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扬简介：当代著名曲艺活动家、曲艺方志学家、曲艺理论评论家。1929年生于河北威县，中国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曾任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秘书，中国曲艺研究会秘书主任兼创作编辑室主任，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兼编辑部主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分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兼任中国说唱文艺学会名誉会长、“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顾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罗扬长期从事曲艺管理、理论评论、编辑出版等工作，推动创立“中国曲艺节”“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等重大活动品牌，主持编纂《说说唱唱》《曲艺》杂志和《中国曲艺志》，主要著作有《新曲艺文稿》《曲艺创新录》《曲艺耕耘录》等，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

罗扬《曲艺春秋》专题片导视(来源：“中国文艺网”微信公号)

一、光辉岁月，来之不易

张小卫：罗老，受《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委托，有幸当面向您请教一些有关曲协工作和曲艺事业的实践与理论问题。感谢您在93岁高龄的时候接受专访，首先祝您老身体健康、幸福长寿。从1951年算起到2022年，您从事曲艺工作已经七十多年了，可以说，您是新中国曲艺事业的见证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想请您谈谈您是怎样与曲艺结下不解之缘的？

罗扬：我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在民族危难、战火纷飞的年代，只断断续续地上过小学；也曾做过上中学、上大学的梦，但那只是梦想而已。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培养下，我在思想政治和文学艺术等方面才逐步有所提高和进步，学会做点工作。我1945年参加革命，开始是做小学教师和群众工作，业余爱好文学，对曲艺了解甚少。我与曲艺结缘，是在1951年调到中国曲协之后，随着学习和工作实践，才逐步加深了对曲艺的了解，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我国曲艺的确历史悠久、丰富多彩又别具特色，是广大人民群众需要和欢迎的艺术，各民族各地区都有曲艺流行，品种很多，曲种有近500个，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我了解了新中国曲艺走过的路，认识到曲艺是党的文艺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做好曲艺工作的重要意义，从而提高了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坚定了前进的决心和信心，这一工作就是71年。七十多年来，我国曲艺事业能够取得划时代的重大发展和辉煌成就，与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中国曲协的创建和发展，同样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曲艺界和有关各界以及协会同志、干部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尽心尽力做了点具体工作，已经做到的与应当做到的之间还有不少差距，说不上有多少可称道的成绩。同志们热情地给予赞许，党和政府以及方方面面给予奖励和荣誉，是对我的深情厚爱和极大鼓舞。我深受感动，也感到不安。

1996年，中国曲艺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我退居二线，不再主持协会工作，2003年办理了离休手续，但还继续主持《中国曲艺志》的后期编纂工作，写点文章和回忆录，参加曲艺界、文艺界以及有关方面的一些活动。每当回顾过去工作的时候，常常感到工作中还有不少欠缺和遗憾，总想有所弥补，然而岁月不饶人，今年我已九十有三，更感到时光的紧迫和珍贵，现在是写不动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写点短小的东西。我愿向大家保证，在今后的日子里，一定继续遵照党的教导，活到老、学到老，永不忘初心，甘当孺子牛，心系中国梦，追随同志们，一起再努力。

1951秋，初到北京的罗扬

张小卫：您作为协会的老领导，亲历了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创建与发展，请您简要回忆一下协会的发展史。

罗扬：中国曲艺家协会自1949年7月成立以来，名称上先后经历了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中国曲艺研究会、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和中国曲艺家协会四个时期，虽然名称有变化，但性质和任务是一致的，都是党领导下的各民族曲艺家和曲艺工作者组成的人民团体，都是要遵循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繁荣和发展曲艺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7月22日，出席全国文代会的曲艺方面的代表和文学、戏曲、音乐、民间文艺等方面热爱曲艺的代表——比如丁玲、田汉、何迟、阿英、周扬、周信芳、连阔如、梅兰芳等都是各个方面非常有名的大家——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成立的地点就在今天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大家在文代会上听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讲话、周恩来同志的政治报告和朱德总司令的祝辞，很受鼓舞，纷纷表示一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为建设新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并迅速开展了各项工作，任务十分明确，就是要在曲艺界进行改人、改制和改艺工作。

