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奇迹——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已经过去整整80年。长征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宝库，长征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强大精神动力源，也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来源。今天，我们面临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影视长征题材创作必要有所担当。探讨影视上的长征何以能够魅力永存？不仅有重要性，而且有迫切性。

一、追溯本源，记住长征：为什么要从影视中看长征

        影视长征的魅力，来自长征本身。我们通过影视艺术实现长征记忆的传承，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长征和长征精神，是为了让历史回应今天和未来。

        长征有着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长征是一段壮阔的历史，也是耀眼的信仰之光和宏大的精神史诗。在长征艰难途程中，红军不断与敌军血战，与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前途艰险莫测，但仍然有许许多多人加入长征队伍，红军也处处得到穷苦大众的支持和帮助。经过四川大凉山地区越西县仅两三个小时就有七八百人参加红军。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区域内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群众在五千名以上。尤耐寻味的是，早年曾追随孙中山的贵州辛亥革命老人周素园，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找到红军，以58岁高龄毅然参加了长征；被俘的国民党军队师长张振汉在随红军长征途中，亲身感受了红军与白军的不同，成为红军队伍的一员；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收养了许多红军伤病员并为他们治病，解放初期，在昌都被反动势力所害；羌族土司头人安登榜参加了红军，壮烈牺牲……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长征是有伟大理想和信念的追求之旅，光明之旅。红军的理想和信念说到底就是彻底地为老百姓谋幸福、谋利益，为中华民族光明前景奋斗牺牲。因此，这支队伍有着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和凝聚力。长征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源，也成为个体人生之路的精神标高。

        长征蕴含着历史的恒久性价值。长征充分展现了红军将士身上表现出来的奋争意志力和顽强进取精神，这就是长征精神的永恒之处。长征将苦难毫不留情地置于红军身上，边行军边与敌人作战的红军将士经历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他们穿草鞋、披单衣，嚼草根、啃树皮、吃野菜，背负着各种武器装备，数次穿越“死亡陷阱”大草地，翻越空气稀薄气候变幻无常的大雪山。为了生存和继续前进，饥饿的红军战士甚至吃马粪中没有消化的青稞粒。他们以自己的赤诚和鲜血浇灌了长征之花，草地上班佑河边病饿死去的七百多名红军战士，如同七百多尊雕像矗立在我们心中。正是红军不屈不挠的钢铁意志力创造了人类生存的奇迹，充分显示了与社会进步相联系的人的本质力量。长征已经过去80年了，它在红军身上显现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抗争力，跨越了时代，并向我们表明，长征和长征精神是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

        长征是闪耀人性光彩的大诗篇。长征是饱含人性丰富性的历史大诗篇，至少有三个层面内涵：其一，红军将士视革命理想高于天，为实现革命理想舍生忘死显现着最高的人性。有这样一种现象，在红军队伍里，父子同长征，兄弟同长征，眼看亲人牺牲，活着的人继续前行。汉中早期地下党负责人、红军游击大队长陈锦章将全家三代12人领上长征路，仅一人幸存。其二，红军队伍里官兵一致同甘苦，处处显现着革命者爱护他人生命超过爱护自己生命的人性美质的光彩。高级领导干部将自己仅有的布鞋送给光着脚的战士穿，首长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的战士骑，前面的战士将仅有的一点粮食留给后面的同志，负责军需的领导干部自己却冻僵了身体，这样的事层出不穷。其三，红军战士在革命中完成了境界的提升，有的就是为了基本的生存需求参加队伍，却在长征中成长为自觉的革命者，完成了个体人性嬗变的历史。可以说长征队伍的英雄气质不可动摇，长征队伍的人性光彩光芒四射。

        长征是斗智斗勇的战场，也是历史的认知场。长征路上，衣着破旧、足踏草鞋、缺乏粮食药品、缺乏武器装备的数万红军，被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天上地下围追堵截，却以弱敌强，越战越勇。他们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过大小军阀统治区，经历了几百次战斗，征服座座险峻山峰、条条大河激流，纵横十余省，终达目的地，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在长征这个历史大舞台上，展现出各种复杂的矛盾，格外生动地表明，战争较量是政治、人心、时势、天时、地利、文化等等因素的复杂力量显现。长征也成为历史的认知场。长征让人们领悟，历史不以逆历史潮流的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进程的大势终究是有规律可寻的。

