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美林简介：1936年生于山东济南。1955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1956年随院系调整成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首届学生)。现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名誉主任、世界华人协会副会长。他是一位在绘画、书法、雕塑、设计、公共美术等领域孜孜不倦的开拓者，同时也是以陶瓷、民间美术等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代表人物。数十年游走于水墨、陶瓷、青铜之间，纵横于绘画、设计与雕塑诸多领域，1983年中国邮政发行的第四套癸亥猪年特种邮票就出自他的设计，红桃绿叶小猪以民间艺术简约喜庆的风格受到世人瞩目；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他创作设计的《大舜耕田》《华凤迎祥》《迎风长啸》《百鸟朝凤》《钱王射潮》《丹凤朝阳》等一系列极具冲击力的巨型城市雕塑，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现代城市的崛起；1988年，他用一只红色凤凰图案，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形象代言”；自为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设计雕塑作品《五龙钟塔》开始，他便展开了以艺术与体育结缘的历程：他所设计的申奥会徽、北京奥运会标志和吉祥物，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作出重要贡献；更不用说让他朝着更高的艺术之峰攀登的书法作品古文字集录《天书》……其作品气势磅礴又洞察精微，艺术风格独到而个性特征鲜明。

近年来，韩美林陆续在杭州、北京、银川等地创建韩美林艺术馆，在宜兴创建韩美林紫砂艺术馆，积极推动社会美育和国际文化交流。创建韩美林艺术基金会，投身艺术公益和社会慈善事业。2015年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称号。2016年“美林的世界•韩美林全球巡展”启动，先后于威尼斯、北京、巴黎、列支敦士登、首尔、曼谷等地举办个展，被威尼斯大学授予“荣誉院士”称号。2018年荣获国际奥委会“顾拜旦”奖章、“韩国文化勋章”。2019年荣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

一、筑梦：文化的故土

张亚萌：2023年年末至2024年年初，您接连在济南、哈尔滨举办展览，为各地观众送去“美林式的艺术温暖”。特别是2023年11月在济南举办展览，是您1955年离开济南后第一次回乡办展，您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吗？

韩美林：我喝过济南的泉水、吃过济南的饭、得到过济南的老师和朋友对我的培养，我是应该回来了，其实我早就应该回来了——这次办展就是向家乡汇报，“九九归一”——我始终没忘了我是济南人、我是齐鲁人、我是山东人，我愿意把我的作品捐赠给我的家乡。

《墨荷图》125x125cm 2018年

张亚萌：美国文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说：“艺术最深刻的美的本质都是植根在祖国文化的故土里。”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您的艺术何以具有今时今日的影响力。您能否回忆一下早年间的经历和您当年接受的美术教育与熏陶？

韩美林：在我的童年里，石灰和墙是我的纸和墨，我经常在人家的墙上乱涂乱画，尤其是新墙，被人告状而挨揍是家常便饭。童年时，我早早被送入济南正宗救济会贫民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六个班里有三个美术、音乐老师，曾经访问过学校的老师、前辈也都是全国著名的专家——李元庆、赵元任、陈叔亮、秦鸿云……他们的言传身教，在我幼小的心中种下了文化的种子。

1949年4月，年仅13岁的我被母亲送去参军，到济南四里山的“革命烈士纪念塔筹建处”去当小兵；后来济南四里山“革命烈士纪念塔建设委员会”成立，司令员看我喜欢画画，便把我调到浮雕组，跟随王昭善、薛俊莲、刘素、张金寿、黄芝亭、黑伯龙、关友声等艺术家学习。认识了那么多艺术家，我当时很兴奋，对沉迷于画画的我来说，无疑是如暗得灯。

1951年，我转业分到济南市文化局话剧团，担任舞美和演员。1952年，全国文工团解散，我被调到济南南城根小学教美术，当时我16岁，比学生们大不了几岁……直到1955年，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就离开家乡进京求学了。

