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樱简介：1941年4月出生。1965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西北研究室主任、研究所副所长、院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玛纳斯》史诗研究会副会长、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喀什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委。主要学术专长为突厥语民族文学与史诗，长期从事柯尔克孜民族史诗《玛纳斯》研究，多次开展《玛纳斯》田野调查工作。主要代表作有《〈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玛纳斯〉论》《〈玛纳斯〉论析》《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中国北方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等专著。在《玛纳斯》研究方面作出突出贡献，1991年4月受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文化部的嘉奖，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1年被授予吉尔吉斯共和国“达纳克尔”勋章，2024年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民间文艺)。

“我决定跟史诗打一辈子交道”

邓立峰：一个人的名字与一个地方紧密联系在一起，总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就像您，当我们提到“郎樱”时，最先想到的就是新疆，《玛纳斯》也会随之脱口而出；而说起新疆的少数民族史诗，人们也总会提到“郎樱”的名字。

郎樱：有人曾说过，我是一个“和史诗相伴一生的人”。的确，从25岁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到史诗《玛纳斯》工作组工作，一直到现在，近60年的时间，我始终和史诗研究尤其是《玛纳斯》研究相伴而行，如果说我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那就是从事史诗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在2024年1月举行的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颁奖典礼上，我获得了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我很高兴也很感动，这是对我长期从事史诗研究工作的肯定。

邓立峰：如今再来回看您的成长和工作经历，您和新疆的缘分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吧！

郎樱：的确，早在上学的时候，我就结下了与新疆的缘分。我大学就读于中央民族学院，也就是如今的中央民族大学，当时读的就是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说起考大学的事，还有一段故事值得讲一下。我的小学和中学都就读于北京的学校，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生活中，我们经常能接触到苏联的电影、书籍和歌曲。在当时，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下定决心去边远地区当老师。高三时，我所在的北京师大女附中有保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机会，我和一些同学报了名，然而我最终却落榜了。那时我的学习成绩特别好，而且是班长，落榜的结果让我难以接受。后来我才了解到，因为我的父亲被划为右派，政审没有通过，所以我才最终落榜的，后来我报考大学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读大学时，我报了两个专业，一个是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另一个是哈萨克语言文学专业，都跟新疆有关。为什么要学习这样的专业？因为在我心中，新疆一直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我喜欢那里，想对它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且在我上大学之前，就对民族民间文学有了一定的了解。就这样，1960年高中毕业后，我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维吾尔语言文学。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踏上新疆的土地。那是在1963年12月，老师带着我们所有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到新疆库尔勒地区实习。在新疆一共待了半年，头三个月我们住在库尔勒当地的学校里，后来我们住在维吾尔族农民家里。我实习的地方是阿瓦提公社，距库尔勒县城非常远，在当地农民家中，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段时间，我深刻感受到了维吾尔族民众的热情。实习期间，领导还让我挂职担任大队妇女队长。

邓立峰：在那时，新疆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郎樱：最直观的印象就是交通不便利。我们从北京出发，坐了五天五夜的火车硬座，坐到乌鲁木齐。在火车上，很多人把报纸铺在地上躺在上面。到了乌鲁木齐后，又坐了两天的长途汽车才到达库尔勒。1963年那会，在那些特别贫困的边远地区有很多“盲流”，中间休息时，我们睡在一个大炕上，女生睡在里面，男生睡在外面，这样我们就不害怕了。

当然，与较差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维吾尔族人带给我们的温暖。为深入了解当地民众的生活习俗，我经常同他们一起参加各种民俗活动；每逢婚丧嫁娶或节庆活动，当地人也都会邀请我参加。就这样，我们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离开库尔勒回北京的时候，他们打了很多馕，还给我们串了好多甜杏仁。那时候是真的舍不得离开啊！

20世纪60年代，郎樱(左一)在玛纳斯工作组的采访照 (1965年冬)

