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之年，中国文艺事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迸发活力，呈现蓬勃生机，不仅各艺术门类绽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光芒，数字艺术、网络文艺、艺术产业等领域也迎来发展新机。为总结梳理年度文艺发展新貌，本刊约请多位专家学者立足不同文艺领域，盘点收获、把握趋势、前瞻未来，以期更好地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2024艺术学理论：多维度推进自主理论建构

【内容摘要】 2024年，艺术学理论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五方面的态势。在艺术理论方面，对基础理论和基本问题的探讨不断加强，学科基础进一步夯实；在艺术批评方面，自主性艺术批评实践不断深化，话语体系进一步构建；在艺术史方面，对中国艺术史的书写和反思成效显著，新的篇章进一步绘就；在艺术跨学科研究方面，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地理学等加深对艺术与文化、社会、地理环境之间关联的认识，新的视野进一步开拓；在艺术与科技方面，对人工智能艺术、数字艺术、电子游戏等现象进行创新性探究，艺术与科技融合的新特质进一步凸显。总体而言，2024年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主旋律是多维度推进自主理论建构，呈现出在夯实理论基础上强化学科交叉、在面对文艺现实中建构自主体系的良好态势。

【关 键 词】 艺术理论 艺术批评 艺术史 艺术跨学科研究 艺术与科技

2024年，艺术学理论继续在开拓中前行。艺术学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多维度推进自主理论建构是2024年艺术学理论发展的主旋律。无论是探究当前艺术现象，还是转化古代艺术理论资源，亦或是与西方艺术理论资源互鉴，艺术学理论具有越来越强烈的自主意识。就此，我们拟从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史、艺术跨学科研究和艺术与科技等维度，对此进行简要的描述。

一、艺术理论夯实基础

艺术理论的学科体系建设稳步推进。11月，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传承与创新：新形势下中国艺术理论研究的战略思维”学术研讨会在厦门举办。这是该学会的第二十届年会，对于中国艺术理论研究的传承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彭吉象谈及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及其分会的建设状况指出，该学会目前共有七个专业委员会，覆盖史、论、评三个主要领域，为中国艺术学和“三大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平台。与此同时，新的艺术理论研究机构也在不断发展中。12月，复旦大学艺术研究院成立大会暨“艺术与大学”学术研讨会召开。研究院将围绕“重新阐释和建构中国传统艺术的话语体系”“重新认识和阐释西方现代艺术的文化结构”“推动艺术与前沿科学的创造整合”等问题开展研究。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和南京艺术学院联合主办“2024中国艺术50人论坛”，继续推进艺术学名词审定工作。这对规范艺术名词、推进艺术学科建设和事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艺术理论的学科建设和学术思考取得新的进展。夏燕靖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艺术学“三大体系”是历史的使命和时代的任务，应该着力构建布局合理的艺术学学科体系、相互协调的艺术学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李心峰探究“艺术学学科建设”“艺术学三大体系与中国艺术体系”等重要问题，指出艺术学建设要沿着深厚的学术传统继续前行。朱青生从艺术与自我、艺术与世界、艺术与神圣三个维度展开对艺术学理论的建构，阐述了爱欲、生死、区别、秩序、超脱、物品、环境等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发展出颇具特色的艺术学理论。从更长时段来说，艺术理论经历了近百年的变迁。刘旭光指出，百年来的中国艺术理论话语呈现一种政策性嬗变，即从“五四”时期“平民的文艺”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气派”的文艺、延安的“革命文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的新文化”、新时期以“人民性”为主导的文艺，最后发展到新时代“双创”与“两个结合”的文艺。艺术理论话语的演进是艺术的民族性、大众性和革命性三者之间的互动与交响。这有助于我们从宏观角度认识艺术理论的政策基础。孙晓霞指出，自从西方产生现代艺术体系后，就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艺术体系建立在固有传统与西方现代艺术体系的互鉴中，是一种融汇中西精华的艺术体系。

