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从“中国特色”到“中国自主”，这是思想认识上的一次深化，提出中国特色的目的是实现中国自主，构建中国特色的本质是完成中国自主。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都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本刊以“构建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的理论与实践”为题，约请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阐释与讨论，以期为构建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这一宏大而紧迫的课题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和尝试。

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的建构维度

【内容摘要】 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是新时代文化自信自强和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命题，民族话语、现代话语、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四个维度是该体系建构的主要维度和目标。民族话语主要表现为中国影视理论评论体系中的民族价值观和民族审美观；现代话语主要呈现为这一体系的时代性和创新性以及与西方理论的平衡性；大众话语主要体现为这一体系生产和传播的大众性；国际话语主要体现为这一体系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以上四个维度在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建构中“四位一体”并相互作用。

【关 键 词】 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 民族话语 现代话语 大众话语 国际话语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得到了全面推进。近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再次明确提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新的时代诉求使得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十分迫切，作为这一知识体系重要组成的中国自主文艺理论评论体系的建设也显得尤为关键，而影视理论评论的话语构建是其重要方面。

影视理论评论体系包括影视美学理论、创作理论、传播理论、批评理论和影视史学等多个方面。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其实质就是以中国化的影视理论诠释中国式的影视创作经验，进行自主创新的理论生产，从而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具体而言，就是以这样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诠释影视作品中的中国价值、中国文化、中国实力、中国现实以及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更加充分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该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仅限于实现影视理论评论本身的学术价值和实践创新，更能推动新时代学术思想理论的建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理论，为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理论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理念，为这一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实践指导。在上述理论与实践的指导下，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进行了多维度的建构，而民族话语、现代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四个维度是其建构的主要维度和目标。

一、作为基础的民族话语建构

民族话语是建构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的首要维度。这一维度要求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首先具有中华民族的民族价值观和民族审美观，其中的民族价值观又包含中国的民族精神、主流价值观、社会思想、民族伦理等方面的标准；民族审美观包括中国传统美学思维和审美思想、审美意向、民族叙事方式、题材体裁选择、韵味追求等民族艺术标准和特征。

在民族价值观方面，由于中国电影和电视诞生的时间不同，中国电影和电视理论评论的诞生时间也差别较大，但这一体系一直恪守民族价值观的一般标准，从“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经验出发进行建构。如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理论评论界便发起过关于“软性电影”的争论以及关于“国防电影”的讨论等，这些探讨和对话强调了中国电影应当弘扬民族精神、表现时代矛盾、遵循民族价值观和民族伦理；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理论评论界多次对“人民电影”“电影民族化”等话题进行讨论；新时期以来关于“主旋律电影”“新主流电影”等概念的学术讨论，不间断地构成了中国特色电影理论评论体系中最有理想、最有激情、也最具影响力的民族话语部分。在中国电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的民族话语方面，献礼剧、现实主义影视创作、新历史主义叙事等以民族价值观为指导的理论评论命题，有意识地将民族性、文化传统等与新的理论批评有效融为一体，成为中国电视建构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的主体性构成。

进入新时代后，民族价值观更是成为了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构建的重要标准，并被赋予了更新的内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诠释影视作品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文化的自信自强主要是这三种文化的自信自强，中国自主文艺理论评论体系均应围绕对这三种文化的诠释来确立。

对于影视作品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下的理论评论更注重对其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行诠释。例如，在对当下最能代表国产电影创作艺术成就的“新主流大片”的理论总结与评论中，多种观点指出，该类作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对人本性和中国性的诠释是主要方面。

对于影视作品中包含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当下的理论评论较多诠释出：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表达了中国人的信仰以及为信仰而流血奋斗的精神品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展现出中国社会制度的先进性以及中国实力、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中国式情感等。这些都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上述有关民族话语的建构继承了自诞生以来的民族性标准，这一标准在新时代又被赋予了新的阐释，这为其今后的进一步建构提供了航向，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相对于民族价值观而言，民族审美观对当下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体系的民族话语建构更为重要。中国传统美学思维、审美意向、民族叙事方式、题材体裁选择、韵味追求等民族审美观的内涵，是当下影视理论评论体系进行民族话语建构的主要遵循。

