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讲话》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精神财富之一。本文围绕这一问题，以文本细读的方式，从其何以成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原因，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途径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阐述，同时分析了当下我国文艺在此问题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根源所在，以及毛泽东同志对于解决此问题的具体思路于解决当下我国文艺相关问题的价值与借鉴意义。

【关 键 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为群众 如何为 原因分析 解决办法 80周年

“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结论”部分所讲到的五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2022年是《讲话》发表80周年，80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一问题，对于更好地继承《讲话》的理论遗产，认清新时代我国文艺发展的基本方向、定位，更好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多出精品力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一.“为什么人的”问题的提出

毛泽东同志《讲话》“引言”部分说过，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因此，在“结论”部分主要的任务就是解决问题，而要解决问题，就要切实找到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正确方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反对的：“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和原则呢？毛泽东同志说：“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有了做事的原则，接下来就要明确我们的“实际”和“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什么。对事实作出准确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判断准确并在这一基础之上进行分析研判，就能获得对待问题的正确思路，找到解决的办法，否则如果对事实的判断出了偏差，那么建立在对错误事实判断之上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必然要出问题，凡事皆如此。

我们面临的事实又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对此作了全面而具体的论述。他说：“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这里毛泽东用“不可否认的事实”来强调以上所列七项内容，便是“考虑我们的问题”的事实依据和现实基础。对一个问题的理论阐释和理解认识，或许永远都有片面性或瑕疵，都有在以后被他人修正修改的可能，但最原始最基本的材料和事实，却永远都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可否认的”。因此，有了摆出的客观事实，对于问题的解决也就有了希望和可能，也就好办起来；就可以在对事实材料的进一步分析研究中，发现客观事实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找出问题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进而抓住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毛泽东同志正是根据以上所摆出的各种客观事实，总结出了延安时期文艺存在的主要问题。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样，“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也就自然成为毛泽东同志《讲话》“结论”中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和焦点问题，他对其他所有相关问题的梳理阐释也都来源于此。

明确了“为群众”和“如何为”这一“问题的中心”，接下来就是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为此，毛泽东同志指出：“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正如解决问题首先要发现问题，要治病首先要知道病因在哪里一样，既然已经明确“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的问题处于“问题的中心”，那么接下来就需要搞清楚“群众”又具体指向哪些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或搞不清楚，那么“为群众”的问题就会对象不明，“如何为”的问题也就可能因人而异、各有理解，在实际服务上就会各行其是、出现偏差，实际上就等于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由此来看，“群众”或者说服务对象就是首先需要弄清和具体化的，“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就自然成为了第一个需要解决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毛泽东同志《讲话》“引言”中提出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学习问题”等也就无从谈起，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目的也就难以达到。可见，在“为群众”和“如何为”这一“问题的中心”的两个问题中，“为什么人的”问题又是更重要的、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如何为”等其他问题才能根基扎实、清楚明了，“为什么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为”的前提，还是《讲话》所阐述的其他问题的前提。因此，毛泽东同志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也正是本文之所以要选择对“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再作讨论的缘由所在。

二.“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解决的原因分析

“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非常重要，然而这一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在“结论”部分，毛泽东同志在总共所谈到的“四个问题”和“一个解决办法”中，第一个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并且他以单句成段的形式抛出了这一问题，他说：“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然后紧接于此，他在第二段的首句又指出：“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

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列宁那里，这个问题确实是已经解决了。1905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提到无产阶级写作时说过：“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里列宁说的话是再明确不过了。而对于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艺工作的人来讲，这个问题应该也是清楚的、不用多讲的，因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离开大城市，汇聚于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同样也不是为着“饱食终日”的贵妇人和“胖得发愁”的上层分子服务，而是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然而，毛泽东同志对此却以“其实不然”四个字给予了断然否定的回答，并提出了“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这一结论。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说这个问题“似乎是解决了”但并“没有明确解决”，是因为“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四个“在……中”的具体表现以及这些实际存在的问题所产生的“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就是证据所在，这与毛泽东同志所坚持的“应该从实际出发”的做事原则是一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要靠事实来说话。

