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陈涌先生性情豁达、谈吐幽默、淡泊名利、潜心学术、探求真理、弘扬马列、皓首穷经、贡献卓著、扶持后学、催笋成竹，彰显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家的优良风范；陈涌先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虽历尽磨难，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体现出他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老战士的高尚情怀。本文通过对笔者与陈涌先生接触的亲身经历与来往信简的叙述，展现了陈涌先生的大家风范与高尚情怀，以及他为我们留下的丰厚而又珍贵的精神遗产。

　　关 键 词：陈涌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中国化

　　1978年我重回母校——内蒙古师范大学学习文艺理论，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开始讲授《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课（简称“马列文论”）。当时，因受文艺界所谓“八五新潮”的影响，贬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声浪此起彼伏。那时的我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只是一知半解，在上述声浪面前，不免有点晕头转向，不想为这个“过时老朽”浪费精力。但当时情况使得这门课只能由我去讲，才不得不勉强受命，为此，我需要在备课上下大力气。于是，陈涌先生的著作《陈涌文学论集（上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在新时期面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以及陈涌先后任主编和名誉主编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就成为了我的案头必备之物。它们不仅帮助我树立起讲好马列文论课的信心和决心，而且为我破解了教学和科研中遇到的一道又一道难题。陈涌先生因此而成为我心目中的偶像。

《陈涌文学论集》

　　然而，我同陈涌先生的直接接触和交流，却是2007年以后的事。

　　2007年7月，我申请到国家“十一五”社科研究基金资助项目“中国新时期文艺理论家研究”，陈涌这位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队伍的领军人物，自然是这个项目中必须大书特书的对象。为此，我请原毕业于内蒙古师大文学院、后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列文论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的杨娟，带我前去拜见家住北京万寿路15号院的陈涌先生。2008年秋季的一个下午，我们敲开陈先生家门，站在我们面前的陈先生，是一位蔼然长者，个子不高，身体微胖，穿一件发旧的白色衬衫和一条同样发旧的深蓝色裤子，像一位退休在家的工人师傅。先生家兼作书房的客厅还算宽敞，但陈设极其简单：一个旧式写字台上堆满书籍，几个旧式简易书架上也摆满了书，一个旧式三人沙发，坐人处显得有点高低不平，一个旧式茶几上摆放着水果。虽早已听闻陈涌先生生活简朴，但一个延安时期的老革命干部，又是声名赫赫的文艺理论家，生活竟然简朴到如此地步，实在出乎我的意料。联想到报刊上介绍过的他赴法国讲学时带了一大包方便面当早点，回国后却将法方给他的法郎如数上交外交部，还有先生当年上下班和在市内讲学、开会总是拎个旧书包，挤地铁和公交车，拒绝单位派小车接送，以及先生从不领取《文艺理论批评》杂志社按规定发给他的编辑费等轶事，不禁对眼前这位老人由衷地多了些敬重。

　　陈先生“请”我们坐在沙发上，又将书桌前的椅子移来坐在对面，开始同我们交谈。他操着一口带广东味的普通话，声音洪亮，思路清晰。我随口夸他身体好，先生笑道：“也不算好，60岁前没得过大病，对医院很陌生，和医生没感情，60岁后，几种病都来了，算是‘补课’吧。不过，我也不在意，反正已经‘超期服役’了。”听着这些连珠妙语，我和杨娟不禁笑出了声，进门时稍感紧张的心情立刻放松了。我想，先生对生老病死不在意的豁达态度，想必正是他年事虽高却精神矍铄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8年9月，陈涌先生（中）与本文作者（右）及杨娟（左）在陈家合影。

　　我首先向陈先生说明来意，告诉他我们准备评论他新时期以来的文艺理论研究成就，想请他给予指导。陈先生听后笑道：“这我哪里敢当呀，你们按照你们的理解去写，不必考虑我的意见。要是那样写的话，你们岂不是成了‘投其所好’了吗！”先生接着说：“新时期作出贡献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很多，我当然也做了些工作，但很不够，连我自己也不满意。希望你们多指出我文章中的缺点和不足。”接着，我就陈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思想提问，先生一一作答。事后，我曾将陈涌先生这次谈话要点整理概括如下：

