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两个《文艺讲话》”）作为中国现代文艺话语的代表性文本，初步形成了具有东方审美现代性意味的文化诗学体系，塑造了一个具有“第三条道路”意味的论域型理论模式，其特点是提纲性、指导性、开放性。两个《文艺讲话》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叙事美学，在叙事领域走出了一条遗世独立的叙事路径，具有鲜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品格。两个《文艺讲话》以人民为文艺活动的目标本体，在价值之维探索出一条文艺表现与理论叙事的人民美学之路。人民美学把文艺发展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公平正义、历史发展、美好愿景等宏大主题在系统思维基础上进行结构性美学考量，是奠基于人的生存与社会正义根基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

【关 键 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模式中国气派 中国道路 80周年 人民美学

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里程碑中的开山之作，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文艺的性质、价值、意义上的理解和认知。《延安讲话》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哲学底色，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目标，从文艺角度透析社会公共空间问题，深刻考察“五四”以降中国文艺发展中的得与失，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思想逻辑，初步建立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艺理论和美学叙事的基本框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提供了指导纲领。

《延安讲话》的理论叙事格局与风格为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所作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北京讲话》)所继承和发扬。《北京讲话》赓续了《延安讲话》的红色文化精神基因，同时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在文艺的性质、目标、价值等方面的认识上实现了跨越式前进和创新性发展，重构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解释体系，并与前者一起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理论双璧。两个《文艺讲话》从模式建构、叙事方式、价值追求等方面为世人提供了文艺发展模式和道路的中国方案，形成西方文艺美学之外的东方审美现代性话语。

一、文艺话语中国学派的模式建构

文艺经验具有多样性，文艺话语具有多元性。分属不同文化类型的文艺，艺术旨趣有质的区别。西方文艺界自18世纪后把“美”作为文艺创作与批评的基本标准，但是，“美”“审美”“美学”这类语汇用于评价中国古典文艺作品就会失效，因为中国古典文艺自有一套建立在儒道思想之上的评价标准以及与之相应的术语体系。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术语范畴诸如“品”“格”“韵”“味”“空”“灵”“境”“神”“趣”等，其内涵、意蕴既非“美”所能涵盖亦非其所能比拟，故此中西文艺之间应当是“我与你”的主体间性关系，而不应当是“主与奴”性质的不平等关系。一种文艺的“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或只是“在对方中看见它自己本身”，这是丧失了主体地位的奴隶意识，而不是独立的主体意识。每一种文艺都应当为自身而存在，而不是为另一种文艺而存在或为得到另一方的承认而存在。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就文艺类型及其事实而言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认知思维模式的冲突。对于以“亦此亦彼”“和而不同”的多元共存思维为认知底色的中华文化来说，各族文艺按各自的环境与特色各崇其道、各自生存，原可以相安无事、毋需分出高低好坏来，更不必为争高下拼个你死我活。

人类世界不同文艺类型多元共存的和平状况被近代西方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殖民扩张打破。西方人凭借坚船利炮向世界宣告：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我就是道路、真理”的独断论思维因此在一些西方人的心中膨胀，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随之滋生。西方中心论者自认为西方文艺是人类文艺的楷模，把西方以外的文艺视为低级水平的“他者”。然而，这类人从来没有反思过问题的另一面：宣称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的耶稣同时还说“这条路是狭窄的”。“强权即真理”的霸权逻辑不是文明的逻辑，弱小国家和民族不必“在价值取向方面必须完全以西方文化为依归”、克隆西方文艺或使本土文艺成为西方文艺的镜像，因为不同文艺类型的特色化存在自有其相应的社会理据，以西方文艺为标尺的“同质化图景不足以解释当前世界的状况及未来前景”，文艺领域里的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思维不足取。