既然“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列宁那里“早已解决”、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似乎是已经解决”，那为什么又出现了“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等这些“没有得到明确解决”的问题呢？毛泽东同志对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述和分析。首先，他承认“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并具体列举了这种文艺的三种形态，即封建主义的文艺、资产阶级的文艺、汉奸文艺，并认为，封建主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资产阶级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汉奸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其次，他认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显然毛泽东同志将“无产阶级领导的”“为人民的”“属于人民大众”的文艺与“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区分开来。他指出，不同的文艺为着不同的阶级以及当时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新艺术”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性质，能使大家更清楚地认识到不同阶级不同阶段之间文艺的区别之处。这里毛泽东同志强调了由于文化性质的不同，“我们”的文艺在服务对象、领导阶级与资产阶级文艺的不同之处。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用今天的话来讲，实际就是提出了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和阶级属性的问题，不同的文艺服务于不同的阶级，这是由阶级的性质以及阶级的地位所决定的。“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具有无产阶级的文化特性、服务对象、审美追求的文艺，其他阶级的文艺就不是这样。当然任何文艺的产生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需要面对此前的文艺遗产，无产阶级的文艺也是如此，它对之前文艺的继承，并不会改变它的目的、性质和服务对象，而是加强了它的目的、性质和服务对象。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也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和讨论。毛泽东同志认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也就是说，无论是对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的继承，还是对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的利用，目的都是“为了人民大众”，最终使之成为“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关于对传统文学艺术的利用和继承以及对待外来文化方面，毛泽东同志在许多文章或讲话中都有较为明确的阐述，他提出的“剔除糟粕、吸收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观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总之，虽然毛泽东同志看到了“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存在的问题，但并没有对这些文艺遗产完全抛弃、一概否定，而是提出了客观辩证、批判继承、吸取精华的观点，这与鲁迅先生所提出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思想是一致的。对于传统文学艺术或外来文化的批判继承利用，使之成为服务于“人民大众”的东西，这是客观公正对待不同文学艺术与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已成为我们处理不同时期、不同类别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和宝贵财富。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如何对待外国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有着许多重要的见解和认识，可以说与毛泽东同志的看法一脉相承，这里不再赘述。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无产阶级的文艺最终都是“为了人民大众”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人民大众”呢？弄清这一问题或者将这一问题具体化、对象化，对于进一步理解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所存在的亟需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此，在以上问题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最终提出了为我们所熟知的文艺要为“四种人服务”的概念，从而使“人民大众”的具体内涵有了非常确定的所指对象。毛泽东说：“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这里毛泽东同志鲜明地提出了我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的观点，“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毛泽东同志在马恩等经典理论家论述的基础之上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的新阐释、新发展、新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明确了文艺是为“这四种人服务”的，那么我们做到了为这四种人的服务了吗？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同志进一步作了分析。首先，他提出了“阶级立场”的问题。他说：“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他之所以没有直接回答或正式回答是否“做到”的问题而是先提出了立场问题，是因为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笔者认为，这段讲话中毛泽东同志主要说了两层意思，一个是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为工农兵服务的，这个问题很关键；另一个是“在理论上”或“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人会不看重工农兵群众，但“在实际上，在行动上”这种情况却是实际存在的，“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也“正在这里”。总之，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还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这才是衡量是否做到了“为四种人服务”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同志所列举出来的有些同志“在实际上，在行动上”都更看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是工农兵的两种情况，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其一是，“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其二是，“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两种情况都是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已经存在和表现出来的情况。不仅如此，关于这第二种情况，毛泽东同志还更为具体地举出了他们的多种表现：1. “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2. “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3. “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4. “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5. “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以上所有这些事实都充分证明：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还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很重要，是看在实际上、行动上还是看在理论上、口头上很重要，是不是走出了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工农兵群众心连心、心贴心，是不是爱工农兵群众很重要，这些都是判定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否真正做好或得到解决的关键所在，然而现实情况与此显然是格格不入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我们知道，延安文艺队伍构成本身是复杂的，文艺家们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各种出身各种成分都有，因此出现这种“没有解决”或“没有明确解决”的情况也是很自然的，只要客观对待，加之教育引导，完全是可以解决的。毛泽东同志对此问题作出了细致入微的分析，不仅态度坚决而且对于解决的长期性也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总之，“为什么人的”问题是首要的根本的问题，是无论经过多大的困难都要彻底解决的问题。当然，这也是能够解决的问题。

三.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办法和途径

在详细分析了我们的队伍中有些同志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还存在实际上、行动上没有彻底解决及其原因之后，毛泽东同志最终提出了正确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办法。他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主要通过三个“一定”表明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坚定态度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途径。三个“一定”中的前两个“一定”表达了解决的决心和期待出现的必然结果，说明了这一任务是毋庸含糊的，是必须做而且要完成和要做好的。第三个“一定”中的两个“深入”和两个“学习”，则为我们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思路和办法，这就是“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来实现把立足点“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和“无产阶级”这里来的最终目标，从而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从以上论述可知，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深入”和两个“学习”的具体措施，是“彻底地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伴随着这两个“深入”和两个“学习”，毛泽东同志还提到了最终可见的效果即两个“移到”和“逐渐地移过来”这样一个必然的中间环节。也就是说，这个“彻底地解决”的过程是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的。

