放置在一起，制造悬疑，设置谜题，让原有的意义变得增殖；另一种方案是在一个语言中不断地加入解释的括号，新的内容将正常的语序打断，“‘每一个词语都被一种可能性同时激发和耗尽，同时充满和掏空’，同时是这个意义和那个意义，同时是有意义和无意义”。鲁塞尔的低语将语言规则推向深渊，语言的同一性变成了一堆碎片，在断裂处新的思想才能出现，低语“将偶然抽取不断再链结于随机与附属的混合之线中。思考因此在此取得全新形象：思考就是抽取特异性，就是对被抽取物的再链结，而且每次都必须发明由一特异性邻近区域划至另一特异性邻近区域的系列”。可以说，低语脱离了工具性的表达，让语言真正成为它自己，在低语中思想才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了。

(二)低语总在僭越

福柯看来，低语意味着僭越(transgressive)，僭越是福柯在1963年纪念巴塔耶而提出的。僭越占据巴塔耶思想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巴塔耶看来，僭越和禁忌密不可分，禁忌并不是理性的产物，也非道德的训诫，而是来自非理性的恐惧，“只靠理性是无法以相当的权威界定逐渐变化的界限的。只有不理性的恐惧、惊骇能够在过度发狂(déchaînement)中继续存在”，巴塔耶甚至说，禁忌的存在就是为了打破和僭越，“在消极情绪的打击下，我们必须遵守禁忌。如果情绪是积极的，我们就打破禁忌”。因此，无论是禁忌还是对禁忌的僭越，都出于人面对神圣力量时产生的非理性情绪。受巴塔耶的启发，福柯看到了这种非理性僭越的内在力量，它可以带我们抵达未知地带，这是一个晦暗的、他者的、中性的场域，没有具体的形式。在未知中，自我被他者抓住，变得激荡动摇、心醉神迷、脱离自己，进而一切命名的行为被悬置，同存在的关系被悬置，因此，只有僭越才能突破整体性的框架，向着异质性敞开。僭越试图让语言达到自身的极限，那个言之凿凿的主体被分离，成为了匿名文本、前言和脚注，正因为主体的消失，语言失去了逻辑的锁链，变得发散零碎、疯狂蔓延，如穿梭迷宫一样自由运行，成为一种模糊的、不及物的低语。

僭越不是否定，而是肯定，肯定那些被遮蔽、受限制的存在，僭越击碎的是同一，释放的是差异，注重感觉和体验；僭越总在逃逸，“这些因素都处在不确定的、或确定性转瞬即逝的语境中，其结果是，每当思想试图抓住它们时，便立即失效”。僭越是瞬间完成的，它是临时性的、闪烁不定的，也正因为如此，它不能被理性掌控，无法被主体编码，让书写处在起点之后、终点以前，是一个无限持续、无人生还的混沌状态。所以说，低语并不再现世界，也不叙事抒情，而是不断地蔓延、增殖、重复、发散，发出喃喃絮语，它不符合理性、不服从逻各斯，意味着某种不可表象、不可命名之物，被遮蔽之物被不断地打捞起来，产生一种全新的经验和认知。

僭越制造空虚，“僭越行为把界限一直带到其存在的界限处，它迫使界限直面自己的内在消失，发现自己存在与自己所排斥的东西中(说的更确切一些，或许可以说，这是它第一次认清自己)，在自己的堕落中体验自己的正面的真实性”。僭越带来了自我分裂，在自己背离自己原来信奉的理性原则之后发现了原初意义，而这种原初性是一种不合时宜和永远的缄默，这是一种无法操作的语言，是一个主体缺席的语言，是一个越来越在沉默的空间中下沉的语言，直至到达一个空洞。福柯写道：“萨德所有的作品都存在一个奇怪的界限，但这些作品又都坚持对这些界限的僭越。……这些作品成为每一个语言的双重(而语言又在重复中被它们纵了火)与它们自身的缺席(它们一直在表达这缺席)之间的冲突的严肃征象。”低语通过对边界的突破，实现对缺席之物的表达，让不可见变得可见，低语让主体匿名、规矩失效、逻辑断裂，也正是在缺席之处意义才得以显现，真理才得以澄明，正如布朗肖所言：“在那里，当下没有了尽头，一种无穷无尽的空洞的无限，苦恼本身的无限，把它和其他的一切当下分开，它就这样失去了任何的未来：一种没有尽头的当下，一种不可能作为当下的当下。”可以说，文学语言就是一种异质性和多样性的语言，而日常语言、科学语言是单义性的，它们试图通过准确的遣词造句抵达唯一的真理，即一种在场形而上学，因此排除了自身以外的其他一切意义空间。而文学语言并不致力于构建出一条直达真理的理性之路，而是敞开一个自由的意义空间，语言可以不断地僭越已有的表达框架，不断扩大自身感知能力的边界，不断更替与变化、探索异质世界和极限体验。