邓立峰：再度续上与新疆的缘分，应该是您承担《玛纳斯》的翻译工作之时，那应该是您第一次深度参与《玛纳斯》相关的工作吧？

郎樱：其实，从实习结束到再次来到新疆，也仅仅过了两年的时间。那还要从我大学毕业说起。1965年7月，我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在我们的系主任、民族语言文学家马学良先生的极力推荐下，我被分配到中国文联下属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到单位报到后不久，领导便通知我去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首府阿图什，参与史诗《玛纳斯》工作组的工作。这一工作组是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新疆文联、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三个方面的人员共同组成的，工作内容就是翻译柯尔克孜族史诗歌手演唱的本民族史诗。

不久之后，我一个人踏上了前往新疆西南边境小城阿图什的旅程。比起到库尔勒，前往阿图什的路更加艰难，在坐了五天五夜的火车抵达乌鲁木齐后，又坐了七天七夜的长途汽车才到达阿图什。那时候，阿图什只有一条土路，进进出出都非常不方便。当地的生活也非常艰苦：每天晚上一到12点——相当于北京的8点——就拉闸限电，我们只能点着蜡烛继续工作；在吃的方面也特别拮据，除了春节，我们见不到肉食，青菜也很难吃到，平时就是就着开水吃一些干馕。还是跟我同宿舍的师姐尚锡静有办法，她说：“老是这样可不成，老干吃馕容易营养不良。”我们就拿着缸子去牧区人家要点奶或者奶皮子吃。

虽然生活非常艰辛，但那时候我们对物质生活也没有特别的要求，更多想的是工作，大家在工作上都特别上进。拉闸限电后，我们都觉得不能那么早就下班，要加班加点，就在微弱的烛光下继续翻译《玛纳斯》。工作组组长陶阳经常说，一定要齐心协力把《玛纳斯》翻译成汉文，一定要把我们的史诗介绍出去、公布于世界。在这样的激励下，我们工作热情饱满，白天记录柯尔克孜族《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玛纳斯》，晚上加班加点翻译，日夜兼程。我们的另一位组长刘发俊带着妻子天天抄写译本。当时，我们分成六个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位汉族学者和一位柯尔克孜族学者，大家配合得非常默契。当时，工作组已经把已知的六部《玛纳斯》全部翻译完毕，只是没有整理抄写完成。可惜的是，后来翻译工作被“文革”中断，我也回到了北京。

现在看来，在阿图什工作的九个月，让我对《玛纳斯》及柯尔克孜族史诗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也加深了对它们的热爱，从那以后《玛纳斯》便像一颗种子深深地埋在心里，这也让我跟史诗打了一辈子交道。

1963年郎樱在新疆

邓立峰：您大学学的是维吾尔语，而翻译《玛纳斯》肯定要懂柯尔克孜语，您是什么时候学习的柯尔克孜语？

郎樱：维吾尔语和柯尔克孜语虽然属于同一语系，但还是有一定差别的。进到工作组后，我与柯尔克孜族专家玉素音阿吉•阿散阿勒一起，翻译《玛纳斯》，我们平时会用汉语、维吾尔语、柯尔克孜语交流，充分理解了原文意思后，再逐字逐句将记录的《玛纳斯》翻译成中文。我那时年轻，学得快，在他的帮助下，我很快掌握了柯尔克孜语，后来跟柯尔克孜族人交往多了，也就能熟练运用了。不过现在年纪大了，用得少了，柯尔克孜语口语也变差了，好在还能看文字，只是看得慢了。

“因为对《玛纳斯》的感情而坚定服从安排”

