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是典型理论进入中国100周年。“典型”是现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基石。典型理论在中国的百年旅行，对现当代中国的文艺观念与文艺理论评论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6月27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二届理论委员会、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在京召开“典型理论百年”学术研讨会，深入探讨典型理论的内涵、典型概念与现代中国文艺实践、各艺术门类中的典型人物及典型化等重大问题，推动典型理论研究迈向新的起点，为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与评论的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借鉴。本期刊发部分与会专家文章，以飨读者。

敢于面对自己不懂的“生活” ——现实主义的文体哲学与典型论的哲学基础

　　内容摘要：现实主义的政治使命（文体政治学）与现实主义的真实再现（文体修辞学）存在着逻辑的裂痕，导致人们误把人民性的政治诉求和真实性的审美表达混为一谈。而从文体哲学角度来审视，这恰恰是现实主义内在悖论的症候。现实主义既是新现实的必然结果，只有在新的世界图像建立起来的时候，“现实”的新知识范式才能转换完成。“现实主义”不是诞生在有生活和对生活的模仿就有现实主义的时刻，而是诞生在“新现实”发生的时刻，即“机械的世界图像”确立的时刻。它“假装”不存在实在界（The Real），并把“人”（实在界）改造为“认知主体”（象征界与想象界的巧妙结合）。“现实主义”归根到底乃是一个关于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意识”的问题，而这正是恩格斯之典型论的关键性议题。典型论“创造”了一个勇敢面对自己不懂的“生活”的“现实主义者”形象。与其说现实主义“揭示”现实，毋宁说现实主义有可能“尊重”现实本身的昏暗不明。

　　关 键 词：现实主义 典型论 文体哲学 恩格斯

　　怎样才能创作出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或者说创作出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这是一个学界思考了很久似乎也没有标准答案的话题。但是，“向生活学习”，却是诸多艺术家都认可的态度和方法。这当然会产生一种关于生活的刻板想象：生活是没有错误的，有错误的只能是不熟悉生活的作家。所以，现实主义首先被看作是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同时，也没有比来自日常生活经验的感受更具有“真实性”的说服力了。“生活=真实”的公式也就慢慢被确立了起来。不妨举一个普通而颇具代表性的案例，来说明经验主义层面上陈述的“生活”所带有的“意义硬核”特性。

　　1956年《人民音乐》杂志一则小文这样写道：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编的“广播歌选”六月号(第70期)上刊登了一首采棉歌(张克作词)，由于这首歌词的好些句子写得和采棉的实际情况不符，因此闹出很多笑话。如在第一段中：“早起麻麻亮，月亮未落坡，云雾绕在半山坡……”。我们知道农民是不会在天未亮就下田去摘棉花的，因为采棉不同割稻，棉花最怕受潮湿，把露湿的棉花采下来，就要影响花的质量，所以农民摘花一般都在吃过早饭等露水干了以后再下田。

　　这则题为《作者应该熟悉生活》的小文，其话语力量不是体现在其对艺术家熟悉生活的指导性方面，而是体现在其潜在的关于“真实”的知识型方面。题目中的“应该”二字体现出“本应如此”“理应如此”的话语态势。这则小文的结尾特别强调了对“农村生活”不熟悉，才会犯这样的文字错误。作者没有说“只有熟悉农村”才是体验生活的唯一出路，但是，农村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劳动者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却是这个时期关于真正的生活的知识型逻辑。中国革命的道路证明了工农结合的合理性，这也自然确立了文艺创作应该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1942年5月，毛泽东就讨论分析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生活的隔膜：“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从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的主张，到熟悉农村生活才能写出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这其间是存在逻辑性差别的。毛泽东所主张的，乃是“文艺为人民服务，而不能为剥削阶级服务”这一观点；文艺工作者要贴近工农兵创作，放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傲态度。这也成为关于现实主义“文体政治学”内涵构建的关键性语义。然而，尊重工农兵，面向人民创作，毛泽东强调的是政治态度，而不是专指写作技法和文体理念。简言之，文艺为人民创作，不等于作家要完全服从人民群众的语言、思想和习惯——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提出来文艺创作要高于生活的原因所在。然而，文艺，尤其是现实主义被当作是文艺的主要形式之后，无形中变成了生活的“附庸”或者“学习生活”的产物——这恰恰是经验主义对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违背。

