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芳简介：原名谢怀复，当代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1935年11月1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原籍湖南省益阳市。曾任中南文工团演员、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中国文联第十届荣誉委员。1959年，主演电影《青春之歌》，从此步入影坛，随后又主演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成为了谢芳的电影“青春三部曲”。此外，还主演过《山花》《李清照》《文成公主》《送你一片温柔》《总督张之洞》《九九艳阳天》《老人的故事》《刘巧儿家飞来个小洋妞》《烽火芳菲》《我们的四十年》《演员》《一切如你》《那些女人》等六十余部影视作品，以及歌剧《小二黑结婚》《货郎与小姐》《开花结果》《白毛女》《太阳初升》等。1962年当选“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2015年获第15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终身成就奖，2016年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表彰。

谢芳：青春不老激情永驻(来源：“光明日报”微信公号)

一、几易芳名，终入电影之路

童年时期，谢芳在家人的教育下，开始学习弹琴、识谱、唱歌、读中外名著。自幼开始的艺术教育、家乡的自然美景，渐渐地塑造了一个对感性和形象思维颇有追求的谢芳，这大概就是她日后走上艺术道路的内在原因。同时，谢芳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亲人的离散和民生的凋敝，在父亲的启发下，进步思想在谢芳头脑中悄然生根，并改变了自己学医救人的志愿，选择了启人心智的职业。

田园：您父亲是基督教神学院的著名教授，您却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并饰演了众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形象。您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成长，却成为一名无神论者，这不仅不矛盾，您反而取得了出色的艺术成就，这跟您的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吧？

谢芳：我的父亲谢受灵才品兼优、深通英语、善翻译写作，是基督教神学院的著名教授，先后在湖南、湖北、上海、南京和香港的神学院任教。他为人正直，思想开放，虽常年与洋人相处，却不卑不亢、自尊自重。他虽然是神学院的教授，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爱国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我常听到他和同事们谈起共产党为老百姓做的事。那时，我们住在香港，他总让我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为了迎接1949年10月1日的国庆，我父亲辞掉了香港神学院副院长的职务，带着全家回到了武汉。回到武汉后，全家机缘巧合就住在中南文工团音乐部的临时宿舍楼上，为我以后考入中南文工团并最终走上电影银幕创造了机会。

我的母亲是“一二•九”运动那年出生的，后来成为了燕京大学儿童教育心理系的学生。我上小学的时候兵荒马乱，家里请不起保姆，没有人送我上学，于是父亲只好把课本买回家由我母亲教。就这样，我从她那儿学到了很多启蒙知识，也学会了弹琴、识五线谱，还阅读了很多名著。我有一句经常说的话：世界上有两个我最喜欢的群体，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另一个是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我父亲就是典型的爱国知识分子。我还常说我家有两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一位是我二姐谢怀安，另一位就是我的父亲。我二姐能把调往北京工作的名额让给同事，自己却在医院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而我的父亲六十多岁时，仍然在每年国庆游行排练时忙到深夜。我的父亲经常给我讲李公朴、闻一多、冯玉祥的故事，也常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教我一些科学常识。我的父亲母亲养育了我，也让我在成长的过程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教导我走上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道路。

田园：您原名谢怀复，曾用名谢方，后来第一次演电影时又变成了谢芳。您的名字也是一段时代故事，烙印着时代痕迹，可以聊聊关于您名字的故事吗？

谢芳：1935年的秋天，我在武汉黄陂出生，而黄陂也是我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主演谭鑫培的籍贯地。我出生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父亲给我起名谢怀复，以表收复国土的意思。后来，我考进文工团工作，分配宿舍的时候，四人一间，女士在楼上，男士在楼下。“谢怀复”兴高采烈地来到楼上，可是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原来是分房间的工作人员以为“谢怀复”是男同志。同时，也因为这几个字比较拗口，文工团的领导建议我改名，并提了三个建议名，我抓阄抓到了一个“方”字。相比之下，“谢方”响亮多了，很快便传开来。1959年，我主演电影《青春之歌》，当时的工作人员在拟写职员表字幕时，可能是笔误，也可能是考虑到我是女性的原因，把我的名字写成了“谢芳”，自此，“谢芳”一名便随着电影铭刻在了光影中，也定格在我的人生中。

1958年在文工团的谢芳

田园：您第一次主演电影就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定不是偶然。这跟您在中南文工团的经历有联系吧？

