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求淡朴献真爱　俯首甘为“交响牛”——访指挥家曹鹏（胡凌虹）

2021-04-06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胡凌虹收藏

　　曹鹏简介：中国著名指挥家，新中国音乐指挥界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1925年12月曹鹏出生于江阴，1944年参加新四军，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荣获二等功二次，普通功多次。1946年入党，后进入华中建设大学和山东大学艺术系学习。1949年11月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组建上海电影乐团(上海爱乐乐团前身)并任队长、指挥，指挥了上影厂建厂后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农家乐》配乐。1952年7月调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乐团任指挥及副团长，指挥录制了《龙须沟》等数十部电影音乐。1955年考入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歌剧交响乐指挥系。留学期间举办了我国首次海外全场中国交响乐作品音乐会，并首次把《梁祝》介绍给全世界。2005年，创办了首个非职业的上海城市交响乐团。2008年，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合作成立了“天使知音沙龙”关爱自闭症项目，积极投身关爱自闭症儿童事业，13年坚持用音乐开启自闭症孩子心灵，为自闭症孩子健康成长点燃希望。曹鹏一生获奖六十余次。曾荣获国务院颁发的“表演艺术突出贡献奖”，中央文化部、中央人事部共同颁发的“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奖”，中国文联、中国音乐家协会授予的“终身成就音乐艺术家”称号以及第七届中国金唱片组评委会指挥奖、全国助残先进、全国最美志愿者、全国助残先进个人等荣誉。

《曹鹏我的音乐我的国》（来源：“首席ELITE”微信号）

　　“最近因为疫情影响，我们不能开音乐会，也不能排练，否则我会忙得不得了。”在家中，96岁高龄的著名指挥家曹鹏说道。事实上，他才刚忙完2020年底举办的第十二届“爱在城市”自闭症专场音乐会及“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音乐会。指挥台上，这位严谨精干的老人挥洒自如，时而大气磅礴，时而丝丝入扣，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传递着音乐的强大力量。

　　作为造诣精深、艺术精湛的指挥家，曹鹏执棒了许多高质量的、令人难忘的音乐会，不仅将外国音乐作品介绍给中国听众，而且首次使中国交响音乐作品走出国门。与此同时，他不计报酬、不遗余力地来到各大中小学、工厂、企业、社区、军营等，使高雅艺术走出象牙塔，来到大众中间，被誉为“普及交响乐的功臣”。

　　2021年本命年的曹鹏老师，笑称自己是“常年勤耕五线，甘为‘交响牛’”。勤勤恳恳几十年，曹鹏老师积累了怎样的宝贵经验？如何保持源源不断的创作激情？他为何不顾年迈、不惜自费致力于交响乐普及和公益事业发展？近日，笔者受《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委托，在曹鹏老师家中采访了他，听他讲述人生经历，分享艺术感悟。

　　一、人生经历跟国家命运连在一起

　　胡凌虹：您从小经历了战乱，1944年参加了新四军，后任部队文工团指挥。关于这段经历，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曹鹏：我出生于书香门第，妈妈熟读四书五经。在我三岁时，我的父亲满腔热血赴东北参加义勇军抗日。那个年代国家非常贫穷落后，任人欺凌。1937年，日寇疯狂侵略，腐败的国民党节节败退，日寇占领江阴，无恶不作，我家的房子被烧毁，一家人被迫逃难。由此我在年幼时，心中就种下了反抗的种子，萌发出强烈的抗日战斗情绪。

　　我的家乡江苏省江阴县是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有“忠义之邦”的美誉。江阴人的特点就是勇敢、刚毅、憨厚。在党的地下工作者的领导下，我们在学校里组织读书会，出墙报，秘密传唱抗日歌曲，展开对敌斗争。那时的学校，有日寇强制奴化教育的日语课，但是我们抵制、抗拒。在日语会考时，我们几个人带头交白卷，随后全班同学都哗哗而上，怒掷白卷在老师的教桌上。日本人带着刺刀冲进来查问，全班五十余位同学都昂首而坐，巍然不动。这种抗敌精神，这种民族气概，不愧为江阴“忠义之邦”的儿女，我至今仍引以为傲。

1942年曹鹏17岁

　　那时我是地下工作的核心成员之一。1944年，我告别家乡，在地下交通员带领下，冒着危险秘密通过敌伪封锁线去游击根据地参加新四军。此举得到我母亲的支持，她希望我能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我原名叫曹灿蕰，1944年2月，在我秘密到达苏北游击根据地的第一天，行李还没放下，即拿到一张表格，并被特别告知，要立即更改姓名。因为当时有敌特、汉奸混入了我们部队，活动很嚣张。为了安全，容不得思考，我立即改名为“曹鹏”，这预示着我的人生将走向“鹏程万里”的一个新起点。

