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开启中国文论自主创新时代（刘方喜）

2019-12-02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刘方喜收藏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蓬勃发展，文艺观念、文艺形态和文艺实践深刻变化，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亟需文艺理论和评论关注和研究。本期特推出“人工智能与艺术创新”专题策划，以期将相关研究引向深入。

　　内容摘要：从马克思研究“怎样生产”的“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看，自动印刷机开启了文艺现代的“机器生产”及由此引发的文化大众化时代，由此直至电视机等总体上处在半自动的“机械复制”阶段；当今人工智能则开启了文艺全自动的“机械原创”时代，由此引发的划时代革命将现代文化大众化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而西方文化研究基于电视等技术的“消费观念学”等旧范式，已无法充分解释由此引发的文艺新现象。当下中国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上不落后于西方，为中国文论自主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在科学而全面认知人工智能的社会文化影响的基础上，更新文论研究的基本观念，重构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工智能　生产工艺学批判　中国文论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文艺创新

　　人类正在进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时代”，AI正在极速向文艺、文化等人类生活各个领域渗透，正在引发文艺现代机器生产方式由“机械复制”向“机械原创”的划时代转型。中国文论自主创新正在迎来重大机遇，而要抓住这种机遇，首先需要我们对AI及其社会影响有比较科学而全面的认知，更新文论研究的基本观念，回到中外文艺及其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去，进一步探求中国文论自主综合创新的切入点。而马克思研究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方式的“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对此有重要启示，可以成为当今AI时代中国文论自主综合创新重要的立足点。

　　一、科学认知人工智能的社会文化影响

　　首先，在一般认知层面，科学认知AI及其社会影响，要超越与商业主义交织在一起的基于大众传媒逻辑的娱乐化信息的干扰。“乱花渐欲迷人眼”，AI其实并不那么神秘，它们已广泛进入了百姓日用领域：很多人都在使用的智能手机及其美颜等软件，各类导航软件，百度、谷歌翻译软件、智能音箱、“抖音”等等，AI几乎无处不在。但“日用而不知”其“道”，百姓之“知”“见”又主要受各类大众传媒的影响。詹姆斯•巴拉特采访了很多AI技术专家和理论家撰写而成的一本书指出：“AI技术有风险这一难以忽视的真相，跟技术期刊上常见的双核3D处理器、电容式触摸屏以及当前热门软件等话题比起来太不性感了”“人工智能主题在娱乐行业里大受欢迎，妨碍了在不那么有趣的灾难风险范畴对它进行严肃的考量。几十年来，被人工智能（一般表现为人形机器人的形式，在最巧妙的手法里则表现为一盏闪烁的红灯）消灭，一直是热门电影、科幻小说和视频游戏的主菜。”[1]我们在手机上总会收到诸多有关“黑科技”的报道，这类报道很“性感”且容易吸引眼球，而包括非专业的文人在内的许多人关于AI的认知，更多来自更加“有趣”而好玩的好莱坞科幻大片等。

詹姆斯•巴拉特的《我们最后的发明》

　　此外，还有一类书，“尝试教导企业家朝着互联网趋势和消费者之间的深沟撒网，打捞上一桶桶的票子来”“追求AI能带来利益，甚至说不定，有一天能带来叫人疯狂的利益”[2]。关于AI的“风口”“泡沫”的报道在大众传媒上也是铺天盖地，这种刺激发财欲的信息也很抓人心。聪明的商人们充分利用大众媒介的传播规律，制造着一波又一波商业噱头，如阿尔法狗、“女”机器人索菲亚等等引起全球极大轰动，所传达的信息虚虚实实、亦真亦假。

