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都非常重视文艺评论。两个《讲话》明确了音乐评论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阐明了音乐评论的标准，指明了音乐评论的方法和作用。

【关 键 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音乐评论理论基础 评论标准 评论方法

2022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两个《讲话》”)发表8周年。两个《讲话》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在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背景下诞生的；它的另一个背景是结合延安整风运动，纠正当时文艺界出现的问题，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头诞生的，它的另一个背景是纠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界出现的问题，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两个《讲话》虽然相距72年，但一脉相承，它们的根本出发点和基本原则高度一致，它们都具有纲领性的高度，内容十分全面。

两个《讲话》都非常重视文艺评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又对文艺评论工作提出要求：“要加强和改进文艺理论和评论工作，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更加有效地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可见，文艺批评是党的文艺工作十分重要的部分。本文通过学习两个《讲话》中关于文艺批评的论述，就音乐评论问题谈几点体会。

一、音乐评论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为什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方针的基本立足点，也是音乐评论的基本立足点。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把“以人民为中心”提升到党的文艺工作的中心任务，并提出具体的要求。

“为人民大众”和“以人民为中心”，一方面强调作为音乐活动的出发点要面向人民；另一方面要充分注意到音乐审美的大众需求和提高大众审美水平的导向。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20世纪40年代，延安鲁艺创作的歌剧《白毛女》(马可、张鲁、瞿维、焕之、向隅、陈紫、刘炽作曲，贺敬之、丁毅执笔编剧)和《黄河大合唱》(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就是动机和效果一致的典范。从音乐评论的角度来说，创作这两部作品正是当时人民大众的愿望。《白毛女》的阶级感情和《黄河大合唱》的民族意志，充分反映出那个时代需要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万众一心投入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去的形势。同时，这两部作品的艺术水平也是非常高的，它们不仅给予人民大众审美上的满足，而且从艺术的角度引导大众步入更高的审美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学艺术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向新台阶”。从以人民为中心的音乐评论出发点来看，正是要从时代发展、人民需求、喜闻乐见、精神向上等方面，对音乐活动作出评价。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音乐事业蓬勃发展，尤其是歌剧创作的成绩巨大。从“为人民大众”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出发点来评价这些作品的话，的确涌现出不少佳作。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王祖皆、张卓娅作曲，孟冰编剧，王晓岭、孟冰作词)、《山村女教师》(复排后改为《夏日彩虹》，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红河谷》(孟卫东作曲，陈蔚、钱晓天编剧)、《骆驼祥子》(郭文景作曲，徐瑛编剧)、《运之河》(唐建平作曲，冯柏铭、冯必烈编剧)、《霸王别姬》(萧白作曲，王健、萧白编剧)、《大汉苏武》(郝维亚作曲，党小黄编剧)、《鉴真东渡》(唐建平作曲，冯柏铭、冯必烈编剧)、《我心飞翔》(张千一、周雪石作曲，冯柏铭、黄维若编剧)、《马向阳下乡记》(臧云飞作曲，代路、廉海平编剧)、《呦呦鹿鸣》(孟卫东作曲，咏之、郭雪编剧)、《沂蒙山》(栾凯作曲，王晓岭、李文绪编剧)、《天地神农》(金复载作曲，游暐之编剧)，等等。歌剧是音乐创作的最高形式，歌剧艺术的成就，是一个时代音乐发展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歌剧评论作品。例如，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评论学会与山东艺术学院联合举办了两届“全国优秀歌剧评论征集比赛”，评选出一批优秀的歌剧评论作品。这些评论牢牢把握住“以人民为中心”的出发点，对新时代涌现出的优秀歌剧作出较为深入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歌剧事业的发展。

民族歌剧《呦呦鹿鸣》剧照(宁波演艺集团供图)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文艺批评时指出：“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定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确定为文艺批评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文艺批评“要以马克思文艺理论为指导”，“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 础之上的，是音乐评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一套自成体系的文艺批评理论，它的科学性在于客观公正地分析问题，辩证、历史地看待问题。音乐评论既需要有正确的哲学立场，也需要有科学的史学态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这两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