　　开始我们是在新四军江南办事处，跟随游击队在江浙一带活动，我在政工队负责宣传工作。我们都是晚上行军，每天换一个地方。我们的武器装备很差，三十几杆枪，子弹很稀缺，大概每支枪也就十余发子弹，更不可能有通讯设备，但是，我们能发现敌人、能声东击西，依靠的是非常密切的党群关系，非常拥护我们的老百姓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持。在游击队的战斗中，经常碰到各种危险，但是这也大大磨练了我的意志。

　　我的一生是在风雨斗争中成长的，这也让我深刻明白：只有国家强大，个人才有前途，民族才有希望，因此在我有生之年一定会全力以赴参与国家建设。

1944年曹鹏19岁

　　胡凌虹：您是如何走上音乐道路的？后来为何专注于指挥？

　　曹鹏：我的人生经历是跟国家命运连在一起的。我的音乐成长也跟革命连在一起，跟斗争连在一起。那时日本人侵略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烟，麻痹中国人。我9岁在江阴辅延小学念三年级时，江阴县举办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县“抗日禁烟运动”“禁烟歌”音乐比赛。那时音乐课考试我总是100分，已显示出音乐方面的天赋。我是全校推荐的唯一一名去参加比赛的选手。为了比赛，每天放学后音乐老师为我补习乐理，教我学五线谱、弹奏风琴。最后我不负所望获得了全县第一名。当年我们辅延小学已有一支小型管乐团，老师给我一支长笛。想不到，这支似玩具般的长笛竟跟随了我一生，而且在我考莫斯科音乐学院交响指挥系的课目中，有一项要求是必须会演奏交响乐团中的某一项乐器，我用长笛演奏了中、外名曲各一首。江阴辅延小学可谓我的音乐启蒙圣地。

　　在升入江阴省南菁中学时，我有幸又遇到一位音乐全才的老师——胡森林先生，他也是一位抗日爱国人士。他是江南一带的名师，会作曲，会弹钢琴，会奏小提琴、奏二胡，声乐上也很有修养。胡老师又对我倍加培育，在全校学生中仅我一人能享有钢琴房的钥匙。南菁中学的经历为我打下了良好的音乐基础。

　　1944年2月，我在地下党的交通员带领下，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渡江，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参加了游击队。1945年，蒋介石撕毀《双十协定》，进攻解放区，我们被迫北撤，游击队领导人林路同志给我写了一个条子：“曹鹏同志很有音乐天赋，希各级领导注意培养”。这纸证明，庇护着我一路前行。我先入山东临沂华中建设大学，后又继续北撤，进入了山东大学音乐系学习音乐指挥，当时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秘密从敌占区来到解放区。我们音乐系的主任是指挥家、作曲家章枚同志，他在上海时师从当时上海工部局乐团指挥梅•巴契。

　　当时全团要选拔一个人学指挥，因为我分数最高，就成为了培养对象，章枚先生亲自指导我。章枚先生是军级干部，有一次他要去军部参加紧急会议，恰巧那天要演出，就临时通知我上台。台下有几千个官兵及老百姓观看，我很忐忑。章枚先生鼓励我说，你能行。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台，全身发抖，连手也一直在抖。我努力克服内心的紧张，最终顺利完成任务。那时陈毅军长也经常来看我们的演出。

　　在解放区我认识了后来成为我夫人的惠玲，她是在1945年从上海秘密到解放区参加新四军的，那时她还不到15岁。我们一起在华中建设大学学习，后又一起进入山东大学艺术系。我在音乐系学习指挥，她入戏剧系学习表演。我们俩又共同进入华东军区文工团。演出《白毛女》《刘胡兰》等歌剧时，我是指挥，惠玲是扮演“喜儿”“刘胡兰”的主要演员。那时在战争条件下，一切都很艰苦，但是为了追求光明、解放全中国，我们坚定革命信念，汲取宏伟壮丽的艺术滋养，生活很丰富。1954年，她从部队转业并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本科，当时都是苏联专家任教。

　　胡凌虹：1955年，您考入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歌剧交响乐指挥系，这是您艺术人生的重要转机。这段经历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曹鹏：1949年5月26日，我们文工团随华东军区陈毅司令进驻上海，7月，我作为“军管会”一员参与接管“上钢一厂”，为发动工人促钢铁生产开展文艺活动。同年11月，我从部队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组建上海电影乐团(上海爱乐乐团前身)并任队长、指挥。1952年7月，我调至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乐团任指挥及副团长，我指挥录制了《龙须沟》《智取华山》等数十部电影音乐。

　　1954年，文化部有留学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名额，但是“交响乐指挥”仅有一个名额，而且是按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标准进行考试。我自1949年随军进入上海后，刻苦学习各种音乐基础，所以顺利地通过各项考试，于1955年进入世界顶级的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歌剧交响乐指挥系学习。