　　由此，关于现实主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乃是什么才是“现实”的问题。一方面是现实主义的政治使命(文体政治学)，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主义的真实再现(文体修辞学)，这两者之间的裂痕，恰恰是误把人民性的政治诉求和真实性的审美表达混为一谈。如果不引入文体哲学的视野，文体修辞学和文体政治学的裂痕则无法弥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重新理解和反思恩格斯的典型论便十分必要。

　　从文体修辞学、文体政治学到文体哲学

　　在笔者看来，对现实主义的研究，应以现实主义的文体意识和主体观念为线索，将现实主义的文体理念划分为这样三个时段：前工业化背景下的文体修辞学时段——现实主义的创作更多地秉承写实或模仿技法(同时呈现出对现实人生的强烈关注)；工业化背景下的文体政治学时段——现实主义成为暴露资本主义现实罪恶的重要类型，也是启蒙主义政治的关键文类；数字社会背景下的文体哲学时段——现实主义的文体政治功能被重新反思，传统现实主义叙事伦理和文体理念受到质疑，真实性、现实与主体等问题浮出水面，现实主义写作倾向于摆脱传统“反映”理念，出现了新的现实主义文体探索。

　　这种文体哲学的转向，体现了现实主义信心受到严重打击的状况。20世纪国家进步神话昭示和引领的史诗性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政治视野开始趋于坍塌。由国家主义的进步神话所养育的那种激情四溢的激情叙事，开始被一种更多地表达自我体验和生活境遇的叙事所代替。现实主义文体政治的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启蒙——批判的冲动，开始淹没在私人化的现场之中。“现场经验”无休止的追索，是对“距离消融”(Eclipse of Distance)这种叙述感的热情张扬。因此，现代主义也就呈现为对秩序和秩序化叙事的强烈对抗，并形成对理性主义宇宙观和世界观的摒弃。

　　这三个历史阶段也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研究的三种视野。

　　第一，以模仿、写实与反映为核心话语的现实主义文体修辞学研究视野。

　　一直以来，“现实主义”被规定为特定的创作原则或者创作手法。正如艾布拉姆斯所认为的，现实主义的本意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个指的是19世纪小说写作的特定范式，另一个指的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反复出现的对生活和现实进行反映的美学范式。小说之繁盛与新闻写实有极大的关联，这铸造了现实主义与小说的姻亲关系(伊恩•瓦特，1992)。奧尔巴赫从人的心智能力角度细致讨论了“模仿”(mimesis，摹仿)在文学艺术中的意义。这至少呈现了长期以来学界对现实主义理解的基本思路：“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源自人类对外部世界的写实倾向，它在小说、会话、电影和虚拟世界中都可以“存在”。

　　由此，关于现实主义如何实现这种模仿效果，真实地呈现外部世界，就成为文体修辞学视野下的首要命题。列宁借助于模仿这一概念，强调“反映”活动中“外部世界”与“映像”的不同，从而“反映”本身具有“客观性”特点。如果“反映”是“客观”的，而“映像”是“主观”的，那么现实主义研究要解决的重要命题乃是如何让“映像”正确。这就衍生出两个研究的路线。

　　首先，现实主义研究将“反映”和“写实”区别开来，“如何修辞”变成现实主义的“形式”研究，即如何创造出“现实感”变得尤为重要，而“反映”则转换为政治态度和理想原则问题。绘画领域对于光影的重视、文学领域对于白描的强调、电影和其他艺术对于真实场景的凸现，成为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理念。

　　其次，在经典现实主义的理论中，避免自然主义倾向，从历史认识的高度，强调现实主义对生活更高更集中的反映(毛泽东)成为核心命题。新时期以来，关于现实主义内涵的解析(杨守森、李洁非、张炯)、现实主义反映论(狄其骢、陈剑晖、王干)、现实主义的写实理念转变(王若水、张德祥、南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吴家荣、吴秀明、吴中杰、董小玉)等研究，都隐含了现实主义“如何现实”的思考。