邓立峰：您在史诗《玛纳斯》工作组工作了九个月，深度参与《玛纳斯》的收集、整理和翻译工作，算是您与柯尔克孜族史诗的第一次结缘。因为时代原因，再次参与《玛纳斯》相关的工作是在大约20年之后了。在这20年暂时告别民族史诗研究的“空窗期”，您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郎樱：“文革”之后，我被调入文化部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在那里，我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只不过翻译的对象变成了日本音乐研究著作。说起我对日文的掌握，还要讲回到“文革”。那时候，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干校，我们都不知道以后会经历什么，对未来感到十分迷茫。这时候我认识了一位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老师，名叫王怡，精通日语。我问王怡能不能教我日语，他同意了。于是每天劳动结束，我就跟着他学习日语。这段学习经历对我后来的工作有着很大的帮助。

1976年，我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岸边成雄的作品《伊斯兰音乐》，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这本书的标题直译为“音乐的西流”，但我看其中所论及的都是伊斯兰音乐，就给岸边成雄本人写信，问他可不可以翻译为“伊斯兰音乐”，他说可以，所以就以“伊斯兰音乐”为题翻译成书了。2015年再版的时候，这本书的标题又改回到“音乐的西流”。在当时，我还翻译了伊藤孝的《日本音乐史》、吕柄川的日文著作《台湾原住民音乐》，并且翻译了很多音乐研究文章。另外，我还撰写了两册《外国音乐家的故事》，出版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那时候的我只有三十多岁，精力特别充沛。

1983年，我又被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专做维吾尔文学研究，我所做的工作又跟我学习的专业产生了联系，心里特别开心。当时，我专心研究维吾尔古典名著《福乐智慧》，花了一年的时间写了一本研究著作——《〈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算是我这段时间的一个小结。

邓立峰：1983年您调入中国社科院时，您想过之后继续从事《玛纳斯》及史诗研究方面的工作吗？后来是怎样的契机又续上了您与《玛纳斯》的前缘的？

郎樱：刚调去中国社科院时没有想过，当时想的还是专注做维吾尔文学方面的研究。1986年，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大史诗”立项，对民间文学领域来说是一件大事，当时担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刘魁立找到我，跟我说所里有研究藏族英雄史诗和蒙古族英雄史诗的人员，唯独没有研究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的人，因为我直接参与过《玛纳斯》的翻译工作，所以想让我从事柯尔克孜族史诗的研究。我坚定地服从了这一安排，因为我对《玛纳斯》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由此，我开始了一辈子和《玛纳斯》研究相伴的生活，那一年我45岁。

邓立峰：说起您对于《玛纳斯》的感情，读过您论述《玛纳斯》的文字后，我理解这种“感情”应该是一种立体的情感形态——它不只源于您曾在艰苦的环境下做过《玛纳斯》的翻译和田野调查工作，也在于作为民间文学文本的《玛纳斯》及其活化样态本身所具有的魅力。

郎樱：的确，在柯尔克孜族民众看来，《玛纳斯》不只作为文学文本而存在，它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民族魂”，是柯尔克孜族的骄傲。无论是《玛纳斯》本身，还是其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意味，都加深了我对于《玛纳斯》的感情，而我自己也时常被《玛纳斯》文本中呈现的英雄精神和其中细腻的感情所感动。

跟我交流过的一位柯尔克孜族学者认为，“玛纳斯”应为“玛尼斯”，在柯尔克孜语中是“保护神”的意思。而史诗《玛纳斯》呈现了英雄玛纳斯及其七代子孙前仆后继抵御外来侵略者及各种恶势力的英雄事迹，与“三大史诗”中的其他两部不同，《玛纳斯》是一部谱系式的史诗。《玛纳斯》具有悲剧特色，很多人在听玛纳斯的过程中会掉下眼泪，特别是在唱到第四部和第五部的时候，我见过很多柯尔克孜族人听着听着就哭了，这也是《玛纳斯》充沛的美学价值的体现。

在柯尔克孜族的日常生活中，《玛纳斯》也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比如，他们在与哈萨克族人进行叼羊、骑马比赛时，场上气氛热烈，观看比赛的柯尔克孜族人就高喊“玛纳斯、玛纳斯、玛纳斯”——在那个语境里就是“加油”的意思——这一场景特别震撼人心，身临现场的我深受感动。

