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百年华诞，千年梦圆，历史交汇，征程再启。广大文艺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德、与时代同频共振、与人民同向同行，砥砺初心使命、坚持守正创新，用文艺作品向历史致敬、向未来出发，推动各艺术门类取得新进步、收获新成果。为总结梳理年度文艺发展状况，本刊约请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撰文，盘点收获、分析现象、直面问题、提出对策，努力推动中国文艺新发展、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

2021艺术理论：致敬历史、立足当下

【内容摘要】 2021年艺术理论热点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观察：在国家层面，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发表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文艺发展提供宏观指导与根本遵循；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总结百年来党领导文艺的宝贵经验、人民进行文艺创造的辉煌业绩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与时代层面，我国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阶段性胜利，但疫情时而反复，同时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艺术领域带来了新机遇与新问题，基于此，中国艺术学界从关注当代艺术、探讨艺术与科技的关系等多方面推进艺术理论研究。在学科层面，2021年是中国艺术学科升为学科门类的十周年，也是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的十周年，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科体系已初具规模，艺术理论研究热点频现，理论批评硕果累累，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崭新局面。

【关 键 词】 建党百年 艺术理论 回顾总结 热点观察

2021年，我们回顾建党百年的光辉历史，总结百年来党领导文艺事业的宝贵经验；我们向一个世纪间中国人民创造的震烁古今的现代文艺成就、独具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致敬，以更加自信、更为辽阔、更为远大的胸怀拥抱世界、面向未来。在这一年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文化艺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21年12月14日，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宏观指导，成为新时代文艺工作的根本遵循。中国艺术理论界感应时代脉搏，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当代社会的文化艺术现象进行理论阐释与建构。2021年我们迎来艺术学升为学科门类十周年，中国特色艺术学科体系建设已初具规模。艺术理论研究响应时代召唤，密切关注理论热点焦点，努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积极探索艺术跨学科研究，在广度深度上继续开掘，营构出亮点频现、繁荣发展的崭新局面。

一、对党百年领导文艺经验的回顾与总结

2021年，为庆祝建党100周年，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宝贵经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光辉成果，《光明日报》《中国艺术报》《文艺研究》《中国文艺评论》《艺术百家》等报刊组织刊发长篇专论；文化艺术界举行学术研讨活动，理论批评界多位资深学者围绕上述主题发声、撰文，展开各自的精彩论述。

首先，是对中国现当代文艺与社会政治关系的思考以及对党的文艺政策的回顾。张福贵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艺与社会政治有着紧密的关联。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直接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与中国新文艺的逻辑演进及艺术呈现之中。以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为核心的“党史精神”渗透在文艺创作的各个环节里，影响了中国新文艺的内在品质，这也使它实质上具有“大党史文艺”的特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文艺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这就使得二者几乎在同一时间诞生，互相重叠又互相促进，在历史逻辑和思想发展上具有一致性。追求史传性的宏大叙事、塑造完美崇高的共产党员英雄形象、书写悲壮的正义伦理，成为“党史文艺”突出的美学特征。仲呈祥认为，进入新时期、新时代以来，党对文艺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两次重要政策调整，对文艺评论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一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了文艺简单化地从属于政治，但这并不代表文艺可以脱离政治、远离政治，这启示我们在思维方式上要摒弃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等单向思维；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努力进行的文艺与经济关系的调整，即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上，强调二者统一，但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其次，是对党领导文艺经验的总结以及从中得到的启示。夏潮在回顾党领导文艺评论的历史后，得出四点启示：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学说，为中国文艺繁荣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坚持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事关文艺的根本方向，集中回答了文艺发展的目标方向以及如何发展的行为准则，集中体现了党对文艺的理论认识和实践举措。三是坚持发挥文艺评论工作者的主体地位。文艺评论既是理性的抽象思辨过程，也是感性的审美鉴赏过程，既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特性，又具有特定的学术性、专业性。文艺评论工作者的主体作用的发挥程度，直接决定文艺评论的社会效能。四是坚持与时代同步伐。时代性是文艺评论的基本属性，历史充分证明，文艺评论只有紧跟时代前进步伐、紧贴时代脉搏，才能彰显其价值。张炯指出，百年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文艺理论批评来影响和领导中国文艺的发展。我们应从文艺的本质与规律着眼，更加重视深入研究、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创作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等。