二、追溯荧屏光影：回眸影视中的长征路

        新中国成立后，陆续拍摄了一些长征题材的作品，回顾这段影视艺术“长征”路，可以看到长征题材创作的成绩与缺憾。

        长征是历史的长征，长征艺术是时代的艺术，长征影视创作制约于各个时期的创作生态环境。五六十年代，是许多过来人在回望昨天的胜利。局限于时代环境，宏大叙事还没有能够成为长征叙事主要的艺术方式，还不可能有深度历史揭秘。1959年拍摄的《万水千山》（根据同名舞台剧改编）是新中国第一部长征题材彩色影片。影片从红军某团、某营角度表现长征，是典型的“以小见大”式的创作路子。影片题材价值主要在于红军经历的千难万险和一些有名的战斗首次得以故事片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在歌颂革命业绩、继承先辈精神、热爱来之不易的新中国新生活方面，这部影片起到了较强的精神鼓舞作用。而影片未能从更具全局性的视野表现长征，未能从更严峻、更惨烈的方面表现历史真实，未能使影片形成史诗规模等缺憾则是时代局限性使然。60年代初，长征题材影片《突破乌江》 （1961年）、《金沙江畔》（1963年）问世。前者从红军某团和某连角度表现1934年底红一方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乌江防线的战斗故事。影片从一个侧面表现长征中红军的战术和战绩，表现红军与人民群众的深厚关系。后者表现红军某部北上抗日途中到达金沙江畔。蒋介石的特派员与当地大土豪仇万里勾结起来，企图阻止红军行动，制造了“红军”抢劫藏族大土司桑格的女儿珠玛的事件。红军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救出珠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影片中红军官兵形象质感较强，他们虽然穿着破旧，但很有精神力度。老班长金万德为部队寻找水源遭到仇万里手下人的伏击，他想还击，但他当看到其中有被蒙蔽的藏族同胞时，放下了手中枪，壮烈牺牲。五六十年代拍摄的长征题材影片数量不多，叙事主题却涵盖了表现红军战争战绩、思想政治工作、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等基本方面。

        1965年8月1日，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上演。《长征组歌》的歌词是由长征过来人肖华将军创作的。由晨耕、生茂、唐诃、遇秋谱曲。1976年2月，舞台艺术片《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公映。《长征组歌》是对长征和长征精神的热烈歌赞。长期以来，《长征组歌》昂扬、奋进、乐观、豪迈的基调奏响着时代的强音。对长征题材影视创作产生着重要影响。

        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影视艺术创作开始进入多样化时期。长征题材影视创作也走向了多样化。一方面是继续拍摄反映红军历史战绩的影片，在逐渐摆脱局限性中迈出新的步伐，大型长征题材影片《四渡赤水》（1983年）是一部重要作品。影片表现遵义会议召开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摆脱敌人的战略包围。影片力图完整表现这个著名战役的战役态势，以其较宏观的战略视野超越着以往的长征影片。另一方面开始了新的探索，影片《草地》 （1986年）、《马蹄声碎》 （1988年）是比较自觉地开始追求艺术本真的长征题材影片。《草地》从独特的人物“组合”角度表现长征。负责部队后卫的肖连长带领着由伤员、女护士、掉队战士等人组成的一支小队伍，队伍里还有被张国焘判处死刑的高级干部常炽，他们艰难跋涉在茫茫大草地。影片充分表现了在超常的困难面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精神感召力。《马蹄声碎》 （1988年）以红军某运输队八名掉队女兵在过草地时的艰难经历表明，长征不是浪漫的神话。尤为醒目的是，影片表现了某种人性的真实——红军团长与一位女兵悄悄相爱了。索尔兹伯里在他所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说，红军“男男女女一道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1]其实这是他不了解作为有血有肉的人的红军，不了解能够将革命事业放在爱情之上的红军军人罢了。