谢芳：到文工团工作是机缘巧合，而在文工团确实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又无意中为后来的电影表演做了准备。在我们举家从香港回到武汉时，中南文工团因宿舍尚未修好，其音乐部正好暂时住在我家楼下，这为我走上艺术之路、成为一名电影演员埋下伏笔。那时，我每天都路过音乐部，经常能看到他们排练，很快我也能哼唱几句歌曲，这引起了文工团领导的注意。后来，凭借良好的艺术素养和自身条件，我顺利通过了中南文工团的考试，并在1951年的“七一”建党纪念日这天正式参加工作。

在文工团的生活朝气蓬勃，除了日常的学习、排练、演出之外，我还随文工团前往湖南道县参加“土改”运动，深入生活，汲取丰富的生活营养。我记得“土改”期间的除夕夜，我们文工团给当地老乡组织了一场隆重的文艺晚会，其中最受欢迎的节目便是歌剧《白毛女》，老乡们提灯把火、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戏，舞台周围挤满了观众。革命文艺的力量是巨大的，据说这次演出过后的一次民兵练武会上，当场破获了一个“匪特”组织。

1953年，我从音乐部被分到了歌剧团，开始了近十年的歌剧生涯，在歌剧《小二黑结婚》中第一次饰演女主角，而扮演男主角小二黑的演员张目，后来成了我的爱人。歌剧对表演者在唱功、表演、舞蹈、形体等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出演《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刘三姐》《红旗战歌》等多部大型歌剧，让我积累了不少宝贵的舞台表演经验，也为我后来成为一名电影演员做了铺垫。

二、初登银幕，成就经典形象

小说《青春之歌》广受欢迎，其中的女主角林道静给谢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在同名电影中扮演林道静，是她从来没有想过的。具有丰富舞台表演经验、能够持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谢芳，在电影处女作中能较快地入戏，顺利适应导演在现场提出的创作要求，准确把握和塑造人物角色，终于以闪耀的电影作品踏入影坛，成为“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

田园：1959年，您从武汉到北京，作为《青春之歌》的女主角林道静试镜，并最终成为这部电影的女主角。第一次演电影就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能否谈谈这期间的故事？

谢芳：1959年初，在单位组织慰问演出工作前夕，我在宿舍透过纱门看到一辆小汽车开进单位，车里走出一个人直奔办公大楼。很快便传来消息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要拍摄《青春之歌》，想邀请我为林道静这个角色试镜，后来我才知道来的那个人正是该片副导演刘春霖。《青春之歌》这部小说我是看过的，林道静这个人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将小说拍成电影或者说让我在电影中扮演林道静，我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这部电影的导演是曾经担任过中南文化局局长兼中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崔嵬，而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则是中南文工团于1953年更名后的名称，所以作为中南文工团的老领导，崔嵬导演对我是很熟悉的，于是在为《青春之歌》选角的过程中，便推荐了我去试镜。等我到了北京下了火车，见到了导演崔嵬和陈怀皑，二人的表情中似乎流露出不太满意的神情，也许是他们没想到我当时如此瘦小，而且气色也不太好。但在试镜时，大家看到银幕上那个五官端正、肤色柔润、眼睛乌黑闪亮、流露着独特气质的少女形象时，大家才开始渐渐认可。

试镜通过之后，我来到新街口的摄影棚内开始试戏，但是直到影片即将开拍，这个角色都还没有确定。因为这部电影是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影片之一，所以在请经验丰富的资深演员还是起用新人的问题上需要慎重考虑。最终，崔嵬导演独具慧眼、敢于担当，果断确定由没有电影表演经验的我出演林道静。

1959年，电影《青春之歌》试妆照

田园：电影《青春之歌》是根据著名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对经典小说进行影视化改编历来都是很有难度的，您是如何处理这个难题的呢？

谢芳：1958年出版的小说《青春之歌》，是杨沫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小说以“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学生运动为背景，通过女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故事，塑造了一系列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形象，也揭示出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整部作品结构宏伟、情节曲折复杂，包含了广阔而丰富的时代内涵，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广受人们欢迎。