中国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问题受到特别的关注。王一川指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当代中国艺术呈现出一种新美质，即“流溯”：“同流兴主要偏重于古老文明精华的现代流散或流逝相比、以及同典型主要偏重于现代中国文化中的新生美质相比，流溯主要着眼于在当下境遇中激活古老文明精华而又同时让其融入面向未来的创新过程中，成为既流向未来而又同时溯洄传统的当代生活流中化生的创造性之美质。”这为中华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观察。王廷信指出，传统艺术随着传统文化的惯性“流入”人们的现代日常生活，我们应该积极探索将“流入”转为融合的有效方式，如加强传统艺术教育、弘扬传统艺术经典、转化传统艺术形态、创新传统艺术体验、加强传统艺术传播等。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而言，“新中式”美学是其中的一个范例，它将传统中国元素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融合，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第5期特别策划“新中式”专题，刊发六篇研究文章。周庆富指出，“新中式”指的是中国传统设计元素与当代生活理念和时尚趣味的融合，适用于多个领域，特别在服装领域有明显表现。“新中式”是中国传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型案例。孟凡行指出，中华传统艺术具有系统性的生态结构，它由原生态和现生态、内生态和外生态以及本生态和衍生态等维度构成。它的当代传承实践路径主要可以从生产、消费、教育、保护和传播等方面进行。在艺术传承中，身体是一种重要的媒介。陈仕国、王廷信提出，中华传统艺术的传承活动始终基于“身体”媒介，经历了身体与媒介的叠合、身体潜伏于媒介、身体与媒介的交融三个阶段。中华传统艺术在当代传承过程中，应重视身体这个特殊媒介。

在艺术理论研究领域，跨媒介问题依然受到关注。11月，“数智时代的跨媒介艺术学”学术论坛在南京大学举办。周计武、麻娴指出，艺术跨媒介研究致力于对不同艺术媒介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和反思，形成包含跨媒介、超媒介、跨媒介性、再媒介化、混合媒介等概念的“星丛”，对此进行辨析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推进艺术跨媒介研究。龙迪勇对跨媒介叙事进行了系统分析，探究文学与图像、音乐、建筑等之间的跨媒介叙事。在他看来，跨媒介叙事可以获得单一媒介无法表达的艺术效果，是具有积极潜能的“出位之思”。施畅理清了跨媒介叙事的定义和内涵，系统阐述了跨媒介叙事在数字时代的三重转向，即技术虚拟化、媒介融合化与文化复魅化，并积极探索构建中国当代跨媒介叙事体系。凡此种种，都表明艺术的跨媒介研究正在逐步深化。

在艺术理论中，图像或形象是一个基本概念。周宪认为，形象研究已经成为当今的一门显学，它具有非常丰富的语义簇。传统艺术史越来越转变为形象学研究，它的关键问题是探究形象哲学和形象认识论、形象力、形象的媒介技术研究等问题。在跨学科的视角中，可以通过形象研究释放艺术史和美学研究新的潜能。阎嘉认为，图像的力量与其生产者息息相关，他从历史角度对此进行了梳理，认为图像的生产者和解释者经历了从艺术生产作坊中的工匠到哲学家、再到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的转变。

随着当代艺术的发展，新的艺术体验不断出现，激发学界新的思考和回应。赵奎英认为，随着当代艺术的发展，它的存在发生了从“对象”到“情境”的转变。人们不再站在作品外观赏它，而是走入其中体验它。金影村认为，当代艺术的最新特质是一种新感性。这是后杜尚时期当代艺术演变的新潮流，也是审美回到艺术视野的一场美学革命。

总体而言，2024年的艺术理论继续夯实基础，学术组织和机构不断发展，艺术理论的“三大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对跨媒介等基本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对古代艺术的现代传承等现实问题的思考不断加强。

二、艺术批评构建话语

2024年是艺术批评颇有创获的一年。5月，由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共同主办，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承办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十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点击查看)，会议主题是“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立足新起点、担负新使命，推进新征程文艺评论工作高质量发展”。6月，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艺术评论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中国当代艺术评论的功能与方法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这为中国艺术批评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组织编写的《文艺评论概要》出版，该书介绍了文艺评论的总体理论问题和13个文艺门类的具体评论方法，在历史脉络中探究相关问题(点击查看)。李修建指出，该书内容科学全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鲜明的价值立场，为文艺评论的写作提供了示范。李心峰认为，我们已经进入“批评的时代”。这表明艺术批评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文艺评论概要》书影