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电影在理论评论建构上就以民族审美观为标准，拓展出了民族话语。受中国传统文论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中国第一代电影编导郑正秋便提出了“空气说”和“同化论”，该论是指导演要对主创人员进行引导，让他们成为剧中人，且人人都要有关系；每一部影片、每一场戏都要形成自己的“空气”，就是“使人人‘同化’在我一个‘空气里’”。郑正秋的理论在欧阳予倩、卜万苍、吴永刚、费穆等早期电影创作者的创作实践中获得了一定的传承和发展。费穆在1934年发表了《略谈“空气”》一文，再次强调了“电影要抓住观众，必须使观众与剧中人的环境同化。为达到这种目的，我以为创造剧中的空气是必要的”。“空气说”和“同化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早期电影理论，也表明中国电影理论评论体系在建构之初便以民族审美标准为指导。

在“空气说”和“同化论”被提出的同时，受到评书、古典小说、戏曲等中国传统艺术的大众接受的影响，以及最初的电影从业者大都来自戏剧界和文学界的因素，中国电影在诞生不久便确立了戏剧性叙事的主体创作理念。这种观念在当时并未得到及时的研讨，但却被20世纪80年代初的理论评论界总结为“影戏美学”，并称之为“古老、庞大、完整的电影美学体系”。该理论强调电影中的“戏”是本，而“影”为表现戏的手段，其核心是“以戏剧式的叙事为本位”，是一种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电影理论体系。它在外层表现为“一个带有浓厚戏剧化色彩的技巧理论体系”，而在深层结构中则“孕育着一种从功能目的论出发的电影叙事本体论”。而同时代电影学界与业界展开的电影与戏剧和文学的关系、谢晋电影模式及电影娱乐性的讨论等，也都是中国电影理论评论体系基于民族审美维度的建构。香港学者林年同、导演刘成汉等人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镜游”理论和“赋比兴”理论，这些理论也是深受中国古典文论影响并对中国电影进行总结后提出的。林年同认为，中国传统美学中“游”的观念是中国观众一种重要的欣赏习惯，延伸到电影空间上，构成了一种不受透视观念影响的空间意识，其在镜头选择上以中景为主，构图布局取消透视而替代为平远、辽阔。那么立体形象的空间定位，很自然的就会在第三向度中间层的位置出现。这是中国电影支点结构的表现，体现了中国电影“以远取象”的空间布局理论。刘成汉提出的电影“赋比兴”理论则从中国古典诗学的角度出发将诗词与电影进行结合，以传统诗论中的“赋比兴”意象作为基础，对大量中外经典电影进行阐释和分析，其表达和论述都更具全面性。电影“赋比兴”试图建立一套以中国诗学传统为基础的电影批评及研究理论，并从整体层面探讨诗词与电影的关联。相比电影而言，中国在电视理论评论体系的建构上起步较晚。改革开放之初，学界开始关注中国电视的发展、特点、文化和社会意义等方面，强调中国电视的本土性和独特性，注重对中国电视的批评和评价，也逐渐形成了以民族审美为评价标准的中国电视理论评论体系的分支。

罗艺军主编《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

在之后的发展中，中国影视理论评论体系的建构更多受到西方的本体理论和其他现代理论的影响，虽然带来了多元的理论话语，但逐渐被西方理论占据了主体地位。特别是在影视批评方面，中国影视批评本应立足于中国文化、中国理论、中国影视史的发展和创作实际，国外专业、前卫的理论可以成为工具，但应当在中国特色的框架内进行运用。但是，一段时期内，一些专业的影视批评过分依赖于西方资源，其有关论证、评判和分析都以国外理论为依据和框架、以国外作品为标准。这样做看似专业，但这种以西方标准代替民族审美标准来判定和分析中国影视的方法论，显然有悖于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的专业性建设。这种状况在新时代发生了重要转向。

新时代以来，中国影视理论评论体系开始回归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民族审美再次成为主要标准。这一时期的诸多影视理论评论议题如影视学“三大体系”建设、共同体美学、电影工业美学、新主流大片等，以及中国电影全球化、中国传统艺术对影视创作的影响、中国影视民族学派、影视理论批评中国学派、中国动画学派、中国电视学派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构成了中国影视学派的内容。这些议题都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特点，但也借鉴了西方的影视理论及方法论，试图形成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特点的学术思想和研究范式，并不断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知识体系提供核心理念与价值主张。由于时间较短，这些建构还不够成熟，也不完全成体系，它们正处于建构和完善的过程中，其核心目的、美学主张等探讨更多的还在路上。这恰为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中的民族话语建构提供了未来努力的方向。