第三，对党的经典文艺著作和重要理论的阐释。高建平指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关于文艺的人民观，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得到新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为民”是一个流动、发展的概念。他又结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以人民为中心”的观点，认为这种“人民观”有力地推动了美学研究的发展，并对中国文艺美学特色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陆贵山着眼于文学与社会以及文学与人的关系，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了阐释分析，认为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文艺应当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这是新文艺的历史使命。这也形成了文学研究的两大关系，即文学和社会、历史、世界的关系以及文学与人的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肯定、吸纳、综合了文学的两大关系，并赋予其新的性质和功能，启发我们新文学既要表现人，又要表现社会历史。罗怀臻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论断进行了分析，认为其阐明了文艺创作的方法，蕴含着继承与发展、守正与创新、借鉴与融合的关系。这种文化转型理论启示我们，在当下应把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现代文明传统和中国革命文艺传统交融、交汇，而由此形成具有新时代特征的“三江汇流”的文艺观，推动创造属于新时代的新文艺。王列生等人从“低俗—通俗”这对理论范畴出发对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创新点进行了研究，认为“低俗不是通俗”这一判断是从实践理性高度将传统命题结构的“雅—俗”普议关系转换为现实解困的“低俗—通俗”具议关系的知识化命题重建。

第四，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探讨。谢纳指出，回顾百年历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以文艺人民性为根本性问题，分别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端创立时期、“左翼文艺运动”的激进革命时期、“延安文艺讲话”的经典奠定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调整创新时期和“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新境界时期等五个不同历史阶段。宋伟从宏观的历史总体性视野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认为“艺术与社会”是其核心命题，并且也是当今时代文化艺术生产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总体性问题”。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艺术理论与批评领域作出了非凡的理论贡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那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动因是什么？李心峰认为，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中国共产党人为主体所进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创新实践，之所以能够葆有强大生命力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一贯遵循着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观察、思考、回答文艺问题的认识路线，为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探索与实践的过程中所自觉遵循。具体而言，在艺术领域，便是努力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时代的现实需求出发，从文艺的实践出发，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解决问题，并使之上升到理论层面，升华成为中国化的、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

此外，杨先艺等从时代语境和艺术演变双线并行的逻辑结构角度分析了中国百年艺术思想发展的嬗变，“建党百年红色文艺经典研究”等专题对建党百年以来文化艺术领域重要内容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二、基础理论备受关注

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在20世纪初“西风东渐”大潮涌动过程中朝着现代形态转型，至2021年，大约走过了两个花甲，迎来了亟待认真回顾、总结、反思来时路径、探寻未来进路的重要历史节点。盘点本年度艺术理论界的探索印迹，一个突出的现象清晰呈现：过去曾占据艺术理论核心地位、得到相当集中探讨的一些最为基础性的概念、命题，在一度被边缘化甚而被遗忘后，开始被重新激活，以一种新的面貌再次进入人们讨论的核心地带，引起普遍关注。

在这些概念或命题中，最为核心的、关涉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是艺术与现实的复杂关系问题，诸如反映论的问题、艺术图像与艺术影像、艺术与真实、现实主义、艺术典型，等等。

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艺术理论中本是一个基础性的核心命题，正是对二者关系的不同解释，形成了艺术创作方法及艺术理论上的不同观念与取向。但这个问题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很少被人提及。不过，2021年度这个问题却引起热议。一向以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为思考轴心的艺术反映论，重回理论的视野。张永清从文学的视角，系统回顾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自20世纪上半叶引入中国后，在新中国的确立与巩固的历史过程，试图对其内涵给予新的诠释，在当下和未来激活这一重要的理论。董树宝追溯西方模仿说的源头，认为柏拉图理论中影像与理式、所指涉对象(现实)的思辨开西方影像哲学之先河，并引导其发展方向，而当代德勒兹、福柯等以反柏拉图主义为己任，开辟出有关再现、拟像、影像、差异的新的理论空间。尉光吉对法国戏剧大师阿尔托的“复象”理论作了深入阐发。该理论将“复象”放在与戏剧本身相等同的本体论地位来讨论，认为复象是一个与艺术相通的、关乎一切艺术之本性的“艺术的影子”的问题，试图将模仿现实对象的“影像”与不可见之物的具象的“复象”予以区别，追求一种通达生命本身和世界本相的非同一的、异质化的艺术的具身呈现，开创了一种非模仿的“艺术的影子”学说，揭示艺术与现实关系复杂的一面。庞弘则从艺术起源的角度，把“现实性”看作艺术最初发生的三个基本维度之一。

