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力力简介：1950年11月出生于杂技世家。杂技表演艺术家、杂技教育家，历任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中国杂技团常务副团长、副总经理、艺术总监、创意总监，北京市杂技学校副校长、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教学艺术总监等。荣获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特殊贡献奖”、匈牙利布达佩斯国际马戏艺术节“终身成就奖”、“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杂技家协会首届“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中国杂技“金菊奖”终身成就奖、“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北京市先进工作者”、首都“巾帼十杰”等诸多国际国内、行业内外荣誉。

作为杰出的杂技表演艺术家，孙力力主演、参演的《蝶恋花——花盘》《软钢丝》等节目先后获得第四届全国杂技比赛“金狮奖”、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国际马戏节“金熊奖”。1995年后孙力力从演员转型为杂技团老师，主抓杂技教学与节目研发，策划创作并组织实施了大量杂技精品节目，培养了两百多名杂技金奖人才，为中国杂技团斩获国内外金奖64枚。其中节目《腾•韵——十三人顶碗》和《圣斗•地圈》《俏花旦•集体空竹》及《协奏•黑白狂想——男女技巧》先后捧回三尊素有“杂技奥斯卡”之称的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金小丑”奖；节目《翔•旋转支架软钢丝》《俏花旦•集体空竹》和《揽梦擎天•摇摆高拐》先后斩获三枚“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可以说，近30年来中国杂技在世界赛场如此辉煌夺目，有“世界杂技金牌储藏库”之称，跟她的个人努力密不可分，所以杂技界将孙力力视为传奇、传说、“星妈”、中国杂技团艺术掌门人。

有人说孙力力是天生为杂技而生的。孙力力出生于杂技世家，父亲力莫曾任原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团长，她小时候跟着父亲去排练厅，对杂技心生热爱，从此走上杂技之路。孙力力名字中的两个力，一个是父亲的“力”，一个是自己的“力”，是两代人杂技力量与精神的传承。自八岁登台开启演出生涯，直到45岁时仍旧在舞台绽放，凭借《蝶恋花——花盘》单手顶节目拿下第四届全国杂技比赛“金狮奖”，成为当时舞台艺术生命最长的杂技表演艺术家。

随后，作为中国杂技团的台柱子，团里安排她去杂技学校当班主任，从舞台耀眼明星转型幕后，由此开启了后半生更加绚烂的杂技教育生涯。培养杂技健儿，为中国赢取金牌，是她的执念，而创新是她获胜的法宝，大胆变革、追求完美，“我要做就做到极致”。她带领中国杂技团驰骋国际赛场、屡创辉煌，见证并助推中国杂技团的腾飞、中国杂技的腾飞，让世界看到精妙绝伦的中国杂技、昂扬向上的中国精神。2024年1月，第15届匈牙利布达佩斯国际马戏艺术节为孙力力颁发了“终身成就奖”，这是该艺术节自成立以来首次向艺术家颁发该奖项，可谓实至名归，这是孙力力向世界杂技界交上的又一份优秀的中国答卷，也是世界对孙力力、对中国杂技的尊敬与感谢。

做了一辈子“文盲”，九死不悔

何瑞涓：恭喜您再得大奖，我们从您和杂技的结缘开始谈起吧。您出生于杂技世家，小时候经常跟着父亲去排练厅，上小学一年级时出于兴趣爱上杂技。就以往的认知来看，杂技是童子功，训练非常辛苦，而且要放弃学业，您当时是怎样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并从此和杂技相伴一生的？

孙力力：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小时候我跟爸爸去杂技团玩，他去忙自己的工作，顾不上我。我被那些道具吸引，在排练大厅里爬上爬下，慢慢喜欢上了杂技。大人们看着好玩，说我是天生练杂技的料儿。为什么不去上学而去练杂技，小时候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后来长大一些，我觉得没能上学学文化是挺遗憾的，但我也没有因此而后悔。因为杂技这个行当就是科班，必须从小练起，同时杂技练功的周期特别长，要从早练到晚，上完学再去练也不太现实。

当时我是八岁上学，上了不到一年，只上到一年级。我在班里学习特别好，语文老师总是表扬我，我还被评为“三好学生”。当我说要去练杂技时，父母都很反对。我爸爸反对我去练杂技，每天把我送到学校让我好好上学，但老师一不留神我就跑了。我妈妈当时不知道是出于爱还是什么原因，倒是没有太阻拦我。我们家四个孩子，生活不算困难，我爸爸是延安时期的干部、是老红军，后来担任杂技团团长，我妈妈是京剧团的党委书记，他们都是文化人。我所有的舅舅，有人大毕业的、有空军军医大学毕业的、有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的、还有中医学院毕业的，他们都是大学生。我们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大家庭，就出了我这么一个“文盲”。

