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文艺方针和原则。这一原则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便得到了清晰的表述。这一原则的基本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结合国情和借鉴优秀传统，为人民而繁荣文艺。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亦是坚持“两个相结合”的前提。结合的过程，就是文艺工作者不断加强为人民服务立场的过程，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过程，就是在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的过程。在新时代新征程这个历史方位上，抒写人民、讴歌新文明、诠释中国精神，构成结合的最重要主题。

【关 键 词】 马克思主义 中国具体实际 优秀传统文化 “两个相结合” 文艺方针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结合”)，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并长期坚持的文艺方针和原则。百年历史实践告诉我们，“结合”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生动的实践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无论是社会结构(社会主要矛盾)、我们的生活样态，还是审美趣味和要求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文艺如何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强调“结合”的原则，就是要重温“为什么人”这个问题，自觉地改造我们的立场、态度和学习，深入历史经验和当代社会实践的条件，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新的时代任务。本文从理论、历史和当代实践要求三个维度阐明人民性是“结合”的前提，新中国和新文明是新时代“结合”的主题。

一、“结合”是文艺工作者不断加强为人民服务立场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强调，“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这一判断清晰地指明，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乃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文艺实践的基本方针和原则。

“结合”，不是机械地把两个既成的东西(如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僵化不变的传统文化)融合起来，恰恰相反，“结合”是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条件下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现，前提是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无论从个体创作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整体文化发展政策来说，焦点都是不断改造世界观的过程。这正是从理论上阐明“结合”原则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基本精神。

受中国共产党感召，许多满怀抗日救国热情的文艺界人士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文学、美术、舞蹈、音乐、戏剧作品，鼓舞了军民的抗日斗志。不过，由于各种因素(特别是旧文艺)的影响，在文艺界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与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一些文艺工作者脱离群众，既对群众缺乏深厚的感情，也对他们缺乏了解；一些人教条主义态度明显，满足于空想、空谈，远离抗战实践等等。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指出，这些东西都是作风不正，归根结底，这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这就需要文艺界改变自己的作风，进而“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讲话》便是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虽然我们今天的历史情境不同于抗战，但其精神仍然熠熠生辉。因为，正如本文第二部分强调的那样，在今天，因为市场化等原因的影响，我们的文艺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不良现象，这些现象的根子正在于为人民服务精神的淡化，即“文艺为什么人”这个问题在许多人那里变得模糊。

“结合”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原则，不是理论上的推论，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甚至，这种结合在大量的非马克思主义文艺家身上都可以看到其自发的形态，例如，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树立了榜样，那是因为其文学实践爱憎分明，始终站在劳苦大众立场上并从他们的生活中汲取素材和养料。他的实践作为生动有力的例子说明了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昭示了“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这一革命艺术的路线。同样，徐悲鸿亦是这样的探索性艺术家。他的早期作品《田横五百士》和《九方皋》就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切，而在技法上将油画的精确和国画的洒脱融为一体，为当时陈旧的中国画坛带来一股新的风尚和活力。在抗日战争期间，徐悲鸿创作的《负伤之狮》《愚公移山图》等作品更是艺术介入社会的优秀作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能够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现实主义流派的领军人物。实际上，进一步讲，其创作实践的意义并不在于写实手法，而是紧紧贴近了时代的需要和人民的呼唤。正如卢卡奇早就区分的那样，围绕写实手法，产生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不同的艺术路线，前者仅仅是对眼前现实的白描，而后者代表着对蕴含在当下之中更高的东西(历史发展趋势、崇高的价值以及人心所向等)的再现。艺术的意义便在于揭示后者。如果说鲁迅、徐悲鸿自发地体现了优秀艺术实践的特征，那么对有志于改变旧中国的共产党人来说，就必须从理论上回答它并因此形成自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奋斗，既走在历史大势上，又体现了崇高的价值，忠实地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文艺界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世界，引领社会，创新文学艺术。当然，主张文学艺术界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而是要求文学艺术实际上参与到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之中，必须面对中国的实际。所以革命文艺的基本原则是“结合”。