　　陈涌认为，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首先要确认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理优势，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指导地位。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以迄今最先进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其哲学基础、集人类优秀文艺思想之大成、并在文艺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对繁荣文艺的指导意义是和它在我国的整个政治生活、思想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一样，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没有马克思主义便没有社会主义文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一再犯过“左”的和“右”的错误，但总的来看，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挥了巨大作用。只要不是带有成见和对历史史实很少了解的人都会承认，现代中国许多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都是集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其中如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后来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主义的作家。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肆意贬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他们的奇谈怪论经不起推敲。例如，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关于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生活、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一系列重要的美学原则说成是文学的“外部规律”，而只有文学的审美特点等才是文学的“内部规律”，主张文学研究要“向内转”。其实，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理解任何复杂的文艺现象，即使“文学的审美特点”等所谓“内部规律”离开对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把握，也无法加以科学的解释，无论是西方文学史上的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安娜•卡列尼娜，还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贾宝玉、阿Q、吴荪甫等，其典型性格无不是其所处时代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的反映。要想完全排除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联系去探究审美特点，最后只能走向绝境。还有人用轻薄的口吻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存在，说什么是否还应该有“马克思主义天文学”“马克思主义的数学”，说这话的人自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聪明反驳，其实正好暴露了自己的可笑和无知。马克思主义没有自己特殊的天文学和自己特殊的数学，但特殊是不能离开一般的，不论是天文学还是数学的研究方法，都不能离开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规律、普遍方法的指导。

　　陈涌认为，建设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还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本来面目。为此，首先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本来是怎么说的，而现在那些批判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人又是怎么说的，二者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前些年，有人为了烘托自己的主体性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反映论说成是直观的反映论，不重视人的主体性，这是很奇怪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是直观反映论，反映事物就像照镜子一样，那就从根本上说革命也不需要了，革命就是很讲主体性，很讲主体意识的，有什么比改造世界需要更强有力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的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而更带有普遍性。这里有一丝一毫直观反映论的影子吗？陈涌指出，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本来面目，还要注意领会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精神实质，而不能死啃书本，死抠字眼儿。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总结以往文艺批评的经验教训，一些人认为毛泽东《讲话》中关于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看法不科学，而只有恩格斯提出的“美学的历史的观点”的批评才是正确的。后者的正确性是因为它只要求对作品的艺术性（“美学的”）和真实性（“历史的”）予以评价，而不要求对作品的政治倾向进行分析。这种将恩格斯的“美学的历史的观点”的批评同毛泽东的文艺批评标准对立起来的说法，是由于对恩格斯的“美学的历史的观点”的批评误读所致。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这篇文章中说过，他是以“美学的历史的观点”评论歌德的，但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但分析了歌德的思想矛盾，而且也确切地说明这种矛盾的形成原因及阶级本质。既然恩格斯把自己的文艺批评称作“美学的历史的观点”的批评，而把这种批评应用到歌德身上的时候，他的分析首先又是阶级分析、政治分析，我们又怎么可以设想“美学的历史的观点”的批评是超越阶级和政治的呢？如果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恩格斯的原意，就不难看到，“美学的历史的”批评同毛泽东所说的文艺批评标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恩格斯（左）、歌德

　　陈涌认为，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还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内涵。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是理论联系实际，总结我们本国的实践经验，同时还要总结世界文学的经验，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这是主要的，不能把主要希望建立在学习西方现代文论上面。他联系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议上的讲话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总结高尔基、鲁迅等的创作经验基础上指出，要发展革命文艺，首先要有一支革命文艺队伍，而坚强的革命文艺队伍的首要问题是思想建设问题，也是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变革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思想建设，它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这对个人或者一代人都是这样。对精神文明建设负有重大责任的文艺工作者，需要首先进行自我教育。陈涌反对将西方现代文论当作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要资源，但并不完全排拒西方现代文论。他以西方现代文论中的直感、直觉理论加以说明，指出决不能夸大直感、直觉等现象在认识上的作用，但也不能像过去曾经有过的那样简单地否认直感、直觉的重要意义。鲁迅自己也承认是没有想到过在辛亥革命到来时，阿Q是“投降革命党”了，而且不论是在积极意义上或者消极意义上，阿Q的革命态度都被描写得合情合理，完全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逻辑。这些地方，起显著作用的是这个熟悉生活又忠于生活的伟大作家的天才直觉。针对当时一些人片面地排除文艺创作中的意识流、象征主义、荒诞派手法，陈涌还指出， “只承认现实主义，才有可能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个思想是狭隘的，现实主义以外的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的、表现主义的一些方法、手法，在现代中国的作家包括像鲁迅、郭沫若这样的革命作家的创作中，也曾经成功地采用过。新时期以来，我们有许多作家在应用荒诞手法、意识流手法进行创作时，也有成功的例子。这足以证明艺术方法、形式、手法、风格的领域应该是广阔的，这和是否“引进”现代资本主义的没落思想是不同的问题，不能加以混淆。