1953年9月，中国曲艺研究会成立纪念合影

1958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接见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举行，期间，协会改建为中国曲艺研究会；1958年8月，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改建为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不幸的是，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协会被迫解散。粉碎“四人帮”以后，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协会于1978年恢复工作。1979年10月，在四次文代会期间，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大会决定，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正式更名为“中国曲艺家协会”，曲艺工作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回顾过去可以看到，协会在工作中作出很大的努力，成绩是显著的。这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广大会员和曲艺工作者团结奋斗和各方面的支持。许多同志为协会的创建、发展和社会主义曲艺事业的繁荣尽心竭力，作出了宝贵贡献，有些老同志和老朋友都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进。

1978 年，中国曲协恢复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 组长陶钝、副组长罗扬向林默涵汇报工作

张小卫：我们曲艺界有很多良师益友，协会的工作得到过很多作家、艺术家的支持和帮助。比如老舍先生，他对曲艺艺术抱有极大的热情，您与他一起共事过很长时间，能否谈谈您眼中的老舍先生？

罗扬：老舍先生是杰出的文学家、人民艺术家，在曲艺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广大曲艺工作者敬爱的良师益友。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保持着与曲艺界的联系，关注着曲艺的改革和发展。抗战爆发后，他竟一度停下自己擅长的小说创作，写起了曲艺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他满腔热情倡导新曲艺，他写的作品很受艺人欢迎，在他的指导下，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在创演新相声、整理传统相声和改进舞台作风方面取得了成绩。他同李伯钊、赵树理、王亚平共同主编《说说唱唱》，经常把他个人的编辑费拿出来，请大家在萃华楼吃饭。他十分重视传统曲艺的收集整理，曾经热情赞扬王少堂讲说的扬州评话《武松》是一部既有英雄又有凡人的史诗。老舍先生还热心培养曲艺人才，他多次去20世纪50年代创办的北京市业余艺术学校授课，北京市盲艺人训练班也曾得到他的关怀和帮助。1957年《曲艺》杂志创刊，他深表赞同并为杂志专门写了题为《祝贺》的文章。他是名气很大的作家，但是为人很热情、很谦虚，回忆他与曲艺界的亲密关系以及他对曲艺事业的贡献，我很感谢他。

张小卫：2022年是王尊三同志诞辰130周年。他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曲艺研究会主席，也是您的老领导，您怎么评价他的一生？

罗扬：王尊三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是很有名的西河大鼓艺人，有很重的家国情怀，他编演的《保卫大武汉》成为传唱一时的名作，人送绰号“大武汉”。1951年我到北京报到后，他非常高兴，他原在原文化部工作，后转到协会主持工作，加上我，都是专职干部。他向我介绍了协会的情况，希望逐步熟悉，大胆工作。他介绍了他的经历，说自己没读过多少书，理论、文化都很不够，也缺乏组织经验，需要边做边学，希望我能多帮助，多提醒，不要客气。他的朴实、谦虚、热情、诚恳溢于言表，第一次见面就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没什么距离。

当时的工作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协会会址在北京朝阳门内大街吉兆胡同31号，只有四间北房，其中一间是王尊三同志的办公室，他家住在前门外鲜鱼口，有时也住这里。因为没有职工宿舍，王尊三同志便把他的办公室让给我住。王尊三同志有很强的责任心、事业心，他患有糖尿病，身体比较虚弱，但还是每天上午坚持从鲜鱼口赶到吉兆胡同上班。我除了与他一起研究工作，再就是负责起草文件、接待来访、答复来信，与有关单位联系等工作。下午的时候，他回家办公，创作新鼓词、整理传统鼓词，我在协会值班。业余时间，我也常到他家里坐坐，他老伴是位农村妇女，很朴素，对我很热情。