　　AI也对文艺生产方式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样主要也以娱乐化商业噱头形式在大众传媒上呈现出来。美国微软AI“小冰”已能够写现代诗，并且还出版了一本纸质的像模像样的“诗集”，出尽风头；清华大学也研发出了能写中国古体诗的AI机器人“九歌”，在中央电视台《机智过人》中，现场观众投票的结果是：把“九歌”写的古体诗误认为是“人”写的，通过了所谓“图灵测试（The Turing test）”，这足以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巴拉特认为，在大众传媒上疯传的娱乐化信息，阻碍着对AI风险的“严肃的考量”，笔者认为，其实也妨碍着对AI所取得实际成绩的严肃考量。在当前全球AI认知状况中，过分夸大AI价值的倾向与过分贬低其价值的倾向同时并存，并形成某种程度的二元对立，超越这种二元对立，排除与商业主义交织在一起的娱乐化信息的干扰，我们才会认识到：AI“小冰”“九歌”等引发的是人类文艺生产方式尤其是生产工具发展史上一场划时代的革命，尽管还处于“动之微”“吉之先见”的“几”的状态，知“几”，首先当超越百姓之日用而不知并不被大众传媒片面信息所干扰。

“九歌”作诗现场

　　其次，在学术理论层面，要科学认知AI对文艺的实际影响，还需要超越所谓“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二元对立。可以“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但不能走向二元对立，而从当下实际状况看，颇类“知者（智者）”基于科学主义逻辑的技术专家等关于AI的话语确实处于强势地位，更近“仁者”的哲学家、文艺创作及其理论研究者等人文知识分子也可作出一定回应，比如，我们可以引用严羽批评宋诗的所谓“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话语，来批评AI“九歌”所“创作”出的古体诗，说其作品缺乏情感、灵魂，很难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空灵境界，如此等等。不能说这种批评毫无道理，而且笔者也觉得这种充分调动传统思想资源的批评确实可以有所作为，但是不应忽视的历史事实是：被严羽批评的宋诗绝非毫无价值，事实上，中外诗歌发展史上大量存在的也恰恰是这类作品，由此也就当然不能绝对否定甚至过分贬低“九歌”作品的价值。关于AI及其社会影响的“君子之道”，既不偏于“知者”，也不偏于“仁者”，而当在两者之间。

　　当然，文艺家们首先更需要对自己面对的机器威胁所产生的本能抵触情绪有所反思。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帕斯卡尔更是极富文学色彩地描述道：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毀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勢，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3]

　　而当今AI机器（计算机）似乎也可以“思想”了，人的“全部的尊严”正在被冒犯，并且，作为人的生物性“思想的苇草”的血肉之躯依然脆弱不堪，而AI机器人的钢铁之躯则牢不可破，这不仅在冒犯人的尊严，而且还存在取而代之甚至威胁人生命的可能。当然，除了“思想（哲学）”外，“艺术”也颇能体现人的尊严，而电脑自动作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现在AI也可以作曲了，诗歌号称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而AI“小冰”“九歌”竟然也开始作诗了。人在文艺上的尊严正在被AI冒犯，人产生抵触情绪，可以说是一种本能反应。对于闯入文艺创作领域的AI，具有“生物智能”的文艺“生产主体”目前的总体情绪反应大抵就是如此。笔者看来，这大抵可视作一种更为精致的“鲁德谬误”，它产生于19世纪蓝领工人对“动能”自动化机器的本能反应，现在又以更精致的形式表现在对“智能”自动化机器即AI的反应之中。精英艺术家们出于自尊的一些说辞其实未必能成立：难道没有“情感”的冷冰冰的机器所生产出的所谓“艺术品”，也具有欣赏价值而能触动人的审美情感或引发人的心理审美反应吗？但是，如果没有情感的“自然”，“生产”出的景物也能引发人的审美欣赏与美感，机器创作的“艺术品”为什么就必然不能？AI机器可以模拟人的大脑神经或心理反应，基于此生产出的艺术品也能相应地引发人脑神经或心理的审美反应，这至少从技术上是可能的。出于人在思想和艺术上的自尊，人文学者、艺术家等可以嘲笑当前AI的思想或艺术创作能力，但是，AI尚还处于婴幼儿期，其自我学习能力、自我成长能力具有无限潜能——尽管在其成长过程还需要人的帮助。