中国文艺界对中国文艺独立性的认识相当曲折。辛亥革命结束了帝制主导下的等级社会，确立了现代政治新秩序，却没有建立文艺新秩序。中国的知识精英对于中国文艺将向何处去从不同立场和价值取向进行了探索，其间出现过不少认识失误，诸如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认为中国文化全盘西化才能获得新生，“揖美追欧”“以俄为师”由此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心态。受此心态影响，中国文艺创作与批评逐渐向西方文艺靠拢，抛弃了以文本为根基的“诗文评”传统，语言和风格趋向欧化，学术理念趋于科学化、逻辑化，批评方法渐趋“以西解中”“以西释中”。单就批评路数而言，“以西解中”“以西释中”当然算不得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批评方法的创新。问题在于这种研究路数给文艺上的西方中心论者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一些文艺研究者从中滋生一种不良的学术思维习惯，那就是在文化美学上自我殖民化，轻视和鄙弃中国本土文艺实践，把欧美和苏俄的理论奉为圭臬、作为标尺，以之裁剪中国的文艺事实、评判中国文艺作品的优劣：凡与洋理论不合的便判定为水平低劣。

然而，以外来文艺观念(无论出自欧美还是来自俄日)解释中国文艺现象首先面临解释的有效性问题，“以西解中”“以西释中”的强制阐释方式常常陷入郢书燕说、南辕北辙的尴尬境地。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而论，其时的中国离“后工业社会”尚远，连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问题都不存在，大多数文艺研究者都不知“后现代”为何物，个别人却张口闭口“后现代”，即为“以西解中”“以西释中”的不良表现。

若想达中国文艺理论之明，必须去西方中心论和西方文论科学化之蔽。20世纪前期，毛泽东同志就多次批评这种思维习惯，对那种“言必称希腊”即动不动拿外来理论衡量中国革命行动之实的教条主义行为，毛泽东同志斥之为“本本主义”。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言必称希腊”的“本本主义”思维在文艺研究中再次回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从学理层面指出了这种思维在价值取向上的错误，斥之为“‘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为了实现中国文艺话语的理论自主，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担当起探索中国学派、中国话语的理论重任，根据文艺实践积极探索中国文艺的话语模式和发展道路。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最具文化独立意识的理论家：他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倡导文化建设必须“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为目标；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理念；在1942年的《延安讲话》中，他对“五四”以降新文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分析，对文艺基本问题及其内在关系进行了描述说明，形成了建立在中国现代文艺实践基础上的文艺学体系，塑造了一个既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俄苏的文艺理论话语模式。《延安讲话》立足于文化的地域类型差异，强调文艺理论在语言、民族、历史等方面的特殊性，呼唤民众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方面的群体认同，以之强化本土理论在文化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模式，笔者姑且称之为“论域型理论”。“论域”本为逻辑概念：在数理逻辑中，“论域”是指所论对象或问题的全体，尤其是指类的对象范围；在普通逻辑中，“论域”是指一个负概念(如“非文学”)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正概念(“文学”)共同涉及的对象范围。论域有大有小，可以根据表述需要加以人为限制。与“论域”概念的上述内涵与使用特点相应，“论域型理论”在讨论或分析中常常呈现为问题领域全面化、问题对象类别化、问题内容概括化等逻辑特征。

《新民主主义论》最早发表在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杂志上。左下角是最早在延安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来源：新华社)