　　在莫斯科，我更有幸在指挥大师列沃•莫列兹维奇•金兹布尔克教授的班上学习。“背谱”授课是先生的教学特点之一。金兹布尔克教授要求学生必须“背谱”，而且必须要有自己的“乐谱”。曾有一位苏联同学站在教室门口恳求说：请原谅，由于本星期太忙，未能背谱，可否看谱上课？教授答：不可以！下星期背熟了再来。当年能进入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歌剧交响乐指挥系的学生，每年仅一至二名，能进入此学府，实际上已不只是在“上课”，而是展示自己指挥的才能，指挥的境界、气质，指挥扎实的基础及全面的音乐修养。

　　我第一次去上课，乐谱是从图书馆借的。老师授课时发现后对我说：“指挥要有自己的乐谱，谱子是指挥的财富”。可是因为刚到莫斯科，当时每月由苏联政府发给我们留学生的500卢布生活费，只能基本应付日常开销，买不起谱子，我只能去图书馆借。先生发现了我的难处后，在第三次上课时，竟然带来了乐谱送给我，让我非常感动。也从此时起，我感到必须购买总谱。我毕业回国时，运回两大箱乐谱，至今我家中两个书房里全是满满的乐谱，这也是受到恩师的影响。

　　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指挥系的学制为五年。前三年，校方与教授会一直密切关注、考察学生，观察其是否具备作为“指挥”的条件。具体教学时，教师结合学生的专业基础、修养、个性等因材施教。上课时，老师基本不布置作业，一切都靠学生自立。在这里每堂课犹如“考试”，要求学生有“画龙”的能力，老师再加以“点睛”而已。培养学生的“自立”能力，是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指挥系的重要特点，否则毕业后怎能领导指挥上百人的交响乐团。金兹布尔克教授对我似父亲般关怀着，不仅在课堂上给予悉心指导，课堂外也十分照顾我。外国人一般不请外人去家里用餐，但他会打电话邀我去他家里吃饭，因此我能看到他作为一个指挥是怎么为音乐会作准备，怎么整理乐谱的。他家的乐谱比学校图书馆的还要多。他曾说，即使一首乐曲已指挥过上百次，这次仍应作首次！每次都要有新的意境出现！这才是“艺术创新”。真如我国戏曲界的警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恩师渊博的知识、精深的修养、惊人的毅力，令我感动不已，受益匪浅。

　　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从一年级起开设编配乐曲的“配器”课程，一直要学到四年级，当年我都编配了大量的乐队作品。同时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附属歌剧院有一个颇具水平的专职乐团，任务是培养歌剧演员及交响乐的指挥。从一年级起，我们课堂上学习的作品，可以和该乐团实习排练，并定期举行公演。二年级后我们还能定期与莫斯科市等交响乐团合作举行音乐会。这些音乐会均由政府出资，由学校和社会的专业乐团订立合同，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五年级时学校还会从指挥系的学生中选拔够条件的学生到歌剧院兼学一整套的歌剧指挥。我有幸被选上，我的毕业音乐会，除了指挥一套交响音乐会外，还选入歌剧院成功地指挥演出了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由此提升了作为指挥的全面修养和实践能力。

　　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享誉全球，我能在如此权威的音乐学院深造六年，这是我艺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胡凌虹：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您还举办了“中国交响乐作品专场音乐会”，首次把《梁祝》、中国歌剧等推向国际舞台，其中有什么特别的幕后故事？

　　曹鹏：当身在异国他乡时，爱国之情时时扣动心扉，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能指挥一场中国交响乐作品音乐会。恩师非常支持我，安排我指挥全苏广播交响乐团，在莫斯科著名的“工会大厦圆柱大厅”演绎一整台中国作品。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海外举行“中国交响乐作品专场音乐会”。

　　1959年，《人民日报》登出《梁祝》在上海首演的消息，我立即给夫人惠玲写信，请她设法购寄一份《梁祝》的乐谱给我。演绎《梁祝》要用到“板鼓”，这是国外交响乐团中从未见过的乐器，但这也是体现中国乐曲一大特色的乐器。为此我跑遍了莫斯科各大博物馆，最终在我们学院博物馆意外获得，令我惊喜不已。馆长为我打开封存的柜子，借条也没让我写，就交给了我。

1960年曹鹏在莫斯科排练《中国交响乐作品专场音乐会》

　　1960年10月5日，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的中国交响乐作品专场音乐会上，我先是指挥演绎了贺绿汀的《晚会》及马思聪的《塞外舞曲》，接着是第一次登上囯际舞台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当时担任小提琴独奏的是国际获奖者、著名演奏家鲍•格里斯登。下半场是歌剧《草原之歌》，此歌剧由一位曾在北京中央广播合唱团做声乐指导的苏联专家翻译成俄文。九名独唱演员，一个大合唱团，一个大交响乐团，演出很成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第三天，全苏广播电台总监告知我：这场演出将向全世界广播。

　　意外的是，我夫人惠玲当时在兰州电影厂工作，那天打开了平时不太用的老式收音机，猛然听到，竟然是曹鹏在讲话。那个年代通信要半个月，且无长途电话，但是惠玲兴奋地听到了这场音乐会，如此巧合，有如神助。