        90年代以来，长征题材影视创作的战史叙事、战斗叙事、英雄叙事、集体叙事，故事叙事、题材叙事，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叙事、多视点叙事、文化叙事、个体叙事、影像风格叙事、类型叙事、综合类型叙事等愈相融合，作品迭出，例如影片《金沙水拍》 （1994年）、《长征》 （1996年），《彝海结盟》 （1996年）；电视连续剧《长征岁月》 （1997年），《大渡桥横铁索寒》 （1997年），《长征》 （2001年），《强渡嘉陵江》 （2003年）等等。影片《长征》在创作思想和视听表现上达到了新高度。电视连续剧《长征》以更长的篇幅更细腻的内容和风格化的影像叙事完成着长征的历史呈现。长征，在这些影视作品里逐渐汇聚成为形象化的历史教科书的长征、历史人格化的长征、历史揭秘性的长征，有较强历史风貌感的长征，显现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文化品格的长征。

        1996年，中央在长沙召开电影工作会议，确立实施精品战略工程。会议明确提出，弘扬主旋律的影片，不仅思想内容要好，而且艺术水准要高。影片《长征》《彝海结盟》等体现了这个要求。最突出的一点是从宏大叙事进入到历史回眸，进而增强了对历史的审视意味。影片《长征》 （上下集，1996年）高度重视艺术性的追求。影片在多个层面实现了突破。影片开始即以约占全片五分之一的三本长度共2606尺胶片147个镜头铺排著名的湘江战役，其中40多个镜头直接表现红军浴血湘江的场面。片中不仅有红军将士艰难无比的跋涉、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和巨大的牺牲，还生动表现了党内正确路线的确立过程。正是许多艺术创作者孜孜不倦地在历史开掘中求新求异求深之处，因此就有了《长征》中那般真实的内容选择和深度意义彰显，就有了它所追求的那种足以使人思接千载的历史风貌。[2]表现62年前长征路上红军将领刘伯承与彝族头人小叶丹结盟的影片《彝海结盟》 （1996年）它将为全中国各民族解放不畏艰难、不惧牺牲的红军的长征表现得真实、生动。影片围绕“结盟”这个中心，以平行对比的总体构思揭示贯穿影片之中的情感内蕴和情感交锋，揭示民族团结的底蕴。这种民族团结的底蕴在刘伯承与小叶丹的彝海结盟中达到高潮，“彝海结盟”也从一个曾经发生过意义的历时性话语，成为具有长久意义的共时性话语而进入今天的时代语境。[3]

        长征胜利60年之际，6集专题片《世纪丰碑》发挥着纪录影视强力传播的作用。作品以聚集和散点透视配合的总体结构方式实现创作宗旨。在第一集《不可思议的传奇》中，表现了长征时期总的路线斗争和长征历史价值的轮廓，表现了历史选择的艰难，特别是在遵义会议的回顾中，不仅展现出其拯救革命的历史功绩，还表现了其催生第一代领袖群体的重要定义，使影片的思想内涵得到了延伸。其后，剧作以平行展开方式，将镜头伸向各个方面，通过采访各地党史工作者，采访各类长征亲历者，以及实地采集大量历史的细节，以更具个体化、情感化表现，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显示了那个时代以红军为代表的一切革命者共同的精神底蕴——为了理想而无私奉献，无畏牺牲，在深沉饱满的历史缅怀中给人以温故而知新的现实启迪。

        新世纪以来，长征题材影视创作又有了新的收获。电视连续剧《雄关漫道》 （2006年）首次表现红二、六军团的长征，成功塑造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在长征中的形象。《我的长征》 （2006年）用一位老红军战士的回眸视点。以一个普通红军小战士的命运为叙事主线，将他的长征记忆传递给今人。影片《革命到底》 （2007年）则谱写了一部战士的史诗。颇富创意的电视剧《十送红军》 （2015年）是长征题材的当下之作，全剧以人物串联方式讲述独特的红军故事，相当个性化地表现红军长征历史中所蕴涵的耐人寻味的意义。