徐悲鸿《愚公移山》布面油画(来源：“雅昌艺术网”微信公号)

实际上，“结合”原则的提出，正是针对当时出现的两种错误倾向，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因此，是否“结合”，“结合”得好不好，最重要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助于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最生动的革命实践。所以，毛泽东强调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传统文化，共产党坚持的都是“活”的。只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只有活的传统才是真正的优秀文化。

毛泽东强调，“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他的眼中，广大的工农群众就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他说，“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传统文化的优秀标准同样如此。在毛泽东看来，“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这个判断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和借鉴优秀传统文化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因为，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真正作为“源”的乃是当代人民群众的实践而不是已经以某种形式固化的老祖宗的东西。在今天，“国学”是一个热门的话题。这个话题作为市场热点无可厚非，但在文艺创作中，如果不是从鲜活生动的当代实践中汲取灵感，“崇古”就只会故步自封，无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

概言之，无论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还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都是绝对的前提。离开这个前提，“高举”和“弘扬”都会流于口号。

二、“结合”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过程

百年实践，我国文艺的主流都是按照“结合”原则和方针发展的，这一原则本身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获得更丰富的内涵。

在政策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把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确定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强调，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进一步强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党中央都结合实践要求为文艺创作指明方向和道路。在实践上，从革命到建设，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百年文艺也形成了厚重的“财产”，这些“财产”都汇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之中，成为今天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动力。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前所未有的全新事业，前进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遭遇困难与挫折，出现难题和问题，亦是难免。文艺亦是一样。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持续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事实上，尽管“结合”是主线，但新中国的文艺发展并没有完全杜绝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那两种错误，即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以及只有形式而没有灵魂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前一种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错误，后一种倾向则在市场推动下成为一个问题。在今天强调“结合”，特殊意义便在于防止这两类错误。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独特的历史条件，政治左右了艺术的功能和创作理念。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新中国成立初期，艺术家们对传统艺术形式和内容(题材)上的不断革新，以自己的笔墨热情讴歌新中国以及为她的建立和建设作出贡献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以祖国新貌、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作为题材创作了许多历久弥新的优秀作品。以美术为例，在油画方面，有董希文的《抗美援朝》(1951)、《开国大典》(1953)等；在新国画方面，有刘子久的《为祖国寻找资源》(1956)等。而许多重要的传统绘画大家亦有了新的表达，例如傅抱石的《〈清平乐•六盘山〉词意图》(1950)、李可染的《万水千山》和《万山红遍》(1964)便是试图把服务政治和传统山水意境结合起来进行艺术创新的努力。在这些作品中，当代革命精神替代传统的闲逸也改变了艺术的象征。传统艺术形式在新的时代精神表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宣传画、新年画、连环画、版画等更广泛的普及形式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些都为新中国的文艺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错误中，政治挂帅也扭曲了文艺，空洞的甚至虚假的政治说教长期地影响了文学艺术，不仅背离了“双百”方针和“结合”原则，而且陷入了《讲话》所警告的错误。“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

董希文《抗美援朝》油画 1951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历短暂的“伤痕艺术”(例如高小华的《为什么》)和“生活流”(如陈丹青)，在相对自由的氛围中，历史反思转向了对自由和个性的张扬。以“85美术运动”为起点，如孟禄丁、张群的《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1985)，无论是绘画还是整个艺术开始进入受西方影响的探索阶段，并逐步发展成“后现代”式颠覆。在这个阶段，题材、形式和观念都呈新出多样化和先锋性。就绘画来讲，新文人画、实验水墨也成为一种探索方向，例如陈绶祥的《敝履图》(1994)，这种探索体现了在新时代将民族性和时代性结合起来的企图。不过，受急剧的市场化、消费社会兴起以及技术带来的快速变迁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新生代那里，迷失感、困惑成为流行主题，诸如刘小东的《自古英雄出少年》(2000)、岳敏君的“笑脸”、方力均的“光头”系列。在整体上，受市场化和国际化影响，源自西方的波普艺术、艳俗开始流行，各种吸引眼球的“后现代”作品受到追捧。可以说，正如黄专等人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起，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以商品化的方式进入历史正是我们的时代艺术史的最基本方式。学院专家、策展人、大公司(机构)合谋主导，艺术内部的断裂、冲突及其在市场环境中的扭曲，成为普遍的现象。从创作角度看，是艺术精神的丧失；从整个艺术发展角度看，则是审美的丧失。