　　第二，以批判、启蒙与介入为核心话语的现实主义文体政治学研究视野。

　　马克思主义对18、19世纪的现实主义的思考，确立了现实主义的文体政治学内涵。现实主义本身强化了与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关联，致力于使用“真实感”来塑造、摧毁或者颠覆“现实”；与之相应，现实主义能够聚焦于历史的焦虑和矛盾，呈现现实的脆弱和黑暗，从而激发人们面对现实的革命性冲动。

　　恩格斯在《致敏娜•考茨基》中提出“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品”的基本特征：

　　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这是将文体修辞学视野与文体政治学视野进行了生动结合的关键性表述。自此，“批判现实主义”成为现实主义研究的核心点之一。回溯至1855年，“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即库尔贝《现实主义宣言》所谓的“以传统的理性，以我自己独立的意识，来描绘完全意义上的感性认识”。可见，“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从进入文学艺术领域伊始就更侧重独立的理性运用与创造意识。而如果继续回溯到“现实”这一概念萌芽，可以找到席勒于1795年在《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中所说，“尽可能的完美摹仿现实”是作为“全部天性表现在外在生活中”的一个必然结果出现的。“现实主义”无论从萌芽至其批判期，重心一直位于主体性建构一边，而非与客观事实相符合。卢卡奇把现实主义看作是“伟大的文学”，乃是强调资本主义破碎的现实条件下，现实主义对总体性视野(历史意识、阶级意识)的构建。显然，这样的思路否定了把现实主义仅仅看作是特定风格或形式技巧的观点。于是，现实主义的启蒙性和介入性问题浮出水面。

　　巴赫金认为现实主义小说的“多语性”可以让社会中的不同群体获得表达权，埃里希•奧尔巴赫也认同现实主义的民主性；毛泽东则强调其人民性和革命性，以及对于现实的批判性。鲁迅、茅盾等作家之所以强调“写实主义”，也是因为看中了现实主义文体暴露衰败现实、启蒙民众觉醒、激发革命冲动的价值。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冷静观察世界的方式，体现出与科学主义相伴随的历史态势，它是现代性启蒙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文体政治学角度对现实主义的负面价值进行分析，也是这种理论视野下的有趣现象。萨特强调，现实主义的镜子“模仿”了资产阶级社会，使得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神秘化”，这显然与早期现实主义面对宗教文化呈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去神秘化的趋势相违背。在今天，现实主义有可能成为拒绝历史化、抵制乌托邦、放弃改变的文体形式。近十几年来，国内现实主义文体政治的反思也出现较多，童庆炳、丁帆、陶东风、阎连科、梁鸿、邓绍秋、王洪岳、董小玉、周志强，对“新现实主义”“反思典型论”“重返现实主义”“寓言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总体性”“超越现实主义”“神实主义”的阐释，显示出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的多元化特点。

　　但是，现实主义的修辞学视野和政治学视野的结合，也呈现出去哲学化的趋势。而现实主义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往往被看成是逻辑性的关系，而不是构建性的关系。这就需要重新引入哲学视野。

　　第三，以理性、悖论和剩余物为核心话语的现实主义文体哲学研究视野。

　　事实上，“现实主义”(Realism)本就是一个哲学范畴，它指的是“实在论”的问题域。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乃是一个走向理性化(Rationality)的历史，世界日益沿着世俗化的道路前进。藉此思路，卢卡奇、卢纳察尔斯基、曼海姆、詹姆逊等人，从现代社会理性主义发展的角度，开拓了现实主义历史诗学与文体哲学的研究。

　　然而，现在很少人意识到，关于现实主义的知识，归根到底乃是关于“现实”诸多命题的哲学思考。人们习惯于把现实主义看作是一种“文体”或者说“风格”，也就形成了关于现实主义的去哲学化的知识表达。仿佛现实主义只不过就是一种修辞的手段和方式，自动遮蔽了什么才是“现实”的形而上的追问——这形成了现实主义文体修辞学知识话语的中心化倾向。