“深入”和“学习”阶段是第一个阶段。对于从上海“亭子间”等大城市来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人而言，要做到两个“深入”其实绝非易事。所谓“深入工农兵群众”，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就是要主动地接近他们，了解他们，研究他们，和他们做知心朋友，从而实现对他们的描写，从衣服到面孔都是他们的样子。对工农兵的爱，不仅要爱他们的感情，也爱他们的姿态，爱他们萌芽状态的文艺。一句话，就是要把自己当作工农兵群众当中的一员，能够做到和他们情感相通，能够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看待生活。所谓“深入实际斗争”，依据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实际上指的就是深入“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走进实践第一线，与工农兵群众一起并肩战斗，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使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得到锤炼和提升，从中国革命的鲜活实践中获得生活素材与第一手材料，留下感性认识，并在创作中书写工农兵群众的情感，抒发他们的心声。实际上，两个“深入”主要解决的就是文艺工作者对于“工农兵群众”和“实际斗争”不熟、不懂的问题，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引言”中所说的“人不熟”“语言不懂”的问题。

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同样谈了两个方面：一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是学习社会。对于这两个方面的学习，毛泽东同志在5月2日的“引言”讲话中已经作了专门的论述。首先，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还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为例来说明，“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批评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毛泽东同志借此指出：“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更多的是从文艺工作者“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熟悉、不了解，从而造成了在理论上颠倒是非，在文艺创作、文艺观念上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这一现象而提出来的。因此，为了纠正这一现象，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这一论断。实际上这里毛泽东同志所要求的就是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普及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对此问题的强调，与各抗日根据地存在的各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芜杂混乱，许多糊涂观点盛行，已严重影响到文艺的正向创作和思想领域的健康发展，以及对抗战宣传已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事实直接相关。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提出要“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一方面是说这种情况比较严重，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使那些有错误和糊涂认识的文艺工作者得以警醒和改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无疑对肃清各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的错谬之处，制约制止各种糊涂观念，达到思想认识上的统一，使文艺更好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服务于中国革命的需要，是极为重要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

其次是关于“学习社会”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引言”中提出：“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结合前文已经论述过的毛泽东同志在“结论”中谈到的“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强调“学习社会”，实际上就是强调“研究社会”，就是要大家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这一角度来分析、了解和认识社会，就是要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确定不同对象在社会结构中的身份关系和阶级定位等。如果说“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理论上的学习的话，那么“学习社会”就是指要把这种纯粹理论上的学习体悟，转化为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认知，从而做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显然，在这两方面的学习中，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是口头的马克思主义，而成为“活的”、实际劳动实践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谈的两个方面的学习，实际上就是理论学习和理论运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要活学活用，学了不在实践中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仍是本本上的马克思主义。由此来看，在延安时期，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运用，无疑是从根本上解决文艺工作者在思想认知和文艺观念上一切错误倾向、糊涂认识的重要手段。毛泽东同志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的观点看法，对于我们处理当下文艺工作者的理论学习和社会学习也有极强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经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能够改变文艺工作者对人民群众的熟悉和了解程度，加强他们同工农兵群众的情感联系。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的学习，可以提高文艺工作者的理论认识和思想水平，更清楚地辨析和认清各种错误倾向、糊涂观念，从而最终使他们将立场和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当然这种“移到”不会是瞬间的质变，而会是一个较长时间的、不断地量变的过程，甚至需要经过个人在不同文艺观之间选择取舍的痛苦斗争才能最终实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逐渐地移过来”的过程。

从以上分析可知，关于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虽然着墨不多，但每一句话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都需要有一个较长而复杂的实践过程。本文之所以对此作出如此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其原因正在于此。同时，这是最终解开延安时期文艺存在问题的答案和钥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得到解决，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才能真正达到，广大文艺工作者也才能放下包袱，不断前进，为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不懈奋斗、作出贡献。

四.“为什么人的”问题也是当下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毛泽东同志在《讲话》“引言”中所批评的“一切应该从‘爱’出发”“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观点，以及在“结论”第四部分所总结出的在“政治方面”“更成为问题”的八种“糊涂观念”等，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做到完全解决，其中的许多问题甚至在今天也仍然是文艺工作中存在的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正如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又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的那样：“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对照来看，以上这些内容不正是有着延安时期文艺问题的影子吗？