小时候练功确实很苦，早上五点半就去倒立、拿顶了，鼻涕眼泪一把一把的，等20分钟至半小时后疲劳劲过去了，人就麻木了，每天如此，有时候真是扛不住。我们班一个小男孩特别逗，一天早上他就是不起床，老师问他为什么不练功，他说我来例假了。因为头一天有个小姑娘来例假了肚子疼休息，他不懂，以为这样就可以休息了。可想而知当时大家有多累。但是小时候吃了苦长大了却受益，后来我的顶功到45岁还能在全国拿奖，跟小时候的苦练是分不开的。

今天回忆起来，我有时候也会想，如果要真的好好上学，可能我也是个大学生。小的时候去看话剧，看完两场《霓虹灯下的哨兵》，所有台词我都能背下来，记忆力特别好。我如果当时好好上学，可能有这方面的天赋。有时候我也想，做了一辈子“文盲”，这个选择对不对？但是既然选择了杂技这条路，就九死不悔，一直到了今天。

何瑞涓：您的天赋在杂技领域得到了充分发挥。之后，您随父母转业到了东北，又从哈尔滨市杂技马戏团到黑龙江杂技团，直到1985年调入中国杂技团。年轻时的经历之前很少听您谈起过，您当时主要练哪些项目，那时候有哪些难忘的事情呢？

孙力力：杂技项目我练过十几种，练得最多的是顶。我个子不高，那时候体重八十多斤，大多杂技节目都要寻一个“尖子”，我经常当那个“尖子”。杂技参加国际演出和比赛特别多，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杂技在各艺术门类中是走出国门、对中国形象宣传力度最多、最大的。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时任外交部部长陈毅就说过，杂技是开展人民外交的“先行官”。我第一次出国演出时二十多岁，朝鲜、日本、南美、欧洲等国家和地区都去过，那时候心底里就萌发出一种信念，就是中国杂技人站在舞台上，是能够为国家争光的，我们有必要让世界更多地了解真实的中国。

记忆深刻的是1981年，我随黑龙江杂技团到南美阿根廷一个叫马德普拉塔的海滨城市演出。走出机场碰到台湾人，他们打招呼说：“你也来自台湾吗？”我说：“我来自北京。”“你们北京穿这样的衣服吗？”那时候我们穿的确良，他们很惊讶。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就说：“我们平时穿得比这个还好，因为今天坐飞机我穿得简便一些。”还有一次我们去土耳其演出，就有外国人说在他们脑海里中国人穿大袍子、男的脑袋后边梳着大辫子。由此可见，那个年代信息还不发达，他们对中国大陆的很多认知都是歪曲的。

后来我们在阿根廷演出时，一个很大的剧场里人山人海、掌声如雷，鲜花不断送到台上，我们谢幕五六次都下不去。看到中国杂技走出国门这么受欢迎，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油然而生，我们这代人走出国门，既是宣传中国杂技，也是宣传中国文化，我们可以通过杂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形象、看到中国人的艺术、看到中国人的坚强意志和精神面貌。那时候我还年轻，但已经朦胧地懂得了要用杂技去证明中国很强、很棒。

我很自豪干了一辈子杂技，杂技这个行当为树立中国形象作出了贡献。中国强则杂技强，所以我们每一次出国比赛，我努力做的不是拿金奖，而是一定要拿金奖第一名，我要让世界看到不一样的中国杂技。演员们登上舞台，就不再是自己，而是代表着中国人，因此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现在对年轻演员们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我那时候去国外演出还会带国旗，心里永远有这种情感。

从舞台“玩命徒”到孩子们的“孙妈妈”

何瑞涓：1985年调入中国杂技团后，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1995年第四届全国杂技比赛，您主演的节目《蝶恋花——花盘》单手顶节目获“金狮奖”，其中的杂技技巧已成绝响。当时您45岁，创造了舞台艺术生命最长的杂技表演艺术家新纪录。一般杂技演员三十多岁就已经很难登台了，您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孙力力：那是1992年，有一天团长让我参加业务研讨会，讨论第四届全国杂技比赛参赛节目，我就画了十几张草图，其中包括顶碗，我提出文活武演，要“出手”，演员脚上有碗，同时要完成翻腾、抛接动作；还有花盘节目，我加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单手顶脚上起单手顶”。当时大家都觉得我在天方夜谭，说这些都是不可能完成的技术动作。我说这就是出奇制胜，不试试怎么知道？如果做到了那就是杂技界独一份。节目几十年没变化，观众是不会接受的，不是节目质量好就行，就像尖头皮鞋质量好，现在谁会穿呢？老百姓都在求新求变，艺术也一样，杂技就要为常人不可为，做到了才叫杂技。当时在会上我就是这样辩论的，后来他们也觉得可以试一试。演员也很犯愁，觉得没法练，于是团长拍板决定，“要不花盘的动作孙力力自己上吧”，这个节目就交给我负责了。