三、话语与低语的博弈：“外界思想”与“异托邦”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话语无处不在，其携带的理性、秩序、权力无孔不入地控制着我们的生活，尽管福柯将反叛的希望寄托于低语，让低语通过断裂、不作为的方式体味原初经验，但是，低语的表达必然要进入语言系统，某种意义上说，低语需要借助话语才具有可见性和可理解性，如此，低语一旦完成僭越就会被收编进话语机制中。话语与低语始终处于博弈与争执之中，那么需要追问的是，在话语如此强大的笼罩下，低语把我们的思想带到何方？又如何保全自己的批判力和异质性？

(一)走出话语的边界抵达外界

低语冲破了话语，真正要呈现的是一种外界思想。如果说话语是一套有效的建构和生产机制的话，那么外界就是理性未及、主体缺席之处；如果说话语是一个盘根错节的社会历史产物，那么外界就是一个没有被规训和掌控的未知体验。低语脱离了语言的表意功能、叙事使命和说教责任之后，文学才具有一种别样的先锋性，可以向着未知与外界探索。

但这与当时法国盛行的、由萨特提出的“介入文学”针锋相对，按照萨特的观点，文学的功能和任务是回应时代、书写历史、介入社会，而实现文学功能的重要角色是创作主体——作家。他认为：“战争和占领在把我们推入一个熔解的世界的同时，强使我们在相对性的内部重新发现绝对……这就意味着文学——除了把牌搅乱的超现实主义极左派——趋向于建立某种道德相对主义”，作家的“任务是创造一种能使形而上的绝对与历史事实的相对性交汇、和解的文学”。在萨特看来，作家应该是革命的知识分子，要以否定性和建设性的双重面貌介入文学与语言，创作理想的作品，抵达自由之境。

福柯与萨特相悖而与布朗肖相近，布朗肖提出文本的反思力和批判性不是确定意义、书写历史、介入社会，因为这种批判依然延续着同一逻辑和思维框架，否定只是对肯定的加强，错误更好地保证正确的地位。所以，介入的文学不是真正的反思，而文学的颠覆能量恰恰在于停滞原有的逻辑，进入中性地带，让人们走向非思的、幽晦的体验中。正如布朗肖所说：“文学更像是无可发现、无以证实、永远无法直接证明的活动，我们只有偏离它才能走近它，我们只能抓到一点，从这点往高处走，在那探索，无心文学、无心文学‘本质’，相反关心怎样缩减文学使其中立。”可以说，文学的意义是它逃离一切预设、规定、本质等固化的思维，不断向着晦暗之处敞开，脱离权力羁绊，永远在变化、生成。这就是布朗肖提出的外界思想，他认为外部是理性的缺席，是不可经验的经验，是无法言表的深渊，只有喃喃低语、僭越的语言和碎片的语言才能冲破语言的秩序，制造断裂、碎片的低语无法自我表达，也没有意义，它不能被整合成完整的思想体系。

福柯所谓的外界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他看来，外界并非一个实在空间，而是一种非思、非理性、非同一性的思想形式，它是一个隐喻，意味着不可能的可能性，不在场的在场，它是一场思想的自由蔓延与超越运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外界思想消解理性、摒除主体，它“摆脱了主体性的思想，好像是从外部设置了其界限，表达了其终点，使其分散熠熠发光，仅仅吸纳了其难以克服的缺场。同时，它身处所有积极性的开端，但这并不是为了掌握它的根基或者理由，而是为了重新获得它的伸展的空间，即作为它的场地的虚无、它得以构成的间隔、它即刻的确定性一被瞥见，它们就会溜进其中的间隔”。其次，外界思想是动态的。如果说话语呈现的是一个静态的权力空间，那么低语呈现的则是一个动态的生成空间。“外部不是一个固定范围，而是一种生气勃勃、变幻莫测的物质，它充满蠕动、褶子(puis)和褶皱(plissements)。”低语通过不断的运动获得了解放的力量，语言“在它关注的和遗忘的存在中，具有一种掩饰的力量，这种力量抹去了每一个确定的意义、甚至抹去了演说者的生存；语言的灰色的中性，组成了所有存在的基本的藏身之地，进而使形象的空间得以解脱。语言，既不是真理也不是时间，既不是永恒也不是人类；相反，它总是外界的解散形式”。最后，外界思想是晦暗地带，“外界不能作为积极的在场呈现自己——不能作为被自己存在的确定性所内在地点亮的事物——而仅仅是作为缺场尽可能地远离自己，退缩进缺场制造的符号中，从而将其引向缺场，好像接触到缺场是有可能的”。外界是认知范畴之外的、不可预测的中性地带，在这里，言说主体隐匿了，留下的是词的自言自语，文学正在经历一种不及物的语言实践：语言的字词、节奏、句式创造了自己的旋律在自主地跳舞，语言摆脱了再现的枷锁，赤裸地、欢愉地嬉戏。