　　对未知事物产生恐惧，是人常有的另一种本能反应，这种恐惧与抵触情绪交织在一起，影响着我们对AI的科学认知。好莱坞电影工业早就充分而恶意地利用人的本能的恐惧和抵触情绪或潜意识，不断地生产出一部又一部以智能机器人威胁乃至取代、毁灭人类为题材的科幻大片而大赚其钱；近年来，随着AI的爆炸性发展，有关智能机器阿尔法狗、索菲亚等的商业噱头在全球大众媒体上疯传，进一步强化着全球大众对AI的恐惧和抵触情绪，进而也强化着对AI认知上的“鲁德谬误”。在大众传媒的鼓噪下，面对AI或真或假、或实或虚的“威胁”，全球大众先是忧心忡忡，然而也只能徒唤奈何，最后只能用宿命论来平复或麻醉这忡忡忧心，面对全球这种认知状况，仅仅只有人文主义情怀，看来是不够的。

　　我国古人有“知几其神”的成语，老黑格尔也曾经说：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知几”、理性反思、科学考察或许并不能彻底消除人的本能恐惧，但是，在理性反思中揭示和预见AI威胁人的真正根源所在，至少有助于消除“鲁德谬误”等[4]——理论研究大概也只能做到这点。而从文艺学专业角度看，科学考察AI对文艺的影响，又需要更新观念，回到人类文艺生产方式及其理论的发展历史中去。

　　二、人工智能引发文艺现代生产工具的划时代革命

　　总体来说，AI对文论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正在引发一场“生产工艺学”的重大转型，而所谓“生产工艺学”以文艺“怎样生产”尤其是文艺的“生产工具”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中外传统文论较少关注的方面，理解这场重大转型，更新文论研究基本观念非常必要。

　　“工艺学（Technology）”是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5]所谓“工艺学”主要是研究“怎样生产”而非“生产什么”，因而也可谓“生产工艺学（Production Technology）”，而结合“社会关系”研究“怎样生产”，或者重视物质生产方式的“社会性”与“工艺性”相统一的研究思路，则可谓“生产工艺学批判（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马克思指出：“尽管直到现在，历史著作很少提到物质生产的发展，即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但是，至少史前时期是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所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6]“铁器时代”后，西方历史学很少再用“生产工具”来命名某个社会时代了，而马克思则用“机器生产”来命名资本主义时代。“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工艺学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7]。在马克思看来，严格意义上的“工艺学”乃是由现代大工业“创立”的“完全现代”的科学，而重视这种“工艺学”研究，正是为了充分揭示人类现代物质生产（工业）方式的“革命性”——这是中外学界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严重忽视的一个方面。

　　“在劳动资料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8]而能显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的生产工具是自动化机器体系——这也是现代工艺学研究的主要对象。马克思讨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指出：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9]

　　将这种基本方法论应用到物质生产方式分析中，可以说：“自动化机器体系”乃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方式”。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其实早已在物质生产中使用机器或机械工具，而现代工业革命所开启的社会生产时代“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集中体现在机器的“自动化”上，正是这种“自动化”才使“机器”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科学中凸显出来，从而形成“完全现代”的“工艺学”，而由这种现代工艺学，也可以反过来考察工业革命之前的生产工具的发展历史，并且也只有在这种已有的历史脉络中，才能充分体现机器“自动化”的划时代意义，这对于考察包括文艺在内的精神生产工具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启示。

　　马克思强调，机器的自动化使人类生产方式发生了由传统的“手工生产”向现代的“机器生产”的划时代转型，并且实际上也开启了文艺、文化的“机器生产”时代——而今天看来，从由马克思、恩格斯所讨论的自动印刷机到后来的电影、电视机等，直至当代“非自动化”的计算机等，总体来说还处于“半自动”或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Mechanical Reproduction）”阶段，而当今AI“小冰”“九歌”等“自动化”的计算机，则使文艺机器生产进入了全新的“全自动”或“机械原创（Mechanical Production）”时代，也正是这种“自动化”，才使“机器”在研究文艺等精神生产发展历史的科学中凸显出来，从而有望形成一种中外文论史还未曾有的“文艺生产工艺学”，而也只有回到被传统文论所忽视的人类文艺生产工具的发展历史脉络中，才能充分揭示当今AI在人类文艺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意义。