从理论形态学的角度观察，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文艺理论模式主要存在三种类型：建立在批评实践基础上的中国古典描述型理论、建立在逻辑概念基础上的西方分析型理论、建立在社会存在本体论基础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论域型理论。作为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文论之外的第三种模式，《延安讲话》所建构的论域型模式的文艺理论属于典型的“文化诗学”：它只对文艺创作与批评问题在美学层面作宏观架构，其所关注的焦点不是单个的文艺对象，而是文艺场中的若干问题域，是整个文艺领域中重要现象或重大问题的性质、方向、功能、价值，而不是微观层面的文本分析；它要描述分析文艺发展的整体过程与一般现象，并围绕一般对象或整体性问题提出若干论纲式美学判断。在话语言路上，《延安讲话》承继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载道”理路，以文艺与社会、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为问题重点，着重考察文艺在社会关系及政治秩序中的功能和价值，其所谈论对象及目标并不以知识积累或更新为旨趣，而是对文艺创作主体传达以家国、民族等集体伦理为根基的社会道义诉求，对所谈对象进行点到为止式的描述式批评，却不对之展开逻辑层面的知识分析。在话语风格上，《延安讲话》表现为学术论题与学术品格上的“复调”暨语体风格上的“杂语”。《延安讲话》在论题上的“复调”表现是其论题涵盖中国文学、艺术学、戏剧与影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其学术品格的“复调”表现是同时具有美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等多种品格，其语体风格上的杂语性表现为在其理论叙事的过程中，不同类型和品种的话语诸如日常话语、学术话语、政治话语等杂然共在、同处一体。

由《延安讲话》奠定的论域型理论模式在《北京讲话》中得到了延续、发展和完善。《北京讲话》在新时代社会生活风貌的基础上，重塑了《延安讲话》美学意识形态的理论结构，把前者中以斗争夺权为目标的政治美学话语与时俱进地转化为以复兴民族伟业为旨趣的文化美学话语，从文化诗学角度对中国文艺发展提出了结构性发展的理论主张：实现“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表现和传承“中国精神”、“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这些理论主张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政治诉求的美学判断，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解历史和文化、解释文艺和审美的方式；这些美学判断在文化层面内在地规定了新时代的文艺创作与批评必须在文化与艺术层面具有伦理和价值担当、不能也不应该逸出美学意识形态的格栅之外——这是对所有文艺批评与研究普遍适用的尺度。这种理论叙事无疑是新时代的社会政治在美学层面对于文艺家所要求的历史文化态度。与《延安讲话》的主题相比，《北京讲话》中的理论关键词诸如“文化繁荣”“优秀作品”“人民中心”“中国精神”等，体现出十分强烈的“文化”“艺术”色彩，与革命年代语境中的《延安讲话》的历史目标差异十分明显，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辩证思维在新时代文艺领域所开出的智慧之花，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美学。作为新时代的文化美学，《北京讲话》的理论效用并不在于它在具体文本分析方面所能提供的解释的有效性，而在于方法论层面的系统性理解和把握。

由《延安讲话》奠定、《北京讲话》所发展、具有“第三条道路”特点的论域型文论是具有卡理斯玛意味的权威引导型理论，其模式特点为：它只制定文艺研究的基本框架，提供意识形态视域下的方向指南和美学方法论，为文艺批评和研究从路线、纲领、方案、目标等方面作方向性的规划和描述，而把具体的理论认识和艺术分析工作交付给专业知识分子，由他们在理论认识之深度掘进、广度拓展、规律总结等方面具体劳作。论域型理论虽然在逻辑设计上类似西方理性主义的先验哲学理论，如柏拉图和黑格尔的理念论，但在实质上有根本区别：先验哲学的立论前提是理念逻辑在先，具体形态的经验对象和现实之物只是被视为理念的影子和不完善的摹本；论域型理论依据于文艺史的经验和事实，其论域结构及未来的目的规定依赖于社会的生产方式及现实秩序的需要，因而随现实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相关论域。

论域型理论的框架是一个意义开放、认识可供无限填充的解释空间，这一特性使其在功能层面呈现为一个召唤结构，期待专业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上的合作，呼唤他们提出具体类型的文艺理论或学说以填补自身场域留下的理论空白。以“双百”方针为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说法本身即蕴含着文艺研究观念多元化、方法多样化的逻辑要求，内在地鼓励文艺家在文艺观念与方法上有所推进、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在创作、接受与文本分析上提出新的理论和学说，在局部知识与具体理论上对之完形、补充，从而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认识和方法创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美学界的两次大论争中形成的美学四大流派的“主观说”“客观说”“主客观统一说”“客观社会说”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由此角度观之，论域型理论内蕴格式塔心理学中“知觉完形”原理与接受美学中的“空白”填补原理，内含无数具体文艺理论主张或学说的发展空间，它不妨碍而是内在要求与鼓励文艺理论研究者的认识创新，不妨碍文艺家在具体的文艺活动中以艺术为本体，追求“形式”或“唯美”。