在新时代的语境中，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的民族话语建构，在沿着已成功探索的前行路径上，还应更多从中国本土历史经验和影视经验出发，分析影响中国影视学术的中国古典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经典理论之间的有机联系，挖掘中国影视学术的主体性、民族性与理论特色，从而完成自我建构。

二、作为动力的现代话语建构

现代话语是建构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的第二个维度，赋予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以时代性和创新性。在建构过程中，我们需要补充对影视技术和产业等时代性、创新性议题的关注，也需要与西方文化观念和欧美电影理论所构筑的话语权力进行对话和商讨，考量民族话语与西方理论评论体系之间的平衡问题。

在现代话语的建构中，我们在学习、借用西方影视理论评论方面经历了一番曲折的历程。这一建构在20世纪30年代便已开启，一方面我们学习好莱坞和欧洲电影的理论与实践，另一方面我们学习前苏联的蒙太奇学派理论。至五六十年代，对后者的学习成为主导，特别是谢尔盖•爱森斯坦、弗谢沃罗德•普多夫金、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杜甫仁科等艺术家和理论家的蒙太奇美学理论在当时被奉为圭臬。至70年代末，中国电影理论评论的现代话语建构开始加速，当时的西方电影理论家如鲁道夫•爱因汉姆、贝拉•巴拉兹、斯坦利•梭罗门、达德利•安德鲁、安德烈•巴赞、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等人的电影本体理论以及其他现代派理论被引入中国，理论评论界和业界开始了对西方电影本体理论的大讨论，并将其他的西方文化文艺理论与中国电影理论评论进行对接，中国电影理论评论界形成了经典的本体电影理论和现代的电影文化理论，同时也展开了有关电影语言现代化、电影的观念、电影与文学的关系等的学术争鸣。之后，中国电视学界也引进了以“批判”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和以研究范式著称的伯明翰学派这两大西方电视史上的学术派别及理论。至此，中国影视理论评论的现代话语开始了以西方理论为主体的重建。

这次以西方的影像本体论为基础的重建，使得当时的中国影视理论评论与全球影视理论评论再次接轨，中国电影评论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电影的第五代、第六代、新生代导演孕育而出。同时，海峡两岸各代电影人的共在与接力，不仅创造了中国电影在艺术美学探索和人文精神领域的高度成就，而且推动了中国电影在技术、产业与工业、生态层面的整体跃动，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一时期海峡两岸及香港地区的电影批评也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也是从这一阶段开始，中国电影逐渐具备了相对清晰的工业体系建设思维，展开了比较系统的、整体性的电影史论与批评建构。海外学者开始对中国电影产生了学术兴趣，各国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在其所在国家的电影报刊中，发表了针对中国电影与中国电影史的观点和论文，中国电影研究自此正式登上国际学术舞台。这一时期，中国电视艺术的本体意识从刚开始的觉醒发展到之后的突飞猛进，其批评标准呈现出文化气息、娱乐气息和学院派批评相互交织与转化的局面，电视评论的主体和方法开始走向多元。

然而，这样的重建使中国影视理论评论产生转向的同时，也在创作实践上发生了某种偏离。首先是理论评论的转向。在重建和接轨的诉求中，当时中国影视理论评论界提出的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便是“丢掉戏剧的拐杖”“电影与戏剧离婚”，等等。在关于电影与文学关系的争论中，著名电影导演、剧作家和理论家张骏祥强调了文学的重要性，提出电影是“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这种带有强烈民族审美标准的建构在当时却遭到了学界的普遍质疑。新世纪以来，中国影视理论评论的现代化建构仍显现出某种偏离，西方理论特别是哲学文化理论依然是中国影视学者诠释国产文本、解决国产影视问题的主体方法论。