我一边照常演出，一边抓紧花盘节目的训练，你知道这一个动作我一天练多少遍？现在的孩子一天要求练五遍，我那时候一个动作一天练120遍，练到什么程度？练到胳膊抬不起来，骑自行车都不能扶把，晚上睡觉也不能好好睡。手腕疼得动不了，我用冰水浇手腕子，浇木了以后咬牙接着练，每天如此，最后瘫倒在地上，靠地上的凉气缓解浑身的酸疼，半天才能爬起来。我们出国演出的时候，我在后台练，让我们将近200斤重的食堂师傅坐在我脚上压，总之是抓住一切时间练功。我就是赌一口气，别人说不可能，我就让它变为可能。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天生争强好胜。

1995年9月我们去比赛，到《蝶恋花——花盘》上场，台下掌声不断，尤其是表演到“单手顶脚上起单手顶”，哗——掌声雷动，大家都被震撼到了，最后不负中国杂技团的期望，拿到了“金狮奖”奖杯。从此中国杂技界认识我了，说孙力力是一个“玩命徒”。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动作已经绝迹了，没有人能练成。我热爱杂技，愿意动脑子，之前演出的节目都会加入我自己的创新动作，很多动作现在也都没人练了。现在我也不提倡这样苦练功了，但还是希望孩子们每天都坚持训练，不要偷懒。

《蝶恋花——花盘》单手顶节目，单手顶脚上起单手顶，下为孙力力

何瑞涓：也是在获奖那年，您迎来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被派往新建的北京杂技学校担任第一届95班学员班的班主任，与六十多个孩子一起吃住。从台柱子到幕后园丁，这样的转型很突然，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是一次艰难的选择，相当于一次重新创业？

孙力力：当时中国杂技团团长是林建，曾经当过北师大学生会主席，他来团里的时候38岁，比较重视教育。那时候我经常在排练厅里练功，他每次路过就看到我一个人在那儿训练，后来在选班主任的时候，是不是看上我这一点了，我不知道。突然让我当班主任，一开始我坚决不去。为什么不同意？一方面，我热爱表演，愿意演出当演员。我那时候演节目如椅子顶、高拐、高台定车等，经常不佩戴保险绳就上台，胆子很大，我真的爱这个舞台。在舞台上，尤其谢幕的时候，观众给予的那些掌声和那种兴奋的表情，让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特别幸福。所以接到通知时我满脑子都是“我不能上台了”，内心很痛苦。另一方面，那时候我的节目是中国杂技团比较不错的节目，经常出国演出，一次都没落下过。当时出国演出一天挣30美金，合人民币两百多元，而鞍钢工人一个月工资才180元。所以选谁当班主任，谁也不愿意去。团长说，你一边当老师一边还可以当演员。我去学员班以后，也继续演出和比赛过两三次，很快心思就都扑在孩子们身上了，没有时间出国了，自己也适应了，杂技团发展需要后继有人，我就心甘情愿当一名杂技“园丁”了。

椅子顶节目表演

95班有六十多个孩子，大的十来岁，小的八九岁，一开始都哭鼻子闹着要回家。学校最初在三里屯繁华地段，很快搬到亦庄马驹桥。那里很安静，远离社会喧嚣，孩子们受到的干扰也少。那时候学校周围很荒凉，旁边都是高粱地，只有一排旧房子，院墙都没有，也没有后来的这些大楼，连训练道具都没有。最初的道具，是我找一个孩子的父亲帮做的，我听说人家会做木工活，就硬着头皮请人家来给做了几十条板凳。孩子们的衣食住行我都要负责，生病了带去看病买药，夏天换季给孩子们买夏装，冬天衣服薄了我再给孩子们买棉衣，平常盯着他们一点点训练，跟一个大家长一样，特别操心。