“要做《玛纳斯》研究，田野工作不能不做”

邓立峰：说起您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玛纳斯》研究，就不能不提一个人，那就是“玛纳斯奇”(专唱《玛纳斯》的歌手)居素普•玛玛依。《玛纳斯》的记录和整理，一向有赖于“玛纳斯奇”的记忆和演唱。1965年您在史诗《玛纳斯》工作组的时候，就跟居素普•玛玛依合作过，根据陶阳先生的说法，早在20世纪50年代，刘发俊就开始断断续续记录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玛纳斯》，而当时工作组的成立，本身也与对居素普•玛玛依的重视有很大的关系。想请您介绍下，居素普•玛玛依为什么这么重要？

郎樱：的确，那段日子，居素普•玛玛依是最累的。当时工作组翻译的六部《玛纳斯》，就是根据居素普•玛玛依的演唱整理的。他那时候47岁，每天都要唱8至12个小时，我还记得，他一开口就止不住，那时候也没有录音机，柯尔克孜族的老师们要根据他的演唱来来回回地记录，写得手麻了就换另一位老师接着记录。其实，他在家乡阿合奇县已经演唱了七个月——半天的时间劳动、半天的时间演唱，共计演唱了五部《玛纳斯》。等他被邀请到《玛纳斯》工作组，除了对之前的五部《玛纳斯》进行了补唱，更是演唱了第六部《玛纳斯》。

就像之前说的，《玛纳斯》呈现的是玛纳斯家族几代英雄的事迹，在工作组时，居素普•玛玛依已经演唱了玛纳斯家族六代英雄的事迹，“文革”之后，他又演唱了两部，完整呈现了玛纳斯家族八代英雄的事迹。他的记忆力特别强，是世界上唯一能演唱八部《玛纳斯》的“玛纳斯奇”。另外，与其他《玛纳斯》的异文相比，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玛纳斯》内容完整、丰富生动，并且保留了很多古老的民族元素，比如古老的习俗、观念，等等。钟敬文先生说他是“国宝”“当代荷马”，一点都不夸张。

1994年郎樱(左一)访居素普•玛玛依

邓立峰：您有一个观点，研究民族史诗，在研究现有文本的同时，对史诗演唱者及其在活态环境中表演的研究同样重要。在您对于《玛纳斯》的研究中，居素普•玛玛依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您曾写过很多关于他的文章。我们也能在相关资料中看到，您和居素普•玛玛依等“玛纳斯奇”的关系，都可以用“情同一家”来形容——他们不只是您的研究对象，而更像是您的家人。这种深情厚谊的产生，与您1986年接手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研究项目后开展的工作，有着怎样的联系？

郎樱：我想这与我自1986年之后频繁前往新疆，长时间跟踪记录《玛纳斯》演唱者的演唱有很大的关系。

“文革”前我们翻译整理的《玛纳斯》文稿，在“文革”中被损毁了一部分，好在改革开放后八部《玛纳斯》的柯尔克孜文和汉文版都出齐了，《玛纳斯》有了现成的文本。文本谁都能买到，但史诗是一种活态的文化样式，它是在日常生活中传承、传播的。我们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工作组时，我们记录居素普•玛玛依的演唱，并不只是让他对着我们几个人唱，而是经常请来十几个柯尔克孜族老乡作为听众，这样他会唱得更有激情。要研究史诗，就必须进入到活态的环境中，到生活中去聆听歌者的演唱，到田野中去了解文本背后的传承和传播方式。基于这样的考虑，在1986年之后的《玛纳斯》研究工作中，跟踪追访史诗歌手、到他们身边去记录他们在不同时期的演唱，便成为我们的重要工作。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每年都要去新疆做田野调查，有时候在新疆待三个月，有时候待一个月，柯尔克孜族人聚居的地方我都反复去过很多次。