二、音乐评论的标准

(一)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

毛泽东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作为政治标准，毛泽东根据当时的社会形势指出：“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在谈到艺术标准时，毛泽东指出：“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很显然，毛泽东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看待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又强调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回顾我们党的文艺工作和音乐事业，凡是真正优秀的作品，都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高度统一的。前面提到过的歌剧《白毛女》和《黄河大合唱》是这方面的典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涌现出的一些优秀音乐作品，其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都是经得起推敲的。比如：歌剧《江姐》(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阎肃编剧)、《洪湖赤卫队》(张敬安、欧阳谦叔作曲，朱本和等编剧)、《刘胡兰》(陈紫、茅沅、葛光锐作曲，于村等编剧)、《红珊瑚》(王锡仁、胡士平作曲，赵忠等编剧)、《草原之歌》(罗宗贤作曲，任萍编剧)、《红霞》(张锐作曲，石汉编剧)、《柯山红日》(庄映、陆明作曲，陈其通编剧)，等等。又如管弦乐《红旗颂》(吕其明作曲)、《春节序曲》(李焕之作曲)、《嘎达梅林》(辛沪光作曲)、《黄鹤的故事》(施咏康作曲)、《山林之歌》(马思聪作曲)、《台湾舞曲》(江文也作曲)、《云南音诗》(王西麟作曲)、《北方森林》(张千一作曲)，等等。还有许多其他体裁的优秀音乐作品。

1998年维也纳金色大厅《虎年新春音乐会》民族管弦乐《春节序曲》作曲：李焕之指挥：陈燮阳 演奏：中央民族乐团(来源：“中央民族乐团”微信公号)

(二)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 “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四个评论观点，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虽然是对文艺创作提出的要求，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对艺术批评提出的基本标准。音乐评论也应该建立在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三个标准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音乐界涌现出一批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高度统一的音乐作品，充分显示出我国音乐事业的蓬勃发展。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何占豪、陈钢作曲)从思想性来说，表现了男女忠贞爱情和对封建宗法礼教的控诉和反抗的进步思想。从艺术价值来说，一方面它是洋为中用的典范，借鉴西方协奏曲体裁和奏鸣曲式结构原则；另一方面，它也是古为今用的典范，把传统戏曲音乐的旋律和富有特色的板式用于协奏曲的表现。从文化内涵来说，这部作品采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同名越剧的音乐主题，在西方协奏曲的结构模式中融入中国民间音乐风格；因此，它的音乐比较符合大众的听觉经验，也能满足广大观众的听觉期待。歌剧《夏日彩虹》(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是近年来中国歌剧中的优秀作品之一。该作是在歌剧《山村女教师》的基础上修改复排后上演的，其精神高度体现在扶贫工作中一位年轻教师把年轻的生命奉献给山村教育事业，是新时代精准扶贫工作在教育领域的一个缩影。这部歌剧的艺术价值也很鲜明，作曲家将童声合唱作为凝聚戏剧结构的主导，充分体现出歌剧音乐的戏剧性功能，达到了把音乐与戏剧融为一体的艺术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文艺飞速发展。近两年，由于疫情而导致传统文艺的传播渠道受阻，网络文艺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当代文艺的主力军。精神高度、艺术价值、文化内涵依然是网络文艺的评论标准。近日，各大新闻媒体和平台报道了“千人‘云合奏’《光明行》”的网络文艺活动。该活动由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胡琴专业委员会会长于红梅教授发起并策划组织，特别推出刘天华名曲《光明行》云合奏网络文艺活动。参加这项活动的有来自45所高校、37个文艺院团、48个社会团体的1086名胡琴演奏家和胡琴爱好者。这项网络活动的精神高度，诚如于红梅教授所说：这次活动，不但用琴声表达胡琴人的心声，更希望用音乐温暖心灵、用艺术凝聚力量。相信万众一心，并肩同行，同心战疫的信心与意志定可迎接光明的未来，共同谱写春天的美好和希望。这次云合奏《光明行》的艺术价值也非常高。首先，目前国内最顶级和海外最有影响力的胡琴演奏家都参与了这次活动，其中也包括青年学生和业余爱好者中的精英。其次，这次活动的参与者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通过云端的时空组合，把《光明行》的旋律融合在一起。从听觉审美上来评价的话，不仅沁入人心，而且令人倍感亲切。

云合奏《光明行》(来源：“中国胡琴”微信公号)

三、音乐评论的方法和作用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对音乐评论来说，我们首先要运用辩证的思考对音乐作出评价。这里包括思想与艺术的辩证关系、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辩证关系，以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等等。

(一)辩证的思考

在谈到艺术作品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时，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求的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毛泽东明确把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看作是一对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是对音乐作品和音乐活动评价的标准和基本方法，只有牢牢把握好这对辩证关系，才能对各种音乐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也就是对优秀作品的评价标准，是建立在思想和艺术的辩证统一之中的。

在两个《讲话》中，也都提到普及和提高的辩证关系。毛泽东首先指出：“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非常精辟地表明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在谈到这种辩证关系的内在原因时，毛泽东又指出：“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在论述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时，毛泽东依然强调文艺工作的人民性：“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艺术创作时指出：“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用最形象的语言生动地描述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显然是提高与普及的文艺载体，“顶天立地”与“铺天盖地”分明是提高与普及的社会形态。在论述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中，习近平总书记依然念念不忘“以人民为中心”，把“为人民群众所喜爱”作为评价优秀作品的根本标准。