张亚萌：1955年，仅读了三个月初中的您通过努力，短时间连跳三级，顺利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成为一个“传奇”。在中央美院和后来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习中，您曾得到了庞薰琹、叶浅予、周令钊、黄永玉等诸多名家的亲炙。您能详细谈谈诸位老师对您的教育和影响吗？

韩美林：1955年我到北京报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时，中央美院工艺系的庞薰琹老师亲自找我谈话，他告诉我：“根据你现在的水平，直接考大学读美院吧，你考不上明年还可以再来考。”老师鼓励着我、推着我走，我不好好干怎么行呢？于是我用了21天就把高中的功课都背完了，最后以第八名的成绩考上了中央美院。

庞薰琹先生在装饰绘画上给我带来很多启发，我到现在画的东西都有装饰纹。叶浅予老师教我们画速写，他说过一句“画马三块瓦”，这个概括提炼的宗旨，影响了我一辈子——后来我开始画牛、画鹿、画人……掌握这些概括提炼的原则后，我想怎么画就能怎么画。黄永玉老师敢于突破毛笔的限制，用刷子的宽面来绘画，我认为他超越了那个时代。周令钊先生更不用讲了，他在设计上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他走到哪里就把我们这些学生带到哪里，还曾经带着我们参与设计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顶部那个“满天星斗”就有他的贡献……在美术学院学习的时候，只要有时间，老师们就带着我们，把我们当成亲儿子一样对待，我们怎么能不好好学？能得到那么多名师的指点，我真是受益匪浅。

《双马》360x97cm 2020年

二、行走：“艺术大篷车”

张亚萌：您在1977年启动了“艺术大篷车”，到祖国各地采风、写生，目前“艺术大篷车”一共走了多少公里？“艺术大篷车”在行进的过程中，有哪些“风景”是您念念不忘的？

韩美林：我的“艺术大篷车”已经走了不下百万公里，从刚开始的几辆破旧的自行车、摩托车，到现在用飞机、高铁来“行走”，我们的足迹已经遍及世界各地。让我无法忘却的风景，是“艺术大篷车”曾行至三江源地区，我那时已经是个“80后”了，登上海拔将近4000米的日月山眺望青海湖时，我被三江源地区的广阔、高原野生动物的独特和多民族文化的交融所深深感动，心中一直惦念不忘。

张亚萌：“艺术大篷车”留给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有哪些？

韩美林：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5月18日启动的那次“艺术大篷车”，它留给我的“刺激”不是“气味”，而是触及灵魂的中华文化创作源的艺术情态。

那次采风历时近一年，自中国西部东行35000公里。当我们从山西行进到陕北横山县时，在黄土高坡上看到下面一群男女老少，顶着七月骄阳，坐在洼地上看戏……红红绿绿的“舞台”上正演着《霸王别姬》。天太热了，寒酸的紫色灯芯绒横标上有几个黄色大字“横山县艺术剧团”，横标被太阳烤成“M”形，没精打采地耷拉着。

那个舞台还叫舞台吗？——薄薄的一层土铺上些高粱秆，演员们在台上深一脚浅一脚，上来下去——三伏天里，演霸王、虞姬的演员穿的都是露胳肢窝的破洞戏装，可这并没有影响他们认真而执著的演出。

我看到兵败如山倒的霸王退到乌江边、虞姬自刎的那一场戏：本来秦腔的做派、唱腔就有一股“豪里有悲”的气吞山河之势，霸王一上场“哇呀呀”一声吼，见到虞姬，三步并两步弯腰将她托起，仰天长啸，吼着那绝望的触及灵魂的秦腔，他抓住虞姬那把乌丝往嘴里一叼，左腿一抬，金鸡独立……我顿时感到一股英雄气概。但见他把头一扭，大吼一声向前冲去，跳到那滚滚乌江里……这托着美人、叼着头发、金鸡独立、挪着碎碎的哆嗦步的场景，令我久久不能忘怀。