当然，这些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并且解决起来如此之难，一方面说明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糊涂观念的存在有其极为复杂的生成背景和原因，对这些生成土壤、背景和原因的彻底根除是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从而也就使这些问题可能如影随形，长期存在。另一方面也说明工农兵文艺、无产阶级文艺或者说社会主义文艺的建立建设同样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是要在与各种资产阶级的文艺或者说“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的斗争中才能实现的，是要在对各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各种错误的文艺倾向以及我们文艺队伍内部存在的各种糊涂观念不断斗争的过程中最终战胜它们才能逐步完成的。但实际上，这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这世界上还存在着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着压迫和不平等，那么不同的阶级的文艺就会存在，相应的，不同阶级之间的文艺方面的斗争也就不会停止。因此，面对文艺工作中存在的旧的或新的问题，我们就必须要有不断去辨析斗争、打持久战的精神，只有这样，那些错误的思潮和观念即便不能彻底根除，但至少我们也能够在切实践行两个“深入”和两个“学习”的过程中，认清它们，从而清扫其生成的环境，扼制其肆虐的可能，并为最终实现彻底清除和消灭它们作准备，阶段性地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无产阶级文艺或者说社会主义文艺得到健康繁荣发展，这或许就是《讲话》在“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上，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在作出了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梳理之后，我们不仅明白了“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关键性问题所在，也知道了具体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性办法和途径。毛泽东同志也在这一部分的最后进一步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从这段话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在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之外，还将“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这一“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错误倾向，同样作为一个“根本问题”提了出来，并最终指出“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笔者认为，毛泽东同志之所以将“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这一现象也作为一个根本问题提出来，旨在说明这一问题是否解决，对于延安文艺工作的中心问题——“为群众”和“如何为”的问题——的解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一问题是具体的也是“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然而却是现实当中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不予重视的甚至是难以觉察到的问题，是实际存在的问题。同时，这一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解决，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意味着“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五.结语

关于解决“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问题，毛泽东同志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条分缕析，抽丝剥茧，富有逻辑地进行了详细阐述与分析，本文也以细读的方式对此进行了解读与探讨。实际上，在《讲话》中，关于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前后有过几种不同的说法。首先，他在5月2日的“引言”中曾以“自己人”这一说法提出过。他说：“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这里他显然是将“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和“自己人”作了区别对待，他明确提出了“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也就是“自己人”的意思，而“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此时显然还没有被纳入到“自己人”的队列中来。而在“结论”中，他虽然提出过“为群众”的说法，也提出过“为人民”或“人民大众”的说法，还进一步将“人民大众”的含义界定为“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个为大家所熟悉的“四种人”的说法，并明确指出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也是“革命的同盟者”，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层意思。显然这里就与“引言”中的说法已有所不同，“革命的同盟者”在此虽然还说不上就是“自己人”，但显然却和“自己人”一样已作为文艺要服务的对象而存在。另外，在“结论”中，毛泽东同志还多次用“工农兵群众”这一术语来替代“四种人”的说法。但无论怎样，在笔者看来，以上所有这些关于文艺服务对象的提法，都和后来我们所说的“人民”这一概念之间有着相近或相似的意思，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其内涵可能会有一些细微差别，但其根本的意义指向应该是一致的。正如在“结论”中，毛泽东同志又再次强调的那样，“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显然，“为什么人的”问题，在毛泽东同志这里，或者说在延安文艺工作者那里，乃至以后的党的不同历史阶段中，都应该是清楚的。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分析的那样，明白了服务的对象，还要解决“立场”和“立足点”问题；理论上解决了，还要“在实际上，在行动上”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从理论上解决了，还要解决“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以及文艺界的“宗派主义”等这些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总之，和“为什么人的”问题一样，毛泽东同志认为，这些也都是“根本问题”和“原则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彻底的解决。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文艺已开拓出新的局面，成绩斐然，精品力作层出不穷，极大地满足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需要，也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切实“发挥了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的作用”，“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焕发新风貌，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创造，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然而，如同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在“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问题中所分析的那样，制约或影响文艺健康发展前行的因素，一定不是那些关于文艺的基本方针政策观念方面的问题，而是那些在创作者内心所存在的“在实际上，在行动上”“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以及文艺上的“宗派主义”等问题。也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所批评的那些问题一样，所有这些问题才是需要我们倍加警惕和防范的。除此之外，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抽象人性论、极端个人主义写作、以洋为美，等等，凡此种种创作倾向、错误思潮、糊涂观念等都是我们应该认真辨析和批判的，都与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及文艺本质的“人民属性”相违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的格外重视和注意，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最终找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办法，对于解决当下我国文艺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推动新时代我国文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和借鉴意义。

*本文系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一般项目“新时代文艺批评的新使命研究”（项目编号：SM201911417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丁国旗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6期（总第81期）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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