　　胡凌虹：1961年，您毕业回国到上海交响乐团担任指挥。1975年,您率上海交响乐团首次走出国门，赴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演出。1990年又作为音乐总监、首席指挥，率领上海乐团130人的演出团，走出国门赴列宁格勒参加纪念柴可夫斯基诞辰150周年音乐会演出，开创了我国大型乐团赴欧洲演出的先河。在中国乐团“走出去”及文化交流方面，您有什么宝贵经验？

　　曹鹏：这些年，我带着不同的乐团，带着中国作品去过俄罗斯、英国、日本、古巴、比利时、马来西亚、捷克、法国、美国、荷兰、意大利、德国等国家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演出。我认为，让世界通过音乐了解中国，是中国指挥家应有的责任。

　　我一直讲“以质量求生存”，艺术如此，人生如此，世上万物都是如此，所有的辉煌都来自默默无闻的辛劳付出。尤其是交响乐，决定着高品质的艺术魅力，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最完美，“细节决定成败”。交响乐指挥就像矿工，需要不停地挖掘，金矿有尽，艺矿无涯。交响乐指挥就是园丁，要勤垦细作，绿化成林。我非常爱护乐队，尊重乐队，但在艺术上非常严格。我和乐团朋友们共同追求最高的艺术境界，否则对不起音乐，更对不起听众。艺术要力求完美，首先要在“精”字上下功夫，交响乐之“精”，就是“精彩、精致”，这样我们才能高水准地走出国门，赢得国外听众的尊重。

　　音乐可以跨越国界。记得2018年春节，我们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演出结束后回国，在罗马机场转机时因为等待时间长，我们的乐手拿出乐器奏起了《我的祖国》乐曲，那时我坐在轮椅上指挥大家进行了一次“快闪”。周围很多国内外朋友都眼含着泪，围了过来。这段旋律优美的“快闪”被传上网后，据说很快在国外网络平台上火了，让我很意外。这也更加说明音乐不分国界，具有强大的穿透力、感染力，直抵人心。

1992年67岁的曹鹏在指挥

　　胡凌虹：您不仅指挥交响乐，在民族音乐上也很有造诣，多次应邀去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训练和指挥民乐团的演出，还曾指挥上海民族乐团赴中国台湾，进行了一场意义非凡的联合演出。

　　曹鹏：我的单位是上海交响乐团，但我的艺术人生不局限于哪一个团队。1996年，我应上海民族乐团团长、作曲家顾冠仁先生的邀请，指挥上海民族乐团赴台湾演出。但是，我之前没指挥过民乐，因此我到书店把民乐相关的书都买来自学，熟悉各种民族乐器以及演奏的方法等。为了训练好乐团、提高演奏质量，我严格地抓音准、平衡、合作等环节，乃至修改配器、完善表现手段，从而更加完美地展现了民乐的优雅特色。

　　那次赴台演出，正处于台海局势紧张的气氛中，上海民族乐团和台北实验国乐团首次同台联合演出“两岸心、国乐情”音乐会，演出很成功。台湾的专家纷纷著文，好评如潮，其中有一位台湾民乐界的权威林谷芳先生，文风非常犀利，对于这场音乐会，他在报上写道：本以为两地的民乐团联合演出是同台比武，没有三两三、怎敢上黄山！这次上海民族乐团的演出，是“指挥好、独奏好、曲目好”。这一次成功的演出，也被誉为“四十年来两岸首次文化合作的盛事”。

　　我和夫人惠玲已十余次应邀赴台演出及举办“指挥训练班”讲学。1988年，我带领高雄市交响乐团演出，长达三个月，遍及高雄、台北、台中、台南、中坜等城市。所到之处，热情友好，胜似亲人，同胞手足之情，何谈两岸之隔！

　　二、最大的愿望是让更多的人领略交响乐之美

　　胡凌虹：在您看来，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家需要怎样的素养？

　　曹鹏：我在苏联学习了六年，得到了非常正规的训练。指挥艺术是个特殊专业，指挥要学习音乐方面全部的学科，要求初学者已具备相当扎实的音乐理论基础及全面的音乐艺术修养。否则你别企图踏进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系的门槛。

　　一位优秀的指挥要有敏锐的节奏感，敏感的听力，敏捷而清晰的艺术逻辑思维能力。只有这样，才能领导上百人的乐团。如果一位音乐家各方面的素养都很好，但就是双手不能带动乐队，不能表现音乐，就不能担当指挥这一工作。俄罗斯伟大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曾亲自指挥自创的《第五交响曲》的首演，但这部经典的传世创作，经他本人指挥首演后，自己却得出“这部作品失败了”的结论。据他自己说：我一生中最苦恼的事件之一，就是没有能力指挥好一个管弦乐团。所以指挥家手上的功夫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体现音乐内在实质的强大手段，所谓“得心应手”“心灵手巧”，都说明了“心到手到”这一相辅相成的道理。