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建构成为2024年的亮点。徐粤春指出，从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观念，体现了从“中国特色”到“中国自主”的思想深化。就文艺评论事业而言，自觉构建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既是宏大的历史性任务，也是紧迫的现实性课题。就此，应该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对自身文化主体性的体认，重续根脉；二是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握魂脉；三是立足生动活泼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生发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当然，在此过程中，也要积极吸收国外优秀文艺理论资源和成果。《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10至12期就此组织和刊发“构建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的理论与实践”重点系列专题，发表13位专家的12篇文章，为构建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这一重要课题提供了富有启发的视角。

谭好哲认为，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的建构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走“两个结合”的道路，建立有效的文艺观念、标识概念和批评标准。这种进程是开放性的，应该汲取中西古今有价值的思想资源，积极地探索创新。王德胜和李雷认为，建构中国自主的文艺批评话语体系需要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与中国传统文艺批评话语的深度结合。就此而言，意识形态批评与“载道”文艺批评观，美学观点、史学观点、人学观点与“知人论世”说，“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与“传神写照”具有深层相通性，这为以“第二个结合”推进中国文艺批评话语创新提供了坚实基础。王廷信认为，考察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应该从历史和文化的维度入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体现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自觉建立新文化的理想中自主文艺观形成的基本轨迹，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在这种文化滋养下生成的中国文艺遗产在现代文艺价值认识上的逐步深化”。何中华认为，中国审美传统与西方不同，具有写意化、道德化等特点，应该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文论话语自主性。袁济喜认为，传统诗文评以“道”“心”“理”“意”等为核心范畴，有论文法、品第法、评点法、评选法等方法，可以为中国文艺评论话语建设提供丰厚的传统支撑。曹顺庆认为，应该秉持文明互鉴的视野重审中国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加强中西文艺评论话语的对话与互构，实现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文艺评论话语创新。段吉方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中国文艺评论话语自主建构的思想基础，当代文艺创作是其文艺土壤和话语来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其提供内在文化底蕴和思想气质，应该释放“两个结合”对中国文艺评论话语自主建构的潜能。

不同艺术门类具有不同的特质，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包含着各个艺术门类评论话语体系的建构。黄宗贤认为，新时代美术评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应该思考如何加强中国传统美术理论资源的当代转换与阐释，如何提升美术评论话语回应时代的能力，如何在文明互鉴中强化理论话语的本土特性，如何力求当代美术评论话语的范式创新的问题。赵卫防认为，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的建构维度应该包含作为基础的民族话语、作为动力的现代话语、作为工具的大众话语和作为利器的国际话语四个维度。陈吉德认为，建构中国话剧评论话语体系可以从三重维度展开，即传统维度融入中华文化血脉、世界维度加强文明互鉴、现实维度进行三个层面的创新，加强回应现实的能力。赵建新认为，中国当代戏曲评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应该坚持两个原则，即历史的原则和动态的原则；需要立足三条路径，即融合路径、实践路径和民间路径；尝试四种方法，即共性和个性相结合、文本和舞台相结合、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相结合以及跨学科的方法。祝帅认为，中国自主设计评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应以中国式设计评论为抓手，在学术界凝聚“中国设计”共识，构筑制度保障，加入全球对话，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自主艺术批评的具体实践引人瞩目。学者们深入阐释了中国艺术创作蕴含的中国精神。王一川认为，心性现实主义电影范式是外来现实主义艺术精神与中国古典心性论传统紧密结合的影像系统。谢晋电影是心性现实主义电影范式的杰出先驱。谢晋的《牧马人》《芙蓉镇》等在真实再现社会现实的同时浸透着中国古典心性智慧的作用，展现出中国心性论传统与现实主义精神融合的早期趋向。由此反观，“谢晋儒学”的论争没有领会谢晋构建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电影范式的创新努力。赵奎英认为，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美”精神息息相通，它描绘了长江流域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具有一种鲜明的“大美”精神。这主要体现在它具有的天地自然之“大美”、混成“大象”之“大美”、大德“生”“成”之美、“合”“和”大境之美。赵斌认为，熊秉明的艺术创作是当代跨门类创作实践的经典案例。他通过雕塑、书法和诗寻绎哲学的具体形式，通过线、镜子、鲁迅三种有代表性的介质呈现艺术门类间技法共鉴、意象共现、主题共筑等特征，印证了追求精练、省思、无息的中国心灵。