        电视连续剧《雄关漫道》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作品首次表现红军二、六军团长征的历史，不仅填补了题材的空白，还作出了三方面新的探索，一是从红二、六军团长征的特殊经历出发，着力凸显了自觉服务大局、为全局牺牲局部的大局意识，对保证整个长征胜利的无比重要性为长征精神的揭示注入了新的内容，也为我们今天的现实行动提供了新的启示。二是在重大题材创作“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大原则下，大胆加强虚构人物的戏，通过对基层指战员们的人生选择和生命体验的形象描写，赋予红军胜利和长征精神以更加厚实的底层支撑和生命意味。三是通过国民党军队被俘师长张振汉、辛亥革命老人周素园和洋教士博德士三个形象视角，“从那些原来对红军缺乏了解甚至是敌对态度的人对红军态度的戏剧性变化中去揭示红军队伍和长征精神的巨大感召力”。[4]

        影片《革命到底》则以其人性内核征服着观众。影片从广昌战役，“扩红”，湘江战役，到四渡赤水，直至渡江战役，在15年间半史诗跨度的背景勾勒中，让我们真切看到玉虎、秀龙、阿贵三个成长着的、人格不断提升的山村战士形象。他们投身革命时，都有一个人性的起点——为了赢得村寨里阿山姑娘的爱情。阿山有话“谁革命到底，我就嫁给谁！”他们从较劲的“情敌”到生死与共的战友，从胆怯到勇敢作战直至牺牲生命，以各自人性的升华理解着、充实着“革命到底”这个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口号。怎样算是革命到底，他们始终都是朴素的认识，是人性的美质使他们汇入推动历史前进的洪流。他们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但他们的行动一步步迈向“革命到底”之路。正是他们在革命道路上人性的不断升华，使影片富有感染力和美学征服力。三个小人物所完成的人生/革命叙事，内蕴着一部人性的升华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影片《革命到底》堪称小人物的史诗。

三、站在历史的连接点上：关于影视长征创作的现实思考

        历史是连续不断的长河。每一代人都站在历史的连接点上，负有传承的使命。长征胜利已80周年，影视艺术创作怎样让长征精神在影视作品中传承光大？怎样让苦难辉煌照耀今天和明天？是当下不能回避的课题。

        1.向历史的原生形态拓进，发现更多更真实、更丰富的历史内容。银屏上的长征作品数量与“丰富”的长征相比，无论如何不能算多。长征还有许多更新的更深的表现领域，那许许多多鲜活的人物和故事，蕴藏在历史深处，等着艺术家去探寻。长征等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不可或缺的美学品格和它的生命力正是此类创作葆有鲜活的、可感的、原生形态生活原味和渊源的力量。

        生活的本真是艺术永远的基点。红色历史的感染力离不开历史原生形态的真实品格。影视长征的魅力，来自长征这个富矿本身，也来自艺术对长征的开掘和表现。现有的长征题材作品在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仍有开拓空间。例如，长征面临困难重重，但红军也是充满智慧的，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迎敌制胜，比如发挥工兵的作用等，这些都还没有充分表现，还需要影视创作以更有深度的发现和更多样化的形态展现感性的长征、原生形态的长征、有温度的长征、多角度的长征、细节长征及智慧长征等。这是艺术创作者的责任。时过境迁，亲历长征的老战士已屈指可数，并终将全部离我们而去。创作更要高度重视对历史的追溯和描摹，重视各种长征的回忆录及口述、影像记录、文件史料，以及遗址等素材，尽力克服创作随意性、盲目性，让后人在观赏陌生感中保有兴味，并在由陌生逐渐转为熟悉的过程中对先烈产生敬畏和敬仰。

        向历史的原生形态拓进，还有一层意思，写长征，也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写出各种事件、各种矛盾和情势，以及写出历史背景的复杂性，特别是要努力写出人物性格和情感的复杂性，以增强人们对历史和人的认知，这有益于增强人们的辩证思维和复杂分析能力，这在今天也是非常需要的。