王尊三是著名的说书艺人。抗战爆发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编演新书新词，宣传抗日，成绩卓著，受到边区政府表彰。1949年7月，周扬同志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解放区的文艺运动》的报告中，把王尊三和陕北说书艺术家韩起祥同志作为曲艺方面最优秀的代表，称赞他们是“说书的能手”。他擅长演唱，也有很强的创作才能。他常给我讲曲艺的艺术规律和特点，怎样写才符合演唱要求，便于发挥演员的创造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听众、感动听众，这对我帮助很大。他创作整理的作品也都征求我的意见，真心实意要我把觉得不妥的地方指出来，我们共同编写过几篇唱词。我们之间无话不谈，既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又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位好朋友。他一生都很不容易，我很怀念他。

二、盛世修志，补齐短板

张小卫：相对于曲艺表演实践，曲艺理论评论工作长期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您在任时是如何弥补这个薄弱环节的？

罗扬：曲艺艺术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没有专业的理论研究机构和学术出版机构的，所以理论评论工作一直是曲艺工作的薄弱环节。中国曲协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史论研究和评论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果，先后出版了《曲艺研究丛书》《中国说书史》《中国说唱艺术简史》《中国曲艺史》《当代中国曲艺》《中国曲艺通论》《中国相声史》《西河大鼓史》《苏州评弹史》《河南曲艺史》《山东曲艺史》《评书艺术论》《山东快书艺术论》《二人转史论》《曲艺论丛》《曲艺特征论》《曲艺音乐改革纵横谈》和一系列名家传记等著作。曲艺编辑出版工作者克服困难，《说说唱唱》月刊、《曲艺》杂志先后创刊，填补了空白；像中国曲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都编辑出版了许多曲艺方面的著作；更可喜的是，原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有关文艺家协会共同作出决定，编纂《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全书共十部，这里面涉及曲艺方面的就有两部，分别是《中国曲艺志》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其中《中国曲艺志》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由政府主持编纂、全面反映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曲艺历史和现状的曲艺专业志书，全书29卷，共约2000万字。

《中国曲艺志》全书

张小卫：您提到《中国曲艺志》。盛世修志，前无古人。《中国曲艺志》是当前曲艺界研究人员最众、学术成果最为集中、影响最广的重要曲艺志书，是中国曲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皇皇巨著。您作为主编，一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想听听您的编撰体会。

罗扬：在我的编辑生涯中一项历时很长也很艰苦的工作，就是主编《中国曲艺志》。1986年春天，全国艺术规划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由原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曲艺家协会共同主持编纂《中国曲艺志》，由我担任主编。这在漫长的中国曲艺历史上是一项创举，可以说前无古人。因为曲艺在旧社会长期被统治者所鄙视，为曲艺修志，更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才有可能编纂《中国曲艺志》。编这部志书的目的就是要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述中国曲艺的历史和现状，记述新中国曲艺改革的成就和曲艺史、论的研究成果，对于繁荣发展曲艺艺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尽可能做到内容丰富、资料详实、特色鲜明，我们先后于1986年8月在兰州召开了全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会议，1987年11月在长沙召开了《中国曲艺志》全国编纂工作会议。接着，又应地方志书编辑部的要求，先后在河南鸡公山和甘肃敦煌举办了讲习班。大家反映，上述措施对于提高编辑人员的思想业务水平，全面细致地开展志书编纂工作，很有意义。当时也面临很多困难：一是缺乏资料，曲艺资料都是活在艺人的脑子里和口头上的，曲艺史论著作更属凤毛麟角；二是缺少专业研究人员和编辑人员，地方志书编辑部都是由和曲艺有关的文化部门中抽调出来的同志和聘请的离退休老同志组成的，他们事业心很强，也有很大的热情，但对曲艺缺乏深入了解和研究。所幸大家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经过艰苦努力，整个编纂工作历时22年，终于全部完成。大家尽了自己的心力，弥补了曲艺无志的历史空白，我们也从中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受到了切实锻炼。