这就不能不提英雄书写问题。否定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文艺创作中屡有体现。在“英雄也是一个凡人”的口号下贩卖廉价的欲望，一些文艺作品成为市场欲望的奴隶。甚至，在简单和拙劣的模仿中，出现了诋毁英雄的事件，亦出现不少挑战伦理底线的所谓“行为艺术”。甚至一些主旋律作品亦明显地受到了市场影响而出现媚俗倾向，例如以《铁道游击队》为题材的1995年版《飞虎队》。该电影云集了一批优秀的演员，但是创作思路却是个问题，媚俗和搞笑成为了电影的主调。特别是叛徒黄二这个并不重要的角色，在《飞虎队》中出镜不少，而这些镜头对于整个情节来说亦非必要，无非是在整个电影中插入了几个黄段子。至于大量的对历史或传统文学艺术素材的“戏说”更不必说了，无论宫廷故事，还是神话传说，热闹而匪夷所思的情爱成为最重要的主题。简单地以局部的负面现象来否定现实，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一些极端的实验艺术(如挑战道德底线、诋毁崇高、否定历史)和庸俗化娱乐化作品的泛滥，也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于许多人来说，艺术良知这个基本问题或底线问题被遗忘了。

按照康定斯基的理解，艺术是由内在精神支撑起来的。不过，“艺术的发展是短暂的主观因素中永恒客观的进步表达，从另一方面说，这是客观因素对主观因素的压抑”。也就是说，艺术的真谛乃是对客观价值的主观表达。这决定了手法的价值，如果表达了客观(历史发展的趋势、人心所向等等)，手法就是神圣的，否则就是荒谬的。在所谓“后现代”探索中，恰恰是形式压倒了内容，没有内在精神的手法同样杀死了艺术。

在今天强调“结合”便是重新将内在精神确立为艺术的标准。那种内在精神正是我们民族在今天所需要的东西，然而却被喧嚣的市场、虚假的先锋所驱逐和解构。实际上，在西方，那些打着“解构”名号的知识“左派”也遭到思想界的严肃批评。例如，美国著名当代哲学家罗蒂便批评美国的知识“左派”，说“他们正花费精神来讨论诸如亚当斯对处女和发电机的思考等远离国家需要的话题，而这些精神本应该用以提出新的法律”。这些“左派”成为现实的旁观者，从对历史和现实的诋毁中发财。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描写一个民族经历过什么又试图成为什么，不应该只是准确地再现现实，而应该是努力塑造一种精神认同。左派和右派之间不应该就我们国家历史中的哪些片段值得骄傲、就这段历史的描述是否真实而进行争论，而应该探讨哪些希望是我们可以追求的，哪些幻想是我们应该放弃的”。因此，我们应该对这些现象加以注意。

再度强调“结合”就是要汲取经验教训，以优秀的文艺作品促进我们的人民认同和国家认同，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如何承担培育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这个神圣的使命？这正是今天文艺界必须重新思考的基本问题。这也是今天谈论“结合”所要直接回应的问题。

三、“结合”就是为新时代注入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的过程

今天强调“结合”，就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更充分地把百年成就通过文学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聚焦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焕发新风貌，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创造，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这就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文艺的主题。

(一)抒写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跳出‘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这既为今天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亦从理论上诠释了那些深受人民喜爱的优秀文艺作品之成因。

近年辞世的著名艺术家刘文西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作为20世纪50年代末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他毕生坚守“艺术为人民”的崇高信念，60年扎根陕北，走遍二十多个陕北县区，留下了几百幅表现陕北革命历史题材和当地风土人情的作品。例如，他历时13年创作的长逾百米的中国画系列长卷《黄土地的主人》，全景式描绘了陕北农民在奔向全面小康道路上的精神风貌，贯注了对人民诚挚的爱，感动了无数观众。