马克思

　　人类文学的发展史几乎与物质生产发展史一样漫长：最早的生产工具是口语，而文字的发明，对文学生产来说是一场堪称划时代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把文字发明之前的历史称作人类的“史前期”，也可谓文学生产的“史前期”。当今人类文学的历史遗存，主要就是文字产品，狭义地看，直到今天，文学生产的基本工具依然是“文字”；但是，广义地看，文字的书写工具也是不断地发展着的，较早的工具是刀具、金石等，其后出现了“笔”，而纸张的发明对于文学生产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至此，文学总体上还处于“手工生产”时代，而作为现代工业革命所锻造出的自动化机器体系组成部分之一，自动印刷机则开启了文学、文化的“机器生产”时代，可以说继文字发明后开启了又一场划时代革命。

　　本雅明指出：“只要电影资本规定了电影的基调，那么，当代电影一般来说就具有了一种革命贡献，即对传统的艺术观念进行革命的批判。”[10]但是，相对于文艺现代机器生产技术的发展速度来说，我们文论研究的基本“艺术观念”依然非常“传统”，并且越来越滞后，只关注艺术“生产什么”而忽视“怎样生产”，可以说至今依然是制约着我们的“传统的艺术观念”。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现状看，“意识形态”确实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文艺的一种基本描述，但许多研究者严重忽视了这并非他们考察文艺发展的唯一视角，用马克思的话说，这只是从“生产什么”视角展开的分析，而传统研究所严重忽视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其实还从“怎样生产”角度对文艺、文化的发展尤其现代文艺的“机器生产”方式作了较多分析。

　　马克思强调：“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1]；恩格斯指出：“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受较高级的教育的状况。”[12]“印刷术的推广，古代文化研究的复兴，从1450年起日益强大和日益普遍的整个文化运动，所有这一切都给市民阶级和王权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带来了好处。”[13]印刷机作为一种先进的现代文化生产工具的意义就在于：颠覆了封建社会文化活动中的等级制，开启了现代文化大众化、民主化的进程，并对封建制度的整体斗争起到了推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区分了“手摇印刷机”与“自动印刷机”的不同[14]，恩格斯区分了“机器印刷”与“手工印刷”的不同[15]。同样可以说“各种文化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而决定资本主义文化时代基本特征的，是自动印刷机或印刷机的“自动化”，而这是资本主义机器自动化整体生产的组成部分之一。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和劳动关系中是存在“重要的文明因素”的，其重要表现之一是：“工人参与更高一些的享受，以及参与精神享受——为自身利益进行宣传鼓动，订阅报纸，听讲演，教育子女，发展爱好等等——这种使工人和奴隶区别开来的分享文明的唯一情况，在经济上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工人在营业兴旺时期，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积蓄的时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16]——这是从“经济上”说的，而从“技术上”说，工人能“分享文明”又与自动化印刷机等密切相关——而国内相关研究，只跟着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家如麦克卢汉等大谈所谓“古登堡时代”“印刷资本主义”，却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方面早有非常精深的分析。因此，推动中国文论自主创新，首先需要“回到马克思”。