接到这个表演任务后，我和之前一样，没有畏怯情绪。但这一次我并不是胸有成竹的，记得在赴北京的火车上，我又重新阅读了小说和分镜头剧本。

当时印象较深的有两点，一是当我看到小说中关于林道静这一主人公出场的描写时，我觉得这个坐在火车旅客中间、手持各种乐器、脸色苍白而又俊秀的女学生是很美的，我心想自己会有这么美吗？其次是剧本中某些特写镜头要求演员“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看到这里我有些担心了。我想，如果到时候眼泪流不下来可怎么办呢？

还有一场戏，是林道静遵照卢嘉川的嘱咐打开革命标语这一镜头的时候，导演要求我在看到标语后，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出于画面的需要(镜头的另一半要叠印卢嘉川的幻象)，这个动作需要带有浓厚的抒情性质，如果演员不经过咀嚼消化，不去寻找自然契机，动作就会做不出来，或者做起来比较生硬。

在电影表演中，有的戏份虽然没有台词，但实际上存在着丰富的潜台词，我们演员需要把潜台词找准确，使之形于色。而对于有台词的镜头，则必须把它字里行间的真实含义挖掘透、表达清楚。作为一个演员，要善于发现剧中可供自己在表演上引申发挥的地方，并进行细心揣摩，对剧本上并未提示、或不可能提示的东西，要充分理解并对其加以充实和深化，从而使剧本由于演员的深刻理解和演绎而增添光彩，我想这大约就是演员的再创造了。

我有幸和赵丹、张伐等前辈相识交谈。谈到表演的自如程度时，赵丹说：“演戏要做到让观众好像从钥匙缝里看你一样。”谈到挖掘人物的思想过程时，张伐说：“演戏就是要切碎，切碎，再切碎！”这些艺术上的箴言妙语，使我受益匪浅。把经典著作改编成电影确实是艰巨的工作，对于第一次拍电影、而且还是女主角的我来说是如此，对于第一次当导演的崔嵬来说也是如此。但崔嵬在艺术构思和创作上十分严谨、细致，对原著小说有着深刻的理解，最终通过成熟的视听语言创作了这部经典影片。这部电影集合了当时电影界一批年富力强的创作者，陈怀皑在关于电影表演技术和尝试等方面给了我很多指导，其他还有摄影师聂晶、作曲瞿希贤、指挥家李德伦、剪辑傅正义等，正是剧组全体同仁的一致努力，才留下了这部《青春之歌》。

1959年，在电影《青春之歌》中饰演林道静

田园：拍电影和之前的舞台表演有很大差别，会辛苦很多吧？听说您有一些难忘的拍摄故事。

谢芳：第一次拍电影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电影创作的辛苦。林道静跳海的戏是在青岛拍摄的，为了达到拍摄效果，需要在有一定深度的海水里完成拍摄。拍摄这组镜头时，我在海水里泡了好几个小时，以致于拍摄完成后，我突然感到两腿无力，一下子跌倒在地上。为了日出日落景色或其他原因，经常要抢时间拍摄，演员需要在忙乱中排除一切干扰，始终把思想和情感高度集中在角色上，这是对电影演员最基本的要求。尤其是当剧组所有人都在等自己现场表演哭戏时，演员会在表演的挑战之外承担着一定的精神压力。

我记得有一场戏，是林道静和余永泽决裂后，林道静独自站在窗前由呆立凝视到黯然泪下的镜头，为了帮助和等待我酝酿情绪，在开拍前，导演崔嵬指示现场灯光全部打开，一切工作就位，当时摄影棚内安静极了。我极力克服着“怕耽误大家的时间”“怕万一流不出眼泪”等各种顾虑和杂念，努力使自己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起来，积极迅速地做情绪借鉴。我假想自己的爱人走了，并且永远不会再理自己……想着想着，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导演见机行事，轻声发出开拍的号令，拍下了凝结着剧组全体人员付出的宝贵镜头。

田园：电影《青春之歌》上映后引起了巨大轰动，作为主演的您也成了大明星，这让您感受到了什么变化吗？对您心态上有什么影响？

谢芳：当时，我没有想过拍电影应该享受什么待遇，也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等待我，我只觉得离开单位太久了，急于回到工作岗位上。电影上映后的反响，是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的。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电影《青春之歌》上映，很多观众通宵达旦排长队买票，甚至有的影院24小时放映这部电影。我记得我的老搭档刘平(武汉歌剧院主要演员之一)看完这部电影后，在院子里用湖北话大声嚷嚷道：“看到谢芳了，嗬，好漂亮的特写镜头啊！”过了些时候，又听说影片在日本上映时引起轰动……当时的我对于这一切并不关心，觉得这只不过是我所完成的一次临时任务，我的希望仍是多演几部歌剧。所以，回到武汉后，我又先后参加了歌剧《刘三姐》《太阳初升》和《白毛女》的排练和演出。