在阿合奇县和乌恰县这样的聚居地，柯尔克孜族人经常有机会聚在一起，演唱《玛纳斯》，但在其他一些柯尔克孜族人比较少的地方，歌手并没有太多机会当众演唱《玛纳斯》，如此他们所掌握的《玛纳斯》版本就面临着失传的危险。我见过的很多《玛纳斯》歌手都告诉我，自己以前唱得特别好，但是因为没有演唱的环境，就不怎么唱了。

为此，我们主动寻访、追踪歌手。我们经常翻越雪山，去帕米尔高原上一个生活着柯尔克孜族人的乡村，那里的两位《玛纳斯》歌手曾经很有名气，但后来一直没有机会演唱。于是我们就主动过去找他们。在乡里，我们就着烛光——当地还没有通电——听着他们充满感情的演唱，在烛光中看着他们虔诚的眼神，我们一边聆听和采录他们的演唱，一边通过采访了解他们记忆以及演唱《玛纳斯》的历程。就这样反反复复，一遍遍听他们的演唱来完善记录。现在想想，当时去的很多地方都交通不便，空气也稀薄，环境很差，能坚持下来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坚信要到歌手们熟悉的环境、到他们生活的日常语境中去做调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坚持下来了。当然，坚持做追踪寻访工作，也让我与《玛纳斯》歌手及柯尔克孜族老乡有了深入的交流，我们也因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频繁开展田野工作，也为我的《玛纳斯》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滋养，这一时期，我写了27万字的《〈玛纳斯〉论析》、43万字的《〈玛纳斯〉论》，写作丛书《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玛纳斯〉》和普及读物《民族英魂〈玛纳斯〉》，另外还写了很多相关论文。

邓立峰：对于田野调查的执着，一直伴随着您的柯尔克孜族史诗研究，即使在1993年您担任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副所长之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您依然坚持从事史诗研究和田野调查工作，从没有中断过去新疆的旅途。

郎樱：做田野调查，我们手头上有个预先规划好的调查表，表中记录着调查到的每个《玛纳斯》歌手的名字，记录着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家庭状况，当然，也记录着他们学习、传承《玛纳斯》的过程和方法。就是通过一次次追访，让调查表中的记录不断完善。要做《玛纳斯》研究，新疆不能不去，田野工作不能不做。

2003年，我不再担任少数民族文学所副所长，做田野调查的时间又多了起来，那时候我已经年逾60，精力不比往常，但依然有着“下田野”的热情。那时候，老的歌手继续唱着，新的歌手不断涌现，这也对研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去到柯尔克孜族人生活的地方，探访曾经多次采访过的老歌手，看看他们的近况；寻访新的歌手，了解他们学习演唱《玛纳斯》的情况和方法。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们研究所承担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交办的“西部丝绸之路民间文化调查研究项目”，我借此机会更加频繁地深入乌恰县进行田野工作，到各个乡村、牧区探访歌手，并用上了录音录像设备做田野调查。

2003年郎樱(左二)在新疆进行田野调查

邓立峰：在您从事《玛纳斯》的田野调查、追访歌手的过程中，发掘了很多出色的“玛纳斯奇”，这对《玛纳斯》的保护传承产生了极大的助益。现在看来，对“玛纳斯奇”的田野调查，本身就是“发”与“掘”的结合，这也是您为《玛纳斯》作出的独特贡献。

郎樱：我感到非常骄傲的一件事，就是发现并记录了很多“玛纳斯奇”，在近20年的时间中，见证了他们的成长。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阿合奇县的《玛纳斯》歌手阿不都别克•乌斯坎。1998年9月，我和阿地力•朱玛吐尔地到阿合奇县哈拉奇乡哈拉奇村进行田野调查。听说这个村子里有位年轻的史诗歌手，叫阿不都别克•乌斯坎。我们当时临时住在村子的学校里，当时暴雨引发山洪，村里的许多房屋都进了水，甚至有的土坯房被冲垮，受灾严重的村民被临时安排住进学校等安全的地方避灾。我们在学校找到了他。那年他21岁，还未成家。