　　对以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机器生产理论继承得比较好的当属本雅明，其《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强调：“文学的倾向性可以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中”“他（作家）的工作从来不只是对产品的工作，而同时总是对生产工具加工”[17]，突出了“生产工具”在文学生产中的重要性。有研究AI的西方学者指出：“人类生活和人类社会会因为宗教、文化和新经济体系的实施而发生变革，也会因为某个大人物的激情和信仰而改变，不过，深刻而持久的变革通常都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新的做事方法，亦即新技术。因此，我们用其主导技术为很多历史时代冠名，比如铁器时代、青铜时代，等等。”[18]这是从生产技术和工具为AI作历史定位的思路，我们也可由这种思路来考察AI对文艺的影响。本雅明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是把对文艺机器生产方式的研究由“印刷资本主义”推进到“电子资本主义”时代，继自动印刷机之后出现的广播、电影、电视等，使“印刷时代”转向“电子时代”，新兴电子技术进一步大大提高了机械复制和传播速度，使文化产品消费的大众化得到更大推进。于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消费（者）文化”的时代到来了，现代文化大众化被提升到新的高度，而“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所谓“mass”与文化机器生产和消费的规模化有关。“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它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对艺术品的复制和电影艺术——都反过来对传统艺术形式产生了影响”“艺术作品的可机械复制性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它对礼仪的寄生中解放了出来”[19]——在本雅明看来，机械复制技术所引发的是一场划时代的革命，所产生的社会文化结果是：“在中世纪的教堂和寺院以及直至18世纪末的宫廷中所存在的对绘画的群体接受，并不是共时的，而是分成次第，由等级秩序所传递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由此就会出现一种特殊的冲突，绘画因其可机械复制性而卷入之。”[20]由此，机械复制技术将颠覆传统艺术活动中的“等级秩序”，进一步推动艺术的大众化、民主化。

本雅明

　　更为重要的是：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极具理论概括力和解释力，由此推导出“机械原创”这一概念，可以在文艺现代机器生产方式的发展历史中，勾勒当今AI的划时代意义：自动印刷机、电影和电视直至“非智能化”的计算机，总体来说，还处于“机械复制”或“半自动”阶段，而AI“小冰”“九歌”等则将现代文艺机器生产方式进一步推进到了“机械原创”或“全自动”的新阶段，这引发了文艺现代生产工具又一场划时代的革命，对“传统艺术形式”将产生更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把现代以来由自动化机器所引发的文艺、文化大众化、民主化推进到全新的乃至终极性的阶段。西方所谓消费文化研究理论，总体来说是建立在电视等技术基础上的，而在电视等技术的发展上，我们落后于西方。但在AI、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上，我们总体上则与西方基本同步，这为中国文论自主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历史地看，文艺理论的发展总是相对滞后于文艺生产实践的发展，比如，19世纪自动印刷机实际上已经使人类文艺生产方式进入“机器生产”或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时代，但当时的西方文论关注的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话题，较少关注机器对文艺生产的影响，到了新的电子媒介时代，西方文论才开始关注这些话题，提出了“印刷资本主义”等概念。同样，当今AI已使人类文艺生产方式进入“机械原创”时代，而总体来看，目前的西方文论还只是讨论着“机械复制”时代的理论话题。克服这种理论滞后，中国文论自主创新迎来重大机遇：AI机器作为一种文艺生产工具，体现的是人类文艺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方式，当然，这种生产方式总体来说目前还主要表现为只是“征兆的东西”，尚未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即处于我们古人所谓的“动之微”“吉之先见”的“几”的状态。本雅明指出：“当马克思着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这种生产方式尚处于初级阶段。马克思努力使他的研究具有预言价值。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状况，并通过对这种基本状况的描述使人们由之出发能看到资本主义未来发展的东西。于是人们看到，资本主义不仅越来越增强了对无产者的剥削，而且最终还创造出了消灭资本主义本身的条件。”[21]马克思19世纪所考察的机器自动化生产方式，实际上到了20世纪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上才真正成熟起来，可见马克思的思想是具有“先见”之明的。我们的理论研究往往只强调“现实感”“历史感”，而忽略了“未来感”。从当前全球AI研究现状看，西方所谓的“未来学”的话语处于强势地位，而我们较少关注未来学的探讨和理论建构；而要使尚处于“动之微”的状态的AI成为中国文论自主创新时代得以开启的钥匙，首先就需要在方法论上向具有“预言价值”的马克思学习而自觉增强理论研究的“未来感”。

