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中华美学精神”，在2021年12月的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又明确提出了“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的重要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是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延伸与发展，也是指导我国美学理论研究和当下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的重要理论命题。本文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艺路径的大框架下，就“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的内涵及其结合的途径进行分析阐述。

【关 键 词】 中华美学精神 当代审美追求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中华美学精神”重大命题，近年来得到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的高度认同，并产生了很多学习与研究的论著，在文艺创作方面，也推出了很多闪烁着“中华美学精神”的精品力作。在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的深刻理论命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对当前的中国美学研究和文艺创作实践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这个命题使得“中华美学精神”似乎更具传统色彩的概念，与更具当代审美实践性质的美学追求得以贯通与融合，从而焕发出勃勃生机。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在于，“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的理论内涵应该如何理解？二者又在何种层面上贯通起来？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艺路径的探讨问题，同时关系到实现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价值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走向。本文拟对此作初步的探讨。

一、如何理解“中华美学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中国文化历来推崇‘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故步自封、陈陈相因谈不上传承，割断血脉、凭空虚造不能算创新。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这段论述正是揭示了“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这一命题的内在意蕴。文艺创新并非凭空虚造，而是要以中华美学精神作为渊源和内蕴；中华美学精神并非仅是文化遗产，而是应在当代的文艺创新中成为有机的元素。

中华美学精神应该如何理解？这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自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中华美学精神”这个概念后，学术界、理论界发表了许多理解和阐释“中华美学精神”的论著，形成了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由于中华美学精神的渊深博大，迄今尚无接近一致的理解和诠释。要理解“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的命题，应先对“中华美学精神”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我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美学精神”的着眼点，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中的，从而开创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的新生面。对于“中华美学精神”的理解，离不开这个着眼点。在更为宏观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精神”，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第四节就是：“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在这里总书记作了深刻的阐述：“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我曾经讲过，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精神”的重要论述，对我们理解“中华美学精神”至关重要。很明显，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国精神的审美层面，而中国精神则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根源和基础。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中可以体会到，中国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也是核心价值观所系。讲话中尤其强调的是“中国精神”的传承性，它并非止于传统，也非仅限于当下，而是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

“中华美学精神”是在“中国精神”这部分中论述的，足见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国精神在审美层面的体现，因而，不可能离开中国精神这个“母体”。在某种意义上，中华美学精神并非一个纯粹的美学问题，而是中国精神在审美观念、审美方式上的显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也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文化根基所在。我们可以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审美映像和把握方式。

作为一种精神，应该是无形的，或者说是抽象的，但却又是无所不在地呈现于中华民族的审美方式之中的，这其中包括了日常审美和艺术审美。而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看，“美学精神”似应被视为一个民族的特殊的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掌握世界的方式”来源于马克思的美学观念，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为思维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着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地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这是关于“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命题的理论来源。很显然，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是不同于其他掌握世界方式的特殊方式。关于“掌握世界方式”的含义，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因而也产生了很多歧义，主要集中在是一种思维方式抑或是实践方式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它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实践方式。在这里，笔者引述邢煦寰先生的有关理解，他认为，“如果我们仅仅从‘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来看马克思所说的‘掌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思维方式，如果我们从人的整个头脑与关系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所说的‘掌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指人类认识、反映世界的方式即意识形态或观念形态；如果我们从人类实践与世界关系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所说的‘掌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指实践方式。那么，如果我们从人类整体与客观世界的全面精神关系和物质实践关系来看马克思所说的‘掌握世界的方式’，这就不但不仅仅是指思维方式，而且不仅仅是指认识和反映世界的方式或单一实践方式，而应该是指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说，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统一整体，是一个由多种层次和因素构成的动态系统。具体来说，它起码应该包含和综合这样几大层次：思维方式层次、反映方式层次、实践方式层次等。从整体来说，人类对世界的掌握方式，应该是思维方式、认识方式和实践方式的统一。”从总体上来说，笔者是颇为认同邢煦寰先生的观点的。