真实性问题，是讨论艺术与现实关系时必然要面对的重要议题，2021年度有不少研究聚焦于艺术的真实性或本真性的问题，以及艺术之真实的具体实现路径问题。董丽慧立足当下的后当代艺术实践，辨析它们在重返真实的艺术探索中样貌各异的不同路径选择。赵毅衡从皮尔斯符号像似论出发，直面艺术形象与描述对象间的像似关系的复杂性，指出这种像似不可能是直接像似，而只能是拓扑像似，即弹性变形像似。作者一一解析了艺术的四种拓扑像似类型，旨在为艺术再现提供坚实基础。“本真性”，原本主要是探讨作品与原作的对应关系问题，因而往往在绘画与摄影的比较中扬此抑彼。而张巧认为，并不存在唯一的本真性，应该在艺术与实在(现实)和媒介的系统联系中来思考本真性，从跨媒介视角分析不同艺术媒介、艺术类别在艺术本真性的呈现上的不同面向。

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还广泛地涉及到艺术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以及艺术典型的问题，它们也成为理论界聚焦的话题。2021年，理论界以典型理论百年反思为契机，对艺术典型问题作了富有时代新意的探索、拓展与深化。李震力图揭示艺术典型从某个原创艺术形象在时空流变中，由于跨文类、跨媒介、跨门类叙事与传播，以及批评的不断阐释、公众的多种途径和方式的参与等多种要素“协同建构”，才得以逐步完成的机制，丰富了典型理论。李健从不同文化与艺术传统揭示中西各自艺术形象创造原理之差异，认为典型是西方关于艺术形象的最高规范，而中国古代对于艺术形象的认识则是“形神”。前者追求理性、真理、规律，后者追求气韵、趣味。周志强就现实主义和典型理论中的生活与真实、生活与现实、生活与历史的关系展开深层次的哲学思考，揭示现实主义隐含着的悖论，从而达到对于典型论的再认识：生活不等于现实，生活也不等于历史。所谓典型，应努力实现由生活真实上升到哲学真实。唐宏峰将通常运用于文学领域的“典型”范畴引进视觉图像创作领域，大胆提出“是否有一种典型图像或图像典型”的问题，进而思考基于视觉性语言的图像形象本身是否可以内在地表现出表象与本质、特殊与一般的辩证统一的典型性即图像典型，并以近代中国的图像生产的实例，论证图像典型的可能性，阐发图像典型的理论内涵，拓展了典型范畴的理论空间。就典型形象塑造的成就而言，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鲁迅所达到的高度无人能够企及。他所创造的一系列典型人物如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成为我国现代文艺史上典型塑造的里程碑。刘琼以鲁迅的典型理论与典型创造实践为范本，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关注典型形象创造这一理论思潮的发生、发展过程，阐发形成这一文学思潮背后的美学、社会思潮的作用。

2021年对于艺术基础理论的热烈讨论，还包括艺术的定义与边界、艺术的分类与体系、艺术的形式、艺术的时间性等，限于篇幅，不一一赘述。

2021年艺术基础理论探讨还有一个重要维度值得关注，即立足当下，对一些重要的艺术概念、艺术命题予以新的阐释，以从我们自身的传统中寻找丰厚的艺术理论资源，建构中国艺术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在这方面，刘成纪对于中国中古美学的“天人之际”观念的深入解析；冯学勤对于中国现代艺术形上学思想的挖掘；韩经太对于中国艺术哲学“进乎技”观念的实践论阐发；李新对于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经验”概念、艺术经验思想的生成、流变的回溯；朱璟对于中国“游艺尊生”观念的阐释；刘茜对于“诗言志”的再阐释；冯庆对于中国现代美学之父王国维有关审美意识如何从“古雅”到达“美丽之心”学说的梳理，等等，都是值得关注的扎实力作。