对于艺术批评的学理探究继续深入。彭锋指出，人们在艺术是外部世界再现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认知批评、道德批评和社会批评。认知批评强调艺术对现实的认识功能；道德批评侧重艺术对受众的教化功能，如中国传统儒家的艺术批评；社会批评强调艺术对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功能，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王志亮阐述了露西•利帕德的艺术批评观念，认为利帕德的行动主义艺术批评区别于“《十月》学派”的后结构主义和新前卫艺术批评，最后走向了一种新类型的公共艺术批评。诸葛沂探究了利奥塔哲学的艺术批评动能，认为他的图形概念可以衍生出“事件”“欲望”“图形矩阵”等概念，可在当代艺术的创作、策展、评论与历史书写中释放潜能，是艺术批评写作的重要支撑。

总体而言，2024年中国艺术批评呈现出显著的“自主性”特质，其中既有对中国艺术批评自主性的宏观思考，又有中国艺术批评自主性的微观实践，还有对国外艺术批评的自主性互鉴，它们共同奏响了中国艺术批评自主性的旋律。

三、艺术史书写新篇

我们该如何建构艺术史？中国艺术史的撰写方法得到学界的关注和反思。张法认为，以往中国艺术史的书写基本按照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等美的艺术这一框架，但这是西方艺术史的门类框架，与中国艺术的原貌存在较大差异。中国艺术是由礼之艺、文之艺、术之艺、玩之艺、伎之艺、工之艺构成的体系。应该基于此积极探索中国艺术史的撰写范式，将中国艺术史的特质呈现出来。王小盾和金溪认为，在中国艺术学领域，“造物”和“知识体系”是两个重要概念，应该从造物角度建构中国古代艺术史。中国艺术通过语言符号、材料和器物、工具和技术、历史文献等方式存在，据此可以用各种方法对中国艺术史的符号体系、器物体系、工艺体系和知识体系进行研究。陈岸瑛认为，重写工艺美术史离不开对“艺术”概念的考察。他在对美术、工艺美术和设计概念考察的基础上，区分了美术视角下的工艺史、设计视角下的工艺史和物质文化视角下的工艺史，尝试为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框架。

中国古代艺术的变迁是艺术史研究的核心。黄惇梳理了文人篆刻艺术史的历史脉络，揭示了文人篆刻艺术在元、明、清和近代演进的轨迹。李永强阐述了宋元绘画的技法之变、款识之变、画家身份结构之变，并选取钱选和赵孟頫作为典型画家进行深入剖析。王菡薇、刘品从个案研究的角度研究了马琬《春水楼船图》、张渥《竹西草堂图》等画家及其作品，管窥元末明初书画史的基本面貌。李骐芳以明代宫廷工艺美术为主要研究内容，梳理了明代宫廷工艺美术造作制度和各个时期艺术风格演变的特征，探究了明代宫廷工艺美术装饰及其影响因素。朱天曙和吴倩从齐白石与清代画家的关系入手，如八大山人、石涛、金农、郑板桥等，深入剖析齐白石艺术的清代渊源。杭春晓聚焦于20世纪中国画家的主体际遇，以遗民的逻辑断裂、精英主义的困顿、文本背后的日常和传统与现代的纠缠为主要内容，对此进行了深入阐述。董丽慧从“看见御容”“制造幻象”“寻找真相”三个方面审视了近代中国视觉文化转型的进路。