1961年的“七一”建党纪念日，周恩来总理同原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座谈会上，周总理再次慎重地提起评选中国电影界自己的明星一事。很快，我凭借《青春之歌》，成为22位“新中国人民演员”之一，后来被人们称为“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一夜之间，各地影院都挂出了赵丹、白杨、秦怡(点击查看《中国文艺评论》名家专访)、田华、王晓棠(点击查看《中国文艺评论》名家专访)，还有我……一共22位电影演员的大幅照片。但在当时，既没有对每个演员的正式通知，也没有什么奖杯、奖状，过了好久之后，我才得知自己入选的消息。

田园：《青春之歌》是您从歌剧舞台走向电影银幕的开始，但听您说这部银幕首秀还有很多缺点，这是您的谦虚吧？

谢芳：当时的我年龄还小，生活经历也不足，所以在林道静入党成为革命者之后的一些戏中，在掌握人物的精神、气质方面还是有明显欠缺的。但对于这一点，导演和摄影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比如影片结尾那个撒传单的镜头就是后来加上去的，这个镜头是在北京豁口外皇城根拍摄的。拍摄时，摄影师让我背身站在一张方桌上，待机器开动后，我猛然转身将手中的传单撒向天空，由于镜头角度稍仰，加之配上一阵鼓声，英气油然而生。

同样是由于多年的舞台表演实践，我更多习惯于依靠肢体动作，以及舞台上的位置调度来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如今一旦把我的手脚捆住，有些需要传达强烈情感的地方，尤其是近景、特写时，我就只会用瞪眼、再瞪眼、瞪大眼的办法来表现，显然缺少那种来自现实生活的，更为接近人之常情、人之常态，足以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典型动作。同时，由于年轻，在表演对敌斗争时，只知一味地拔高语调，而忽略了情绪发展变化的层次。总之，我自认不是无瑕之玉，而只是一块虽能闪光，却未经雕琢、仍有斑痕可察之石。所以，对于演员来说，创作之前的深入生活采风是非常重要的。

三、拒绝雷同，以才华展示实力

在后续主演的电影《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中，谢芳努力抛开“林道静”的影响，成功塑造了风格迥异的角色形象，以超群的才华展示自己作为实力派演员的水平。

田园：谢铁骊导演将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搬上了银幕，这就是您主演的第二部电影《早春二月》。听说您为这部电影做了很多细致的筹备工作，可以谈谈您与这部电影结缘的故事吗？

谢芳：1962年的夏天，我在武汉收到了导演陈怀皑的来信。信上说谢铁骊导演准备将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成电影《早春二月》，拟让我出演女主角陶岚。接到通知后，我马上从图书馆借阅了这本小说，立即被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吸引住。小说中关于陶岚出场的那一段描写，一颦一笑均历历在目、似曾相识。

接下这个角色任务后，我来到北京住在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这时，北京电影制片厂已经从原来的新街口32号旧址搬到了位于小关北面的新建厂区。我拿到剧本后，几乎每天都要从头到尾捋一遍剧本，对每一句台词的含义、语调，对每一个镜头中的人物思想情感、动作、服装、发型都做了精细的设计。在我的创作习惯中，我常常把人物造型视为艺术创造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它不仅有利于人物塑造，同时也可以看出一个演员的美学观和艺术观，以及艺术创作上的格调、风尚和道德观念。

田园：同样是经典电影，《青春之歌》和《早春二月》的影片风格都异常鲜明，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这与崔嵬和谢铁骊两位导演有很大关系吗？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谢芳：如果说《青春之歌》拍得热情豪放，如同崔嵬的性格一般，那么《早春二月》的含蓄、典雅，则恰似谢铁骊之为人：一切均在淡淡之中，可情感却十分真挚；一切皆在随谈漫语里面，然而头脑又绝对清醒——这便是我印象中的谢铁骊。《早春二月》虽然人物较少，但是选景优美、矛盾交叠、情感微妙，运用了大量的细节刻画，凸显出隽永的诗意和浓烈的东方气质。当时经过半年左右的准备工作，《早春二月》终于开拍了，外景地选在环境温润优美的苏州，如此的诗情画意贯穿了影片的创作风格、故事情节和创作环境，每当我回忆起来，都会沉浸其中。