三、艺术与新媒介、新技术

新媒介、新技术的发展，在促进新一轮产业革命升级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也为艺术创作、艺术传播、艺术欣赏等活动带来了新手段和新方式。2021年，艺术学界继续从人工智能艺术、数字交互艺术等角度思考新时代背景下艺术活动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从宏观角度审视人工智能时代艺术理论所面临的机遇和任务。有学者指出，一方面，艺术学理论研究者应当响应时代的要求与呼声，建构具备当代思维的艺术学理论体系。立足当下，我们应该把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活动与艺术活动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和持续的过程来研究，既承认技术在文化塑造中的促进作用和独立力量，又不能迷信技术决定论，更不能武断地把智能时代人类与机器在相互作用的复杂模式中产生的艺术创作视为单纯的技术性的创作和功利性的产业行为，而应当正视艺术在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博弈和相互作用中所展现出来的独立精神与社会意义。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艺术学理论要面对诸多新问题，比如艺术发生现场的转变、艺术传播媒介的拓展、艺术传播成本的降低、艺术创作主体的多元、艺术表现类型的繁杂，等等。为此，研究者也要在多方面提升自己的素质：只有树立全新的跨学科、跨领域、懂技术、尊重科学的思维，才能建构出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艺术理论体系；不但要了解当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下艺术所具有的技术美学特质，还要时刻关注新时代网生大众的生活态度、消费习惯和审美诉求，艺术学理论成果要想在大众的开放空间里流通，最好的办法就是反映大众化文化的思想特质，不能一味地只用晦涩的语言去展示理论的优越感，也不能动不动就拿难懂的专业词汇来构筑所谓的学术象牙塔。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与艺术的结合诞生了人工智能艺术，而人工智能技术与艺术创作结合中的艺术本质功能、艺术作品价值、艺术创作主体、艺术评价机制等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人工智能与艺术创作结合导致了失衡现象：从创作动机来看，智能技术依赖致使主体情感失位；从艺术受众来看，理性主义的盲崇导致了审美过程困惑；从非表征创作方式来看，人工智能艺术对智能算法的依赖容易造成创作模式固化。但作者同时认为，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人工智能艺术，而应重新审视艺术与技术的关系，立足于人的本质，明晰人工智能技术在艺术创作中运用的尺度，从建构良性互动的应然人机关系、完善艺术鉴赏评价机制、显现真理的艺术本质回归等方面重构人工智能技术与艺术创作融合发展的图景。

其次，从技术进步角度思考艺术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技术进步对艺术创作具有重要影响。楚小庆认为，艺术与技术二者之间始终形影不离。由于技术进步所物化的是艺术观念、认识观念及审美意识形态，所以，我们更应当关注技术手段承载和呈现的艺术审美观念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而非技术手段本身。历史上比较典型地影响各艺术门类的技术门类主要有印刷技术、影像技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等。沿着上述技术门类陆续兴起的脉络和一系列社会文化现象来关注艺术形式的变化，可见一条在新兴技术发展推动下促使新艺术形式不断衍生并对艺术创作表现形态产生影响的清晰路径。另一方面，技术对艺术创作主体与客体审美欣赏关系的影响在不同社会阶段具有不同作用。在传统社会阶段原始手工技艺条件下，艺术主体突出和着重于客观的物的表现；工业化机器大生产时代，艺术大众化、波普化趋势则凸显出批量复制的美学特征。当下，艺术传播媒介的方式、性质均发生改变，社会大众普遍成为艺术的创作者和欣赏者，且二者间界限逐渐模糊，艺术作品表现形态也逐步进入非物质化阶段。技术发展经常会悄然突破和无形消解传统艺术作品的原有边界，艺术则努力从精神层面不断捍卫和重构出作品自身新的审美形式边界，在二者相互交织中出现了艺术创作与欣赏、审美接受相互渗透以及主客之间的角色互换等互动发展的艺术文化新景观。

再次，是关于数字交互艺术的探讨。一是对数字交互艺术特征的分析。数字交互艺术是艺术家们将数字技术和交互技术引入艺术创作而出现的一种新兴艺术形式。人工智能艺术更强调人工智能作为主体进行艺术创作，而数字交互艺术中，人工智能和数字交互技术都只是艺术创作的一种手段，创作主体仍然是人，而且交互艺术把交互性作为立身之本。数字交互艺术的特征主要有：静态艺术活态化、单维艺术多维化、艺术欣赏通感化。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数字交互艺术家既是创作者也是观众，数字交互艺术作品既是开放也是封闭，数字交互艺术观众既是欣赏者也是创作者。同时，也要警惕数字交互艺术落入技术崇拜和炫技的俗套。二是从历史角度阐释数字交互艺术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宗祖盼指出，从思想上来看，20世纪哲学“主体间性”凸显与“接受美学”盛行，“以接受主体为中心”的理念在艺术领域得到了发展，为交互艺术的创作和被接受提供了思想土壤。从媒介上来看，数字化时代交互艺术家创作的基础媒介是计算机硬件，而互联网技术为数字艺术和新媒体艺术提供了全新的创作渠道。从发展阶段上来看，20世纪60至70年代是交互艺术理念的突破时期，80至90年代是数字交互艺术开始真正形成独立艺术作品的时期；从审美接受角度，互动艺术的表现形式从初期的以触摸为主，逐渐发展为可以通过动作、呼吸、声音、情感等进行反馈。同时，作者也反思了交互艺术的发展，认为交互本身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和形式上，变成一种“神奇的”“刺激的”或者“娱乐的”消遣，艺术应具备的审美性、反思性和精神文化价值不能被削弱。