其次，在理论评论发生转向的同时，电影创作也加速了影像本体化的倾向。从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划分看，前三代导演的作品在创作层面都立足于戏剧性叙事，不论是以郑正秋为代表的第一代导演，还是以蔡楚生为代表的第二代导演，亦或是以谢晋为代表的第三代导演，都遵从电影的戏剧性叙事，以戏为本，以影从戏，形成了“影戏”传统。尤其到了第三代导演，谢晋等艺术家在现实题材创作时将戏剧性叙事推向了极致，成为最能代表中国电影的方法及风格。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电影之所以创造了空前绝后的近300亿的年观影人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戏剧方法演绎现实题材，这是中国电影的传统和优势。但是在理论评论的转向中，之后的几代导演在创作上刻意放弃了这个传统，使得中国电影创作由于过于追求“影”的本体，逐渐抛离了戏剧性叙事，叙事问题一度成为国产电影的重大问题。不可否认，这种刻意的疏离，在当时有着重大的美学意义，而且确实使中国电影的影像本体意识有了明显的提升，之后中国电影在影像本体层面的表达不再落后，在影像本体研究、教学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就。如新世纪之初，在高科技视听营造方面，中国电影只用了十年时间便赶上了好莱坞。但这一时期国产电影在叙事上出现的问题变得愈发严重，形成了较为严重的同质化局面。

进入新时代，上述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电影在理论评论的现代话语建构中充分注意到了民族和现代的配比与平衡，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艺术精神和传统文论更多地与影视理论评论进行对接。正因为有了传统文化这个坚实的基础，中国自主电影理论评论的现代话语建构终于回到了顺应时代发展的轨道。中国电视研究也以中国式的学理性观照回应着电视艺术的发展，思考如何构建体现主体性的理论评论体系，同时站在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充分强调和重视提升影视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作用，从观念、战略规划、制度设计、策略方法等多个层面切实推进影视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在这种语境下，国产电影创作开始重新注重叙事尤其是戏剧性叙事，中国电影逐渐恢复了以前的叙事优势，这在当下的“新主流大片”和现实题材创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电视剧与文艺节目也迎来了井喷式发展，文化类、益智类、娱乐类、生活类等纷繁多样的主题电视文艺节目不断出现，满足了大众的文化娱乐生活。

从构建到重建，再到新的构建，我们在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现代话语建构的不平凡历程中，在美学理论评论时代性与创新性的追求上，可以看到未来发展应当恪守的方向。正如张骏祥所言，我们不拒绝借鉴外来的东西，但是我们绝不要忘了自己的传统。我们要在继承自己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借鉴外国也还是为了创造出自己的新的表现形式与手段。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吸收外来，应当是我们自身的影视理论评论在进行现代化建构时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

《电影文化丛刊(第二辑)》

在追求美学理论评论的时代性与创新性之外，与产业及技术的对接亦是近年来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现代话语建构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未来发展的进路。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电影理论评论界就曾展开过关于电影票房的讨论，至90年代，根据中国电影产业和市场的改革形势和发展实际，在理论评论界诞生了“电影观众学”等关注市场和产业的学科；同时对影视数字技术和高科技影像的研究也有了突破，标志着中国电影理论评论现代话语体系中产业与技术的研究层面开始启动。随着中国影视产业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市场学、营销学等新兴学科的研究逐渐深入、系统、多元，成为中国特色影视理论评论体系建构的重要内容。今后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体系的现代化建构，也应进一步拓展产业与市场的研究。

对影视技术及其对影视创作的美学影响的研究，也是中国影视理论评论进行现代化建构的另一重要内容。新时期以来，中国影视理论评论界对影视技术的研究涌现出两次浪潮。一次是在跨世纪前后对影视数字技术和高科技影像的研究，这次理论评论的现代化转型推动了中国影视创作和发行放映的数字化革命，也使得影视创作者和理论评论者从传统的影像思维转变为数字思维和高科技思维，并为今后的影视创作和理论评论发展拓展了新的方向。另一次是当下正在进行的影视AI思维研究，这更是一次跨学科的前景性研究。在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为标志的数字智能时代，技术革命、媒介创新与数字人文等不断引发有关影视自身的终结焦虑和学科之间的跨界会通，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其理论评论的转型，无疑也是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进行现代化建构的抓手和着力点。