　　这次谈话使我对陈涌先生新时期的文艺思想理解得更加深入了一步，我的文章思路也更清晰了。

　　离开陈家前，我从书包中取出预先准备好的拙著《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研究》（增订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请先生指教。其实，我主要是想让陈先生浏览一下书中目录，对我稍有点了解。先生将近90高龄，要做的事情又多，哪有精力再细看我这个“草原牌”教授写的书呢！不料，我从北京返回内蒙古师大后不久，先生竟然打来长途电话，说他看了拙著的目录和书中批评刘再复的那篇文章（《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评刘再复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刘注），说“我赞成你的观点”，还说了些其他鼓励的话。我感到先生的确认真阅读了拙文，评点很到位。这自然不能不令我感动！

　　2009年春季，我和在内蒙古师大任教的文学博士、我当年的硕士生吴玉英，合作撰写了《陈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杰出探索者》一文，文中从“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指导地位”“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本来面目”“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内涵”等三个方面阐述了陈涌先生对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贡献。文章完成后，我打电话给陈涌先生，想把已定稿的文章寄去请先生斧正。陈先生在电话中说：“没必要，没必要，你们的文章如果发表了，帮我搞一份刊物寄来就可以了。谢谢你和你的那位学生！”我们只好遵照先生的意见办。

　　2010年2月下旬，我和吴玉英分别收到陈涌先生寄来的《陈涌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9月），书的扉页上有先生用工整的笔迹写的短信：

　　文斌同志：

　　你和玉英同志都知道，这大都是我几十年前的旧作，选目是我自己定的，但篇幅有限，只能包括现在看到的这些。从你们的评论我的文章，使我深感到你们比我对我自己更了解，应该说，你们提到的我的思想，有些是连我自己也忘记了的，这使我怀抱着知遇之感！

　　陈涌

　　2010年2月

2010年2月，陈涌先生写给本文作者的亲笔赠言

　　有幸得到陈涌先生的签名赠书，我和吴玉英都喜出望外，大受鼓舞。我的一位学生还说：“这本书一定要收藏好，将来会成为文物。”

　　2010年6月13日，我和杨娟第二次去拜访陈涌先生。谈话中，先生说上海出版的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在“文学理卷”中收录了他同一位哲学家争鸣的文章，但却将他批评那位哲学家的有关言论删掉了，这样一来，“我的批评不就成了无的放矢了吗！”我听后觉得先生的话有理，就说：“编文集应保留文章原貌，不该随意改动。您可就这件事写篇文章，发表出去”，陈先生淡然一笑，摇了摇头。

　　在随后的交谈中，我向陈先生汇报，说我和吴玉英合写的《陈涌：中国化马克思文艺学的杰出探索者》一文在《高校理论战线》发表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全文转载，内蒙古作家协会还推荐其参评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并有幸通过了初选。我说：“文章有可能评上，因为我们写的是您这样一位贡献卓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也可能评不上，因为我们的文章写得不好，未能充分反映出您的理论贡献。”陈涌先生听后笑道：“我的看法正好与你相反：你们的文章有可能评上，因为文章写得很好；但也可能评不上，因为你们写的是我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你们要有两种思想准备。”其实，我对拙文获鲁奖并未抱多大希望，因为该奖项是全国文学大奖，对获奖作品的质量要求很高；但又心存一线幻想，觉得陈涌先生是著名老一辈文艺理论家，德高望重，他如果出面同有关方面打打招呼，或许能侥幸获奖，拙文如能获奖，对先生也是一件好事。听了陈先生的一番话，我知道他绝不会去做这种事，便马上改换话题。

　　我和杨娟在先生家里待了约两个小时，还分别同陈先生合影。临行前，我将拙文《体系•精神•方法—陆梅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与权晶合写，《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2卷第1期）、《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推向前进—吴元迈的文艺理论研究》（与王金珊合写，《高校理论战线》2010年第3期）的复印件呈上，请先生批评指正。