四、艺术学跨学科研究的新视野

艺术学跨学科研究是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它不仅丰富了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内涵、研究内容，而且还拓宽了本学科的研究视野，形成了艺术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深入互动。2021年度，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等积淀深厚的学科继续得到深化拓展；艺术经济学、传媒艺术学、艺术地理学、群众艺术学等新的跨学科研究别开生面。

艺术经济学。当今时代，文化艺术的生产与社会经济的联系愈加紧密，二者间的关系也变得愈趋复杂。以艺术与经济的复杂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的艺术经济学愈益受到关注。在《经济视角下艺术的研究，艺术视角下经济的研究？——艺术经济学学科建构之初探》一文中，作者认为艺术经济学是直接研究经济与艺术的关系与作用的一门新兴学科，是融合艺术与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需要把经济学和艺术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艺术经济学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其内容，从而把艺术经济学建设成一门开放式与创新型的学科。艺术与经济的关系是理想精神与理性精神的关系，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也是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关系。要关注艺术经济中的特殊现象，比如艺术作为创意资源的稀缺性与垄断性特点、艺术生产与再生产的不一致性问题、艺术产品消费的再创造性等特征。文章还从学科自身发展需求以及时代背景等方面阐释了建构艺术经济学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梳理了国内外艺术经济学学科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并就当下时代社会背景下艺术经济学学科的建构提出了较有价值的思路和方案。

也有学者指出，中国艺术经济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是时代的需求，但是艺术经济学科的建构和基本理论的发展往往落后于实践，因此，加快建设艺术经济学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于艺术经济学的学科定位来说，艺术经济学依赖于艺术学和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研究体系，但艺术经济学既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其研究对象是艺术和经济相联系的环节，是艺术学与经济学的交叉与融合部分，具有独特的表达方式、概念体系，已不是“纯艺术学”和“纯经济学”。尤其是，传统的艺术学科本体是细分化、专业化的教育培养体系，主要研究艺术创造及其规律；艺术管理学科是对学科本体起支撑服务作用的一些机构与体系不断独立发展的结果，主要研究艺术创造及其作品与资源如何进行有效的管理，即艺术非商业化的过程；而艺术经济学科是在艺术市场逐渐走向平台化、产业化发展背景下所诞生的新学科，主要研究艺术作品及其资源商品化、资产化的模式方式，即艺术商业化的过程。同时，可以把平台机制、融合机制、创新治理机制作为艺术经济学创新发展的三个突破口。

传媒艺术学。胡智锋及其团队近年来力倡传媒艺术学，曾策划出版“传媒艺术学书系”，包括《传媒艺术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传媒艺术经典导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专著与教材。胡智锋认为，传媒艺术学是从传媒视角对艺术进行考察与总结的学问，是关于传媒艺术各艺术样态共同的本质、特性与规律，起源与发展，创作、作品与接受，生产、传播与审美，地位、价值与功用，历史、社会与时代等一系列问题、原理与规律的学科。在狭义上，传媒艺术主要包括摄影艺术、电影艺术、广播电视艺术、数字新媒体艺术等艺术形式，并且经历了机械复制、电子复制和数字复制三个时代。在广义上，传媒艺术体现了一种艺术融合，既包括各类经现代传媒和传媒技术改造了的传统艺术形式，也包括了各类上述狭义传媒艺术形式的大融合。建构传媒艺术学在适应技术发展、艺术发展、学科发展和学术发展需要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传媒艺术学的建设也是依托国家新文科建设等背景并反过来促进新文科建设的一种理论和实践探索。