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山水画是一个重要主题。巫鸿认为，山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他聚焦以视觉形式表现的“山水”，从神山到仙山，再到山水图像和山水作品，探究了中国山水画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勾勒出“山水”艺术传统的成型过程。沈亚丹探究了山水画的美学密码。她认为，中国山水画之所以可游，是因为山水之道形而下地呈现为画面上的具体细路。山水画空间具有一种非叙事性，特别是元明以来，中国山水画非叙事倾向日益明显，形成没有情节、也没有叙述者的无人自足的宇宙空间。余开亮认为，北宋山水画对“如真性”风格的塑造和对“如就真景”审美感的重视，为画意生成和观者的审美参与提供了图像基础，可以吸引观者深入山水之间寄情自娱，实现天人合一的审美超越。王一楠指出，吴门画派的赤壁登临图呼应着苏轼的《后赤壁赋》，延续着魏晋以来的登临文化传统。不同于此前的图像叙事方式，朱朗、钱榖、蒋乾、文嘉、张瑞图、吴士冠等人的赤壁登临图探索“环形空间叙事”的新范式，其图像表现来自对生命本质状态的体认。在山水画中，《千里江山图》获得了特别的关注。夏燕靖指出，《千里江山图》呈现出的美学风貌与绢本作绘密切相关。这种特殊材质便于它的流畅运笔，丰富了它的晕染层次，增强了它的赋色效果。与此同时，它还体现了宋徽宗“道仙”的感性意识和内心的隐逸之情。楚小庆指出，《千里江山图》将写实性与写意性融为一炉，内容丰富，形神兼备，形成了以“青绿”意象为核心要素的美学风貌，是典型时代中的典型作品。

在国外艺术史研究中，范白丁从历史时间、本质问题和知识边界的角度探究了艺术科学的时间观及其历史发展模型、艺术科学的本质、文化科学与艺术科学的关系等问题，认为艺术史学者既要跨学科地汲取思想资源，又要关注艺术对象的独特性，凸显艺术史学科的学科特质。杨光影、马睿认为，国外理论家出于对艺术与科技关系的不同理解建构了三种不同的艺术史书写范式，即奥利弗•格劳的“科技的艺术史”、史蒂芬•威尔逊的“艺术的科技史”和弗兰克•波普尔的科技艺术的“开放性联结史”，这为我们“重写艺术史”打开了新的维度。

在艺术史研究中，全球艺术史获得了较多关注。唐宏峰认为，全球美术史研究具有补充主义、比较主义和跨文化主义三种基本模式，它们表面看起来并行不悖，实则存在着深刻的悖论。应该建构新的图像性全球史，将历史空间化为一张全球流动的图像。在此视野中，可以审视中西艺术的交流与碰撞。在全球艺术史的视野中，中西文化交流是重要组成部分。刘旭光认为，在中国士大夫群体所作的游记中包含了对西方文艺的认识。他将认识方式分为配拟与训解，前者是将异文化新事物归入本民族观念体系中进行评判，后者是基于道德优越感对它既解释又道德训诫。配拟和训解的情感基调是述奇与叹为观止，是以中释西的文化实践，这为中西互释话语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邹元江认为，跨文化研究的基本模式是文明互鉴和概念置换。在中西戏剧跨文化交流中，前者往往被忽略，后者则成为主导模式，这对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美学造成了较大影响。应该积极探寻文明互鉴的模式，更好地推动中国戏曲的发展。董丽慧认为，摄影概念传入中国后，经过了“写照”“影像”“照相”等的观念变迁，20世纪初，“摄影”观念才逐渐普及开来。这是中国传统视觉文化与西方现代视觉文化碰撞交流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视觉文化观念转型的一种缩影。

总体而言，2024年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基本特点是返古开“新”。虽然艺术史是研究过去的一门学科，但学者们或者尝试用新方法研究过去的艺术现象，或者探索发现以往不被人注意的艺术现象，在中国、国外乃至全球艺术史的研究中谱写了新的篇章。与此同时，中国艺术史撰写的自主性意识也在增强，这为未来中国艺术史的发展埋下了值得期待的伏笔。