说实话，我看到过各个剧种的霸王与虞姬永诀的艺术处理，见过很多让霸王拉着空架子装腔作势的动作设计，但和这悲怆、触人灵魂的秦腔根本没法相比。在这小小的山洼洼里，我惊讶地发现它竟是藏龙卧虎的中华民族创作源，是那时艺术家们还未开垦的处女地，即便我有八张嘴也讲不完对这几千年丰富文化积淀的感受。

张亚萌：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艺术大篷车”之行，对您的创作而言，意义是什么？

韩美林：我在开动“艺术大篷车”的过程中，手里还拿着另一件东西——“作业本”——我的设计和绘画手稿，足足有七十多箱。这一摞摞厚厚的“作业本”中，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记录“大篷车窗外”交替变换的人文风景，追寻飞速闪现于脑海中的一个个艺术灵感，我的完整作品，无不从中生发而来。

我在“艺术大篷车”上所见到的一切——草滩、高原、小曲、羊群、马嘶、枯井、涩水、姑娘、小伙、暮老、佝媪，以及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看、画、聊、做、哼、讲、捏、剪……还有锣鼓、戏曲、民歌、舞蹈、岩画、土陶、剪纸、村长、农夫、大官、小官、县长、秘书、司机……我看到民间的一切——老百姓的苦、老百姓的乐、老百姓的艺术，于是大量地吸收。

我希望每年有成千上万的“艺术大篷车”来到民间，那里有俯拾即是、取之不尽的艺术宝藏——信不信由你，深入下去以后，那些营养会让你有翻天覆地的新认知，你会重新构建你创作的艺术典型。

于是我坚定了信念：我跟着中国大地上的“陕北老奶奶”们是没错的——她们的后方是长城、黄河、长江、喜马拉雅山，那里屹立着千古不灭的龙门、云冈、贺兰山，黑山、沧源、石斋山，良渚、安阳、莫高窟……我是“中国的儿子”，我也可以大言不惭、问心无愧地讲，我是中国的艺术家，是中国“陕北老奶奶”的接班人。

《牛》雕塑 150×47×75cm 2014年

三、创作：触类与旁通

张亚萌：您在多年的艺术创作中非常热衷于民间艺术形式，像剪纸、土陶、年画、戏曲、服饰……特别是在邮票设计方面，您多次设计出“爆款”，比如由您设计的1983年发行的第四套癸亥猪年特种邮票，朴实夸张的民间艺术风格为世人所瞩目，您是如何理解生肖文化与当代艺术设计之间的关系的？

韩美林：每一个设计的过程都是难的，没有一个是容易的——都是熟能生巧。比如说我为了设计一张老鼠邮票画了七百多个稿子、猪年邮票画了一千两百多个稿子、鸡年邮票画了一千五百多个稿子……画面虽然小，但还是要不断探索。在创作中，我致力于将自己对传统生肖文化的理解融入到生动的动物形象中，使之兼具民族韵味和现代审美。

《癸亥年》猪年邮票设计 1983年

张亚萌：20世纪80年代初，是什么契机让您开始研究陶艺和紫砂？

韩美林：1979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的宜兴陶瓷展览会上，我认识了汪寅仙，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宜兴人。从那时起，我开始了与紫砂几十年的不解之缘。后来，我又见到了我十分敬仰的顾景舟先生，我们俩一拍即合，合作了紫砂壶。顾景舟先生性情清高、布衣淡饭、不慕财富、不求权贵。他不仅是紫砂大师，诗词写得也很好，在文学上很有造诣，他的紫砂艺术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所谓“始有人格，方有壶格”，每一把壶上，都有他“不妥协”的绵绵浩气。比如提梁壶的制作就有些难度，因为烧制完的壶会收缩，它的提梁就容易断掉——为此我和顾景舟一起作了些新尝试，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纯粹的喜欢与热爱。这些紫砂陶艺大师给了我很大的影响，现在我还会把自己创作的紫砂手稿无偿捐赠给宜兴，希望自己也能为紫砂行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张亚萌：自1996年为亚特兰大奥运会创作的城市雕塑《五龙钟塔》开始，至2008年北京奥运会由您设计的吉祥物“福娃”，您与奥运的缘分人所共知。经历了多次为国际体育盛会做设计，特别是获得国际奥委会“顾拜旦奖”后，在您眼中，体育与艺术的关系是怎样的？