　　从哲学话语转型为文体知识，无意中悬置了现实主义的关键性议题：为什么现实主义是一种“现实的反映”？这种反映的真实性如何保障？后现代主义者会致力于取消“真实”，或者取消“真实”的本质论形式；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卢卡奇，同样也会强调“真实”首先指向历史的真实处境，也就是一个时代和社会的总体状况，而不应该陷入经验主义的怀抱。如果现实主义仅仅是一种修辞方式，或者仅仅是对于个人经验感受的忠实书写——就像列夫•托尔斯泰所说，文艺活动植根于对他人情感经验的感受，那么就没有必要深入讨论现实主义问题了。

　　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哲学研究表明现实主义文体的复杂性。与其说现实主义是在“揭示”现实，毋宁说现实主义有可能“尊重”现实本身的昏暗不明。齐泽克依托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和康德的物自体思想，重新阐释了拉康的“实在界”理论。在本体论层面上，实在界指向无始无终、混茫无序的物自体部分；而从唯识论的层面，实在界乃是相对于象征界和想象界而言的，乃是后两者无法以符号穷尽之物。由此，现实主义乃是象征界与想象界的交汇，传统现实主义哲学基础中的“真实”“现实”诸问题都在此需要重新反思和整理。现实主义文本直面现实，却只能以剩余物的方式将不可化约的“真实”呈现在文本中。在这里，现实主义不是“穷尽”了现实，反而是将现实之不可穷尽呈现在文本之中。

　　于是，文体哲学的研究，让现实主义的文体理念陷入悖论：现实主义乃是现实之剩余(历史中的无法言说之物与哲学上的否定性客体的结合体)在文本中努力呈现其自身的方式。

　　由上可知，文体修辞学的现实主义研究，一方面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径，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人们对现实主义认识的单向化。只要符合特定修辞要求的写作——现实生活题材、白描的手法、客观的叙事态度和认识论层面上的深度模式——就被看作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因此，既然现实主义的形式范式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么剩下的就是内容层面的问题了。只要写出来的内容符合人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共识”，那么，现实主义的创作就成功了。这就有了关于体验生活的知识。我们是否处在“生活”之中？这就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直接面对的“生活”就是现实主义文体所指称的“现实”吗？以此追问，恩格斯的典型论隐含了丰富的文体哲学的知识内涵。或者说，典型论则处于文体政治学与文体哲学相互关联的理论节点：“现实”到底是什么？

　　“现实”与“机械的世界图像”

　　何谓文体哲学？简而言之，文体哲学就是关于现实主义文体形态和文体意识得以确立的知识基础的研究。“现实主义”在历史上的发生，可以导源于19世纪早期。但是，它作为一种哲学知识的发生，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科学与文化思潮之中。

　　现实主义的发生与科学主义的发展有紧密的关系。现实主义在“科学精神”的召唤下，采用一种对待生活的“观察视野”创造文学艺术的现实感。物理光谱学的发展，养育了早期现实主义绘画中的“真实信念”。现实主义并非建立在对生活进行“模仿”的观念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的“绝对精神”的塑造和发掘的观念基础之上。所以，现实主义虽然致力于构造各种关于“反映生活”的话语，其文体政治却是以“观念化的生活”对“真实生活”的构建为命题的。现实主义拒绝模仿，且以模仿为敌。它不仅不是生活的写照，反而是让人们只能困在“观念化的生活”中的有效手段。现实主义通过现实感的塑造，缝合并完善“象征界”的种种话语缝隙，使之成为现实本身。简单说，现代社会的“现实”乃是以“现实主义”的方式组织和结构在一起的。现实主义是现实获得合理性的“立法规则”，是构建只有艺术式的生活才是真实生活的信念的“疯狂理性”之症候。

　　然而，现实主义与近代科学精神的关联，还不止于此。更加复杂的情形乃是物理学和天体理论/假说等近代科学知识，开拓了现实主义所置身其中的“世界图像”，即只有在新的世界图像建立起来的时候，“现实”的新知识范式才得以转换完成。“现实主义”不是诞生在有生活和对生活的模仿就有现实主义的时刻，而是诞生在“新现实”发生的时刻，即“机械的世界图像”确立的时刻。