我最怕孩子生病，有一次一个八岁的孩子肚子疼，疼得满床打滚，我赶紧抱起孩子就往外跑。学校附近也没有医院，周围都是庄稼地、泥土路，冬天早上车又少，我抱着孩子拦车拦不到，心里着急啊，干脆坐在路中间，总算拦住一辆，司机师傅说：“你不要命了吗？”知道情况后司机师傅立即带我们去了医院。医生说孩子是肠梗阻，再晚来几十分钟就没命了。还有一次晚上带孩子们去看演出，一个11岁的小女孩丢了，没回团里，当时我都急疯了，半夜去剧院里四处找，派出所也去了，幸好剧院车队的人把孩子连夜送回来了，原来那个孩子是看演出时太困睡着了、溜到椅子底下去了，谁也没发现。你说那时候多揪心，万一出点什么事就太可怕了。我和孩子们同吃同住，北京有家我都很少回去，全身心投入在孩子们的生活和教学上。早上六点上早课，直到晚上九点上晚课，我们朝夕相处，孩子们后来都叫我“孙妈妈”，我也真的把他们当成了我的孩子。

孙力力与95班学员在一起

这么多年来，得过金奖的学生我带过大概两百五十多个，我最大的成就就是孩子们都成才了。他们一点点长大，经历结婚、生子等人生大事，凡是在北京的无一例外都邀请我去。前几年我70岁生日时，我说不过生日，孩子们还是订了一个比桌子还大的大蛋糕。当时我正在马戏排练大厅看他们练功，蛋糕推进来，每个人拿着一束鲜花走到我跟前，当时在团里的一百多个演员全都来了，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下来了。作为一名老师，能得到学生对我的爱，我很知足。

演员培养成功了，远比得“金小丑”重要

何瑞涓：您将那么多学员们从几岁的孩子培养成中国杂技团乃至杂技界的中流砥柱，成了名副其实的杂技“星妈”。您是怎样培养出那么多“金牌演员”的？

孙力力：培养杂技人才，“秘诀”就一个字——严，我对他们要求特别严格。杂技根本没有捷径，不可能松松垮垮就成为优秀演员。演员的举手投足、每个动作都要做到极致，台下练没练功，台上一眼就能看出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中国杂技就是最好的验证，一个演员使多大劲、练多少功，直接影响他的成长。

我带出的这些学生，最优秀的应该是95班那批，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金奖演员。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他们真正把杂技变成了综合性的艺术。我一直认为杂技和其他艺术门类都是相通的，当95班班主任时我就提出，一名优秀的杂技演员，既要掌握杂技演员的高难度技巧，又要有舞蹈演员的身韵、戏剧演员的表演、音乐演员的基础知识、武术运动员的精气神、运动员的体魄，还要有综合文化素质的提高。我让他们学习舞蹈、学各种其他艺术。杂技团好多人反对，说我根本不懂杂技，把杂技带偏了，能把杂技练好就不错了，但是我不听他们反对的声音。我拼命挤出各种时间培养孩子们对各种艺术门类的认知，白天孩子们上课，到晚上和休息日，我就找各种艺术门类的演出带他们去看，让他们知道京剧、芭蕾、民族舞、歌剧等都是怎么演的，拓展综合艺术素质。孩子们看完是有收获的，之前排一个小节目，演员们需要抬头挺胸穿芭蕾舞鞋走路，总是找不到感觉。等他们看完芭蕾舞演出后说：“人家芭蕾舞演员是白天鹅，我们就是只鸭子。”孩子们会自己感受到艺术之美，并朝着那个方向努力。

95班第一次在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获奖

与95班学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比赛于夏宫留影

我们那个大院过去只是杂技学校，只教杂技，但我专门请了一批舞蹈老师给他们上形体课，请戏曲老师教手眼身法步，请武术老师给他们上武术课，请电影学院教表演的老师上表演课，请音乐老师教简谱、发声、节奏，请长影的化妆师教男孩女孩们怎么化妆，请灯光师教孩子们怎么对光等。从那时候起很多艺术门类的老师就都留在了杂技团里。后来杂技团以这些师资为基础，办了北京市杂技学校和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综合艺术教育才一直延续下来。这么多年来，让孩子们兼学别样，实现比较全面的发展，这是我一直坚持的教育理念，应该说这对他们的艺术成长道路起到了重要作用。

何瑞涓：现在杂技演员的综合素质如何提高依旧是杂技界的难题。那时杂技界对杂技的认知还处于炫技阶段，您就已经将杂技看作综合艺术，对杂技演员进行综合素质培养了，理念领先了二三十年，这种意识来自何处？