韩美林：体育和艺术是一家的——我感觉体育会把人最美的一面呈现出来，美到极致。艺术、戏剧、音乐……与体育都是共通的，就像绘画中线条的粗细浓淡，也是有旋律的。就比如我在创作时还得感谢肖邦——在构思的时候肖邦的钢琴曲最“管事”——这时候若来点军乐团旋律——“咣咣”——根本就画不下去了。但合适的音乐，就会为你娓娓道来，让你的脑子里充满联想，它在无意识中辅助人的创作情绪。其实，运动、体育、艺术……创作中有些神秘的东西，真是解释不了。

《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吉祥物》纪念邮票设计 2005年

张亚萌：您和谢晋导演相知相识四十余载，在谢晋导演诞辰100周年之际，您还为他创作了雕塑。在您眼中，谢晋导演是个怎样的人？您如何将他的形象与特质熔铸在雕塑中？

韩美林：我们相识、相知、相惜四十余年，年龄不同、经历殊异，但我认为，我们对艺术的追求却高度一致，都是通过对个体生命的精微刻画，来表现伟大时代的宏大命题。

谢晋导演曾经说过：“我的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生命的燃烧。”因而我将他对艺术的热爱倾注在这尊落成于曹娥江畔——谢晋导演的故乡谢塘镇的铜像之中。雕塑中的他，是一位大将军，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深谋远虑，指挥若定；是一位思想者，时时表现出他对时代的忧患、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的关切；同时他还是一位守望者，任凭时代风起云涌，依然昂首挺立。

张亚萌：有学者说，您的艺术由远古、现代、中国民间三种基因编码而成，您认为，这个“编码”过程的核心是什么？

韩美林：核心就是积累。积累不只是记忆方面，也表现在各个方面。就像到了内蒙古，你得会唱蒙古歌，到了新疆，你得会唱新疆歌，还得学会舞蹈，民间的刺绣、民间的绘画、民间的土话——这些都挺好玩的——这些东西对你的创作会起决定性的作用，你必须成为一个杂家，才能够最终祭献出你的灵感。要不然“哆哆嗦嗦”，说明“后方”不够扎实，“不哆嗦”才说明肚子里充实、敢拿、有底气。底气就是靠积累而得来的——这就要“行苦”，要像做学问一样来吸收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知识和成果。

《天书壶》 紫砂 21×13×13cm 2011年

四、天书：纳天为书画

张亚萌：1985年，您在艺术的“十字路口”遇到了贺兰山岩画，您能回忆一下当时的“十字路口”是什么样的状态？贺兰山岩画如何启发了您的创作？

韩美林：1985年，我的好友、作家张贤亮邀请我到了宁夏贺兰县的山里，看到了贺兰山岩画。当时，我的艺术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不能跟着学院派教给我的那些写实主义的路子走，也不能听什么“七法八法”的，所以就有些迷茫。一到山里，看到峭壁上祖先凿刻的朴拙图案，让我震惊于这种“古老的现代美”——“无法”，但是画得很自由，所以我一下子开窍了、顿悟了，我回来把桌子一拍、大声一吼：“这就是我的路！”它让我产生了一个转折点：我必须走中国的道路，从这里出发。