与国外影视理论的对接、互动与平衡，以及产业、技术研究的融入，共同构成了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中现代话语维度的建构。无论是与西方理论进行话语博弈的曲折历程，还是不断丰富的产业与技术研究，都表明了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现代话语维度的建构正在趋于成熟，这亦为其今后的进一步建构标定出明确方向，如此才能更好地解决中国影视行业在新语境下遭遇的发展难题，对产业、实践起到更好的引领和启示作用。

三、作为工具的大众话语建构和作为利器的国际话语建构

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这两个维度，亦为建构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的重要维度。大众话语主要体现为中国影视理论评论生产和传播的大众性，特别是新媒体时代的影视评论及其流行性、文本形态和风格的多样性、传播形态的创新性和丰富性等。

在大众话语建构的维度上，中国影视理论评论在20世纪30年代和七八十年代都曾出现过一定的辉煌。那时的理论评论紧贴创作实际和受众心理，引导观众、启发创作，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在生产与传播方面都具备了较强的大众性。而更多的时期，中国影视理论评论和创作与受众之间都显得较为分离，形成了两个圈子。在理论评论界，大都是学院派专业学者从事专业的理论评论工作，与观众的大众影评较少进行有效融合，与创作界也有一定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影视理论评论工作较多限定于一定的圈子中，其大众话语并未完全建构起来。

如果不能建构起真正的大众话语、没有社会传播效果，中国影视理论评论即使生产得再多再充分，也难免陷入“为做而做”的境地，其影响和作用也会越来越小，从而逐渐失去公信力和话语权。因此，建构大众话语对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体系而言急迫且关键。在大众话语维度的建构上，一方面，之前两个时期的成功经验，会给后来的建构提供重要启示；另一方面，新时期以来，影视市场学、产业学等现代话语层面的建构，为大众话语建构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之后的技术研究的融入使其大众性进一步增强。以上这些都使得中国影视理论评论大众话语的建构发生着较大的变化。

进入新时代，中国影视理论评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大众话语的建构上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效。数字智能时代，技术推动了理论评论的转型，影视理论特别是影视评论以各种数字形式在互联网等各种媒介上生产并传播。如文字影评中出现了微博影视评论、微信公众号影视评论、豆瓣影视评论等多种互联网形态；播客影评等音频影评相继出现，爱奇艺、抖音、小红书等视频网站为影视理论评论提供了更多样的土壤，形成了多样化的视频影视评论。媒介变化对影视理论评论本体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写作风格、写作方法、传播途径和方式等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些都使得多样化的影视理论评论文本变得更加便捷、更加密切地靠近观众与创作。

新媒体语境下新形态的影视理论评论的出现，为大众话语建构提供了无限可能。网络影评最大的意义在于它烘托了一种观看电影的气氛，使电影比之前更成为一个公共话题，成为凝聚一群人的方式。而这样的被塑造和被挖掘出来的影迷则成为电影消费人群的主体，他们的动作也在扩张着电影讯息的覆盖，同时塑造着中国电影的新消费人群。当下的猫眼、时光网等各种网络售票平台都有大量的网络影评，而当下的主体观众都是通过这些平台网络购票的，他们在购票时能够直接看到这些影评，进而决定是否要走进影院观看。同时这些大数据也为电影创作提供了直接而多样的指向和启示，显现出了最为有效的大众话语建构面貌。

此外，正确引导、规范各类新媒体时代的影视理论评论特别是互联网影视评论，是当下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进行大众话语建构的另一举措，其中，立足于专业性、理性与客观性是总体原则。首先，中国影视理论评论应当立足于中国性；其次，应当具备务实、清新的学风和文风，各类以大众话语为建构目的的理论评论对创作要有启示甚至指导意义，规避各类“伪专业性”；此外，还要坚持理性原则，“双百方针”是理性学术的指导性原则，在此原则下的学术争鸣是十分必要的，而武断式的或自以为是的评论以及充斥着“网络暴力”的言论都不利于真正的大众话语的建构。

除上述三个维度之外，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还应有国际维度的建构，而这一维度的建构，更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能够在全球彰显中国价值观、中国传统与现实精神、中国影视理论评论话语权与中国影视创作等，是其国际话语维度建构的目的。