影片中的陶岚台词并不多，虽不轻易开口，但一说话便要把窗户纸捅破。当钱正兴问陶岚是什么主义时，她一针见血地说道：“我不会说漂亮话，我是个个人主义者。”当肖涧秋含情脉脉凝视她时，她毫无羞怯退让，而是挑衅般地问道：“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她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和学生一起打球，也敢于驳斥要与文嫂结婚的肖涧秋：“你这是同情，不是爱！”我努力理解和把握角色的塑造，通过再度创作，展现这个封建世俗礼教的叛逆者，尽可能地塑造好陶岚这个追求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具有进步民主思想的新时代女性。

1963年，在电影《早春二月》中饰演陶岚，孙道临饰肖涧秋

田园：《青春之歌》的名气太大了，电影处女作如此成功，而《早春二月》又风格迥异，听说您因此在拍摄《早春二月》时的精神压力比较大？

谢芳：电影《青春之歌》在全国上映后，绝大多数的观众和评论界对我所扮演的林道静给予了热情的肯定，正如孩提时代的作文一样，党和人民给了我过于慷慨的分数，使我至今受之有愧、感激不尽。然而，在当时也存在另外一种说法，认为一个演员仅仅拍成一部片子，也许是由于角色的性格和演员比较接近，还看不出演员真正的表演潜力，只能算得上是本色出演，如果换成另一种类型的角色也许就不能胜任了。无疑我在拍摄第二部电影《早春二月》时，这个问题便成为我精神上的主要负担。

林道静和陶岚虽同属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分子，但她们的性格、气质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沉静，一个泼辣；一个含蓄，一个外露；一个平易、羞涩，一个傲慢、豪爽。这是由于她们不同的身世地位所决定的。拿戏曲的行当来说，如果林道静是青衣的话，那么陶岚除了青衣之外，还应有花旦和刀马旦的影子，而这正是我所缺乏的。能否在表演上将她们的性格区别开来，避免出现所演角色雷同感的问题，成为当时我思考的事情，实际上在我尚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影片的导演、美工，以及化妆师们已经替我想到了。

陶岚这一人物的造型除了以时代感为主要依据外，也兼顾到了与林道静在外形上的区别。比如林道静穿旗袍多，陶岚则以短衣长裙为主；林道静是短发，陶岚则蓄长辫、发髻，等等。然而，区分人物性格的重要前提仍在剧本，在于剧本为角色提供的具有鲜明个性的语言和行为。在这点上，《早春二月》的文学本和分镜头本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小说中的陶岚不用说是写得十分成功的，而谢铁骊导演对这一人物的改编更称得上心领神会、左右逢源，简洁传神地刻画出了陶岚这一银幕形象。

田园：您在拍摄《早春二月》杀青前夕，接到了谢晋导演《舞台姐妹》的邀约。在这部20世纪60年代的优秀电影当中，有很多表演的难点，对此您一定做了很多工作吧？对于跟谢晋导演的合作，您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呢？

谢芳：《早春二月》拍摄接近尾声时，陈怀皑导演找到我，把《舞台姐妹》的电影剧本交给了我，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谢晋委托他转交，并问我是否愿意扮演其中的越剧艺人竺春花。剧本很薄，我很快就看完了，印象最深的是影片中主人公在舞台上蹬马走鞭的那些练功镜头。在这之前，也曾有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邀我担任其他角色，由于过去在单位都是服从分配，当时离单位又远，一时间我便拿不定主意了。后来经陈荒煤建议，我接受了谢晋导演的邀约。

当时，和谢晋导演一起到上海车站来接我的人中，除了制片主任丁里外，还有饰演影片中的妹妹邢月红的曹银娣。她比我高出半头，削肩、瓜子脸、宽宽的单眼皮，扮上小生或化上妆都十分好看，她原是上海越剧院的演员，因此表演电影里的戏中戏完全没有问题，演电影也颇有灵气。找我们俩主演《舞台姐妹》，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有着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都具有一定的戏曲表演底子。