说明来意后，他为我们演唱了《玛纳斯》“伟大的远征”章节中的一个片段，他的声音很好，演唱得也很熟练，但是比较紧张，略显拘谨，唱词也有背诵的痕迹。我们了解到，不同于史诗歌手传统的家传、师传的口头传承方式，阿不都别克•乌斯坎是通过阅读、背诵居素普•玛玛依的唱本来“书面传承”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从9岁开始学唱，15岁参加新疆首届《玛纳斯》演唱会。尽管当时他的演唱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他对于史诗的热爱与坚持还是让我印象深刻。

2004年9月，我们再次见面，还是在哈拉奇村，他又一次为我们演唱了《玛纳斯》。五年后再次听到阿不都别克•乌斯坎的演唱，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实在没有料到，他的史诗演唱水平竟提高得如此之快。他的演唱充满激情，歌声清澈，富有节奏感，挥洒自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看到青年“玛纳斯奇”如此神速的进步，我由衷地感到欣喜。

2007年，他成为了居素普•玛玛依选定的十名徒弟之一。当年7月，我所在的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与新疆民协、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文联共同举办《玛纳斯》演唱以及优秀史诗歌手表彰活动，30岁的阿不都别克•乌斯坎在表彰中荣获二等奖。这之后，他获得了太多的荣誉，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玛纳斯》歌手。

郎樱(右一)对新疆玛纳斯歌手进行走访

“谈保护，要先明白保护的是什么”

邓立峰：正如您所说，在您的史诗研究中，“下田野”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方法。在今天，人们越来越注重对于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传承，您认为，您的田野工作经历能为当下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提供怎样的镜鉴？

郎樱：对于史诗来说，正如之前所说的，虽然有翻译出版的文本，但做史诗研究，光看文本是不够的，活态史诗就要到活态的环境中去观察、研究，看他们是在什么环境下用什么方式演唱的……因此要走出书斋、走向田野。

注重传承人保护的非遗项目通常都有其活态传承的环境，要保护非遗，就要先明白保护的是什么。这需要下到田野中才能找到答案。我们深入田野做史诗研究，一是对歌手的尊重，二是将史诗置于活态的环境中去做全面的考察。对于类似的民间文艺形式，深入传承人的生活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我觉得，“下田野”也不能只是到一个地方看看、问问就结束了，研究者要跟研究对象产生深入的交流。在做《玛纳斯》研究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住在柯尔克孜族牧民的家中，甚至有的时候不得不男女合住；我们很尊重歌手，也尊重柯尔克孜族听众——这是一定要做到的。只有深入田野之中，才能做好研究工作。

我一直认为，做史诗的田野调查要有三个原则：一是要特别尊重史诗的演唱者，二是史诗演唱者必须要在他们熟悉的环境中演唱，三是要做持续性的追访。这算是我长期从事田野工作的经验吧。

邓立峰：也许正是由于您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中，用心去跟他们交流，才与他们亲如一家人。居素普•玛玛依的侄女、柯尔克孜族学者托汗•依萨克曾说，很多柯尔克孜族人都认识郎樱，他们“喜欢她，想念她，无论年纪大小，都叫郎樱‘Langying Apa’(郎樱妈妈)！”他们喜欢与您面对面交流，给您讲述自己的故事。

郎樱：我跟他们确实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不去的时候，很多人会问我同事：郎樱怎么没有来？每每听人说起，我还是会觉得特别感动。柯尔克孜族人都非常和善、朴实，让人感觉亲切，他们会专门留着干净的毡子给客人用，也愿意向求助于他们的人提供帮助。和他们交往时间长了，自然会喜欢上他们，产生情感上的交流。