1988年8月，《中国曲艺志》编纂工作会议出席人员在河南鸡公山颐庐楼前合影

三、改革创新，坚守正道

张小卫：2022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讲话》精辟论述了创造革命的新文艺与继承、借鉴优秀文学艺术遗产，吸收中外文学艺术中有益成果的关系。继承与创新问题可以说贯穿新中国曲艺艺术发展的始终，您怎么看待这两个问题？

罗扬：新中国成立以来，曲艺事业的成绩主要体现在继承与创新上，又以创新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按照《讲话》的精神，那时候倡导“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这是时代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曲艺艺术灵活简便、形式多样，便于快速反映现实，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艰苦历程、新中国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涌现出的英雄模范都成为当时创作和演唱的重点。曲艺作品无论主题题材还是风格样式都越来越多样化，质量也很高，比如相声《一贯害人道》《买猴儿》《女队长》《昨天》《假大空》《开会迷》《婚姻与迷信》《夜行记》《帽子工厂》《如此照相》，评书《烈火金钢》《登记》《三件棉袄》《灵泉洞》《一锅饭》《红军强渡大渡河》《艺海群英》，鼓词唱词《珠峰红旗》《渔夫恨》《石不烂赶车》《董存瑞》《飞夺泸定桥》《三勇士推船过江》《光荣的航行》《韩英见娘》《血溅山神庙》《悲壮的婚礼》《月夜荡泥船》《莲花魂》，苏州评弹《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九龙口》《王孝和》《海上英雄》《真情假意》《新琵琶行》《血桃花》《饮马乌江河》《蝶恋花·答李淑一》《孟丽君》《白衣血冤》《新木兰辞》，山东快书《三只鸡》《一车高粱米》《师长帮厨》《长空激战》《武功山》《贺龙赴宴》，快板书《抗洪凯歌》《劫刑车》，扬州评话《广陵禁烟记》《挺进苏北》，陕北说书《翻身记》，四川清音《布谷鸟儿咕咕叫》，粤曲《潇湘夜雨》，单弦《四支枪》，好来宝《富饶的查干湖》，白族大本曲《画眉展翅》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点就是生活气息浓郁、时代色彩鲜明、语言风格生动，从表演、唱腔到舞美，都在继承曲艺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了姊妹艺术，不断进行丰富、提高、创新和发展，一些新的曲种和新的艺术流派也涌现出来。

与此同时，中国曲协也充分认识到改革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主办的艺术活动和学术活动中，都注意引导和鼓励曲艺工作者勇于改革、大胆创新。像创新中出现的新事物，比如相声方面出现的系列相声、相声TV等形式，评书方面出现的对口评书等形式，协会都引导大家认真总结经验，认为无论其成功与否，都会对曲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对于一些艺术属性有争议的艺术形式，如四川谐剧、东北二人转、故事等，只要它具有说唱艺术的特点，就积极支持其发展；对风行一时的小品，则因势利导，并从艺术特性上给予关注，在一揽子小品中区分出短剧式的戏剧小品与建立在化装相声、独脚戏等曲种基础上的说唱式的曲艺小品，以促进曲艺小品的形成和发展。实践证明，采取上述做法，对于曲艺的改革、创新、发展和繁荣，是有利的。

张小卫：中国曲协的会议室至今仍然悬挂着陈云同志为曲艺界的题词“出人、出书、走正路”，这句话也被许多曲艺人奉为一生的座右铭。在今天看来，这句话仍然一点都不过时，请您谈谈当年这句话的来历以及您对这句话的理解。