　　伯特兰•罗素曾说，现实世界是从17世纪开始的。从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最后到牛顿，一系列新的关于世界的假说，创造了不同于传统的“有机世界图像”的新现实。“17 世纪的科学和哲学把人与物理世界隔离开,把世界看成机器, 把人看成与之不同的东西——把大自然与精神分开, 这在西方思想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从此，人类将精神和物质分开，现实开始从人们想象中的神灵(高级化的身体)主导下解放出来。如同科伊利所说，科学革命产生一种十分重要的心理后果就是，从“把世界看成一个有限的、封闭的、等级森严的整体”，转变为“一个由于有相同的基本要素和法则而结合在一起的、不确定的、甚至无限的宇宙”。这是一个知识大更新的时代，科学主义不仅逐渐取代宗教主义，还为现实主义的诞生准备好了“新理念”。人们开始相信，现实是一种物质性存在；“现实”乃是“现实存在物”，即现实世界是“现实物”的聚集。人与物质世界的隔离，精神和大自然的分开，这为现实主义文体的知识论，准备了基本的结构：二分法的认知逻辑，构成了现实主义的文体哲学基础。

　　在这里，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是否构建了完全正确的新现实的故事，并不是关键的命题(康德哲学的一个目标就是为这种物理知识进行辩护)。对于新的世界图像来说，万有引力的假说，确立了一种“没有上帝(神)而世界可以自动运转”的现实。虽然牛顿并没有消除神的存在，却在“现实世界”的层面上确立了自动存在的秩序性世界的图像。由此，我们理解了“现实主义”的文体理念：一种假装故事自己发生的方式。这与牛顿万有引力的新世界图景的逻辑是统一的。

　　与此同时，仅仅有新现实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失去了上帝(神)，世界还能自动运转，那么，人类是否有能力来理解和阐释这种自动运转的世界，就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在有神的年代里，理解和阐释世界从来就不成问题。这就需要重新发现人的认识能力，或者说从上帝那里把关于世界的解释权“拿”回到人(认识主体)手中。这就有了笛卡尔、休谟、培根到康德关于“主体”的认知问题思考。苏格拉底强调，即使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小奴隶，也可以理解关于世界的逻辑命题。到了笛卡尔那里，对于先验真理的领悟力，便成为理解新现实的主体素质：对于“一些事物与同一事物相等同，它们也彼此等同”(即A=C，B=C, 那么A=B就是必然的)的命题来说，任何人都拥有这样的基本能力。

　　然而，这也同时存在认知主体的悖论：正是因为人类有先天的认知力，所以，现实知识(我们感受到的现实)如何可靠？休谟曾经质疑三段论：人人皆会死，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会死。因为“人人皆会死”不是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体现，而是人类经验性的归纳(人人会死，乃是建立在目前为止关于人的寿命的经验主义理解的基础上，只要出现一个特例，此认识就会坍塌；所以，公理的不证自明，乃是来自经验主义知识的遮蔽性)。所以，因果关系的确立，不是来自世界的秩序性，而是来自人的认知的秩序化诉求：我们不要把“新现实”看成是无法理解的神秘领域。

　　于是，人类对于新现实的认知，开始进入一种吊诡的境地：实在界是无序的，而人的主体性的构建，乃是在理性假定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这就有了康德认知主体的问题。康德揭示了这样的知识形式：事物本身是否有因果性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事物要成为人的知识对象，就必须呈现出可以被我们认知的“状态”。就如同结构主义的思想：世界本身是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人们的符号体系中，存在自足的、具有意义生产能力的“规则”——对于意义的认知，不是依赖外部世界是什么的追问，而是依赖我们采用怎样的逻辑性的认识规则。

　　这彻底打开了现实主义文体哲学的认识论悖论：现实主义是新现实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其文体意识还是其构建逻辑，都是新世界图像中信心满满的科学理性的代表；同时，现实主义又是一种“假装”不存在实在界(The Real)的文体，一种把“人”(实在界)改造为“认知主体”(象征界与想象界的巧妙结合)的方式。