论域型理论的开放特质从两个《文艺讲话》的内容变化中可以明显看出。《北京讲话》根据新的21世纪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新时代的文艺美学原则和批评标准：“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美学、历史标准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治、艺术标准相比，《北京讲话》以“人民”取代“政治”，实现了美学话语场的符号替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这一术语容易引发误读和误释。这一美学符号替补不是一种简单的术语增生或替换，而是《延安讲话》的理论叙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意义单元的重新配置，以及与之相应的符号扩展，这种美学符号的扩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领域充分尊重艺术的体现。

二、文艺话语中国气派的美学叙事

符号界不过是实在界在思维领域的反映，作为实在结构的符号映射，文艺理论话语的类型结构暗含其所属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秩序，是审美的文化政治学，在此意义上，理论文本的内涵并不取决于文本内部的结构或能指的自我指涉，而是取决于文本以外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其文化旨趣及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意义也必须由理论文本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状况来说明。不惟理论文本，就是一般的艺术文本，如果排除政治、伦理、道德、教化等社会性内容，其美学价值和意义同样难以得到精准的解释和说明。

以两个《文艺讲话》为代表的、具有高度自主性的中国模式的文艺话语体系，作为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的符号之物，其在理论上的叙事结构及叙事方式与百年中国社会状况表现出同质同构的特征。20世纪前期，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文艺界的主要政治任务就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生存正义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第一需要，《延安讲话》无疑是中国人民在文艺领域进行精神反抗的权力话语，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美学。革命美学在经验层面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和民族存亡绝续关头的“文学行动”，在形上层面属于生存哲学之维的反抗者的美学。20世纪后期以降，建立在文化影响基础上的西方文化殖民主义已成为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让人隐然不觉却又十分巨大的威胁，西方的文艺思想、审美标准通过学术评价、批评标准等重塑乃至控制了国人在身份、文化、制度等方面的认同感，体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意志与审美认知的《北京讲话》及时拨乱反正，指出“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认知迷误，成为中国文艺伟大复兴的时代航标。

与百年中国社会发展与文艺实践相应，体现文艺认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两个《文艺讲话》在叙事语式、叙事结构等方面也走出了一条遗世独立的叙事路径，成为21世纪世界文苑中新型范式的叙事美学。这一新型叙事美学在理论上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文艺理解与认识方面的美学叙事之维，诸如叙事结构、叙事语体、叙事判断等。

两个《文艺讲话》在叙事体式上的共同特点就是二者都有一个简明的表意结构、一个诠释所有文艺对象的本体认知，同时都有一套有着共同认识论基础且以本体认知为阐释核心的概念、术语，并在上述共同因素的基础上将不同具体理论类型简化为政治与价值维度的结构关系，并把文艺与社会、政治等的复杂关系用一种带有强烈倾向性的非学院派日常话语加以表述，其美学含义即使是文艺上的门外汉也能懂得。这种话语风格虽不符合学术话语的惯例，却不妨碍学者对之进行专业解读，且因简明通俗能够进入数倍于艺术与知识空间的社会公共领域，专业领域的学院化认识旨趣从而被公共领域的历史主义理解与解释所取代。