四、艺术跨学科研究开拓视野

从不同学科角度对艺术学进行的研究依然活跃，艺术跨学科研究继续快速发展。在艺术人类学基本理论方面，李修建主持的艺术人类学译丛中霍华德•墨菲的《成为艺术：探索跨文化范畴》和史蒂夫•莱乌托尔德的《本土美学：原住民艺术、媒介与认同》等著作出版。李修建认为，现代艺术概念是西方的发明。在艺术人类学的视野中，可以看到不同文明的不同艺术观念，这可以让我们反思西方的艺术观念，对艺术形成一种更加全面的认识，有助于跨文化交流与互通。艺术乡建是2024年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中的亮点。5月，“艺术乡建：时代变革中的乡村复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美术学院召开。6月，“艺术的社会生产、乡土美学与文化叙事暨第二届中国•羊磴学术论坛”在贵州羊磴召开。9月，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艺术乡建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为艺术乡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国内学界越来越关注艺术乡建。季中扬认为，在艺术乡建中，城市是隐含的在场者，艺术乡建生产的是面向城市的产品，无论是景观还是故事，都是为了吸引城市人群消费，具有审美资本主义的逻辑。艺术乡建应更加深入乡村生活，培育对乡村家园的审美情感，建设城乡文化共同体。向丽指出，在后农业文明中，乡村是我们的生存空间、思想空间和审美空间。它蕴含着慢速现代性的替代性选择，可能成为疗愈性力量，将人从加速度和倦怠的新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有助于让人真正成为“审美的人”。李牧认为，艺术介入社会的现象是对康德无功利美学的突破，我们应该通过跨界合作再造城乡，寻求两者的共生发展模式。陈岸瑛认为情境主义国际可以为艺术乡建提供启发。它系统地提出了日常生活革命理论，核心理念是“建构情境，也即具体地建构瞬间的生活氛围”，打破景观、建构情境的两种艺术战略是“改道”和“漂流”，这启发了后来的社会参与式艺术，可以为艺术乡建提供新的理论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一直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关注的热点问题。方李莉曾提出遗产资源论，她指出，遗产资源活化的形式包括景观被活化为“会说话的环境”、博物馆被活化为“活态历史”、商品被活化为“知识的容器”等形式。我们不只要保护遗产，还要对它进行转换性创新。彭兆荣认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中华文明土壤中生长的“文化物种”，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可以积极探索中国治学传统“格物致知”方法的运用。

艺术社会学继续蓬勃发展。4月，南京艺术学院举办首届全国音乐社会学学术研讨会。5月，杭州师范大学举办“艺术、美育与社会”暨第八届艺术社会学青年学者论坛。译林出版社艺术与社会译丛出版《齐美尔论艺术》《划清界限？——如何对待失德艺术家的作品》等新作。12月，该译丛出版十周年纪念活动“作为社会现象的艺术”学术工作坊在浙江大学举行。《民族艺术》《澳门理工学报》等不少知名刊物刊发艺术社会学专题。姚文放认为，中国文艺社会学的发展经过了从文艺社会学到文化社会学再到艺术社会学的“三步曲”。艺术社会学面临艺术与社会不可兼顾的“方法论两难”，对此问题的思考赋予了艺术社会学未来发展的潜能。周计武从分析美学、艺术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梳理了西方艺术体制论，阐释了艺术体制的结构转型，厘清了中国当代先锋艺术体制的社会转型和运作逻辑。这是对艺术体制论进行的最新综合研究。诸葛沂认为，艺术史和社会学在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从和谐到冲突的过程，近来两者呈现出新的综合趋势。卢文超从宏观角度鸟瞰当代国外艺术社会学的知识图景，梳理了它的发展阶段、地域特色、分支学科、主要话题、内在矛盾与动力以及最新发展趋向等，并阐发了它对中国艺术社会学发展的启发意义。熊海洋和王梦怡分别对埃利亚斯笔下的音乐天才莫扎特和布尔迪厄笔下的马奈形象进行研究，呈现了社会学视野中艺术家的社会性面貌。熊亦冉关注了模特，认为作为审美劳动者的模特需要在颜值的生成背后展开一系列形象管理和情感整饰，以实现对身体、个性、情绪等因素的综合把控。颜值展现了诸多时尚类型不断协商和博弈的结果，是“把关人”群体遵循时尚惯例的复杂产物。中国艺术与制度的关系也得到了关注。杨建刚和涂荣臻指出，文艺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建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途径，文艺会议制度确立了党对文艺工作的意识形态引领的基本原则与方向，文艺组织制度确保了党对文艺工作者的团结与动员，增强了文艺界的向心力，文艺生产制度则推动了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弘扬。这对我们理解制度与文艺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王丁从艺术史、社会史和艺术理论等学科的综合视角探究了文人以画治生的现象。她系统探究了文人以画治生的历史脉络、主体成因、社会空间、身份心态及其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是艺术社会学视野中的艺术家生活研究。