孙力力：我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时候，觉得那时中国的杂技技术是可以超过外国的，但实际上外国的表演超过了中国。因为表演涉及各艺术门类的融合。后来我带孩子们出去比赛时，有个评委就说，你的演员不会笑，越是高难动作越紧张，能有微笑吗？孩子们那时还停留在杂技单纯的技巧层面，说直白点还是耍把式、练绝活。一开始我不接受这个说法，直到在一次演出中，我看到一个意大利男孩出场亮相，身姿挺拔，穿一身白，真像天鹅王子，一下子就让我陶醉了。当时我就感觉到中国杂技演员的艺术品质和国外优秀演员相比确实差太多了。那时我便开始重视孩子们综合艺术素质的培养，让孩子们学习各艺术门类的知识并进行艺术熏陶，这么做就是要提高中国杂技的艺术品格，改变世界对中国杂技演员的看法。后来《腾•韵——十三人顶碗》《俏花旦•集体空竹》等再去国际赛场时，他们说看到了中国演员巨大的变化——从杂技演员变成了杂技艺术家。这个评价让我心里充满自豪。尤其是《俏花旦•集体空竹》和《圣斗•地圈》在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获“金小丑”奖时，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主席、摩纳哥公国公主斯蒂芬妮的一席话让我得到了比得“金小丑”奖还满足的一种满足感。她见到我就拍着我的肩膀说：“我特别喜欢你，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带来的这批演员让我改变了对中国杂技演员的看法。”她说《俏花旦•集体空竹》是用舞蹈演员的舞姿和戏曲的表演来演杂技，《圣斗•地圈》中钻圈的演员姿态也非常精致优美，他们阳光灿烂、充满活力，还能用英语交流，让她看到了面貌一新的新一代中国杂技演员。我觉得这么大赛场的创始人对中国杂技演员有这么高的评价，那么中国杂技团这批演员可以说是培养成功了，这远比一个“金小丑”重要。

《俏花旦•集体空竹》获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金小丑”奖

何瑞涓：生活中关爱演员，但排练时您对演员要求又很严格，给演员们排练节目您有哪些独家妙招？

孙力力：一个节目演员们练得最辛苦的是初期，导演排完了以后他们要记住所有的技巧动作。但是最后要让这个节目排得精致，更多的是细抠，我对演员的要求也更多体现在细节上。细节决定成败，包括你的呼吸、出手和脚的感觉等，哪一点做不到位，就显得这个节目很“脏”，就不完美、有瑕疵。别人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瑕疵无所谓，但是我的眼睛里是容不下沙子的。比如刚刚排练中演员坐在钢琴边做芭蕾演员一样绷脚的动作，他的脚是勾着的，像镐一样，那一看就是因为平时没有多训练，这个动作虽然不是杂技技巧，但坐在那里就不美。细节的准确体现着一个节目的精致程度和品位，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老师监督很难达到。在排练的过程中我始终站在导演边上，每一个需要细抠的动作我都拿本子记下来，力求让它达到极致、完美。

摘金夺银的秘诀在于挑战不可能

何瑞涓：除了亲手培养出一批杂技人才外，我觉得您最大的贡献是参与创排了一批优秀金牌节目。从《腾•韵——十三人顶碗》在2004年拿下第一个“金小丑”奖，到《圣斗•地圈》《俏花旦•集体空竹》《协奏•黑白狂想——男女技巧》《翔•旋转支架软钢丝》《揽梦擎天•摇摆高拐》等，这些节目可以说几乎囊括了国内外重要赛事的奖项，成为杂技史上的经典。请您结合实例谈一谈创排杂技节目的经验，您是如何进行节目创新的？

孙力力：比赛最看重的是什么？是创新。创新又是什么？就是所有人从来没看过的，意想不到的，无论是高难技巧还是表演形式都是第一次出现，既有新度又有难度才是获奖的根本。中国杂技团这些年为什么经常获奖？因为所有的参赛节目评委们都是首次看到。我在中国杂技团这么多年，确实和大家一起策划创作了很多国际国内获奖的节目。你今天看到的这台即将奔赴日本演出的精品节目一共12个，就是我们一起策划创作、带着一批又一批演员一点点打磨出来的。要说是怎么创新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大脑里时刻绷着一根弦，看到什么都能想到杂技，平常生活里的一件小事就可能触发我的新想法，我会思考能不能把它用到杂技里，可不可以这么做或者那么做，接着就去试一试，不断地挑战。

《翔•旋转支架软钢丝》获“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

创新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是中国杂技团这片土壤培养了我，一个节目的成功背后有无数人的努力。我有一个好搭档，是我们团队的王建民老师，负责道具研发。我想到的东西跟他一说，他都能帮我实现，并且做出来的东西独一无二，经常超乎我的想象力，为杂技创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创新离不开团里老师们和演员们的付出，创排节目的时候我们会一起不断改进，每个人提供不同的想法相互启发碰撞，最后才能呈现节目最完美的模样。贡献最大的是演员，我们策划设计出来只是第一步，关键还要练出来，真正身体力行的还是他们，每个节目他们都特别努力地去练，再难的动作也难不倒他们，杂技坚韧不拔、昂扬向上的精神就体现在这些孩子们身上。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杂技群体，是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成就了中国杂技团的经典节目，造就了一个优秀的杂技团。