　　我回到呼和浩特后，将我和杨娟分别同陈涌先生的合影打印好寄给陈先生，并附了一封信。不久，便收到陈先生的回信：

　　文斌同志：

　　信和照片收到了，照片照得很好，可惜，你和你高足没有等我女儿做完饭再为我们拍一张三人合影，你们二位便提前走了。

　　我们见面一次并不容易，真希望能多谈谈，我因为孤陋寡闻，难免“问长问短”，你就说什么“大家风范”了，真是白日里的天方夜谭。但这也说明我们接触不多，了解还少，才使你有这类感觉。

　　我看了你关于陆梅林和吴元迈的论文，文风、学风严谨，而行文又很舒展、自然，这是和你评论我的文章一样的。在现在，像你和你培养的后继者真正学人的风范，在我看到的是越来越少了。

　　你的课题的完成，即使仅仅在学风、文风方面，也将会在文学界造成重要的影响！

　　你好！

　　陈涌

　　我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学与研究，经常拜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及陈涌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文艺论著，并且注意学习他们的文风、学风，以至连行文也受其影响。然而，自上世纪“八五新潮”以来，看到国内报刊上登载的多是些花里胡哨、云遮雾罩、“名词术语大换班”式的“新潮文论”。我的文章则往往因观点“陈旧”，写法“老套”而不被某些人所待见。自己也曾想与时俱进，鼓捣点“新潮文论”出来风光一把，无奈“旧的思维定势”已根深蒂固，难以“突破”，自己也曾有过困惑，对自己的学风、文风乃至行文方式心存疑虑。拜读陈涌先生对拙文的肯定性评价，总算找回了一点自信。

《陈涌文论选》

　　2010年国庆期间，我在北京儿子家住，打电话给陈涌先生说想去看他。他得知我将在北京住些日子，说道：“那好，我和李正忠、祝东力、陈飞龙他们约个时间，请你们一起过来坐坐。”第二天，陈先生打来电话，说已同李正忠等约好，请大家周末下午一起来家里坐坐。先生还特别叮嘱，“带上你的那位高足（指杨娟—刘注）”。我说：“《高校理论战线》的编辑马建辉是北大董学文教授的博士生，也很想去拜访您。”陈先生没等我说完，便连声说：“欢迎！欢迎！你们一起过来。”

　　10月13日下午3时许，我和杨娟以及李正忠、祝东力、陈飞龙、李云雷、马建辉分头来到陈先生家，保姆搬来饭桌和几把椅子，大家围成一圈饮茶、聊天。话题围绕文艺界的近况、问题、对策，以及《文艺理论与批评》近期发表的一些文章而展开，倒像是一次编务会议。当我说到现在一些个人“文集”出得太多，作品研讨会开得太滥——到会者拿了“红包”就胡吹乱捧。李正忠先生接着讲了这样一件事：陈先生九十大寿时，所里（指马列文论研究所）本打算编辑出版《陈涌文集》，被陈先生否决，说“以后再说，‘缓期执行’”；所里要开陈涌学术思想研讨会，陈先生也不支持，说“你们如果要开，我不参加，申请‘保外就医’，你们就‘缺席审判’吧。”李正忠先生讲到此处哈哈大笑，在场的人也都开怀大笑。客观而论，当下出版文集、召开研讨会的作家和理论家，绝大多数在创作和研究中都取得了不菲成绩，有的还取得了较高成就。但就其思想境界，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名利的态度上，我敢说能赶上陈涌先生的寥寥无几，甚至不少人同陈先生有着天壤之别。

　　下午五点多钟，保姆端上来饭菜，大家于是边吃、边喝、边谈。陈先生喝了点酒，脸色红润，谈兴也更高了。6时30分，我看了看李正忠先生，又抬起左臂看了看手表，李先生看了看陈涌先生，继续神聊至晚7时，才由李正忠先生带头，大家跟着起身告辞。陈涌先生将我们送出家门外，主客相互挥手告别。