　　现实作为“物质性存在”这一基础观念开始动摇。休谟揭示“因果关系”不过是“前后相继”的经验主义的集合体，同时也启发了康德的“认识论”哲学。“认识论”的基本思维方式，就是通过析取一种“认识形式”从而将现实存在转为一种“存在模式”，借此认识主体与对象在同一“系统”中相遇。这种对于认识之“先验形式”的析取则以悬搁“物自体”为代价，即现实对象的“物质性存在”虽在观念上存在，却无法实际驻足。此后，无论是费希特的对于作为一切认识之先验依据的绝对自我的揭示，还是谢林对于物昭示自身的看法，都立足于现实对象是基于认识形式而被把握这一视角，即一种“存在状态”视角。而在黑格尔的知识论中，知识被理解为“以其自身为中介”，在走向“绝对精神”的过程中，在获得自身的同时也意味着扬弃自身。故而在观念论阶段，“现实存在物”即是在“先验自我”的某种认识模式中被呈现的东西，现实世界的最终“现实状态”就是“先验自我”的完全实现。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在这里发现现实主义的两条理解线索：1.现实主义是关于现实的知识生产方式——这要求它“反映”生活；2.现实主义又是先验自我的确立方式——这要求它不能完全遵守实在界的逻辑(“生活”的琐碎无序，更接近实在界)。这样，现实主义成为一种反映了生活，同时又在认知信心层面上确立了主体位置和意识主体的知识形式。这就有了一个现实主义的悖论：现实主义是科学理性式“反映生活”的客观精神的体现，同时，又是把无序的实在界按照疯狂理性(认知主体本身)的内在诉求，把“生活”讲述为逻辑化图景的主观倾向性的体现。简言之，现实主义既反映世界，又遮蔽它的无序。

　　依此，我们找到了反思恩格斯典型论哲学基础的入口。

　　典型论再认识：从生活真实到哲学真实

　　典型论的哲学内涵恰恰在于，它力图在历史的“客观性”层面上来解决现实主义的内在悖论：现实主义对于生活不是简单反映，而是对历史的内在支配性规则进行艺术的凸显。恩格斯充分认识到了“现实主义精神”的问题：现实主义乃是一种看待世界的精神体现，它尊重科学理性，所以，不信赖生活的现象本身；它不必顾及实在界的无序凌乱，而应该坚守认识主体的价值和意义，强调现实主义者的“自我超越”——一方面现实主义作家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另一方面，他更应该生活在人类的“历史”中。在这里，现实主义成为一种可以把作家从琐碎无聊的日常经验中“解救”出来的有效方式。

　　1888年4月，恩格斯给《城市姑娘》的作者玛格丽特•哈克奈斯写信，评价了她的作品。恩格斯认可了作者对“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而体现出来的“冒犯”体面人物的“勇气”。贫穷的女孩耐丽与富裕的格朗特之间的悲剧，在恩格斯看来显然是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的悲剧：作者使用现实主义对于生活进行“反映”的朴素方式，将这个老掉牙的故事转换成了新故事。

　　然而，恩格斯话锋一转，转而又批评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小说“不够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无力自助，甚至没有试图作出自助的努力。想使他们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说这种描写在1800年前后或 1810年前后，即在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时代是恰如其分的，那么，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看来，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的了。工人阶级对压迫他们的周围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令人震撼的努力，不管是半自觉的或是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

　　显然，这个被改造成“新故事”的小说，并不因为其内在的批判性而得到恩格斯的认可，却因为其匮乏认知的总体性而被批评。在后面的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对于现实主义内在的“认知主体”的深刻把握与赞美。他为现实主义的文体政治学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认知主体”形象——“巴尔扎克”：

　　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衰落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寄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起来的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唯一的一批人，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 (1830—1836年)的确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大的特点之一。

　　恩格斯在这里把现实主义的悖论性逻辑进行了统一：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来自现实主义者如实地面对矛盾的状况。

　　一方面，“巴尔扎克”是一个具有超越自己的生活经验困境的作者，是那个可以重新赋予实在界以“现实”光辉的叙事者。正是因为这种写作的力量，巴尔扎克才可以摆脱阶级经验，发现并呈现了工人群众的历史性力量。这正是牛顿以来所创造出来的“认知主体”社会性分裂的“故事版本”：意志和认知不得不分离，“现实主义者”就是一种必须抵抗自身经验的分裂性自我。