　　指挥艺术是“形易神难、外易内难”。倘若指挥一味追求外表，追求打拍子的花哨，在演出时哗众取宠，那么他不仅阻碍了听众去鉴赏音乐，也误导了听众去理解音乐的内涵。“艺术贵在纯朴，难也在纯朴”。“凡事求心则成，求形则败，指挥艺术更是如此，只求形，不求心，乃指挥一大误区”。以上也是我自警、自律、自勉的座右铭。

　　古人云：“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此话是说：别人一次能成，则自己百倍努力为之；别人十次能成，则自己千倍努力为之。这种顽强扎实、锲而不舍的精神对指挥来说更为贴切，更为重要。指挥业务确是一件苦差事，投身于这一专业，必须力求：一是奉献，二是敬业，三是全面的艺术修养，三者合一以致完美。我虽然已经96岁了，依然谱不离手，无时无刻不在五线谱上奔忙。

　　在排练前对乐谱的案头准备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卡拉扬曾说过，他自己用了超过两年的时间准备马勒的第五交响曲后，才在柏林第一次公演。这就是音乐大师们的成功秘诀所在，更是表演艺术领域的楷模。即使是面对一部前人已有不少学说定论的经典作品，指挥者仍要对作品加以透彻分析并加入自己的深刻理解。一个指挥官倘若“胸无全局、思路不清”，怎能去带兵打仗？“吃透曲式，熟读乐谱，掌握内涵”，攻下这三大件，要付出巨大劳动。指挥最难、最繁重的是排练工作，排练是对指挥艺术功力和能力的考验。匈牙利一位指挥大师莱纳说：托斯卡尼尼(国际权威指挥)的奧妙不在于姿势如何，而在于他渊博的音乐修养和充沛的精力。

　　胡凌虹：您怎么看指挥与乐队的关系？

　　曹鹏：德国指挥家比洛有一句名言：“没有不好的乐队，只有不好的指挥”。好的指挥能够把差的乐队培养好，不好的指挥则会降低乐团的水平。一个优秀的指挥会以自已人格的力量及丰富而深厚的艺术素养，帮助乐队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发挥其在艺术上的创造性。优秀的指挥是艺术的统帅，但不是官位的权力。表现型指挥也许能欺骗听众、欺骗领导、欺骗媒体，但欺骗不了乐团演奏者或合唱队员这些指挥的对象。

　　优秀的指挥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善于体谅、善于宽容，还要善于忍让。“指挥肚中好撑船”是指挥家必须具备的修养。优秀的指挥应是伯乐，他识才、爱才，能充分发挥凝聚力，使乐队成为一个高水平的集体。指挥必须和乐队集体同呼吸、共命运，他既为集体付出劳动又从集体中受益并汲取滋养。他必须明白，一切成果都是和集体共同创造的。

　　胡凌虹：一直以来，您做了大量普及音乐的工作。您何时开始意识到振兴交响乐要从培养音乐听众做起？

　　曹鹏：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我感受到莫斯科民众的文化水平、艺术素养很高，这与当地长期的交响乐普及息息相关。莫斯科音乐家那时跟我讲，他们已经注意培养20年以后的交响乐听众了。每个礼拜六上午，在最好的音乐厅有一场普及交响音乐会，由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教授亲自讲解，而票价才一个卢布(在当时相当于人民币5角钱)。我经常去学习，听他们如何普及交响乐。教授的讲解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启发普通观众尤其是孩子对音乐的兴趣。

　　回国以后，我跟随老一代指挥家黄贻钧等的步伐，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多场普及讲座、音乐会。我认为，人们的音乐素养提高了，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我演遍了上海四十余所高校及上海全部俱乐部，上海郊区的农村、部队，并在江苏、四川、福建、安徽、山东、山西、湖南、北京、广东等全国各地传播交响乐，都引起热烈的反响。我最大的愿望是让更多的人领略到交响乐的美。古典音乐是一座挖不尽的矿藏，有道德的真谛、文明的精华、人性的光辉，人们在艺术熏陶中提升了文化素养。我认为，普及交响乐是植树、是造林、是铺路，是指挥者的天职。

　　胡凌虹：在您的指挥生涯中，不仅指挥过著名的莫斯科交响乐团、葡萄牙里斯本大都会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台北、高雄交响乐团等，同时也指挥过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团体。演出时，您不仅指挥还辅以讲解，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曹鹏：我确实指挥过很多业余的乐团，包括大学、中学、小学乃至幼儿园的小乐队。对我而言，哪里需要我，我就会去哪里。我离休后，上海市教委请我到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上海交通大学的交响乐团做指挥。后来又成立了上海学生交响乐团、上海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做音乐总监、指挥。我一边排练，一边讲解。同学们非常受益，我累点没有关系。这几个团在国内外比赛都荣获过金奖。

　　有些人认为，音乐会不需要讲解，我并不赞同。今天中国涌现出那么多的琴童，孩子们不能只是学会了技能而没有理解音乐深厚的文化内涵，这也应该是我们专业音乐工作者的责任。所以每次音乐会前，我都会花时间列出讲解提纲，琢磨用哪种讲解方式能更令普通听众接受。