就节目创作来说，我偏爱挑战不可能，就是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要拿出内行人都没看过的技巧。拿《摇摆高拐》来说，我原先是练椅子顶的，11岁的时候就演，这个技巧到现在五六十年了还是那样演，怎么改变？我想到了各种可以做支撑的东西，后来看到体育界的吊环，吊环有十字支撑，体操里也有很多支撑动作，这不正是我需要的东西吗？于是我找到王建民老师商量，他设计出全新的道具，把椅子改成了高拐一节节串立起来，由此借用体操元素把杂技节目改了。再比如《九级浪——杆技》是把爬杆给改了。爬杆节目很多剧场不能演出，场地受限，杆不能“生根”，他们不允许在舞台上打钉子。我看这些练爬杆的孩子们练得那么辛苦，练了几年却没有舞台，也没办法挣钱糊口，就坚决要把这个“根”给拔掉。怎么能让孩子们演爬杆，又不用在地上打钉子，我和王建民老师以及演员们一起苦思冥想、反复试验，最终把“生根点”去掉了，王建民老师设计出了三维交汇的几何角道具，数学里不是讲三角形最稳固吗？用的就是这个原理。所以说，杂技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只要有想法，就一定能实现，杂技是综合性艺术，没有什么可以局限创作者。

中国杂技团第一个获“金小丑”奖的节目《腾•韵——十三人顶碗》，也是一次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不可能的过程。2001年，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艺术总监皮尔斯在保利剧院看到了我们的《七人顶碗》，力邀我们参加第二十八届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当时中国杂技团处于低谷期，还从来没有拿过“金小丑”奖，时任团长的李恩杰态度很坚决，他之前就已经在策划要参赛的事情，恰好收到邀请函，于是给我们定下了目标，一定要拿到“金小丑”，不能拿银奖，只能拿金奖。这张入场券很难得，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七人顶碗》拿不到“金小丑”。我们就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把演员人数增加到13个，并且又重新设计了一套动作，包括“轿子抛接四节”等，后来又设计了一套“偷梁换柱”的动作加入，难度不断提升。因为摩纳哥赛场的计分标准是技术、艺术各占十分，节目的艺术特色不能欠缺，我们邀请了著名舞蹈编导张继刚加入，将现代舞蹈和顶碗结合，融入东方时尚与神秘，呈现出来非常美。2004年，《腾•韵——十三人顶碗》登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的赛场，全场观众都沸腾了，所有观众都集体起立为中国杂技叫好，演员谢幕八次后观众情绪都没有能平复下来，最后这个节目顺利获奖。

《腾•韵——十三人顶碗》获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金小丑”奖

比如《俏花旦•集体空竹》，是把抖空竹做了戏曲化的变革，也获得了“金小丑”奖以及其他很多奖项。当时北京杂技团有一个节目叫《玩空竹的小妞妞》，是空竹传人王桂琴老师创排的，做得比中国杂技团好。我心想我们技术并不弱，只是表演形式不行。思来想去，我就想到可不可以把京剧搬到舞台上，演一出戏曲表演的杂技节目。王桂琴老师这时已经调到中国杂技团了，她特别支持我，她爱人是京剧表演艺术家王威良，我们就把他(王威良)请到团里，给演员们排练了八九个月的戏曲，最后演员们举手投足都有模有样了，能以京剧化演绎抖空竹，这是王桂琴老师和她的爱人下了很大功夫促成了这个经典节目的产生。那是2003年，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俏花旦•集体空竹》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喜欢。2018年，我们去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首届“在喷泉河上”国际马戏艺术节比赛，全场参赛节目都是拿过“金小丑”奖的节目，优中选优，所以当时参赛的心情有些忐忑，没想到最后《俏花旦•集体空竹》又获得金奖第一名。当时我是评委会的一员，心中涌起身为中国人的自豪。后来评委会主席告诉我，《俏花旦•集体空竹》为什么能获奖，因为它不只是中国人的经典，更是世界马戏界的经典。我认为杂技走出国门代表着中国的形象，一个杂技节目的进步与领先，背后可以看到一个文艺门类、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杂技获奖不仅是对一个节目的认可，也是对其中所体现的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团结友爱、努力拼搏等精神的认可。