罗扬：陈云是上海青浦人，从小就对评弹艺术情有独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时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整个曲艺界冲破了“左”的精神枷锁，创作日趋繁荣，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可喜局面。但同时也有一些人受到“一切向钱看”错误思潮的影响，演出了一些思想错误、内容低俗的节目，产生了不好的影响。陈云同志觉察到了这种情况，他在1981年4月与时任上海评弹团团长的吴宗锡交谈时，明确提出了要“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要以正派的艺术，打掉艺术上的歪风邪气。在这次谈话中，他还就创作改编新书问题、评弹要就青年和提高青年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谈话引起了文艺界的极大重视，大家认为“出人、出书、走正路”这七个字，是对党的文艺方针、任务的高度概括，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陈云同志后来又先后给中国曲协浙江、江苏、上海等地的分会写信，请他们注意培养青年演员，并提出要加强管理和评论工作。

1984年春节，陈云同志在家中与曲艺界同志合影,右起：袁阔成、赵玉明、骆玉笙、高元钧、陈云、邓力群、马增蕙、罗扬、陶钝、侯宝林、刘兰芳

1984年春节，对于曲艺界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我和陶钝、侯宝林、高元钧、骆玉笙、袁阔成、刘兰芳、赵玉明、马增蕙等应邀来到中南海陈云同志住处。陈云同志很亲切，他勉励大家坚持“出人、出书、走正路”。他说：“出人，就是要热心积极培养年轻优秀的创作人员和演员，使他们尽快跟上甚至超越老的。出书，就是要一手整理传统的书目，一手编写反映新时代、新社会、新事物的书目，特别是要多写多编新书。走正路，就是要在书目和表演上，既讲娱乐性，又讲思想性，不搞低级趣味和歪门邪道。”陈云同志谈到这几年文艺界的情况时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包括曲艺界，成绩是主要的，但也的确出现一部分坏作品、坏节目，或有严重缺点的作品、节目，对社会、对青年起了不好的作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需要有关部门制订和完善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搞出一些条条来；同时，更需要在文艺界内部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强调说：“批评也罢，自我批评也罢，都是我们党解决思想性质问题的行之有效的老方法。我们在文艺界也要提倡这个方法，使它形成风气，逐渐为人们所习惯。应当相信，只要是充分说理、实事求是地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妨碍文艺的繁荣，而且是文艺繁荣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在谈话中，陈云同志还两次谈到学习问题，“建议同志们，尤其是年轻同志，平日除了看业务书外，也要抽空读点马列的理论书籍，特别是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他接着强调说，“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是最正确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有还是没有这个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工作起来都会大不一样。”听了陈云同志的话，大家都很受启发。大家提出了关于建立曲艺学校、成立曲艺研究机构等要求，陈云同志表示理解和支持。不久，原文化部就决定创办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同时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曲艺研究所，并按照陈云同志的建议，成立了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

此后，陈云同志继续关注着曲艺工作。1986年9月，他为全国曲艺优秀新曲(书)目比赛题词，继续鼓励大家坚持“出人、出书、走正路”，我们深受感动。可以说，陈云同志是曲艺界敬爱的导师、同志和朋友，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应牢记他的教导，继续前进！

四、春华秋实，默默耕耘

张小卫：中国曲艺节是您在任时创立的重大品牌活动，作为“曲艺的盛会、大众的节日”，中国曲艺节至今已经举办了整整十届，受到社会广泛好评，请您回忆一下首届中国曲艺节的举办历程。

罗扬：1987年，原文化部举办了首届中国艺术节，之后，参加艺术节的曲艺界同志感到举办艺术节有很多好处，建议中国曲艺家协会单独举办中国曲艺节，这样可以为曲艺工作者提供展示改革创新成果、相互观摩学习和加强团结合作的机会。经协会主席团研究，我们又征求了各分会和中直、部队有关单位负责人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赞成。大家建议，曲艺节最好在南北两地举行，以便于南北两地广大群众都能欣赏到喜闻乐见的节目。我们考虑到协会在人力、经费等方面条件有限，决定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大家认为，江苏是曲艺大省，天津是曲艺重镇，当地党和政府都非常重视曲艺工作，可以作为首选单位。