　　三、音乐要为慈善和公益事业服务

　　胡凌虹：您长期担任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业余乐团的指挥，已经做了非常多的音乐普及工作，为何想到要成立上海城市交响乐团？这可谓是中国内地第一支非职业交响乐团。业余乐团对音乐事业的发展有怎样的重要作用？

　　曹鹏：在美国，几乎每座城市，每个区都有一个或几个交响乐团。我在德国演出时，德国朋友告诉我，在德国每平方公里就有一个业余乐团。在东京，非职业交响乐团有两百多个，还不包括学生乐团，我觉得很震撼。

　　我担任总监、指挥的南模中学、交通大学乐团学生们纷纷走上工作岗位后，又纷纷盼望着不离开音乐，不离开曹爷爷。每年来我家看望我时，都表示希望我能成立一个业余交响乐团，让他们有继续学习展示的舞台。他们盼望的是文化，是当今社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令我十分感动！可是要建立一个交响乐团，困难重重。经女儿曹小夏多方联络咨询，在上海文广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2005年上海市民政局批准“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以下简称“城交”)正式成立。曹小夏拿出了10万注册资金。但这只是开始，购买乐器、租用剧场、支付演出劳务费等都是很大的开销。当时没有像样的排练场地，我们只能在一家琴行赞助提供的地下室进行排练；没有经费，我的侄子送来了谱架，大型乐器都是借的，有些谱子是我自己改编的。2006年1月22日，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在上海音乐厅“星广会”首演，世界业余交响乐团联盟理事长、指挥家森下元康先生(日本)专程来为我们“城交”颁发了“世界交响乐团联盟”的证书。听完演奏后，他惊喜地表示，上海竟有如此高水平的业余乐团，令他震惊。后来，时任上海市市长韩正亲临现场聆听排练，并给予高度肯定。“城交”也得到了企业的资金扶持。团员们都非常珍惜。之后，在市教委的领导下，又成立了上海学生交响乐团、上海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都有机会学习交响乐，也因此培养了一代代的后备力量，提升着社会的文化水平。只要条件允许，我现在几乎每天都有排练，和音乐在一起，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属牛，我是“老牛勤耕乐，挥乐不知年”。

　　胡凌虹：业余乐团没有专门的资金、人力支持，非常困难。您如何把“城交”建设成一支高水准的、广受欢迎的乐团？

　　曹鹏：我一直认为“交响乐无业余”。“城交”自建团起，每周三晚上，不同国籍、年龄、职业的乐手们从四面八方赶到排练厅，我非常感谢潘寅林、张曦仑、谭国璋等上海交响乐团各声部首席都来友情支援，和业余乐手共同排练，没有任何报酬。女儿曹小夏为了帮助“城交”走上正轨，辞去了日本的工作，回上海帮我承担乐团的日常事务，充满了对音乐的热爱。我们“城交”两百多名团员齐心合力为交响艺术、为公益事业作贡献，有多少次户外是暴雨、酷暑，排练场里反而是“乐谱台”不够用，“乐谱”也不够用，人员满厅，空调也缺了冷的力度，“城交”同仁们的热情让我感动，我流泪了。“城交”对团员们来说，不仅是个展现艺术的舞台，而且还是一个精神上的家园。这里有日本朋友、荷兰朋友、美国朋友，大家在一起，除了可以用语言来交流之外，还用音乐来交流，这也让大家不仅了解了音乐，也了解了各个国家的文化。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的环境下，大家才会了解这些，让彼此之间交流的音乐、文化更广泛。我说：“我们这早就和谐了，我们是国际大家庭。交响乐是最和谐的，我们‘城交’就是最和谐的典型。”“城交”作为一个业余乐团的演出，无论是“星广会”还是“东方市民音乐会”，每场都是一票难求。我一直告诫团员们：“质量求生存”，全团人心在一起，大家都懂得“质量第一”的重要性。正如有文章称：“城交”具“专业的水平，敬业的作风，奉献的精神”。我们“城交”15年的合作，15年的艰难，15年的坚持，15年的成果，多么不易，又多么可贵！

　　胡凌虹：学生乐团的特点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指挥学生乐团有什么特别经验？

　　曹鹏：我认为，学生业余乐团的建设：第一重在“三导”，即领导、辅导、指导。领导包括主管部门、学校校长、乐团管理负责人；辅导包括小课专业辅导老师、声部专业辅导老师；指导包括艺术总监、首席指挥。不管是专业乐团还是业余乐团，尤其指挥始终是乐团的灵魂。指挥应有“三心、三才、三不”。三心：爱心，耐心，细心；三才：识才，育才，护才；三不：客席不作客，作风不迁就，质量不让步。

　　在学生乐团，指挥面对的是孩子、是学生。训练时，首先注重作风和精神，要通过耐心指导和精心排练，通过高质量的演奏，让他们从小养成优秀作风和敬业精神，这是终生受益的优良品质。考虑到各个乐团基础不一样，我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训练他们，比如这个乐团的小号声部演奏质量好，我就安排可以发挥小号优势的曲目，帮他们排练。