两个《文艺讲话》通过功能性而非知识性的美学叙事架构文艺话语表意系统，这种模式的系统在理论建构上着意于整体布局，其理论重心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创作与批评的原则，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文艺发展中的“根本方向问题”而不是“具体问题”，其美学理念对应于社会发展与历史的性质，因而既是文艺理论又是意识形态。两个《文艺讲话》的意识形态意味的符号建构表现在以下方面：二者通过断言式、指令式、承诺式的叙事判断，诸如“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等，塑造国家和民族在文艺理论话语场域中的政治形象，并为专业文艺知识分子的文艺研究提供具有指导性、指令性和承诺性的学术规则。当然，这些规则内在承载着意识形态领导权诉求的政治主题，其间的纲要式叙事判断实即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的话语主题。就意识形态意味而言，两个《文艺讲话》的表层结构呈现于人的是两个理论文本对各自时代文艺问题的批判性检视，深层结构涵蕴的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艺美学旨趣及社会伦理诉求。换一个视角来看，两个《文艺讲话》所提出的相关理论命题其实只是理论能指，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解放与美好生活的奋斗目标则是两个《文艺讲话》的理论所指。

对中国气派文艺话语理论释义的目标不能仅仅止于其叙事结构与叙事形式，而应剖析其叙事语式与句法背后的叙事语义，尤其是该理论话语的认识本原。作为中国模式文艺理论的建构主体，以毛泽东同志、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理路。中国传统学术之大要在先知本，“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中国共产党人承前人学术义理，文艺探索亦先求本，只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认的本原不是古代心学中认知主体的“本心”，而是社会生活，因而其认识的逻辑起点和终点均非“发明本心”，而是“走向事物本身”，从社会问题本身切入论题。中国共产党人既以社会生活为文艺认识之本，则必强调文艺认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的哲学特性，因此在“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认识方面，其必强调文艺的“在场”与“介入”，强调文本不能仅仅是符号之间的游戏，文艺符号之间不能仅仅是内部指涉关系，文艺应当也必须是“及物”的，它们必须具有社会功能与在世的意义。文艺应当有社会方面的指向，比如作为善之维度构成的社会责任，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文艺家必须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尽力，而不能“艺术至上”“为艺术而艺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学观，也是他们的艺术追求。

以两个《文艺讲话》为代表文本的中国文艺话语，其美学叙事具有鲜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品格，这种品格的具体体现就是在建构文艺理论话语以及对文艺问题进行美学叙事时，始终以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为思维根基，历史地、具体地看待和分析文艺问题，在文艺实践中建构与发展文艺批评与理论话语；不同历史时期的文艺理论，其美学叙事的对象与格局都会体现出相应历史时期的社会内容与时代精神。

以《延安讲话》而论，作为历史话语主体的毛泽东同志从文艺政治学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对文艺基本性质和功能加以理论概括和美学反思，同时根据当时中国政治革命的需要，对文艺知识话语进行政治解码和重新编码，使之成为一种与政治哲学在思维上同构却又在话语层面异质的美学意识形态话语。《延安讲话》与普通文艺理论话语及其美学叙事的异质性在于，无论从认识角度或认识目标来说，它都不同于普通文艺家对于文艺现象和规律的专业认识分析。就所论内容而言，《延安讲话》是对“五四”新文艺以降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存在问题的哲学探讨，因而具有“元理论”“元批评”的性质，人们大可以称之为“批评的批评”。这种批评的批评，其理论的“元”意味主要表现为它是为理论与批评自身“立法”，其话语言路不是寻找规律、传播认识，而是要为国家、民族、社会立言，其价值目标不是理论、知识论域中的继往圣绝学，而是政治、社会论域中的开万世太平，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信仰在文艺领域里的认知生成与意义表达，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之哲学信念在文学理论领域里的本体确证。