首届中国曲艺节的筹办工作不仅得到了两地的支持，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以及有关宣传文化部门的重视。邓小平、陈云、宋任穷、彭冲、王任重、陆定一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欣然为曲艺节题写节名或题词，李瑞环同志发来贺信。1990年10月23日，首届中国曲艺节在江苏南京开幕，当时的中国曲协主席骆玉笙满怀激动的心情宣布：“首届中国曲艺节现在开幕了！”全场掌声雷动。我代表主办单位致开幕词。大会气氛十分隆重、热烈、欢快，大家都为曲艺界有了自己的节日感到兴奋和快慰。高元钧、骆玉笙、蒋月泉等许多艺术家百感交集，骆玉笙含着眼泪说：“我过去在南京唱过大鼓，元钧同志在南京说过山东快书，再有名气也被人看作是下九流，被人瞧不起，官僚、地痞、恶霸都敢欺负你，有苦说不出啊！如今曲艺艺人不但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还有了自己的节日，怎能使人不激动啊！”曲艺节上演出的八台曲艺节目，都是近十多年来曲艺工作者创作演出的优秀节目，深受群众欢迎，在五个剧场公演三十多场，每场都是座无虚席。根据组委会安排，各演出队还分别到部队、工厂、学校、农村慰问演出。1991年5月，全国各地三十多个演出队的四百多位代表和近千位观摩人员云集天津，在天津的演出同样也是深入部队、工厂、学校、农村，观众近十万人。首届中国曲艺节上，老中青三代曲艺家集合，可以说是全国曲艺队伍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当时曲艺创新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1991年5月26日，首届中国曲艺节闭幕式后罗扬于天津人民剧场与演员合影

张小卫：曲艺艺术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您在任时也多次参与协会的对外曲艺交流工作，其中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的故事？

罗扬：在促进中外艺术和学术交流方面，协会也做了一些工作，有两件事我印象比较深。一是我代表协会接待来访的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先生。费德林对中苏两国的文学艺术都很有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的民间说书艺术了解很深。1957年春天，他把他写的一篇记述和评论陕北说书艺术家韩起祥及其说书艺术的文章带来向我征求意见。我看了觉得很好，认为是一篇有感情、有深度的好文章，就决定在《曲艺》杂志上发表。他对中苏两国的艺术交流持有很高的热情，我们交谈了很多关于中苏说唱艺术和学术研究的情况，很想在说唱艺术交流方面继续做些事情，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第二件事是我多次接待日本著名曲艺家冈本文弥先生的来访。冈本文弥曾多次率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去了北京、广州、上海、苏州等多地参观，我们互相观摩了中日两国的说唱艺术。在天津举办首届中国曲艺节期间，以冈本文弥为团长的“中国曲艺鉴赏团”专程到天津观摩了曲艺节的演出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对中国曲艺怀有崇敬之情，他曾说：“中国曲艺是我的再生父母，是我的先生！我努力学习中国曲艺30年，中国曲艺真是好极了！”曲艺节期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冈本文弥一行，王震和冈本文弥亲切交谈，冈本文弥盛赞中国曲艺艺术，一再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愿为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与文化交流继续作出努力。

1993年5月，日本曲艺家冈本文弥来华交流时赠送给罗扬的卡片及自画像。文字大意：“坚实地生活与工作，再有一年就是百岁了。中国曲艺万岁！”

五、面向未来，寄予希望

张小卫：《曲艺》杂志作为全国性的曲艺专业刊物，于1957年创刊，1979年复刊，您长期担任杂志主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2021年，《曲艺》杂志社转企改制，正式变更为有限公司，成为中国文联本轮首家完成公司制改革的报刊出版单位。您对未来的《曲艺》杂志有什么寄语和希望？

罗扬：《曲艺》杂志还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兼顾经济效益。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喜欢读，把一些好的经验、作风继承下来，发扬光大。要重视作品创作，还要重视评论工作。祝杂志越来越好！