贺兰山岩画一下子让我开了窍，成为我在绘画、书法上的转折点，岩画、篆字，以及古文字符号、记号，它们都没有条条框框，无论什么时候我看它们都像看画一样，这不是跟我的画连在一起了吗？

张亚萌：您从小就对古文字非常痴迷，是何时逐步形成系统性的创作思路和体系的？

韩美林：我对古文字的热爱，其实来自于童年时期一次偶然的邂逅。在我儿时家附近的土地庙中，我发现了一本《四体千字文》、一部《六书分类》和两本《说文古籀》，它们由篆字写成，书中像图画的文字对当时的我来说十分新鲜、好玩。就是这些书，影响了我一生，使我成为了“另类”的古文字爱好者。

记得是1972年年底，受“文革”波及，我回到上海母亲家中养病。有一天，我带着两个侄子去逛街，在古旧书店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到了我六七岁起就熟悉的那四个大字——“六书分类”。当时我激动得直哆嗦，让售货员赶快拿过来，急不可待地还没翻一页就浑身发冷、发抖，趴在书上痛哭起来……我使劲儿把书抱在怀里不撒手，也顾不上周围其他人怎么看我，这时我在人间释放不了的错综万千的感情，全部一股脑儿地倾泻在怀里的这些书上了……

之后，在“艺术大篷车”的旅途中，我从全国各地大量的文物和民间符号、绘画、纹饰中搜集整理出甲骨文、古刻划、岩画、纹样符号及数万个字符……1976年，我第一次见到容庚先生，他看过我写的篆字后，就鼓励我多写、多研究古文字，加上后来我逐渐接触了岩画，又在全国范围内系统进行“艺术大篷车”写生，对古文字的搜集也就越来越多。

有一次在香港，启功先生无意中发现了我在笔记本上写下的不知音、不知意、只存形的古文字和岩画，惊叹道：“你这是在办‘收容所’呀！”这一句话仿佛唤醒了追梦人。在他的建议下，我开始认真着手把这些文字符号从绘画的角度写下来——三十多年来，我搜罗到的古文字达三万之多，我想，这些“无家可归”“无祖可考”的文字符号遗存，不仅仅是古文字学的事，更是历史学、考古学、美学、结构学……诸多学科的巨大财富。在搜集的过程中，季羡林先生说：“既然人间不知道它们的含义，只有上天知道，那就叫‘天书’吧。”

《天书》纸本水墨 55×35cm 2020年

张亚萌：2007年，历时34年的搜集撰写，您的首部《天书》横空出世，让人们认识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韩美林。在这个搜集和撰写的过程中，您有着怎样的构思，让作品内部、作品与作品之间达到整体的和谐？

韩美林：我搜寻全球各地的甲骨、石刻、岩画、古陶、青铜、陶器、砖铭、石鼓等文物遗存，记录数万个符号，进而对这些历史文化的符号进行精心的临摹、整理和创作，并“以抽象的形式完成美的创造”。

为了收集更多的古文字，我甚至跑到古窑址里收集破碎的陶瓷片，看到别人不要的我就要，我不忍心看着这些文字彻底湮没于历史中。而且这些古文字漂亮得恰到好处，结构、重心都十分和谐，充分体现着古人的造字智慧和美学观念，对于我的艺术创作有很好的启发——其实我研究书法是为了画画，所以我的取向就不同于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我偏于形象的摄取。

在恭恭敬敬掌握古文字的同时，尤其是古文字在“自由散漫”时期，它的一字多义、一义多字、一字多形、多字一形，对我而言是绝大的诱惑，我敬仰古人伟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所以，我没有让它“统一”的想法——我不希望它“统一”，因为它的多变才使我好奇，才能启发我在造型和结构上的多样性——最好是让它们“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