《北京讲话》继承了《延安讲话》在文艺本体认知与价值之维上的基本思维，但又在理念上有了质的跃升，这在该文本的叙事体式、叙事规则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体现。在叙事体式上，《北京讲话》采用了《延安讲话》的叙事框架，所异于后者的是其间个别文化代码有了变化，这一新的理论符号系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新时代的精神价值语义和文艺意识形态规范。在叙事规则上，《延安讲话》中的理论判断调节性意味明显，中国古典哲学所谓“权”的成分明显，《北京讲话》中的理论判断体现的是语义行为中的构成性规则，该文本五个部分的标题以语旨行为(illocutionary act)的方式表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构成性规则要求，这些规则内在规定了中国文艺的活动目标及形式。

作为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叙事美学，《北京讲话》的理论叙事在学理上变得更为丰富也更为成熟，这一特点从语用学的言语活动理论中可以极易得到解释：《北京讲话》的话语语义呈现为显性话语意指和隐性话语意指两种类型，两种语义类型共同对应于文艺活动中的五个论题域，即“文化”“创作”“接受”“价值”“政治”。直接话语意指是执政党对文艺工作的指令性政治要求，含蓄话语意指则是文艺发展所必需的美学诉求。政治要求体现为五个语旨行为中的理论能指，这些理论能指可以简化为如下关键词汇：文化繁荣、优秀作品、人民中心、中国精神、领导权；美学诉求是以五种叙事判断(文化判断、审美判断、伦理判断、价值判断、政治判断)所表达的理论所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作要无愧于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弘扬中国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三、文艺话语中国道路的价值旨趣

文艺是人学，人的因素与文艺活动始终相伴。叙事主体的立场、倾向、态度、价值观等广泛存在于文艺作品的叙事之中，更存在于文学批评、研究和理论的叙事之中。整个文艺活动，不管是创作、表导演、作品、批评、研究还是理论，从来都不是纯形式的美学空场，其间都存在着或隐或显的价值表达。在价值之维上，所有的文艺都应以人为本，否则便会失去其生命力。

自近代以来，受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科学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西方文艺叙事排斥现实主义表现，理论研究只关注“形式”“结构”，见物不见人，可谓“走火入魔”。忽略对人自身的关注，西方社会“社会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无法消除，“空心人”“局外人”“没有个性的人”“万能机器人”等社会怪异状况触目惊心地呈现于文艺领域，“孤独的人群”“自杀”等社会扭曲现象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核心论题。

马克思早就洞悉西方现代文化的弊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就从“异化”角度对西方社会现代性过程中产生的严重社会问题进行了哲学批判，“人学”在马克思主义文艺与美学领域一直是“在场”而非存在主义者所说的“空场”。“人的世界”，具体来说作为类的尤其是阶级性的“人”的存在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中心和焦点，在“人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从不抽象地谈论单个人的本质及其价值，它所关注的始终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劳动人民。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在文艺领域有着鲜明的理论体现。恩格斯把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视为文艺创作最高的美学追求，列宁要求无产阶级文艺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讲话》中要求革命文艺应当为工农兵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讲话》中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美学理念。凡此种种思想说明，“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关注的文艺中心问题。

以两个《文艺讲话》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话语在人学思想上较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为丰富、具体，实现了中国模式文艺话语美学叙事的创新性发展。两个《文艺讲话》在人学之维上的创新性发展主要表现在二者均强调文艺活动必须关注人民生存，把表现人民放在首位；用存在主义哲学语言来说，两个《文艺讲话》以命题行为的方式规定了文艺话语的“在之中”性质，二者要求文艺行为必须与民众同时在场，成为共同社会场域中的“在者”。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文艺认识领域的哲学本色：理论联系实际。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文艺话语不仅仅是传达人们理解和认识世界的审美或思想符号，甚至也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在文艺领域里的哲学修辞，而是中国共产党人介入生活的符号逻辑，是马克思“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哲学认识中国化的思维体现。

之所以有这种创新性结果，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文艺思想的理论沃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历史悠久，社会精英和知识清流中关注民生、为民请命者代不乏人：“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范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为生民立命”的张载，“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顾宪成等，其言其行其思都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理论资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在质的方面超越了中国古代精英们的人学思想：中国古代士人的民本思想骨子里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他们为民请命只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所采取的调节性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国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没有自己的利益且耻于私利。