　　我总结过乐团指挥十个“忌”，尤其针对业余乐团。这也是我的自警、自律之戒。一忌拿学生乐团作练习工具。二忌选曲不当。选曲要选集艺术性、技术性、教育性和情趣性为一体的作品，既要选大、中、小各种类型作品，又要注重有一定内涵和技艺高度的作品，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三忌打无准备的仗。四忌边排边唱，边排边改。五忌“只抓芝麻而丢了西瓜”或“只抓西瓜而不抓芝麻”。六忌身手僵硬，要“身、心、手融为一体”，这是指挥的最高境界。七忌表现自己。八忌追名逐利。指挥是个苦差事，投身于这个专业，要力求奉献、敬业。九忌把乐队当人梯。十忌摆威风、摆架子。

　　音乐的普及和提高是相互促进的。提高是建立在普及的基础上，普及最终是为了提高社会素质。孩子们学习音乐有很多收获。有一位家长讲，孩子在家中练琴，美好的音乐让家庭也更和谐了。音乐的力量会延伸到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真是“家和万事兴”。

曹鹏与孩子们在音乐会上

　　胡凌虹：2008年，您的音乐中心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共同建立“天使知音沙龙”关爱自闭症项目。是哪种契机让您关注到自闭症患儿？是怎样的机缘让您决定用音乐对话“星星的孩子”？坚持了十多年，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曹鹏：我创建“城交”时就提出，音乐要为慈善和公益事业服务，2008年，有了更加明晰的定位，将公益作为乐团发展的重要方向。2007年，曹小夏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报告，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150个新生儿就有一个是自闭症孩子，被称为“精神癌症”。她和我商量，要为这些孩子做点什么，我很支持。她动员“城交”团员们，大家一致表示愿意做志愿者。就这样，“城交”回馈社会报恩慈善的活动启动了。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夏秀蓉副理事长的组织下，2008年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与上海曹鹏音乐中心成立了“天使知音沙龙”关爱自闭症项目。十几年来，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他们放弃休息时间，坚持每周用音乐启迪孩子的心智，最初演奏时，孩子们几乎听不进，吵闹、喊叫、奔走，对于音乐丝毫不理，面对和他们打招呼的志愿者们也毫无反应；半年以后，孩子们能够安安静静听音乐、可以主动与志愿者们打招呼交流了。我们发现他们的耳朵非常灵敏，稍微响一点的声音，都会让他们捂住自己的耳朵。音乐好听，他们开始打开耳朵听音乐了。我们通过音乐打开他们的耳朵，进而启迪他们的心灵。家长们觉得难以置信，孩子连动画片都不看，怎么可能看谱！他们手脚不协调，怎么能合拍打节奏！但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现在，我们有木琴组、舞蹈组、合唱组、管乐队，还有八个孩子先后参加了上海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与正常的孩子们一起排练演出。我专门编写适合自闭症儿童演奏的乐谱，为他们的演出曲目配器，亲自为孩子们排练，让他们通过音乐培训走出孤独，逐渐融入社会。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出访过许多国家，也带着自闭症孩子们一起走出国门，走上世界的大舞台，让家长们从绝望中看到了希望。我们认识到不仅仅是要关爱他们，重要的是要改变他们。为了增强他们的自理能力，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授予上海曹鹏音乐中心“自闭症社会实践基地”，随之我们举办了“爱•咖啡”实践基地，还开设了“爱课堂”给孩子们上文化课，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特殊教育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虽然我们师资有限，没有固定的地方，但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下来了。孩子们感受到了这里的温暖，他们在这里不但学到了文化，还学到了自信、努力。他们渴望着每一天的课程，爱着这个胜似家庭的基地。音乐和文化改变了他们。家长激动地说，这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第十二届“爱在城市音乐会”上，孩子们表演的节目让全场听众感动落泪，每一场演出都是展现孩子每一个阶段的全面发展。我们不断呼吁，需要尽快建立一所专门针对自闭症孩子的学校，希望更多人来帮助“星星的孩子”。事实证明，不是因为有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了才有希望！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以色列、日本等国的专家们，纷纷来上海参与我们的自闭症基地活动，他们都很惊叹地说：你们颠覆了我们对自闭症的看法。