　　西方文化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表明：“电子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研究，有助于“印刷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研究，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对更为发达的电子媒介生产方式的研究，是研究或解剖此前的印刷生产方式的“钥匙”；同样，文艺机器生产自动化时代的文化研究，也有助于非自动化时代的“电子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研究，或者说是解剖电子资本主义时代文化生产方式的“钥匙”——这正是中国文论自主创新的契机所在。从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看，1990年代以降，大量引进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对于中国文论的发展当然具有积极意义，但毋庸讳言的是，其间也确实存在跟着西方走而自主创新意识不强的不足。从当前对AI的研究状况看，这种不足尚未引起自觉反思，比如我们许多学者依然操持后现代主义的话语而认为AI的革命意义在于使人类社会进入了所谓“后人类”的时代等等，更主要的问题是：依然用西方基于电视文化基础上的后现代主义“旧”方式，来分析AI所引发的新文化现象，这未免有方枘圆凿之嫌。因此，要使当今AI能够真正开启中国文论自主创新时代，又需要提炼出不同于西方文化研究已有范式的新范式——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对此有重要启示。

　　三、生产工艺学批判下的中国文论自主创新

　　前面已对“生产工艺学批判”的基本思路作了初步勾勒，作为一种文论新范式，“生产工艺学”首先是对西方文化研究的（1）“消费观念学（Consumption Ideology）”和（2）“传播工艺（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旧”范式的新拓展，其次是对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基础”框架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3）“生产观念学（Production Ideology）”这一“旧”范式的新拓展：从字面上看，“生产（Production）”是相对于“消费（Consumption）”而言的，“工艺学（Technology）”是相对于“观念学（Ideology：the science of ideas）”而言的——三种理论范式的对比大致如下：

　　生产工艺学：Production Technology

　　（a）消费观念学：Consumption Ideology

　　（b）传播工艺学：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生产观念学：Production Ideology

　　由此来看：

　　（1）“生产工艺学”是对西方大众文化研究“消费（主义）”范式和“观念学”范式的双重拓展：西方大众文化研究方面的许多理论家如鲍德里亚等批判马克思文化理论的“生产（主义）”范式，费瑟斯通强调消费时代人们的兴趣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等，而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消费”活动中的“意义”或“观念”的再生产，对于文化产品“物质”部分的工艺生产过程及其社会特性等则很少关注。

　　（2）“生产工艺学”又是对西方大众媒介研究“传播工艺学”范式的拓展。麦克卢汉等比较重视电视等现代技术对大众文化活动的影响，但关注点主要在文化产品的“传播”环节，总体来说是一种“传播工艺学”范式。因此，“生产工艺学批判”首先是在超越西方文化批判“消费观念学”“传播工艺学”旧范式基础上，对马克思文化理论的一种重构。

　　（3）“生产工艺学”又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文论“生产观念学”范式的新拓展。文化精神生产同样包括“生产什么”与“怎样生产”两个方面，传统的“观念学（意识形态）”范式只涉及“生产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自动印刷机及其对文化影响的讨论（见前），实际上已初步涉及“文化生产工艺学”问题——他们实际上已经强调：自动化“机器生产”，既是资本主义经济“现代性”的体现，同时也是其文化“现代性”的重要体现，而这是传统的“生产观念学”和西方当代的“消费观念学”“传播工艺学”等范式所无法充分揭示的。