以毛泽东同志、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价值之维一直努力探索文艺表现与理论叙事的中国道路。道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道路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和目标，道路朝向哪里，人们就会走向哪里。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其文艺的美学目标是以人为本，此目标要求文艺家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叙事的最高价值旨趣和未来前行之路，文艺如何表现人民、服务人民由此成为两个《文艺讲话》的核心问题。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学叙事中，“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社会群体，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社会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的主体是工农兵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是所有遵纪守法的公民。

中国共产党人在现实生活中对人民生存的伦理关切在两个《文艺讲话》中转化为理论层面的美学符号关切，这种关切在美学层面的叙事表现就是：这两个文本都不只是单独地就文艺谈文艺、就批评论批评，二者均把文艺发展作为文化发展中的一个因子，把文艺放在其所处的全部社会关系中、放在更加宽广和全面的范围内加以考察，把文艺发展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公平正义、历史发展、美好愿景等宏大主题结合起来，并对这类主题在系统思维基础上进行结构性的美学考量。这就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话语在价值之维上成为奠基于人的生存与社会正义根基上的艺术哲学，其价值旨趣不是与人无涉纯形式意味的“优美”，而是附加有丰富社会内涵的“崇高”。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价值维度的政治雄心就是通过革命手段造就一代新人，创造一种新的社会伦理关系，建立一种新的伦理秩序、新的社会文明。出于这种政治考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家崇奉现实主义文艺话语，因为现实主义文艺的美学精髓在于其对现实或曰社会的关注高于社会以外任何因素的关注，其批评视角、批评方法、批评标准、批评目标亦皆以社会分析为鹄的。在现实主义美学中，文艺作品的创作目标不是展现精妙的美学形式，而是在于真实地再现人之生存的真实境遇，从而人的尊严和人的解放合乎理据地成为现实主义文艺的最高主题。《延安讲话》对于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普及与提高等问题的论述，莫不出于如上所述的现实主义美学动机。从学理的层面言之，《延安讲话》中的现实主义美学叙事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文艺观的美学表述，也是“五四”新文艺时期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等现代文艺美学主题的延续、深化、提升。与关注技巧和形式分析、见物不见人的形式主义美学相比，《延安讲话》的美学首要主题是人之现实生存境遇，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艺对现实的介入能力，其于接受和教育之维关注的是文艺作品对接受主体阶级意识的灌输与教育，以及人们是否能够从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悲惨境遇中觉醒过来并奋起抗争。

在文艺价值关切方面，《延安讲话》从“权”的角度非常强调文艺活动中的阶级意识，并把文艺对象和批评问题转化为文艺社会学层面的美学与哲学问题，其相关认识是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文艺问题上的集体意识，也是文艺与社会、文艺与国家、文艺与民族、文艺与政治等诸多问题在文艺理论领域里的逻辑图景，体现了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审美领域中的意识形态语义。在这种意义上，《延安讲话》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大众美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美学——人民美学。在人民美学的价值体系中，“艺术至上”“为艺术而艺术”之类的审美律令必须让位于人之生存与人的解放。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在文艺价值之维把政治摆在首位，主要是当时特殊的社会语境所需、所逼。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面前，文艺活动的唯美追求或形式叙事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宏大叙事孰轻孰重不言而喻。“艺术”再怎么迷人也难以高过生命安全和生存的需要，唯美主义和艺术至上的精神诉求在战时环境中是奢侈的，过于强调其重要性是不合时宜的。在你死我活的战争环境中，个体小我必须让位于集体大我，文艺家最低限度的道德不是躲进小楼浅斟低唱，而是直面现实，介入社会，了望苦难，抗拒压迫，否定地把握现实世界。为生民立命、代民众发声，这才是文艺家应有的境界、新文艺理论应有的美学品格。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叙事政治优先的考虑只是特殊时空下的权宜之计，这种权宜之计必须随社会环境、人民需要等方面的变化而改变。经达权变不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各项事业中走向成功的思想经验。职是之故，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发展的美学叙事上相继作出文艺批评标准的微观调整，先后推出“推陈出新”和“双百”方针，以取代当年的“政治标准第一”的批评标准。但是，祛除在历史中形成的思维惯性殊非易事，文艺活动“政治优位”的是是非非、曲曲折折只有到新时代的社会语境中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毛泽东题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源：《光明日报》2012年4月21日第5版)