曹鹏与孩子们在音乐会上

　　胡凌虹：不仅是您个人倾情投入慈善，您还带动了一家人全力投入公益事业。

　　曹鹏：是的，我们全家都在普及交响乐，做公益慈善事业。我夫人惠玲在音乐上有很深的造诣，是我们演出的质量“总监”，一开始我们请自闭症家长上台讲述自闭症的症状等，他们说：“我们普通话不行，我们也不会表演，上台怕难为情。”曹小夏请妈妈出马，帮助他们排练。惠玲老师非常认真、亲切，几次排练就让家长们有了信心。第一次上舞台，他们演出时声情并茂，说出了心里话，效果非常好。观众们都跟着他们落泪，也认识了自闭症家庭。我每次演出，惠玲都会挑个音响效果欠佳的后排角落，倾听观众的反应。回家后与我一起分析演出中的优缺点。我大女儿曹小夏自幼学习小提琴及钢琴，作为文艺兵被征入上海警备部队，复员后在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工作八年。结婚后定居日本。因为我很忙，她决定回来帮助我。她现在管理六个乐团，还有天使知音沙龙，于2018年荣获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我的小女儿夏小曹从小学小提琴，11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并进入附中后直升本科，毕业后赴美深造，后在美国佛罗里达交响乐团任首席。现在她是上海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艺术总监，小提琴教授，同时担任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首席，也是上海大学教育基金会自闭症基金的发起人之一，2020年荣获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我的外孙石渡丹尔硕士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他跟随着我们，扛起沉重的摄影摄像器材，记录着自闭症儿童的成长。他的首部纪录片《我和他们一起成长》荣获了好几个金奖。有家长告诉我们，他们最担心的是家长中如果有一位身体不行了，可能就只有全体自杀，这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2020年我们全家决定，捐赠一笔钱成立万向自闭症慈善信托，为家长们消除后顾之忧。在主持人骆新等爱心人士的支持下，意定监护组织也在申请中，我们发动志同道合的爱心人士，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为自闭症家庭做好一系列的保障。我们整个家庭都跟音乐在一起，为公益、为慈善，我们只求付出，不求回报。

　　胡凌虹：您还有哪些计划、心愿？

　　曹鹏：记得2015年，“城交”团员们排练时，正好我过生日，大家要我许个愿，我说：五年以后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我将95岁，如果我还能上指挥台，我们再举办一场纪念贝多芬的音乐会。2020年12月，这个愿望我们真的实现了。贝多芬的一生是“从斗争走向胜利、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一生。他二十多岁耳朵聋了，57岁离世。我们今天演奏贝多芬的交响曲，就是继续发扬他的奋斗的精神。正如法国伟大的音乐评论家罗曼•罗兰所说：“贝多芬用一生的痛苦，却给人们带来了永世的欢乐”。我多么希望自己在100岁的时候，还能举办贝多芬的音乐会，还能为交响乐做普及工作。

　　访后跋语

　　耳聪目明、思维敏捷、神采奕奕，采访过程中，丝毫感觉不到曹鹏老师的年龄。“上帝赐我常年在五线谱上耕耘：身动、脑动、心动，此乃吾康寿之道”，曹鹏老师笑着“揭秘”道。而让他经常春风满面的“幸福之源”是：和音乐在一起，和青年人在一起，和家人在一起。

　　曹鹏老师家中布置并不豪华，但特别温馨。逢年过节，他家总是热闹非凡。“一般大家都会说儿孙满堂，而我是儿孙满‘厅’，儿孙满‘场’！”曹鹏老师笑着说道。他教过太多的学生，不仅有大学里的高材生，还有中学生、小学生甚至自闭症儿童、监狱劳改犯等。他希望让更多人走进交响音乐的瑰丽世界。因此，他手中的指挥棒，被认为是最“大材小用”的。

　　与此同时，曹鹏老师手中的指挥棒又是“举轻若重”的。他的“严”出了名，对于失误“零容忍”，对于艺术有着近乎苛刻的标准和追求。在他看来，艺无止境，每个细节都决定着上百人的团队是否能完美合作，决定着高品质的艺术魅力和内涵的传达。正如指挥家黄贻钧所言：“一棍子下去千斤重。”这“千斤之重”乃重在学问、重在修养。

　　曹鹏老师的指挥棒也是一根魔法棒。自闭症儿童有学习、交流障碍，但在“天使知音沙龙”里，他们获得了惊人的成长。他们在舞台上自信地演出，有时孩子们会突然抱抱、亲亲曹爷爷，说着“我爱你，我爱你！”这一幕幕令人感动不已。曹鹏老师并不特意记着自己的生日，但大家都记挂着他，贺寿的祝福一波又一波。在众多的礼物中，他特别展示了一位自闭症孩子为他写的“寿”字，讲述了这些孩子在微信群里讨论怎么给他过生日。“星星的孩子”的成长是最让他欣慰的礼物。

　　著名音乐家、教育家贺绿汀先生曾写到：提高民众艺术素质是一项艰巨而宏伟的工程，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会看清曹鹏这种努力的真正意义，也才会理解曹鹏这种长期不懈的努力本身的真正价值。这不仅是一种纯粹的艺术的力量，还是一种纯粹的人格的力量，只有具有神圣的使命感的人才会具有这样巨大的人格力量。曹鹏老师也深知交响乐普及道路的漫长，他常说：“趁我干得动，你们尽管用！”“莫道吾今96，挥音播乐身未朽，惟求淡朴献真爱，俯首甘为交响牛”是他的艺术感悟，也是他的人生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