在福柯看来，话语塑造了世界、建构了人本身，但外界思想具有一种惊人的力量，它是不在场的在场，指向对真实的、原初的、若隐若现世界的追索，对一种深层的、无穷的、潜藏的力量的召唤，在这里人们有能力背离自身、背离理性，重新思考、重新激活生命和思想的力量，从这个被规训、被治理的权力社会中逃逸。

(二)话语与低语的张力：制造异托邦

然而，低语始终无法脱离话语，低语终究需要以话语的形式被表达出来。低语要呈现自身，就不能不进入语言的秩序和表达系统，不得不依托连续有序的时间性话语空间。那么，绝对意义上的断裂、破碎、不及物、无意义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的设想，低语如何在保持自己异质性的同时进入社会系统？福柯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异托邦(Les hétérotopies)。它与乌托邦不同，托马斯•莫尔把乌托邦引申为一个虚构和想象之地，它是现实社会的颠倒，理想而完美的非真实空间，而异托邦指一些中断了日常时空经验的异在空间，它是真实的空间。例如古代的与神圣、权力相关的祭祀场所，与生育相关的卧室等。在现代，异托邦是博物馆、监狱、墓地、度假村、电影院及汽车旅馆，等等。异托邦存在于我们日常的时空中，却与日常时空秩序断裂，正如博物馆中的时间往往纵横交错；在某个时刻，它会由他者式想象性的乌托邦瞬间生成为具有特殊时空的现实性时空；它是异质的，必须与不平等的共同体的秩序决裂才能寻找到它；它是“无分者之分”被算计在整体之外的人民(démo)的家园。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

福柯在《词与物》中谈到，“异”对一个文化来说既是内在的又是外来的，它通过禁闭的方式被排斥了，物之序的历史是“同”的历史，事物的差异被分门别类，被收集在诸同一性之中。而异托邦的存在是对同一逻辑的反思，进而强调一种极限体验(l’expérience-limite)。所以，异托邦是一种“反场所”，它的异质性被保留着、恢复着，并若隐若现地显示着。在这里，时间不是均质的线性秩序，而是共存、交错、前后不继，空间也不是同质的，而是全然不同的场域彼此交织、叠加的网状结构，它的存在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起到一种补偿、批判的作用，让同质的世界变得差异多元。福柯用“镜子”比喻异托邦，可以说，异托邦的可见性并不是实体的呈现，而是通过一个虚拟的镜像空间来显现、以借尸还魂的方式来展现自身。“在此镜面中，我看到了不存在于其中的自我，处在那打开表层的、不真实的虚像空间中；我就在那儿，那儿却又非我之所在，是一种让我看见自己的能力，使我能在自己缺席之处，看见自身。”

这种镜像不是被动的，而是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如拉康所言，主体无法发现自己，只有通过对镜像的凝视才能获知自身的存在，作为他者的镜像确证了主体自身，这就是异托邦的价值，低语也分享了异托邦的逻辑。这里存在着一个辩证关系，低语的存在更加印证了话语的有效性，强化了话语的统治地位，但低语借助话语的肉身显示自己的同时，却没有成为话语，依然保持了自身的异质性，并打开了一种别样的视域、激活了一种全新的思想。低语在博尔赫斯那里表现为不合时宜的错乱，在马拉美那里是词语的铺排和语言的狂欢，在萨德那里表现为耸人听闻的污秽物和性描写，在鲁塞尔那里是词与物的分离后制造的陌异空间，正是在异托邦的语言中，我们获得了全新的经验和无限的可能。可以说，异托邦不是来自对表象的摹仿，而是在符号与实在的断裂之处。文学语言正是一种脱离日常经验的背离，对同一性话语的反叛，对线性时间秩序的打碎，在断裂处重新构造出差异的世界。所以，在福柯看来，文学语言具有无限的潜能，它的无用之用，它的不作而作，它的游离散乱恰恰可以脱离有效性、实用性、逻辑性，成为最自由的音符，从而开启新的探索模式。

结语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福柯思想中的辩证张力，一方面，语言作为人类独一无二的能力，它的出现天然地携带着理性、规范、秩序，在此基础上建构出一个高效、有序，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等级、权威、条律的世界。而低语却依附着破碎、非理性、甚至歇斯底里的因子，它在秩序之外游离，它的存在是对这个理性构建的精美宫殿的反思和矫正，让遮蔽的感觉、晦暗和其他可能性变得可见。福柯并不是否定话语，而是说一套话语装置显现出一套相应的世界，话语如同有色眼镜呈现的只是一个单面的世界，如果我们能向着未思之处求索，会不会有另外的多种打开世界的方式，进而呈现出一个个另类空间？而我们只有更换不同打开的方式，看到的才不是唯一正确的、同一的世界，人类之思才向着多样性、多元性和多种可能敞开。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建构与反思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28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吴娱玉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11期（总第98期）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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