“世易时移，质文代变”“文章体制，与时因革”，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谙此理，依此对新时代的文艺美学叙事在思维上作出了重大战略调整，这种思维变化和调整主要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发展所作的系列讲话、尤其是《北京讲话》中。《北京讲话》赓续了《延安讲话》中的红色文化基因，但在价值旨趣上产生巨大精神变化与目标转型。《北京讲话》在美学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变化就是把文艺活动的目标不再直接指向权力结构与政治秩序，而是指向个体之人的存在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艺术”“审美”。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两个《文艺讲话》产生的社会语境迥异：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其社会目标是打破旧世界，而和平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目标则是建设一个新世界。与此相应，两个《文艺讲话》在文本内容上呈现出一个意义清晰的价值递增序列，这一递增序列在文艺理论认识史的逻辑演进中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与学理方面的问题意识。

《北京讲话》的美学叙事在人的问题上较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了巨大的理论创新和认识跨越，这种创新和跨越的具体表现就是对个体的人的关注以及对优秀作品的期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包括《延安讲话》在内，对个体的人的存在关注不够，也因此被存在主义哲学家诟病为人学“空场”。《北京讲话》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美学理念基础上，强调“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衡量艺术作品优劣的最高标准之一就是“美学标准”，美学标准就是艺术自身的标准。《延安讲话》虽然强调“政治标准第一”但也决不轻视艺术自身的意义。“艺术就是艺术，而不是‘预先安排的’和规定的政治宣传”，和广大人民一起追求美好生活品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自然也明白这一道理，所以《北京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创作具有高峰性质的文艺作品。

《北京讲话》的美学要求与艺术家对“唯美”“文学性”之类的极致性追求并不矛盾，因为这一文本中的美学论断只是一种愿景式的目标要求，比如“以人民为中心”既是文艺价值论要求又是艺术本体论要求，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内蕴人民对“优秀作品”的期待，如果文艺工作者在艺术创作或表演中不能精益求精、不能贡献出高峰文学作品，则其作品必然无法满足人民在艺术上的需要，美学的价值诉求与形式追求在人的需要这一维度走向了一致。从中外文艺史的事实来看，唯美主义者、形式主义者都无一例外地反感并反对形式以外的伦理、道德、教化尤其是意识形态等因素对艺术创作的影响和介入，因对其反感而致否定和拒绝，就理论而言这无疑是一种美学认识上的偏见——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康德都说文艺不是一个唯美唯形式的纯净之域，他在审美判断力的美学论证中也十分谨慎地在审美这块诗意的空地中给崇高之类的社会因素留出相当大的精神地盘，承认“美是道德的象征”。在此意义上，因种种历史原因而对文艺理论中的意识形态表达产生排斥感虽然可以理解，但在新时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语境中，对政治因素干扰、影响文艺发展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新时代的政治已不同于以往历史阶段中的政治。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视之，新时代的政治是一种文化政治和美学政治，期盼文艺家贡献最优秀的文艺作品就是新时代中国政治的美学和文化诉求。就此而言，艺术与政治在新时代中既不存在龃龉更不存在对立，艺术创作中的唯美追求与履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不是两难，而是统一。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和经验研究”（项目批准号：2021WT4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清民 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省重点基地文艺学研究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6期（总第81期）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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