谢晋导演很有才华，也很用功，他的才华尤其表现在他对于艺术的极端敏感上。他多次和人们谈到他拍《舞台姐妹》的念头，最早是从其故乡绍兴的“水中舞台”，或者说是“水乡观剧”这一民俗中萌生的。所以，我参与这部电影首先就是从在绍兴体验生活开始的。我和其他主创一起采访过袁雪芬等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学习她们的言语行坐。

拍摄《舞台姐妹》时，有一段竺春花百般哀求戏班邢师傅收留自己的戏。在这段戏中，我利用自己表演《白毛女》的经验，把喜儿的遭遇与影片角色相结合，还小声地唱着歌剧《白毛女》的唱段，渐渐地泪水模糊了双眼，恰到好处的情绪蔓延开来。但此时，现场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因此，我还要微妙地控制和蓄积着自己的情绪。终于，等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后，导演发令，马达响起，胶片转动，我在心里大喊：“师傅，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辈子忘不了你，我给你磕头”，如此加上内心戏的烘托，竺春花顿时热泪盈眶，扑倒在邢师傅的面前。《舞台姐妹》上映后，成为20世纪60年代的优秀影片之一，并以浓郁的民族气息和人生情趣在国际上赢得了荣誉。

电影《舞台姐妹》剧照

四、真字为王，以身作则启迪后辈

从1959年到1964年，谢芳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摄影机前度过的，连续主演了《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三部经典电影作品。这三部作品共同构成了谢芳的“青春三部曲”，记录了谢芳的青春光影，也培养了一名经验丰富、演技卓越的大明星谢芳。《舞台姐妹》上映的这一年，走上事业巅峰的谢芳才刚刚30岁，艺术生涯中精力与经验正处于最佳状态，家喻户晓的谢芳成为我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银幕代言人，也成为那个年代最受欢迎的电影女明星之一。

田园：您在表演艺术上经验丰富，关于演员的表演塑造方面，请您给后辈晚生谈一些可资借鉴的心得体会和指导建议吧。

谢芳：首先，要有“悟性”。一个电影演员除了要具有银幕形象所需要的外形条件、面对镜头时的真实自然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有“悟性”，一种对剧本角色的领悟能力，只有理解了才能进行表现。那么这种“悟性”是从何得来的呢？如前面我谈到过的《早春二月》，为什么有的观众比较喜欢陶岚这个人物，我想其原因也正是由于演员领悟了人物的核心所在，能够比较自觉地抓住剧本中表现人物反叛性格的地方，着力予以渲染和演绎的结果。

同时，演员的生活知识和历史知识储备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方面的积累越丰富、越广泛，对角色的领悟也就越细致、越深刻，从而为生动地表现人物提供了基础。还有就是切忌雷同，人们总是不喜欢雷同的东西，对艺术更是如此。我在阅读剧本的过程中，最怕遇见那些与其他影片或戏剧相雷同的情节、台词和表情提示。每当我看到这些似曾相识的东西，我常常要搜索枯肠，尽力去赋予它新的生命，使其与我所看到过的有所不同。

电影是视听艺术，台词只是其声音元素中的一项，因此应对台词语言有克制地运用和巧妙地运用。要对台词进行反复不断地念诵和推敲，使之尽可能地做到精炼、生动和流畅。能用一句话讲明白的绝不说两句，一般纯介绍性、说明性、缺少生命力的以及前面剧情已经交代过、观众已经清楚的台词应尽量避免；有些写得太“文”的词，在不失原意的情况下，应改得口语化一些；有些含义复杂的词，可予以删节，用表情动作进行补充、辅助；有些过长和过于拗口的台词，则需要在抓住重点的前提下，运用停顿，或是在话语连接缝隙之间加上或减去一些虚字眼，使其听起来更自然、更生活化，同时也不失其抑扬顿挫的音韵。

1981年，扮演老年李清照

田园：电影拍摄跟舞台表演有很大区别，场次时序和拍摄现场经常会有很多调整，对此，您有什么应对的诀窍吗？

谢芳：由于电影的拍摄顺序有时是跳跃的，有时甚至是颠倒的，这就要求演员在拍摄过程中时刻温习剧本，做到心中有数，就像乐队指挥十分熟悉他的乐谱一样，知道哪一乐章可以蜻蜓点水，哪一乐章必须全力以赴。但这个“谱”又不能是死的、一成不变的，因为到了拍摄现场，演员还必须按照导演和摄影师的要求，根据现场的实际条件去完成既定的任务。在这点上，随机应变是必要的，它能帮助演员很快摆脱那种常常容易出现的、由于预想和现实发生冲突而产生的别扭状态，由被动变主动。要做到这点，一方面有赖于经验，另一方面是演员应着重搞清楚角色所处的规定情景和贯串动作，只有把人物的动作线找准了，思想情感的脉络理清了，才能在任何环境中掌握主动权。