毛泽东在《讲话》中也谈到文艺工作的批判与继承之辩证关系，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在谈到为什么人的问题时，他又指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毛泽东在这里把批判与继承的辩证关系，也置于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创造，依然把人民性看作高于一切的原则。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中批判与继承的论述，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发表的，虽然有它特殊的时代背景，但从中依然能够清楚看出他的文化胸怀。他在《讲话》中还指出：“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批判与继承的辩证关系，在很大范围内，也包括中国和外国、古代和现代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就这些问题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在谈到如何评价一部优秀作品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辩证统一关系。他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把文艺评论的标准放在当代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并且强调，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他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到经济效益。”“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两个《讲话》中所论述的一系列辩证关系，正是音乐评论需要掌握的基本的方法。

(二)历史的眼光

任何一部音乐作品都代表着某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也留有那个时代艺术思维的印记。因此，音乐评论必须用历史的眼光确定评价标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观察不同时代的音乐现象和音乐活动。毛泽东早在80年前就指出：“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这句话充分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艺术评判标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因为，历史在前进，思想意识在发展，艺术思维在改变。音乐评论只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真正起到推动音乐艺术繁荣发展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时隔两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每部音乐作品都有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关系，我们在评价一部作品时，只有牢牢把握它的时代风格和历史地位，才能作出正确判断。同时，当代中国的音乐评论更应关注人民大众的审美需要，这个需要并不是单纯的迎合，而是从审美上给予人民大众更多引导，使音乐评论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未来需要的远见上，引导人民大众获得日趋高尚的审美需求。音乐评论要用历史的眼光观察和确立符合人民大众的审美需要。

(三)科学的态度

音乐评论不仅要有辩证的思维和历史的眼光，还应有科学的态度。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这段话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文艺批评应允许不同流派艺术作品的存在，允许它们之间的自由竞争；第二，文艺批评应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予评价；第三，文艺批评的科学态度表现在推动艺术的进步上。音乐评论也应有科学的态度，应遵循音乐艺术的规律，围绕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开展评价。评论者不以个人的好恶，而是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容纳不同内容、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和不同形式的音乐表演。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并进一步指出：“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虽然是针对文艺创作而言，但从文艺批评的角度来看，上述要求正是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去评论音乐作品和音乐活动的理论依据。当我们在评价一部音乐作品的时候，应该充分看到音乐家的创作个性，只有当我们立足于作曲家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去评价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的音乐评论才能体现出公正和科学。在创新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贵在独辟蹊径、不拘一格，但一味标新立异、追求怪诞，不可能成为上品，而很可能流于下品。”音乐评论也应该遵循创新的原则评价音乐作品、音乐表演和音乐理论研究。要力求把优秀的音乐作品和音乐表演艺术推向人民大众。习近平总书记还从市场的角度对文艺批评提出要求，他指出：“要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合理设置反映市场接受程度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标，既不能忽视和否定这些指标，又不能把这些指标绝对化，被市场牵着鼻子走。”音乐评论应该坚持客观科学，要高度重视音乐艺术的审美功能。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应该营造健康的文艺评论生态环境，以避免误导文艺创作和文艺发展。

音乐评论的科学态度还应表现在实事求是、敢于批评的工作态度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艺评论工作时明确指出，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当前我国的音乐评论，好话多、批评少，对一些不良现象也缺乏正义感，生怕得罪人。比如文艺演出中的假唱现象，直到现在仍然未能被制止，这也多少和音乐评论的不闻不问有关。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广大音乐评论工作者认真学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并回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积极参加文艺评论和音乐评论实践，取得了较好成绩。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自成立以来，始终重视文艺评论作品的推优工作，近年来评选出一批优秀的文艺评论作品。这些作品一方面作为我国文艺评论领域的示范性文章，推动文艺评论工作更好开展；另一方面，也向人民大众推荐当代优秀文艺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引领新时代文艺创作健康发展。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评论学会也根据当前的音乐创作和音乐活动开展的情况组织各种专题的评论，并与人民音乐出版社、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人民音乐》杂志社和部分高校联合组织音乐评论推优活动，通过推优活动培养了一批青年音乐评论骨干。年轻的音乐评论工作者能够抱着科学的评价态度，遵循音乐艺术的规律，对当代的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教育和音乐社会活动作出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其中不乏对质量低劣的音乐作品和不良音乐现象提出尖锐批评的文章。

总之，努力发挥音乐评论的作用，既体现在对作曲家和作品的优劣评价上，也体现在指引听众正确的审美评价上。我们的音乐评论工作要努力成为引领社会、推动社会音乐文化向前发展的动力。我们音乐评论工作者将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牢记使命、牢记职责，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同党和人民一道，努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

作者：王次炤 单位：浙江音乐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6期（总第81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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