在艺术跨学科研究中，艺术地理学的发展引人瞩目。9月，中国古都学会艺术地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并召开首届全国艺术地理学大会。张慨探究了中国艺术地理学的渊源与流变、问题与方法，并对长安意象等个案进行了分析。颜红菲主编的《艺术地理学精粹》出版，该书从艺术与地理、艺术地史学、景观图像志、当代艺术地理批评与实践等板块勾勒出艺术地理学发展的整体框架和最新趋势。艺术地理学的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总体而言，2024年艺术跨学科研究继续推进艺术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理论视野和思想洞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所言，艺术管理学、艺术传播学、艺术教育学、艺术符号学等学科也继续蓬勃发展，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赘述。它们一道构成了2024年艺术跨学科研究的靓丽风景。

五、艺术与科技新“意”迭出

艺术与科技的关系依然是2024年度艺术学理论研究的热点和亮点。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现实与虚拟的关系越来越引发学者的关注。黄鸣奋认为，虚拟现实的出现重塑了人们的现实观念，使人们从连续体、三基性和元宇宙中重新定位“现实”。科幻电影呈现了人们进入虚拟现实的多种方式。与虚拟现实应用相伴的是眩晕、安居、退出等问题。蓝江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虚拟性和实在性的关系出现了变化。在人工智能生成模型下，并不是虚拟性取代实在性，而是人类具有更多的意义场，获得新的多重实在性。黎杨全认为，在现实虚拟化的背景下，现实主义面临挑战。这并不意味着文艺完全远离现实，而是在深层呈现网络社会“新现实”，如虚拟现实的生活经验、网络化的日常生活和网络欲望现实。虚拟现实具有交互性，现实主义文艺可充分利用交互性，实现反映论与反应论的结合，以此积极介入现实。

人工智能艺术依然受到关注。10月，“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媒介文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国文艺理论学会数字人文分会第二届年会在杭州师范大学举办。《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12期刊发了“AI时代文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专题(点击查看)。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都举办了人工智能与艺术的系列讲座或学术工作坊，表明这是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前沿领域。彭锋认为，手工时代艺术作品的灵韵源于与艺术家的关联，机械复制时代源于与对象的关联，人工智能时代源于与观众的关联。人类经验赋予了人工智能艺术灵韵，它是观众通过解释从外部赋予的意义。周志强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文艺创作和接受正在从“心”文艺转变为“芯”文艺，即以算法为核心的文艺生产与消费。前者与现实保持着紧密的关联，后者则遵循网络感知逻辑；前者是个人的情感心，后者是大众的数据心。需要警惕后者可能通向一种数据保守主义。曾军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艺术创作具有自动生成、算法生成、虚拟生成的特点，用户—创作者通过提示词的方式与人工智能进行互动，这可能会开辟人类艺术创作的新时代。卢文超指出，对于人类而言，人工智能不是艺术创作的另一主体，而是用于创作的工具。谈论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创作，不是谈论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而是谈论人类利用人工智能这个崭新的工具进行艺术创作所具有的新特点。就此，人类选择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人类的创作实际上转变为一种人工智能生成+人类选择的全新创作模式。这会对艺术创作和意义生成带来巨大的影响。