刘文西《黄土地的主人》之《陕北老农》中国画 2005年

就文学作品来说，从《平凡的世界》到《人世间》，那些抒写处在时代变迁大潮中的人，表现他们的奋斗和爱恨的作品，无不受到了人民的欢迎。如果说《平凡的世界》生动地再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中国人的精神，那么《人世间》则是表达了另一种坚守，即在急剧的环境变迁甚至艰难困苦中对自己理想和德行的坚守。正如梁晓声在作品中的评论，“大多数的生活绝非个人力所能及，也并非个人愿望能左右。不可不承认，国家社会时代的因素尤为重要。”(《人世间》下部第十四章)时代在不断地变迁并且越来越快，越来越激烈，从而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和挑战越来越大，现实总是不完美的，你没有选择。但是，另一方面，你必须选择，因为你能够选择，选择做一个好人。德行不是不可传递的个人品质，而是时代中人共同呼唤并能够相互影响塑造的东西。这正是深植于最广大老百姓心中的东西。

如果说优秀的美术作品赞美人民，优秀的文学作品表现人民的品质，那么优秀的影视作品则能成为他们的需求和渴望的直接表达，从《渴望》到《人世间》(电视剧)便是这类优秀作品的代表。什么是我们的真正希望，不仅是人心所向，更是我们做人的坚守。当市场拜物教全面冲击人们的社会生活时，“德”便成为全社会最深层的呼唤。王海鸰、王大鸥编剧，李路导演的《人世间》压抑了原著的悲情，透过个人的命运鲜明地把“德”铆定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主题上。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的周志刚，在政治冲击人们的时候，以“做个好人”这个家训对孩子们言传身教；他的三个孩子则以不同的方式践行着父辈烙在他们身上的理想和家国情怀。长子周秉义的最后的交代，也是一个“德”字。“德”在一个家族中不断传承并闪闪发光，这是真正历经时间打磨而沉积下来的宝贵东西。为生计挣扎的周秉昆和他的朋友、怀着浪漫理想作为知识人代表的周蓉、身居高位的国家干部周秉义，凭借自己对个人、家庭和国家荣誉的坚守，战胜了偶然的条件给他们造成的各种艰难困苦，谱写了人间正道。这也正是这个民族最需要的东西：方向正确了，就不会迷惘。

电视剧《人世间》剧照(来源：电视剧《人世间》官方微博)

(二)讴歌新文明

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在这个历史方位上，谈论“结合”，不只是挖掘优秀文化传统以满足人们的一般精神需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过去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有没有”，而现在则要解决的是“好不好”的问题。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是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创作的目标。因此，在今天坚持“结合”，就是面向新文明，讴歌最广大劳动人民用自己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奋斗。围绕这个主题，近年来，涌现了不少好的作品。以电视剧《山海情》为例，在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中，该剧不只是讴歌了那些通过自己奋斗过上好日子的贫困地区的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而且通过台词表达了一种对“根”的深层次理解。根据创作者的理解，我们的根在两头，一头是老祖宗，他们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创造了基础；另一头则是美好未来，即我们创造的并留给后人的财产。通过朴素的语言、扎实的行动，生生不息的优秀传统便创造性地转化为今天人民幸福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懈奋斗的事实。

(三)诠释中国精神

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个课题，也是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重要主题。在这一方面，亦产生了不少有代表性的案例。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演出便是在当代声光电技术支持下通过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对中国精神的一次很好诠释。这一演出乃是综合性艺术的典范，其舞台道具使用了笔、墨、纸、砚等代表中华文明的典型器物，而且场面运用了卷轴形式，四大发明、汉字、戏曲以及丝绸之路等中国对世界经济和文化的贡献逐一展开，同时整场演出既展示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又充分表达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精神和当代中国为世界大同作出贡献的信心。

“结合”的基础是尊重客观规律和生活的辩证法，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其内核都是在生生不息的历史变迁中掌握自己的命运。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借由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华文明再生(复兴)的历史。今天的中国，不再是近代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但它仍然是中国，是在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通过“结合”，文艺创作“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作者：胡大平 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5期（总第80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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