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不但有思维方式层面的意义，还有认识方式与实践方式层面的意义，在宏观层面上涵容了中华美学精神，在微观层面上呈现着中华美学精神。它不仅是认知，更是创造；不仅是传承，更是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论述了中华美学精神的具体表现，并将其凝缩于这样的阐述中：“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连续用了三个“讲求”来提炼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内容，这三个“讲求”是对中华美学思想系统中的许多美学命题进行概括升华以后所提出的新的重要命题。笔者认为，这三个“讲求”，分属不同的层面，但都是针对文学艺术创作而言的。“托物言志，寓理于情”，是中国文学艺术创作中审美运思的独特方式；“言简意赅，凝练节制”，是中国文学艺术创作中审美表现的独特方式；“形神兼备，意境深远”，是中国文学艺术作品审美存在的独特方式。每一个“讲求”，都是从中国文学艺术的审美观念系统中概括出来的。“言志”是中国诗学传统中的核心观点，所谓“诗言志”。而志又是与情密切相关的，情志并非分离，更非理性与感性的分野。“托物”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基本手法，比兴两法，实质都是托物。“寓理于情”也是中国文学艺术所独有的艺术表现方式。抽象言理，是中国文论所反对的。从表现的角度来说，“言简意赅，凝练节制”最能代表中国文艺创作的基本取向，所谓“以少总多”“万取一收”等，在中国的艺术表现论中是非常普遍的观念。从作品的角度看，“形神兼备、意境深远”是最具代表性的观念。无论是诗词曲，还是绘画、书法，都主张以形传神，而不满意于形似。这三个“讲求”，联系起来体现出中国文艺作品的独特美学意识和操作方式。

二、如何理解“当代审美追求”

对“当代审美追求”又应作何理解？笔者以为，“当代审美追求”是一种当代人进行审美活动的目的性和实践性的概括，是当代中国人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审美标准的总称。之所以称为“追求”，是因为随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生活水平的飞速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也在不断强化与提升。因此作为动态概念的“当代审美追求”蕴含着两层含义：一是要满足当下的审美需求，二是要超越当下的审美需求。“审美追求”这个概念具有充分的实践属性，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其首先表现在当下的艺术实践中，其中尤其以一部分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艺术作品中所彰显的美学理念为代表。这些作品取材于人民群众伟大的生活实践，无论是从创作者的角度还是从欣赏者的角度来看，“当代审美追求”都是人民立场的美学表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文艺创作中，很多文艺工作者都以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作为创作导向，创作出了许多具有时代气息和满足人民审美需要的精品力作。如小说《装台》《金谷银山》《北上》《暖夏》《战国红》《一日三秋》《人世间》等；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山海情》《人世间》等，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1921》《狙击手》《流浪地球》等。这些精品力作之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是由于他们在一般层面上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审美追求。然而，人民群众的当代审美追求并不满足于当前的文艺作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准确判断的：“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这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在这种普遍满足的基础上还有着更高层面上的审美追求。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由一般层面的量变向更高级别的质变前进的必然规律，也是文艺实践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电视剧《觉醒年代》海报(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就必然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这一迫切要求，从为人民群众的当代审美追求“雪中送炭”，进而转变到为人民群众的当代审美追求“锦上添花”。更具体地说，当代文艺工作者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的普遍审美需求，更要在此基础上提高和引导这种审美需求走向更高层面，从而超越当下的审美需求。

由此又引出了为何要超越当下审美需求和如何超越当下审美需求这两个问题。我们首先回答为何的问题。这需要从文艺的本质来考察。众所周知，文艺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主要体现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也是人类社会需要文艺的根源。随着我国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和审美需求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审美追求也具有超越性。因此文艺工作和文艺创作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是要创作出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和超越生活的“教科书”般的艺术作品，以此来助力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和社会的进步。因为文艺能够把日常现象聚集起来，并且能够运用形象思维塑造出在现实中没有见到过的事物，进而会联系到现实去构思成它的理想，为人民群众创造超越当前生活的“世界”。

那么，如何超越当下审美需求呢？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要求我们结合实践根源和实践效果来分析文艺创造活动。“从实践的观点出发，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一向把文艺创作看作一种生产劳动。”生产活动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文艺观，毛泽东同志教导文艺工作者，不能持有“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观点，“必须到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如是观之，文艺创作只有在不断地实践过程中，才能在满足人民当下审美需求的同时，创作出更高层次的文艺作品，为人民提供超越当下审美需求的作品，以此来帮助人民群众实现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的审美飞跃。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人民立场……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这是对把实践来源和实践效果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继承与发展。由于“人民”的概念是具有历史性的，这里所指的“人民”已不是那个处于需要文艺工作普及阶段的历史上的“人民”，而是处于需要文艺工作提高阶段的“人民”。“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内在要求和规律，也是要创造出超越当下审美需求的文艺作品的创作旨归。因此，在当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高度发展的语境下，中国人民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在指涉当下的同时，更是指向着未来，内涵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无限循环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此外，超越当下审美需求，要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艺作品中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对中外优秀文学艺术遗产有无借鉴，会使文艺创作“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我们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这其中尤其对优秀中华传统文艺作品的吸收和借鉴，是中华美学精神贯通于当代审美追求，实现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