在表演的诸多元素中，“真”是可贵的，“真”字为王。因此，如何能抓住现场拍摄这一关，把演员最好的技艺状态摄入到转动着的胶片上便是摄制组全体工作人员的中心任务。在这点上，保持新鲜感又是最重要的。因为人不是机器，感情不能任意重复。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演员，在第一遍试戏时感情比较充沛，而到了正式开拍时总要差一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一般来说，我在试戏时很少动用真情，只是做些技术性的配合。但即便如此，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仍然有同一镜头连拍好几次的情况，这时就要看演员平时的准备工作是否充分了。

田园：很多人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那您认为生活对于电影演员的创作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谢芳：一般来说，剧作家所写的剧本，其主要情节和人物大都来自生活，是符合人们行为逻辑的。但作为三军“统帅”，他不可能为每个战士设想出炸毀碉堡的每一种具体做法，他笔下的每个人物，有的可能写得生动一些，有的则只能画个轮廓，给个大概模样，而其中拐弯抹角之处，特别是在一些情感上的极为细小和内在的东西，还需要演员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充实。

那么，这样做的标尺是什么？它又是来自哪里呢？毫无疑问，它来自生活。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而现实存在决定意识，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来自生活，衡量角色言行的是非标准也在于生活，在于特定环境下特定人物的思想行为逻辑。用演员自己直接或间接的生活知识对角色的台词、动作进行对照比较，找出好的部分予以渲染，尚好的部分加以润色，不合理的部分在得到导演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修改取缔，这就是演员在表演前应当做的事。

田园：您在20世纪80年代出演了《血，总是热的》《黄河之滨》等电影，但都只是台词戏份较少的配角，曾经大红大紫的女一号，对于现在的变化，您也感受到了失落，对此您是怎么调整的呢？

谢芳：1982年秋天，北影导演季文彦邀我在电影《血，总是热的》中扮演厂长罗心刚(杨在葆扮演)的夫人、某纺织公司副经理孙建芳一角。这是我从影以来第一次出演配角。初读剧本时，我发现孙建芳的戏似乎比我想象得还要少，而且人物没有纠结在戏剧矛盾中，显得可有可无。对于演惯了主要角色的我来说，看到自己所扮演角色的名字——这个代表演员本人的符号，在剧本中出现的次数是这样少，作用是这样轻，所有台词总共不到20句的时候，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甚至产生了一种可笑的恼怒情绪，我问自己：“我实在没什么可演的了吗？”

然而，当我看完整个剧本后，却被剧本的主题思想感动了，我感受到了时代的气息，感受到了工人群众的优秀品质。从剧本中我看到，他们的生活虽然远远算不上富裕，但他们都热爱劳动，急于改变祖国面貌。他们中有些人虽然遭受过挫折不幸，但只要党给他们带来光明和温暖，他们就会战胜困难、一如既往，他们的血总是热的。在这些闪耀着光辉品质的人物面前，我开始觉得我不应该过分地考虑个人在艺术声誉上的得失，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参加这样一部影片的拍摄，这将是我的光荣，同时也是我对第一次独立拍电影的季文彦导演的一种支持。

田园：2022年是您和张目老师结婚65周年，二老一直幸福甜蜜、相互扶持陪伴。您工作如此繁忙，且面对如此多的名利诱惑，您是如何处理工作和家庭关系的？前段时间，文艺界出现了一些失德违规的乱象，对此您怎么看呢？

谢芳：我和张目在文工团工作的时候，他比我大五岁，也比我出名多了，我们经常一起排练演出。当时，在参加“土改”回来全体做总结的会议上，团里准备表扬我，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主动向张目发起了“攻击”。我说：“我啊我有一个不好，说不许谈恋爱，我也没谈恋爱，只是思想上转了个弯，不应该喜欢张目。”大伙听到这话都懵了，想着这谢芳在想什么呢。经过这次表白，后来我们就开始交往了，在我22岁的时候，和张目结了婚。结婚65年来，我自始至终都认为张目是男人中最好的那一个，他唱歌好、为人好，什么都比我强，他为我的事业也牺牲很多，在我的成就里，有一半的功劳都是他的。