　　回到当下全球关于AI的认知与研究现状看，“机器一直都既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力量，往往瞬间就能成为乌托邦主义的或反乌托邦主义的，尽管大多数情况下乐观主义能够占据主导。自动化的工厂将把员工从不体面、繁重的苦差事中解放出来；然而却剥夺了员工的尊严”[22]。当今AI机器同样如此，而“大多数涉及AI危险性的讨论欠缺深度和广度，理解的人不太多。这些问题在硅谷和学术界的地窖里长久酝酿，但别的地方，尤其是技术新闻行业却没能很好地吸收。每当一个反乌托邦式的观点抬起头，许多博主、社评家和技术人员都条件反射似的转过身去，就好像是在说：‘少来《终结者》那一套！’难道我们还没受够那些勒德分子和悲观主义者的末日预言吗？这种反应太懒散了，相关批评少之又少就是明证”。[23]“鲁德（勒德）主义”也就成为基于技术乐观主义的乌托邦主义者，经常扣上分析、揭示AI对人可能造成威胁、风险的研究者的大帽子。乌托邦主义者向大众描画着AI所开启的“美丽新世界”，而鲁德主义者却只看到AI的负面影响，而马克思的“生产工艺学批判”则有助于克服在AI认知上的这种二元对立：机器对人的威胁，不是来自机器本身，而是来自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因此，要想使AI机器能够真正开启人类美好世界，首先就必须扬弃AI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对此，一些西方学者还是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的。比如沙纳汉就指出，面对AI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如果在社会中能够确立机制，使具有社会价值的休闲活动也具有货币价值，那么，有偿工作和休闲活动的界限就可以完全打破”，“此类安排可能会进一步促进权力、财富和资源的平均分配，也可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人们不必为工作所累，可以自由从事他们喜欢的艺术、音乐和文学等活动”，这种社会安排已颇接近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描述了，“但是要实现这样的社会，需要巨大的社会和政治意愿。不变的历史趋势就是权力、财富和资源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在颠覆性人工智能时代，这一点也不会改变。生产资料（在这里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将仍然由少数有实力的大公司和个人控制”[24]。

电影《终结者》剧照

　　“人们不必为工作所累，可以自由从事他们喜欢的艺术、音乐和文学等活动”，这是AI所可能开启的人类文艺发展未来的美好图景，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改变作为生产资料的AI“由少数有实力的大公司和个人控制”的现状。总体来看，AI“小冰”“九歌”等所威胁的其实主要是精英创作者，而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恰恰可以借助这些神器自由地创作、传播自己的作品，如在“抖音”等移动互联网平台上已经发生的情况。但是，如果精英创作者不束缚于自己本能抵触的情绪，超越当今更加精致的“鲁德谬误”，就会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资本框架下，AI机器所威胁和取代的其实只是他们赚钱的“职业”；但扬弃私有制而变革其资本主义应用方式，AI对人的威胁乃至取代将转化为对人的解放，工作与休闲、劳动与文艺之间的对立将被消除，精英文艺生产将从其专职雇佣形式中解放出来，精英与大众的等级对立将被消除，AI将成为人人全面发展而实现自身生命价值的自由创造活动[25]。

　　综上所述，在AI技术开发和应用上不落后于西方，为中国文论自主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而从文艺学研究现状看，我们许多学者还在跟着西方的文化研究走，即使研究AI所引发的新的文艺、文化现象，也依然套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旧范式，文论研究的基本观念已显滞后。科学而全面认知AI及其社会文化影响，更新文论研究基本观念，回到马克思、重构其生产工艺学批判等理论，对于推动中国文论自主综合创新等非常重要。

　　*本文系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后期资助项目“物联网生产方式革命与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8mgchq001）的阶段性成果。

　　[1]　[美]詹姆斯•巴拉特：《我们最后的发明：人工智能与人类时代的终结》，闾佳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33页。

　　[2]　[美]詹姆斯•巴拉特：《我们最后的发明：人工智能与人类时代的终结》，闾佳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28、261页。

　　[3]　[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57-158页。

　　[4]　关于“鲁德谬误”及AI影响文艺的详细分析，参见刘方喜《超越“鲁德谬误”：人工智能文艺影响之生产工艺学批判》，《学术研究》2019年第5期。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4页。

　　[6]　同上，第204页。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3页。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4页。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3页。

　　[10]　[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108页。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