艺术地理学。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种强调艺术共性问题和一般规律研究的学科，对于跨学科研究具有较强的敏锐性，其中从地理学角度研究艺术即“艺术地理学”就是一个极具理论再生性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之一。国内关于“艺术地理学”的研究还并不多见，较早的相关译介是蒋寅翻译的日本学者元井能的《艺术与风土——艺术地理学》(见《国外现代艺术学新境界》，广西教育出版社)。近期，南京大学艺术学院主办的《艺术理论与艺术史学刊》组织了“艺术史的地理转向”和“艺术地理学：理论与实践”两个专题，对艺术地理学所涉及的诸多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佩夫斯纳的《艺术地理学》和考夫曼的《走向艺术地理学》，从各自角度有力论证了地理学视野对于艺术研究的必要性。而中国学者周尚意、李大伟的《乡村社区范围：理解东山猛将雕像艺术圈的地理视角》则是运用地理学分析方法分析艺术的个案研究。

群众艺术学。群众、群众文化、群众艺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艺术理论传统中，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论域；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发展过程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场域，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需要给予理论上的总结概括。在《群众艺术学及其学科构想》一文中，作者提出建立“群众艺术学”的设想，并阐述了什么是“群众艺术学”，以及建立“群众艺术学”的意义等问题，认为应将群众艺术学纳入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新视域，重构艺术学理论，展现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整体性和学术张力。群众艺术学是一门将群众文化学研究与艺术学研究相结合的学科，同时也是一种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

此外，方李莉《人类学与艺术在后现代艺术界语境中的相遇》提出了“后现代艺术界”的概念，对人类学与艺术在这种新形成的特殊语境下的相遇作了深入分析。在艺术社会学方面，章辉《审美主义批判：沃尔特斯托夫的艺术社会学及其难题》、卢文超《理查德•彼得森的文化杂食观念及其论争》、郑端《作为社会沟通系统的艺术与美学——尼可拉斯•卢曼的艺术美学沟通观》等文分别对国外艺术社会学新的富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作了引介，为国内艺术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李洋《有我之像与无我之像——再谈艺术心理学中的视觉错觉》一文则对近年来陷入沉寂的艺术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成果。周宪《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文献学基础》强调文献学对于新兴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对于艺术学理论研究者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些理论成果拓展了艺术跨学科研究的视野与空间。

五、结语

应该说，2021年度中国艺术理论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及取得的成果还有很多，既有对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比如凌继尧、王一川、彭锋、王廷信等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一话题；也有在厚重学术积累基础上完成的颇有分量的艺术学理论学术专著出版，如王一川对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作整体观照、系统阐发的《艺术学理论要略》(北京大学出版社)，孙晓霞力图全面梳理西方从古希腊一直到18世纪艺术学科演进历史的《西方艺术学科史：从古希腊到18世纪》(文化艺术出版社)和与此有密切关联的《柏拉图的艺术学遗产》(文化艺术出版社)，李心峰着眼于艺术学学科渐趋成熟、亟需对该学科的核心素养加以概括以满足该领域日趋迫切的通识教育之需求的《艺术学核心素养》(李心峰主编、秦佩副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等著作都是从不同角度对艺术学理论学科进行深入探讨的学术成果，对于完善艺术学理论的学科体系以及深化艺术学理论的学术研究具有推动作用。

此外，2021年还有若干具有未来指向性的议题引起艺术学界的热议。其一是扎克伯格将脸书改为“元宇宙”，引发有关虚拟现实、新一代互联网的热烈讨论，也引发艺术学领域有关艺术与科技、艺术与现实、虚拟现实及未来元宇宙相互关系的热烈探讨；其二是自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设立整整十年后，学科目录面临新的一轮调整与变动，以适应社会的新的需求。2021年公布的学科目录调整方案试图在这个方向上有所突破而大胆变革，但由于调整幅度过大，引起热烈争鸣，但主要出现于网络和社交媒介。第三，新时期文艺评论已走过40年发展历程，新时代呼唤“新文艺评论”，一种既高扬真正的批评精神又在批评的对象、形态、话语表达等方面均有崭新面貌的守正创新的“新文艺评论”呼之欲出。围绕这一话题，《中国文艺评论》等媒体开展了持续的讨论。这些讨论其实仅仅是拉开了帷幕，在不远的未来仍会不断发酵，得到深入探讨。

从整体上看，2021年的艺术理论，可谓热点纷出，亮点频现，声波相应，此起彼伏，更有不少议题帷幕初开，有待明天。

作者：李心峰 张新科 单位：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河北大学艺术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3期（总第78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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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征稿征订启事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3期目录

强化艺术批评规范功能 有效调节艺术生态/李心峰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动因（李心峰）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艺术创作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