2011年郎樱(中)被授予吉尔吉斯共和国“达纳克尔”勋章

邓立峰：您现在还在写研究文章吗？

郎樱：目前我手头上还有一个项目“史诗的传承——柯尔克孜史诗田野调查”，还需要做完。

邓立峰：从您正式参与《玛纳斯》相关研究工作到今天，已经有近60年的时间了。据您观察，当今《玛纳斯》的传承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郎樱：2023年，我去乌恰县参加玛纳斯国际文化旅游节的活动，期间观看了“青少年玛纳斯奇说唱大赛”，十几名来自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各地的青少年“玛纳斯奇”登台演唱《玛纳斯》，看到那个情景，我非常感动。孩子们都唱得特别好，我们能感受到他们情感的投入。我想，这正是当今《玛纳斯》传承的一个生动写照。

在我们刚开始从事《玛纳斯》研究的年代，还没有电视和网络，人们也没有太多的娱乐形式，演唱《玛纳斯》，唱就是唱，听就是听。现在不一样了，人们有了更多接触《玛纳斯》的渠道，演唱《玛纳斯》的情境也更加多元了，中央歌剧院还排演了民族歌剧《玛纳斯》，而《玛纳斯》传承人也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对于《玛纳斯》的传承来说，这当然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我大半辈子与史诗相伴，也看到了伟大的《玛纳斯》在今天焕发出新的光彩，我很荣幸能深度参与其中，成为了一个见证者。更令人感到欣喜的是，在新时代，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艺，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不得不说，这是时代之幸，更是激发所有民间文艺研究者前进的动力！

访后跋语

可能是因为“郎樱”与“新疆”的联系太过紧密、潜意识中郎樱老师退休后长驻新疆，我才会在采访之中问出“您现在还住在新疆吗”这样后来想起来有些可笑的问题。采访中，我慢慢了解到，郎老师不仅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她的子女也在北京工作，所以她一直都住在北京。也是在此时，我才更真切地意识到郎老师对于新疆有多热爱——耄耋之年，她仍然频繁前往新疆参加《玛纳斯》相关活动，关注这一柯尔克孜族史诗新近的发展状况，这足见她对于新疆和《玛纳斯》的感情。

最初知道郎樱老师的大名，是在几年前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研讨会期间，我写了一篇研讨会新闻稿，写作期间，对郎老师所从事的史诗研究有了大致的了解。后来由于我频繁报道民间文艺领域的新闻，断断续续地听说了郎老师研究《玛纳斯》的各种故事，也渐渐生出了对于这位扎根于田野的史诗研究大家由衷的敬佩。

2024年1月，第十六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颁奖典礼在福建厦门举行。得知郎老师被中国文联、中国民协授予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将前往厦门领奖，准备参与颁奖典礼报道的我，也打定主意对郎老师做一个专访。在中国民协张礼敏老师的帮助下，我联系上了郎老师的儿子贺冰，并在去厦门之前就约定好了采访时间。

颁奖典礼当日，我和郎老师坐在酒店一层的咖啡厅里聊了一个多小时——郎老师有着传统知识分子典型的儒雅、朴实的气质，谦逊、平易近人，跟她交谈片刻，就能想象出柯尔克孜族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她。但郎老师话不多，对一些问题的回答也非常简略，于是我临场改变“打法”，通过与她的闲聊来反复探讨一个问题，就这样，原本准备好的十来个问题也变成了我们闲聊的由头。聊天中，郎老师介绍了她从事史诗研究的经历，详细讲述了她坚持开展田野工作的信念和“下田野”的体会。郎老师娓娓道来，我也在她饱含深情的讲述中心生感动。

在整理采访稿期间，经贺冰老师的帮助，我向郎老师求证了部分细节，并对其中两三个问题进行了补充采访，最终经郎老师审定后成稿。在此，感谢所有帮助我完成采访的人。

采访人：邓立峰 单位：中国艺术报社

《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6期（总第105期）

责任编辑：王朝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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