因而，我试图通过上溯堪称“聋哑美人”的原始文字来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旁涉民间文化中的图形符号来启发想象力；通过捕捉中国古文字以及符号的性格、神韵、气质，充分表达中国古代文字、符号铭刻的深邃而神秘的文化精神，又致力于显示出古文字、符号超越古代范畴的现代意义。“天书”之源头在上古，其形式、理念又与当代艺术相通。这些看似难以参透的图文，又和我们心灵相通，古朴而现代，雄浑而灵动，飞扬飘逸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也闪耀着中国先人艺术创造的独特光芒。

张亚萌：冯骥才先生曾说：“韩美林将自己一项闻所未闻的艺术奉献于世，便是天书。”他评价您的艺术是“远古的现代”，在创作过程中，您是怎么杂糅“远古”和“现代”的？

韩美林：说实在的，时间长了以后，很多都是“下意识”的。积累多了以后，你也分不清甲乙丙丁，这个时候“杂家”就出来了——比如你看写字中有旋律、有硬、有软、有虚、有实，有淡墨、枯墨、焦墨、浓墨，从而就能分出虚、实、浓、淡、大、小、粗、细……这些都是“熟能生巧”。

通过日复一日的钻研、揣摩和实践，我笔下那些不像马的马、不像羊的羊和介于文字和图画的形象，丰富了我、充实了我，直到这黄昏之年，我的创作力仍然涌动而新颖。我的作品目前都还在变化和提高，我总感到我的艺术尚未开始——少年时代积累的奇文怪字、牛头马面，这时都成了我创作的坚实后方。

《行云腾祥》327×127cm 2006年

五、生活：“行苦”的“起点”

张亚萌：“美林的世界•韩美林全球巡展”这个展览品牌，已经巡展过威尼斯、巴黎、列支敦士登、首尔、曼谷等地，目前有下一步的展览计划吗？在全球巡展的同时，韩美林艺术馆也在国内“遍地开花”，特别是2023年冬天，借着在济南举办展览之机，您又将在济南成立第五座韩美林艺术馆，您的初衷是什么？您的数座艺术馆在选址和展陈定位上都有着怎样的考虑？

韩美林：韩美林全球巡展计划在2026年巡展日本的东京和京都。2023年冬天我回乡在济南办展期间，将1000件艺术作品捐赠给济南市人民政府，正式确定第五座韩美林艺术馆将落户济南，这是我对家乡养育之恩的报答。

2005年10月19日，第一座韩美林艺术馆在杭州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2008年6月25日，在京杭大运河另一端的北京通州，北京韩美林艺术馆落成——有人说我这是在大运河的首尾各建了一座韩美林艺术馆，其实这都不是有意设计的，是建成后我们才发现的：在大运河的一头一尾，不是贯穿起这条河了吗？真是巧了，冥冥之中就像是老天安排的。

2015年12月21日，第三座韩美林艺术馆在宁夏银川贺兰山正式开馆，因为我的艺术深受贺兰山岩画影响，可以说这是我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让我对现代艺术的思考更为深沉，从而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新路。因此银川韩美林艺术馆就建在银川世界岩画馆旁边，一边是先人留下的古老岩画，一边是汲取岩画养分而自成一体的韩美林现代艺术作品——我与先人隔着几千年也可能是上万年，但是我们又离得那么近，近在咫尺，好像能感觉到彼此的气息、体温，真是很神奇。2019年12月21日，韩美林紫砂艺术馆在宜兴陶瓷博物馆诞生，与南侧的顾景舟艺术馆南北对称，我说我与紫砂结缘四十多年，要像“钉子户”一样扎根在宜兴，继续捍卫宜兴紫砂的底气和尊严。