        2.向历史的纵深处拓进，弘扬那些“属于未来”的东西。黑格尔有名言：“历史题材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作家就永恒”。[5]我认为，这里至少有两个应当关注的层面，其一，长征是历史，也应属于今天和未来。那些属于今天和未来的东西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宗旨以及红军的长征精神。其二，向人性深度和广度拓进，抒写更具情感化的长征，表现人性的美质。长征精神在与红军将士丰富的情感表现相联系中显现着最高的人性——为实现革命理想、为人民谋幸福无畏牺牲。这种带有崇高性的人性美质有着强大的历史贯通性、现实性和未来性。同时，红军身上的人性表现还有着丰富的情感指向和层次性。影视长征创作应成为情感和心灵的“操练”，让历史的长征转化为艺术的长征，为后人留下更具人格化的长征。影视长征作品中人物情感的展现、涌动、撞击、交汇、纠结……催动今天观众的心潮，有益于将那些恒久的精神价值、情感价值内化为传承的力量。

        3.研究创作生态环境变化，研究各层次观众审美需求变化和趣味变化，寻求长征与观众的多层次接续。长征影视怎样传承长征所包含的丰富精神内涵和价值观，受到创作和观赏双方的制约。今天，文艺创作的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时，长征的许多亲历者尚健在，银屏上下有强烈的相通性、互动性。时至今日，这种“亲和”关系大幅度减少，而在开放的信息文化环境中，许许多多新趣味新信息涌入视听环境，银屏上的长征又该怎样联系今人和后人？我以为，一个重要方面是创作者要注意研究观众群体需求变化、趣味变化和审美取向变化，在深入挖掘素材上下功夫，在讲好故事上下功夫，在温润心灵上下功夫，在塑造人物上下功夫，在引领风尚上下功夫，在保持风貌上下功夫，在表现形式上下功夫，使作品有温度、有实感、有品位、有兴味。在表现形式上下功夫，就不能不重视类型创作。艺术类型创作与从生活出发的艺术溯源并不矛盾。我们当然要坚持以生活为创作的原点，由生活层面寻找艺术的规律，即与变化着的观众的接受口味相联系着的各种艺术类型样式。问题只在于，是从生活的原点出发，不断丰富类型内容，还是从类型出发，将类型模式作为填塞生活元素的框架。而了解观众口味则是研究对象、适应对象但不是讨好对象、屈从对象。创作者应当仔细想想今天发生的一些现象，例如，为什么会出现谍战样式的长征片？这种谍战片的艺术尺度是什么？偏差是什么？革命历史叙事怎样通过充沛的情感元素，饱满的细节元素和丰富的审美元素来触动观众、亲和观众？今天的观众市场对革命历史题材的接受阻力因素到底有哪些？如果说，所有的类型片都是“一种寻找内容的形式”，离不开求新求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就仍然是长征题材影视创作最基本的艺术方法选择。现实主义精神的灌注就仍然是第一位的。

        80年岁月沧桑，长征早已成为后人心中的长征。作为长征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者和历史传承者，本当对此努力求索，坚拒“架空”历史的任性虚构。带着追思和缅怀的深情，寻觅历史的遗迹，在描绘前人同反动派斗、同大自然斗、同自身意志力斗的历史画图里，写出激发当代人奋进激情的长征。“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回望历史天空，思考民族的命运，吸取历史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每个人都应是历史的应答者。

边国立：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杨静媛）

[1] 转引自孟犁野、张思涛、李晋生编：《再现革命历史的艺术—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研究论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第16页。

[2] 参看《站在历史的连接点上——谈影片<长征>的观赏意义》，《中国电影报》1999年2月4日。

[3] 参看《情感的魅力—看〈彝海结盟〉》，《中国电影报》1997年9月25日。

[4] 李准：《最美丽的垂钓——李准谈电视剧创作及其他》，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235页。

[5] 任仲评：《长征，迎着民族复兴的曙光》，《人民日报》2006年9月20日。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5期 总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