文化和艺术的数字化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不少学者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对此进行思考。向勇认为，文化数字化的发展推动了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将数字文化创意劳动者、数字文化劳动资料和数字文化劳动对象等文化生产力要素进行组合与优化，文化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生产方式的整合和超越。傅才武、赵辉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传统类型技术范式转向平台技术范式，这瓦解了文化行业系统的科层结构，推动了文化行业进入结构性体制改革关口，成为文化行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解学芳、雷文宣认为，应该积极探索面向数字文化强国建设的文旅元宇宙发展新路径。这些新路径包括从供给侧推进文旅供给韧性化，从消费侧激活文旅消费普惠化，从创新侧推动传统文化创新转化，从产业侧促进精神文明数字化，从生态侧践行绿色旅游低碳化。也有学者从反思批判的角度对此进行思考。杨杰、杨晨认为，数媒时代文艺实践具有审美降级的特点，体现为文艺实践的数据主宰、权力让渡和审美霸凌，文艺评论面临着评论客体的延展化、评论话语的滞后化、评论时空的交错化等挑战。只有构建起文艺评论话语的公共空间，才能让我们摆脱这种困境。夏开丰认为，数字时代的来临一方面使我们走向废人化的新阶段，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建立一个去废人化的数字社会，通过美学强调不大可能者，从而抵抗计算。这可以释放数字技术的解放潜能。

电子游戏研究是2024年的亮点。4月，首届博雅国际电子游戏学术年会在北京大学举行。8月，首届全国研究生游戏论坛暨“电子游戏的现实与潜能”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黑神话：悟空》是2024年现象级的游戏事件。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艺术学与美学论坛举行了《黑神话：悟空》与“第九艺术”的主体性争议的专题研讨。董树宝认为，游戏具有审美性。在数字时代，审美的人成为基于人机融合的赛博格化审美主体。电子游戏具有实时操作反馈的互动性、虚实交融的跨界性与沉浸式审美体验等特征，这为数字时代的审美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李汇川认为，电子游戏叙事发生于电子游戏的三组交互关系之中，即玩家与游戏程序交互的层面、玩家与玩家交互的层面、玩家与游戏设备交互的层面。它们之中的叙事紧密关联。马睿和吴文杰关注了国风山水游戏，这类游戏从图像移植、实景转换、风格仿制三个层面进行游戏视效的国风化。它从图像－山水之维、实景－山水之维和风格－山水之维对山水文化资源进行调用，但在此过程中可能陷入文化功能与游戏机制之间的错配困境。要走出困境，就需要重构媒介语言和重塑文化身份。赵东川关注到电子游戏中服装的国风倾向，认为游戏中的服饰具有向新中式风格转变的趋势。它可以分为“历史还原型”“文化虚构型”和“文化主题型”，更新着想象和构建中国的方式。张洪亮从西方美学资源来认识电子游戏，认为电子游戏是新巴洛克美学集中体现的平台，它的时间叙事体现了新巴洛克“褶子”式的时间倒退与创造，空间叙事体现了新巴洛克“迷宫”式可交互、开放、动态的特征，变奏叙事体现了新巴洛克的多重无限性。

游戏《黑神话：悟空》海报(图片来源于网络)

总体而言，2024年艺术与科技的融合进一步加深，这触发了艺术学领域就此的深入探索，激发了许多新的思考和观念。最新科技的发展不仅改变了艺术，也改变了艺术学。在对最新艺术现象的密切跟踪和持续思考中，中国艺术学迸发出新的活力。

结语

综上所述，2024年艺术学理论的发展态势良好，具有较为鲜明的特点。首先是自主意识的加强。艺术学理论越来越强调自主话语体系的构建，越来越尝试通过激活传统资源来对艺术现象进行新的阐释。无论是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还是艺术史，都具有浓郁的中国味，艺术学理论的中国风格越来越明显。其次是跨学科视角的凸显。学界越来越多地运用不同学科视角来阐释艺术问题，给艺术的研究带来新的视野和风貌。最后是前沿领域的探索。随着最新科技的发展，艺术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工智能艺术、数字艺术、电子游戏等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学界对此的理论敏锐度越来越提升，就此提出了不少富有新意、引人思考的新见解。

未来已来，让我们一路前行，在开拓中继续推进艺术学理论的自主建构。相信艺术学理论的风景会更加动人。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艺术理论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2ZD04）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卢文超 单位：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2期（总第113期）

责任编辑：薛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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