处理好工作和家庭的关系，确实是个难题。因为工作的原因，从1959年到1964年，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摄影机前度过的，我在儿子八个月大的时候，从北京回到武汉，一拍戏就会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回家，儿子小的时候是望着我的照片长大的。后来，有一次我领着他在北京的一家照相馆门前玩，他忽然指着里面所有的女同志的照片，说：“介(这是)妈妈！介(这是)妈妈！”

在21世纪到来前，我完成了一首为毛泽东同志《沁园春•长沙》所写的、修改了近35年的音乐曲谱，写了一部小说《不沉的湖》，还和老伴一起自费出版了一张音乐CD，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晚年的我终于闲下来了，张目会开着三轮代步车载着我遛弯。2015年，张目在给我的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我们都是八秩后的老人了，虽然说夕阳无限好，但只是近黄昏了，要多多保重身体，快快乐乐地生活这每一天，我们会相伴永远，永远。”我觉得如果你心中有所爱、有所珍惜的话，你就会有一座耀眼的灯塔，不会在前进的道路上迷茫。对于演员来说，要“为绚烂舞台而生，为真实存在而活”，崇德和尚艺是需要一生去学习的功课。

中年谢芳

田园：2016年，在第25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您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表彰，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谢芳：正如我当时在舞台上说的——“你们爱我，我更爱你们！”

田园：您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见证了新时代的伟大，参与了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2022年是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对此您有什么感触吗？

谢芳：从我初中毕业参加文艺工作，到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六十多年来，无论是在歌剧、戏剧还是电影的创作实践中，我都认真落实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创作原则，注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与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可以说，离开了人民群众，离开了火热生活，文艺就失去了创作的灵感，也就不能创作出经典的人物形象。

现在，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80后”的我，深切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我们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的深切关怀。我也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充满干劲儿。

最后，我要感谢党和国家给予我宝贵的艺术实践的机会，使我能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有所进步。同时，我也要感谢与我同行的先辈与战友们大公无私的协助！也真心希望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始终不忘《讲话》精神，认真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不懈创作，为创造人们美好的明天不懈奋斗！

访后跋语

电影历史中珍藏着无数的动人风采，其中就有《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早春二月》中的陶岚、《舞台姐妹》中的竺春花，更有成功塑造了这些经典角色的表演艺术家——谢芳。今年87岁的谢芳银发蓬松、精神矍铄，依旧会和老伴一起参加电影界的活动，每每登上舞台，那银铃般悦耳嘹亮的嗓音都会迎来观众热烈的掌声。虽然步履蹒跚，但谈起往事，她依旧思路清晰、口齿清楚，让人想起2016年谢芳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表彰时简短的获奖感言：“你们爱我，我更爱你们”，这就是谢芳心底所蓄积的真实、真诚和真情，这就是谢芳的“青春之歌”。

如今的谢芳始终停不下忙碌的脚步，她在家人的陪伴和支持下，一直活跃在电影界，参加电影公益活动、参与电影节，为青年电影人助力；走进边防哨所、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尽其所能活跃在荧屏和大银幕上，不断传承老一辈电影人的精神。看着那个美丽、知性的谢芳逐渐有了皱纹，渐渐淡出影坛，如今再见时瘦弱许多，甚至还坐上了轮椅，令我无限伤感。但再次听到她嘹亮、悦耳的声音，看到她闪亮、灵动的大眼睛时，仿佛林道静、陶岚、竺春花，以及无数经典的形象和那个青春的谢芳就在眼前、在身边。

电影是光影之梦，值得我们为此奉献一生；电影是青春之歌，把最真诚最勤奋的自己留给电影就是书写最美的青春。今年是谢芳和张目结婚65周年，也是谢芳从艺71周年。谢芳对电影和对丈夫的爱都是如此，从“车，马，邮件都慢”的时代走来，平淡而真实地书写着“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样的赤诚浪漫就是永恒的“青春之歌”。

采访人：田园 单位：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8期（总第83期）

责任编辑：王朝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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