　　另一方面，恩格斯强调了所谓“现实主义”的胜利，而不全是巴尔扎克的胜利，这体现了牛顿以来确立的关于世界图像的知识效力：“存在一个自动运转的世界”，这样的认知正是恩格斯所认可的现实主义胜利的哲学性知识本身。

　　换言之，现实主义必须一方面秉持冷静的客观的科学意识和态度，另一方面又要坚守现代认知主体构建有序现实的写作伦理。它是对世界的去神秘化，同时，又令现实具有神秘的秩序性。

　　值得进一步反思的是，恩格斯同时使用了“无产阶级”和“工人群众”“人民群众的代表”这几个概念，仿佛他们具有完全一致的内涵。但是，法国学者朗西埃却认为，无产阶级恰恰是工人阶级的否定：“无产者不是别人，他正是工人之否定”。齐泽克同样提到，马克思对“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隐性区分，体现两者的不同：前者是有关社会存在(Social Being)的简单范畴，后者是有关真理(Truth)的范畴，指的是名副其实的革命主体。按照这样的逻辑，“无产阶级”乃是一种“革命辩证法”的存在，而“工人”和“手工业者”等，却并非可以成为哲学性存在的群体。因此，恩格斯对于哈克奈斯的批评，隐含了来自哲学的辩证批评，是一个肯定现实的生产性(革命性)的主体(哲学家)对只能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的“人”(也包括工人群众)的批评。

　　说白了，“现实主义”归根到底乃是一个关于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意识”的问题。这正是恩格斯之典型论的关键性议题。这个主体意识同时具备两种相反的内涵：一个致力于科学理性的认知主体，一个不得不违背个人经验的现实主体。前者令现实主义呈现出对生活的尊重倾向——如哈克奈斯对于悲剧性故事的尊重，后者则体现为对历史的构建冲动——那些在个人经验的层面上无法真正理解的事件(Event)。对于经验主义的生活者来说，哈克奈斯看不到工人群众的“无产阶级”内涵，当然也就无法实现恩格斯所说的真正的现实主义。

　　显然，典型论乃是对经验主义层面上的现实主义文体修辞学的违背。恩格斯倡导的乃是用哲学性的真实取代日常生活的真实，即革命的辩证性历史才是现实。

　　对于巴尔扎克来说，他本身不具备革命辩证法的自觉性，却内在地违背自己的生活观念；他更不具备朗西埃所说的那种哲学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意识，也就遑论对于这个阶级的深刻了解和把握。对于巴尔扎克来说，他有意或无意地遵循了现实主义的悖论性哲学内涵，却写出了自己完全不能理解的“阶级意识”，这样的情形不正是现实主义文体哲学理念之内嵌的逻辑吗？

　　但是，正因如此，对于典型论的理解，也就很容易陷入理解的错位：现实主义的典型是按照特定哲学观念创作出来的产物。典型论容易导致的创作误区，就是以哲学真实的名义对历史经验的征用。无论是“高大全”还是修改“记忆框架”的“样板理论”，都可以看成是对恩格斯典型论思想的过度运用。

　　实际上，典型论的思想，蕴含着对于现实主义的深刻了悟：这既是对现实的反映，又是对历史的反应；现实主义不应该单纯鼓励作家去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还应该让他们敢于面对自己不懂的生活。典型论旨在用前瞻性和挑战性的姿态对待历史，而不是为了固化现实或维护习见。那些作家本人，乃至一个时代的人们也无法理解的“生活”，这也许有可能创造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正是自己不懂的生活，才可能指向生活经验的陈词滥调无法捕捉的潜在真实(The Virtual Real)。