　　拙著《中国新时期文论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后，我寄给陈涌先生一册，并于2012年10月29日给先生去电话，请教先生对拙著的批评意见。不料，先生听力出现障碍，交流有些困难，先生希望通过书信进行交流。我于次日给先生写信，就先生电话中指出书中“将本书撰稿人一起列在目录前面，不如将其分别列于各自撰稿的文章后更好”的意见作了解释。其一，本书撰稿人有几位实际未参与工作，但因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用了他（她）们的名字和身份（只带一帮名不见经传的硕士生申请国家项目，难以获准），而按照有关规定，项目成书出版时，书中作者姓名又必须与立项申请书和结项申请书中的项目组成人员姓名相一致。所以，只能对书中撰稿人名单作模糊处理。其二，拙著在充分肯定研究对象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其研究中的失误与不足，有些批评意见还比较尖锐，而这些批评意见绝大多数都是由我这个主编在成书时增写的，所以，将撰稿人作模糊处理，可避免给执笔写初稿的青年学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中国新时期文艺理论家研究》

　　信寄出后，很久未收到陈涌先生的回信。我想，先生毕竟年纪太大了，手头事又多，估计不会给我回信了。不料，四个月后又收到了先生的来信，只是字迹有些凌乱，想必是先生写字时手发抖的缘故。

　　文斌同志：

　　得到你的来信，才知你在主持一部文艺理论系统工程的苦心。主要因为近一年来我遭遇偏头痛袭击，靠一些缓和的药物减少一些疼痛，但很少有能正常看书和考虑问题的时候。你的书，还有一些同类的书，我只能断断续续地看。我对其中有些理论家的成就有些怀疑，你的关于我个人的部分，我看了，是敬服的，我有好些连我自己也没有自觉到或是淡忘了的论述，有过誉之处，但确实是创造性的独立研究的成果。你曾告（诉）我执笔者就是我从文章开始熟悉的吴玉英同志。

　　但不能否认，现在对同一个问题，同一个理论工作者，都有不同的看法，而且这包括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同人都往往有很大的分歧。我认为，你们这本著作整个说来是比较扎实，比较有分量的。但有些意见、想法，我还希望能经过时间的检验，特别是对这里面好些我本来不熟悉的理论家多了解一些，才能解决自己的疑惑。

　　…………

　　写到这里，又开始头昏脑胀，就此带住。

　　你好！凡事如意，得心应手！

　　陈涌

　　2013.2.18

　　看了这封信，我心情颇不平静。拙著出版后，我也曾听到过一些同行师友的鼓励之辞，但类似的话出自陈涌先生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家笔下，其激励之情自然非同一般。不仅如此，先生还坦诚地对拙著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质疑，说：“我对其中某些理论家的成就有怀疑。”其实，我对书中写到的有些理论家的著作似懂非懂，对其理论成就也有怀疑。但考虑到这些理论家已被学界捧到很高的位置，故自己虽对其成就有怀疑，也不敢不在书中加以肯定。因为这是国家项目，要由一些专家评审通过，方可结项。书中若漏掉某些名声在外的理论家的成就，恐难通过结项。陈涌先生敏锐地发现了拙著中这一问题，怎能不令人敬服。

　　然而，更令我为之动容的是，陈涌先生19岁（1938年）从繁华秀丽的家乡——广东南海(今佛山市所属南海市）徒步前往生活、斗争都十分艰苦的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文艺事业，辛勤笔耕，成就斐然，1956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二级研究员（37岁，该所其他二级研究员卞之琳、罗大纲、李健吾等均为年高望众的老学者），但1957年却因倡导切中时弊的现实主义文艺观而遭到姚文元批判，还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接着被下放到河北省农村“劳动改造”，后又被发配到大西北的兰州，前后长达20年之久，其间受尽屈辱和艰难，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平反。然而，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依然笔耕不辍，发表了一篇篇振聋发聩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论文，直到93岁高龄，还在强忍着病痛写信指导我这个后学，只是在身体实在坚持不住时，才不得不“就此带住”。这当然远不止是对我个人学业的关心和扶持，从中不难体会到陈涌先生为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

　　2015年10月4日，陈涌先生走完他96年的人生之路，驾鹤西去。先生临终遗言：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惊动同志们，不给组织添麻烦。先生家人遵照他的遗愿，办理完后事，才将先生逝世的噩耗告诉他生前所在单位的同事和朋友们。这位19岁奔赴延安、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的老革命战士，这位历尽磨难、痴心不改的老共产党员，这位贡献卓著、声名远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就这样悄然离开了我们。然而，陈涌先生却为我们留下无比丰厚而又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令我们对他无限的崇敬与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作者：刘文斌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10期(总第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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