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在国外的传播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中国电影史学家程季华曾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过“中国电影史”的宣讲，林年同的“镜游”理论和刘成汉的“赋比兴”理论也曾在海外传播。尽管有了这样的开拓，但其国际影响依旧很弱，远弱于中国影视在创作层面的国际影响。近年来，这种局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中国影视学界、业界不断致力于推动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在海外的传播。

其一，表现为中国电影学术刊物的海外发行以及在海外创办有关中国影视理论评论的刊物。如在国内影响比较大的电影学术刊物《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都通过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向海外发行，被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等单位订阅。国内学者王海洲、金海娜亦主编了海外学术期刊《中国电影研究》(Journal of Chinese Film Studies)，该刊由德国德古意特(De Gruyter)出版社出版，旨在搭建一流的国际学术平台，发表国内外高水平的中国电影研究成果，推动中国电影研究的全球发展。其二，借助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一批优秀的电影学著作在海外出版，如饶曙光所著的《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史》、丁亚平所著的《中国电影史》、赵卫防所著的《香港电影史（1897—2006）》等图书相继在海外出版。其三，借助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普及与线上会议等便利条件，一些中国电影学术会议、讲座等被上传至国外视频网站或短视频平台如YouTube、TikTok等，以不同的形式将中国电影的学术探讨展现给海外受众，形成了中国电影学术话语的流量化传播。其四，在电视理论评论走出去方面，中国电视学研究在“向内”观看的同时，还指涉“向外”的学术层次与经验，于专业性与学理性的观察中寻觅新的研究可能性。综观“向外”的研究成果，美国电视是电视理论评论学者重点讨论与阐释的对象。此外，一些研究者还将研究视点置于韩剧、日剧、国外纪录片、国外视频网站等方面，辐射了多元的研究面向。这些努力虽然可见，但并未根本改变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弱势。

赵卫防著《香港电影史（1897—2006）》

这种弱势形成于诸多原因。首先，中国影视自主知识体系中原创性知识存量不足，长期处于以西方影视理论和实践为主导的话语体系中，并自觉不自觉地在西方话语限定的范围内探索和研究，缺乏学术话语权，不能与全球影视理论评论体系进行平等对话。其次，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在国外的推广宣传平台、数据库建设、传播主体、技术支撑等方面有所缺失，传播渠道严重匮乏。再次，对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中核心术语的翻译、诠释缺乏准确性，使其在海外传播中产生较大的知识变形和理解折扣。

建构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的国际维度，应针对上述问题，一一破解壁垒。第一，坚持“两个结合”，准确把握中国电影所拥有的“原初”形态、特定“代码”、传统“基因”及其“隐性”知识，依据自身的传统优势和文化特色，建设原创性的中国影视自主知识体系，并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方法论。这里首先要从思想上认定自己是知识的创造者而不是学习者，摆脱长期以来影视话语不自信的“学徒心态”，摆脱对西方话语的依赖和笃信，树立构建中国影视自主知识体系的信心和决心。当下中国影视理论评论的“中国学派”“数字人文”等体系的建构，可谓摆脱“学徒心态”后进行自我构建的标志。第二，致力于建构国际话语的多元路径和方法，通过对内话语和对外话语的协调，研究中国电影话语与西方电影话语以及多种理论与实践话语间的互动机理。要用我国具体的影视话语实践、话语内容、叙事体系进行对外的宣传、表达和交流，打造有效的传播路径和平台，共同作用于中国影视形象建构、国家形象建构以及国际话语权建构。第三，努力解决好核心术语的翻译问题，同时要做好中国影视作品海外传播落地后的翻译工作，减少知识变形和文化折扣。与此同时，还应学习和研究海外艺术理论评论话语的运用和体系建设，以提升我们自身的开放性和适应性；积极参与国际性的影视评论活动与具体话语实践，为中国影视评论的国际化打开通道；倡导和吸引海外影视学者积极参与并加入到对中国影视作品的评论中。

民族话语、现代话语、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的四个维度，在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建构中“四位一体”并相互作用。其中民族话语是基础，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主体；现代话语是动力，保证了体系建构的活力；大众话语是推广工具，使得话语体系能获得有效的大众传播；国际话语是强身利器，使得话语体系成为文化强国的重要体现。这四种维度的共同构建，将真正确立起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的话语体系。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赵卫防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

《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11期（总第110期）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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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赵卫防 | 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的建构维度（“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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