北京韩美林艺术馆

张亚萌：您运用中国古老的美的元素，与很多国际品牌合作做了联名款、衍生品，变成了“中国味的世界现代美”，这个过程您是怎么看的？

韩美林：我走了一条“低头拉车”的道路，不张扬、不宣传、不炒作、不搞夸张的那些东西，没想到一抬头，就走向世界了——这个的的确确没有想到。

张亚萌：您除了艺术创作，还致力于艺术公益事业和慈善教育事业，初衷是什么？

韩美林：人之初，性本善，应该善待一切，要爱一切，这样活在地球上才算没有白活。比如我的“艺术大篷车”之行，是艺术采风，更是文化扶贫。我是从民族、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而成长起来的，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们建立了多所希望小学，并在“艺术大篷车”行进的过程中扶持那些没有设计力量的小厂、穷厂、快垮台的厂，在那里烧制的产品都是两套，我们带走一套、给厂子留下一套，用这个方式支持他们。

张亚萌：现在韩美林艺术基金会也做了很多公共美育活动和项目，比如艺术体验市集、艺术大课堂……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您觉得现在的公共美育的难点在何处？

韩美林：这个不难，教育是人的本性，动物都知道要教育孩子，我感觉教育是不难的。艺术家要用大爱去爱这个世界、爱我们的社会、爱我们的孩子、爱动物、爱植物、爱一切……艺术教育的天职就是要把真、善、美带给大家，有了这个核心就不难。

张亚萌：您最近有什么创作计划吗？还想创作些什么？

韩美林：我要把“天书”完成，还有想画的一些画……我感觉我脑袋瓜里永远都不会枯竭，我积累得太多了，能画多少就画多少吧。

张亚萌：您曾被卷入时代的浩劫，早年间也曾历经重重磨难。在您的人生关键词中，有个“行苦”，您还专门写过这样一幅字，“行苦”对您的艺术创作有什么影响？您如何理解“行苦”？

韩美林：“行苦”是佛教中的一个成语，用到我们的实践中，就是你想得到，你必须付出，我感觉这就是“行苦”——艺术成功、事业成功，也不能离开这两个字。

“行苦”是主动的——我往前走的时候，前面是苦；而反过来的“苦行”可不是，它是被动的。我“行苦”，但不认为艺术是“苦行”——我这个人挺硬气的，就是绝不言苦！我既然搞了艺术，就必须把生活里的美收集起来，再把它献给大家。

张亚萌：您曾称自己为“时间穷人”，所以不得不用更加勤奋的创作来弥补在动荡岁月中流失的时间。而如今您典型的“艺术一日”是怎样的？您认为您的艺术创作总能迸发灵感的原因是什么？

韩美林：就是“喘气儿”呗——说实在的，谁也安排不了自己的未来，但我感觉就是一句话：不要放松自己，什么时候能够有创作的时间，站起来就去画。我离我的画室很近，一有时间我可以随时就画。

至于为什么我的创作多年来从不枯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从来都把传统和生活连在一起，使我的创作灵感不断，而且是看得见的，就像小学生一样“天天向上”。中国民间文化是我们取之不竭的源泉——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灵感？那么多作品从哪里来？因为我知道艺术的起点在哪里。

《天下为公》180x192cm 2020年

访后跋语

联系韩美林先生采访之际，“韩美林艺术展”正在哈尔滨如火如荼开展，他在开幕式的视频致辞中表示：“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总是要向世界传达爱和温暖。……温暖，不仅是气象学意义上的概念，更是心灵的感受”——温暖的生机与活力，也是韩美林的艺术带给世人的感受。

纵观其书法、绘画、雕塑、铁艺、陶瓷、紫砂、印染等不同艺术作品，到设计艺术、公共美术、城市景观等各个领域，几十年来创作不息的艺术之路，无不彰显出韩美林的浪漫主义情怀和对生命的激情表达。

作为一位孜孜不倦的艺术实践者和开拓者，韩美林从未停止艺术精进的脚步，屡屡合作跨界，碰撞新的火花。他的艺术创作始终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入人心、影响深远，更是当代中国的艺术代表、时代的艺术标记之一。

采访人：张亚萌 单位：《中国艺术报》社

《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4期（总第103期）

责任编辑：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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