　　与之相应，现实主义的文体修辞困境也可能在这里获得突破：如果现实主义仅仅是用同一种修辞来讲述的不同题材的生活，那么，一种“多语性失语症”问题就会出现。所谓多语性失语症指的是作家的创作被激励或锁定在“观念化现实”的写作之中，他们用尽各种各样丰富多姿的修辞方式，却只能按照特定的套路和模式进行创作。最终的结果是，艺术家丧失了言说独特的真实经验的能力，陷入多语性写作狂欢与潜在真实经验的流逝境遇。如当前比较活跃的感恩母爱的作品，把诸多的历史性矛盾化入伦理亲情的套路中，让感伤又温情的气息笼罩现实的痛苦，从而令人们的生活不再具有政治经济的困境，而只显示情感道德的困境。于是，一种“情感偏执狂”式的书写就蔓延开来。到处都在抒情，却没有历史性情感和境遇的表达。

　　按照恩格斯的典型论，现实主义不应该是对这种每个人都熟稔的生活经验的反映，而是对创造这种熟稔的生活经验的内在矛盾的呈现。巴尔扎克作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暴露了巴尔扎克不愿意暴露的贵族阶级的伪善和腐朽，还在于它也是对当时的人们眷恋贵族阶级的悖论性意识的呈现。现实主义走到了生活经验的反面。

　　多语性失语症的关键点在于，它努力争取让人们相信“现实就是生活本身”，从而“现实主义就是反映生活真实”。恩格斯构建典型理论，其目的恰恰在于，让人们清晰地理解“现实不等于生活”。现实主义遵循的是拯救或表达那些日常生活经验努力掩盖或假装其不存在的真实经验。现实主义反对多语性表达，反对任何此前已经产生过的经验的表达，而是深刻而尖锐地去呈现那些在多语性写作狂欢中被失语的真实。

　　简言之，现实主义是创造剩余物的一种方式——丰富多样而修辞形式无法呈现的被剩余的意义，也就是那些看起来无法在现有的语言系统中存在的真实：“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这些“看不见”“不存在”的真实，正是那些哈克奈斯们看不到的真实。

　　按照这样的逻辑，现实主义作品的魅力乃是其悖论化的生产性：它常常生产出一些震撼性的故事或情境，却是它自己无法完全理解的。就像“无产阶级”这种工人的否定物是前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巴尔扎克无法完全理解的一样，《红楼梦》中的黛玉之死，也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无法完全理解的“死亡之虚无”的症候。在电影《村戏》(郑大圣，2017年)中，在困难时期，“疯子”为了保护庄稼失手打死了自己的女儿；结尾送葬，他把一把黑泥涂到了女儿脸上，嘴里说：“你别回来了！”当地风俗，在死者脸上抹泥巴则不会转世。这个结尾呈现出一种明确的“剩余物”特点：这是悖论发生的时刻，而不是现实变得容易理解或接受的时刻；它是各种阐释和理解都无力的时刻，令其成为社会的总体意义之外的“剩余物”。当我们说这是表达父亲的恐惧的时候，它就立刻滑向愤怒；当它意在愤怒，就会成为忏悔……显然，这个桥段的意义不能用肯定性语言表达，而只能用否定性句式：它不是什么……这是被所有的语言剩余的时刻，因此又是多种悖论并存的时刻，即“多异性”的时刻。

电影《村戏》海报

　　黛玉之死和村戏送葬，都呈现出突破现有或当下阐释方式的特点。就像恩格斯所说的巴尔扎克的作品，不是因为书写了当下的理解，而是指向了具有未来性或革命性的理解一样，现实主义呈现出阿甘本所说的“同时代精神乃是与当下疏离的精神”。现实主义的历史性在此确立：历史并非关于过去的故事，而是在回溯性意义上属于未来的故事。正如如果没有列宁的十月革命的成功，之前的所有的失败的革命行动都将湮没；只有十月革命成功了，才会回溯性地将失败者的行动转换为“成功之母”——一种走向胜利的历史，“失败”才被纳入历史的“Story”序列。所以，“生活”乃在当下，历史却只能发生于未来。现实主义的力量乃在于把“潜伏”在当下的未来，作为历史来拯救——那些作家们不懂的生活和经验，应属弗洛姆所说的“社会过滤器”后面的真实，恰恰是现实主义所要拯救的经验。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正是通过典型的创造，拯救那些无法言说的经验的有力方式。

　　作者：周志强 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8期（总第71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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