节目的创新是怎么来的？它就在无限的生活当中，我们所碰到的人和事，在心里激起的朵朵浪花，会联想到创作内容，生发出新的想法。创作一个节目不是说我脑子里早有这个想法，直接就去创作了，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想法，但需要在思考中再一点点让它健全起来。我只是专心致志做杂技，遇到事情就会多想一想。杂技必须求新求变，求不可能的可能，这是我跟王建民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中国杂技团应该是拥有最多创新节目的杂技团，如果只是重复模仿，一定不会带来多大效益，创新才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不断颠覆以往、不断创新，才能推动杂技一步步向前走。

何瑞涓：艺术创新其实最难的是创意、是有新想法。不久前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国际马戏艺术节获得金奖的《逐风者•男子集体车技》备受杂技界好评，创新难度很高，这个节目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孙力力：《逐风者•男子集体车技》又是一次对以往杂技彻底的改造，由女演员换为男演员，车技里原有的技巧一个都不要，全部都换成了新的。之前传统的车技节目也很受欢迎。2008年，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夫人在保利剧院看过我们团的演出，其中就有车技，她特别喜欢那个节目，于是邀请我们团五十多个人到多米尼加访问和演出。那时候多米尼加和我们国家还没有正式建交，一些地方还比较贫穷，我们到了以后演出了二十多场，做了很多爱心工作。2018年，两个国家正式建交了。这个节目可以说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让更多多米尼加人民了解了中国。

孙力力年轻时车技节目表演

车技节目原来主要是由女演员表演的，节目最后往往是女孩子们都登上一辆车子，一大堆人开屏亮相，视觉上是一堆一堆的人。后来我们到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比赛时，皮尔斯把我请到办公室，他说：“Madam孙，你能帮我的赛场再创造点新节目吗？”我问他：“你喜欢哪类节目？我来帮你想一想。”他告诉我，斯蒂芬妮公主最喜欢车技，但她不喜欢最后很多人上车开屏的动作。她的这句话让我想到，最后一个动作是底活儿，如果不能用的话，我何不给它来个大变？一反常态，能不能改为男演员表演？女演员表演英姿飒爽，但男演员更有爆发力。由此我就想到，可不可以几个人正骑着自行车，演员就跳到他们肩上奔跑？这其实是马术的动作，马跑的时候骑手不就是一下子跳到马背上吗？有了想法就去实践，于是我和我们的主创团队、我们的老师、孩子们一起把车技彻底改了。演员在运动着的骑手的肩膀上跳跃、奔跑、翻跟头等，车的速度非常快，能到每小时28千米，真的像风一样。孩子们练这个节目很难，你看我们的训练大厅，一道道的车辙印，就是这样一遍一遍训练磨出来的。

一开始我提出这个想法时，大家也都说不可能，但是它不但可能，而且最后变成现实时全世界观众都喜欢。在布达佩斯国际马戏艺术节上，十几个评委亮出分数，全是20分满分。平常赛场上再好的节目也会扣点分数，这次大家都不约而同给出了最高分，在我的认知当中这还是第一次。节目毫无疑问获得了金奖第一名，评委会还把“评委团大奖”给了中国杂技团。他们说：“Madam孙，你们是全世界最棒的，让所有马戏界的人和观众都意想不到！”他们并不是说我们有多棒，而是这个节目的创新让他们觉得特别棒。

2018年第十二届匈牙利布达佩斯国际马戏艺术节，中国杂技团《俏花旦•集体空竹》《荷塘月色•蹬伞》获金奖

站在领奖台上，我们代表的是中国

何瑞涓：正因为您带领团队创排的节目刷新了世界杂技新高度，所以您的贡献不仅是对于中国杂技团，也不仅是对于中国杂技，而是对世界杂技的发展都有贡献，对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艺术与精神品格都有重要意义。中国杂协以及多个国际马戏节给您颁发“终身成就奖”和“特殊贡献奖”等荣誉，可谓实至名归。您有哪些获奖感受？

孙力力：这个我倒不敢当。之前在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45周年时，给我颁发了“特殊贡献奖”，获奖的是两个人，另一位是原战士杂技团团长宁根福。这一次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国际马戏艺术节上，给我颁发了“终身成就奖”，我记忆里这应该是奖项设立近30年来第一次颁发。最让我感到兴奋的是，这个奖项全世界首次颁发，这么多年没有人拿走过这个奖，而我们中国人第一个拿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的荣誉，跟我个人倒是关系不大。它不是为了我，而是为全世界的杂技人准备的。它也绝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全世界观众对中国杂技事业的肯定。用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的话说，我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是中国杂技团和中国杂技界培育了我。站在领奖台上，我们代表的是中国，在这个马戏节的历史上乃至在世界杂技历史上永久载入史册的是中国人，这是我最看重的。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杂技走出国门，为中国形象做了宣传，我们中国杂技人其实是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杂技。这几十年来我最想做的事，是不断发展杂技，让更好的杂技一定是从中国走来的。目前中国杂技群体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最大的，在政府的支持下，杂技团有一百五六十家，杂技学校和杂技团带班有五六十家，杂技总人数也在不断增多，这些都为发展杂技事业提供了巨大的能量库，因此中国杂技的未来发展不可限量。