“当代审美追求”的另一含义，笔者以为是在当今高科技、信息化、数字化的背景下产生的不同于传统的新的审美体验和文艺生产方式。媒介环境决定了文艺的生产方式和传播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人民群众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审美方式。虽然在日常审美过程中，人民群众对媒介环境的影响已经习焉不察，然而它却作为一种隐形力量影响着现代审美追求的形成和发展。这也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认知，正如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资产阶级出现之后才诞生的那样，如果没有出现机器就不会有工厂和工人，也就自然不会有工人阶级，更不会有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阶级基础。

当前的技术环境不仅带来了丰富的艺术作品，拓展了文艺空间，更重要的是大大增加了人民群众参与艺术实践的可能性，人民群众不仅可以即时进行意见反馈，并且可以通过各种平台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从而将人民群众真正纳入到文艺创作的过程之中。与传统的文艺形式相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今天，各种艺术门类互融互通，各种表现形式交叉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艺形式创新”。比如，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利用当下媒介技术制造的视觉奇观，使人产生了与以往的艺术创作和体验迥然有异的艺术效果，令全世界大为惊叹。此外人民群众可以利用抖音、快手、微博等平台制作各种文艺类的短视频，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网络文艺创作，利用VR设备和人工智能设备体验并参与虚拟艺术的创作，还可以通过弹幕的方式参与文艺评论等，这些都是传统艺术体验和生产无法实现的。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场(新华社记者 曹灿摄)

然而，“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科技发展、技术革新可以带来新的艺术表达和渲染方式，但艺术的丰盈始终有赖于生活”。新技术所催生的审美追求，必然带有机械的技术理性，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剔除技术理性所带来的审美追求同质化和排他性(由于技术条件和社会的局限性所致)，回归人的根本价值追求，这样才能产生真正的符合人类和时代发展的当代审美追求。

三、“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如何结合

“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的结合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并找出可操作方式的美学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加以阐明，其实正是之前关于“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论述的发展。“中华美学精神”并非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一个仅供学院派研究的课题，而是关系到中国文艺事业是否能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繁荣之路的问题。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双创”的正确方向，认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又对此进行了延伸和发展，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已经指出了“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相贯通的基本路径，而且，同样是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辞的语境，因而，也是针对文学艺术的创作而言的。这是繁荣我国文学艺术创作的文化本质。

“托物言志，寓理于情”的创作理念，对当代文艺创作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志”是什么？是作家、艺术家的个人情志，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愿景。志与情不能分离。文论中将“言志”与“缘情”割裂开来的认知是不可取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明诗》中就将情、志连为一体：“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史学家、文学家范晔也说：“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其都是以情与志为一体化的，它们之间如果说有差异的话，则是在于志更有目的性和动态性。正如《毛诗正义》对《诗大序》中“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阐释所说：“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托物言志，即是感于外物而言志，而非“闭门造车”。比、兴两种手法都是托物言志，前者主要是索物而言情，后者则是感物而兴情。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不应只是凭空想象，而应在自然与社会事物的感发中生成创作冲动，“物”既包含了自然事物，也包含了社会事物。“寓理于情”尤能体现中国美学的特色。好的作品当然是具有理性内容的，能给予人们以向上的精神指引，但若空言性理，则不成其为艺术。南北朝时的诗论家钟嵘指责当时诗坛上那种玄言盛行、空言性理的风气时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倬、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宋人严羽也认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与者，上也。”这是文论史上对于空言性理的倾向的批判；然而，文学艺术创作不应没有理性、缺乏思想导向，严羽又认为，“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反对“无理有诗”的观念，他说：“王敬美谓‘诗有妙悟，非关理也。’非谓无理有诗，正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耳。”文学艺术中的“理”是作品的重要价值，没有“理”的光芒，作品则会黯然失色。那种非理性主义的创作倾向，决非人民的审美需要；但如果空谈政治抽象言理，就谈不上艺术创作。艺术作品可能而且应该包含着多重价值，但这都要包含在具体的可感表现中。正如斯托洛维奇所指出的那样：“艺术价值不是独特的自身闭锁的世界，艺术可以具有许多意义，功利意义(特别是实用艺术、工艺品艺术设计和建筑)和科学认识意义、政治意义和伦理意义。但是如果这些意义不交融在艺术的审美冶炉中，如果它们同艺术的审美意义折衷地共存并处而不是有机地纳入其中，那么作品可能是不坏的直观教具，或者是有用的物品，但是永远不能上升到真正的艺术的高度。”因此，“寓理于情”对于艺术创作而言，是真正实现作品的价值的运思方式。