2006年，罗扬获得“第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

张小卫：您十分重视青年曲艺人才培养问题，还提出过建立中国曲艺学院的设想。经过中国曲协几代人、数十年的努力，如今，曲艺作为一级学科即将进入《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央戏剧学院和辽宁科技大学成功申报曲艺本科专业并启动招生，几代曲艺人孜孜以求的梦想得以实现，请谈谈您对曲艺高等教育的憧憬。

罗扬：提高曲艺队伍的文化素质和艺术素质，刻不容缓。由于种种原因，曲艺界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没有进过大专院校，没有受到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和严格的专业训练。拜师学艺，基本上是学习一些专业知识和艺术表现方法，难以在文化科学知识上得到进修，进入大专院校进修的同志也是屈指可数。绝大多数同志的文化素质和艺术素质能够逐步有所提高，主要靠自学，能自学成才的，的确代不乏人；然而能够刻苦自励、坚持自学又自学得好的却不是多数。多数演员长年忙于演出，不能坚持自学；他们的所在单位在帮助他们学习、提高方面也缺乏措施。因此，曲艺界如何提高文化艺术素质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在今后全民族的文化教育空前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日益提高的新形势下，提高曲艺界整体文化素质和艺术素质的问题，如不引起曲艺界和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并逐步加以解决，曲艺与时代和人民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曲艺进入高等教育是一件大好事！我们要充分认识提高文化素质和艺术素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必须努力学习各种文化知识，钻研业务，真正成为一个学识渊博和有深湛艺术修养的人，才能很好地继承、借鉴和吸取古今中外文化中一切好的、于今天有用的东西，并使之发扬光大，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访后跋语

罗老是中国曲协的老领导，1951年即到协会工作。作为晚辈的我，是2011年考入中国曲协的，中间恰隔一甲子，算是一种缘分。

初识罗老是在2012年，中国曲协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祝贺罗扬同志从事曲艺工作60周年暨《曲艺耕耘录》出版座谈会。后来因为居住的近便，同时我又担任协会主席团秘书的关系，就常常有机会前往怹的家中探望，并顺手帮助处理一些琐事，三来四去就变得非常熟识。

怹是一位极其和蔼可亲的人，每次去拜访，都很热情地招呼我，与我拉家常，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怹的老家和我老家相隔仅100公里，所以那一口冀东南乡音总是听着特别亲切；怹是一位极其自律的人，从不愿给别人添麻烦，怹和老伴一个“90后”、一个“80后”，长期独自生活，不愿意麻烦子女照顾；怹是一位极其谦虚的人，作为新中国曲艺事业的开拓者、参与者和见证者，操劳半个多世纪，却常常说自己只是尽心尽力做了点具体工作，已经做到的与应当做到的之间还有不少差距，说不上有多少可称道的成绩；怹在协会工作时间最长，堪称中国曲协的“活化石”，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虽已鲐背之年，只要一谈起曲艺，对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事情仍能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彼时我都觉得老人家的话语很值得好好做一下影像记录，留下珍贵的口述历史。

2022年初，恰逢中国文联给罗老举办艺术成就展，借着策展的机会，我又多次到怹家中收集图片、实物展品，并协助媒体做专访，对怹老人家的了解更加全面立体，做口述历史的想法更为迫切。此时《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刚好邀我对罗老做专访，这就正好应了我的心思。访谈在怹家中进行，老人家精神矍铄、侃侃而谈，透过怹的话语，我触摸到中国曲协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感受到一种支撑事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罗老个人的从艺历史所映照和关联的，不就是一代又一代新中国曲艺人的奋斗群像吗？如今，在党的领导下，已经走过73个年头的中国曲协迎来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新时代，我想我辈所能做的，就是沿着前人的路，继续一步一个脚印坚实地走下去。

考虑到罗老的身体原因，访谈仅持续了两个小时，本来约好择日再谈，又被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原定的计划，口述历史的事情只好又搁置下来。暂且以成就展览和这篇访谈作为晚辈对怹的致敬吧，衷心祝福怹老人家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福寿绵长！

采访人：张小卫 单位：中国曲艺家协会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7期（总第82期）

责任编辑：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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