何瑞涓：回首这几十年的杂技生涯，您有哪些特别的总结与展望？

孙力力：我真的很喜爱杂技、热爱杂技，只要我还能动，我就愿意为杂技做点事情。中国杂技团金牌榜有73块金牌，其中我参与创作、设计以及指导的节目有64块，占中国杂技团金牌库的大头，但是回想起来很多节目都还不完美，受条件限制和各种不确定因素限制，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我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呢？只要我喜欢、想干，就一定要把它做到极致。比如把杂技节目做成精品还不行，我的观念是要做到极品；比如参加国际比赛，别人拿到奖牌就很骄傲，而我一定要争金牌第一名，我觉得拿第二就是我输了，一定要当第一。

杂技这门艺术特别有力量，杂技的精神也特别鼓舞人心。有一年我带团队到日本演出，演出结束后有人来找我，说孙老师有个观众给你写了一封信。信上写曲芸剧团团长收，他们那儿杂技团叫曲芸剧团。我一看，信中说：我是一个32岁的青年，由于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心情非常低落，我计划这三个月花空所有积蓄后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今天看了你们的杂技演出，尤其是高拐节目，我从中看到了中国人的顽强拼搏、自强自立、勇敢自信——他用了很多词我记不清了，总之他说自己特别惭愧，他想还是应该振奋起来、笑对人生、努力生活，做一个很勇敢的人。看完这封信，我认为中国杂技很伟大，它没有语言，没有宣传说教，却能改变一个人的意识，改变一个人的灵魂。干了一辈子杂技，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我特别引以为豪，这就是我的人生。

访后跋语

我们的采访是在中国杂技团的马戏大厅里开始的，当时孙力力老师正在带着即将奔赴日本演出的杂技团队进行紧张的排练。在这之前一个多月，她带队辗转匈牙利与法国杂技赛场，金牌与荣誉尽收囊中。2024年的春节尚未过完，她又去沈阳为沈阳杂技团排练调整节目，为兄弟团队摸脉把关。再约已是二月底，几家媒体都在排队等着做访谈。古稀之年，我没想到她的工作依旧如此忙碌。

排练大厅里众人忙碌而嘈杂，采访在排练间隙分两次进行，一次在午饭后的食堂，旁边是食堂阿姨洗碗收碟；一次在排练厅舞台后的道具加工房里，旁边是铁丝扳手杂乱的工具堆。德高望重如斯，孙老师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她说早些年她有办公室，但她总是坐不住，抬脚就往排练厅里去，看孩子们排练，既能随时给予指导，也能在碰撞中灵光一闪获得新的创意火花。后来她就让团里把办公室撤掉了。她说：“我的家就在中国杂技团，排练厅就是我的办公室。”

排练厅里的墙上挂着横幅：“让世界看到最好的杂技。”记忆中前几年来就已经挂着了，孙老师之前在研讨会和采访中也多次说过这句话。这是中国杂技团的底气，也是中国杂技团的志气所在。的确，这些年看过很多中国杂技团的杂技节目，“新”是最大的感受，从节目立意到整体编排无不令人惊叹。技不惊人不上台，艺不惊人死不休，这些节目背后，凝聚着孙老师日日夜夜的呕心沥血。

孙老师经常大大咧咧地说：“我就是一个杂技老师。”其实她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杂技教练，更是金牌节目的创造者。从节目创意到编排到演员的一次次排练成型，及至此后的一次次演出与改进，她都是亲自操刀者，由此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杂技节目奇迹。她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是世界杂坛上一面屹立不倒的旗帜，将中国杂技推向世界舞台，将世界杂技推向新的高度。当中国杂技界和世界杂技界将最高荣誉颁发给她向她致敬时，她当之无愧。

临近傍晚，采访匆匆结束，孙老师得知我乘地铁回家，坚持要开车送我去地铁站。古稀老人开车送我，而正当壮年的我一直怯于开车，恍惚间仿佛我俩互换了年纪，不由得感叹，杂技人永远是年轻！

采访人：何瑞涓 单位：中国艺术报社

《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7期（总第106期）

责任编辑：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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