“言简意赅，凝练节制”在中国的文艺思想中具有普遍性的审美取向，在艺术表现中成为作家、艺术家共同认可的创作方法。在有限的媒介表现之外，包含着渊远深广的意味。刘勰所说的“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宋代诗人梅尧臣所说的“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严羽所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王夫之所说的“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都是讲“言简意赅，凝练节制”的创作方法。在当下的文艺创作中，这些创作方法同样也是实现审美价值的最佳方式。如电视剧《人世间》对小说原著的再创作，舍弃了原著中周蓉和玥玥在法国12年的大篇幅的描写，而使作品的主线更为集中鲜明。相反，有些网络小说为了经济效益，篇幅惊人的冗长，令人无法卒读，其效果是很差的。

“形神兼备，意境深远”是我国文艺最为追求的作品形态与艺术效果，也是最佳的审美效应。“形神”在传统的艺术理论中指人物的形体和神韵，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传神写照”，有学者提出顾恺之仅是在主张“传神”论，这种观点并不然，他其实是主张形神兼备的。苏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其出于文人画的立场，所论较为偏颇。宋人晁说之(字以道)则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论画主张形神兼备。金代文学家王若虚非常推崇苏轼，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晁以道同一见解，他以为苏轼辩解的角度说：“东坡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夫所贵于画者，为其似耳。画而不似，则如勿画。命题而赋诗，不必此诗果为何语。然则坡之论非欤？曰：论妙于形似之外，而非遗其形似，不窘于题，而要不失其题，如是而已耳。”明代杨慎也持形神兼备的看法，他评价说：“东坡先生诗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言画贵神，诗贵韵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论也。晁以道和公诗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其论始为定，盖欲以补坡公之未备也。”可见，主张形神兼备者，在中国文论中是普遍的。

“意境深远”最能体现我国文艺作品的独特审美价值，从古至今，有意境之作为上乘之作。唐代诗人王昌龄就提出了“意境”这个美学范畴，并主张“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此后以意境论诗者代不乏人。如明代诗论家朱承爵所说：“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乃得真味。”画论中如清代画家笪重光以意境论画之创作，如说：“绘法多门，诸不具论。其天怀意境之合，笔墨气韵之微，于茲编可会通焉。”他还有一段著名画论是画之意境的名言：“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王国维论诗词戏曲皆以“有境界”为最上乘，境界也与意境通用。如说：“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王国维可称为意境论的集大成者。

形神兼备，意境深远，不仅在传统文艺作品中是最佳审美价值的呈现，当代的艺术创作也以此作为价值标准，包括文学、绘画、影视、戏曲等。当代艺术所谓“形神”，不仅是一般所说的“形式”与“内涵”，而且是新的媒介所展现的审美奇观。如2022年的冬奥会开幕式所运用的艺术手法，就是最为经典的例子。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美学命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也是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发展。这个命题无疑会切实推动美学理论研究和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实践。这当然也是“文化自信”在美学上的落实与体现。

“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但又是互相贯通的。既云“精神”，就不是封闭的、静态的，而是活跃的、充满生命力的。“当代审美追求”是一个富有创新性质的概念，更多地体现在实践层面。当代审美需求是立足于当下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艺术文化实践而形成的文化追求，因而自然是受到当下社会政治环境、文化状态、媒介环境综合影响的结果。然而，当代审美追求在当代审美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应该具有先导性，这意味着当代审美追求不仅是立足于当下的社会文化状态，还应该是民族文化属性和时代发展趋势的代表。因此，把握和引导当代审美追求，必须与中华美学精神相结合，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立足当下，这样才能真正创作出艺术上的高峰作品，才能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的当代审美追求。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重点项目“中华美学精神的诗学基因研究”（批准号：19AZW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晶 解英华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5期（总第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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